正如蒂利所指出的，故事並非獨白，相反，它永遠發生在對話中，雖然故事試圖建立起一個因果鏈條，但是我們絕對不能低估它的修辭本性，除了借助於邏輯的力量，它還要求故事的講述者——無論它是醫生還是執政者——對人的性格與情感有透徹的了解。在講述故事的時候，講述者不是在居高臨下地宣布一個言辭鑿鑿的定論，他們在和聽眾進行對話，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仔細觀察和評估接收者的反應，試圖說服對方接受這個故事並因此激發相應的後續行動：病人從此接受醫療方案，被統治者重新確立對統治者的信心。…

人天生求理解，凡事總要問個為什麽。

小時候我們拉住父母問為什麽天是藍的、草是綠的，弟弟的蘋果比我的大？稍大一點，我們問為什麽水會結冰，恐龍會滅絕，漂亮的女人是老虎？再往後，我們問為什麽我愛你但你不愛我，為什麽安娜·卡列尼娜要自殺，魏瑪共和國會失敗，“9·11”恐怖襲擊會發生，為什麽1850年前後世界歷史發生逆轉，曾經強盛的亞洲開始衰落而落後了千年之久的歐洲開始崛起？

雖然問題的角度有千千萬，答覆的內容也有萬萬千，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按照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的觀點，當人們追問“為什麽”的時候無非指以下兩種情況：我們要麽在問“這一事件是為著什麽目的而服務的？”要麽在問“是什麽樣的事前情況造成了這一事件？”羅素說，對前者的回答屬於目的論的哲學解釋，對後者的回答屬於機制論的科學解釋。…

影片中有兩段著名的對白，是影片最後紀子即將回東京前與小姑京子和公公周吉的對話，也可以被看作是導演對這個故事的一個表態。

京子：哥哥姐姐他們該多留幾日才對。

紀子：大家都忙呀。

京子：但是也太自私了。只顧自己，（葬禮一結束）馬上就回去了。

紀子：那也是沒辦法，回去要工作。

京子：那姐姐你也有工作的。是他們太自私了。媽媽一死就要拿東西做紀念品，我想起媽就覺得傷心。外人還有感情呢，骨肉之間不該這樣的。…

由日本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導演的《東京故事》（一譯《東京物語》，一九五三），講的是發生在戰後日本一個普通家庭中的尋常故事。其實那裏面幾乎沒什麽可稱為故事的情節，但是，這部電影打動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以及世界各國的無數觀眾。二○○三年的十二月十二日，是小津安二郎一百周歲的冥誕，同時也是他逝世四十周年的忌日。因了這個契機，“小津電影”再次在世界各國引起了人們廣泛、熱切的關注。

小津的電影，內容多描述戰後急劇變化的日本社會中人們的家庭生活，藝術手法上以近似於還原生活原生態的細致白描見長，而《東京故事》堪稱其中的集大成者，以致有的大學社會學教師，會將它當作講授戰後日本城市化與家庭關系演變的歷史的視覺教材。…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美國學者帕里和洛德共同創立了比較口頭傳統研究新領域，揭示口頭史詩傳統的創造力量，確立了一套嚴密的口頭詩學的分析方法。帕里和洛德把口頭詩歌的概念運用於荷馬史詩以及其他西方古代、中世紀史詩研究中，這在方法論上具有廣泛的借鑒意義。這一方法在基本架構上利用了語文學、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以史詩的類比驗證，揭示了傳統史詩的口述性的敘事特點、獨特的詩學法則。

帕里—洛德學說主要討論的是關於口傳史詩敘事學的三個層面上的問題：口頭傳統詩歌語言；傳統的場景，即主題；還有故事模式。帕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比較感興趣和深入探討的問題，是口頭詩學的一些較低級層面的問題，如傳統的詞語、韻律學、屬性形容詞，還有史詩的一些微小的不一致問題。六十年代後，洛德開始主要研究更高一個層面的問題：那就是主題和故事模式層面上的問題。現在的新分辨派學者，則關注於更大的敘事結構，即情節結構的分析。…

２４族志學者。帕里和洛德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研究了口頭詩人，認為他們是在不借助寫的前提下傳播和創作詩歌的人。

我們應該反思這樣一個流行的觀點：口頭詩歌的創作是匿名的或集體的。洛德在《故事歌手》自序裏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荷馬是我們的故事歌手”，“南斯拉夫的阿夫多是我們時代的荷馬”。這句話充滿了濃厚的古典學的氣息，但是，把一個現代目不識丁的屠夫、巴爾干的歌手與荷馬並駕齊驅，的確需要一種膽略。阿夫多是南斯拉夫的一位歌手，一九三三年被帕裏發現，洛德在此後的二十多年裏曾對他進行了反复的訪談與調研，關於歌手的傳記和演唱篇目在過去的四十年間陸續被出版。帕里和洛德對阿夫多的研究可以成為民間藝人研究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