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曾從詞源學上意味深長地揭示出，「想像」含有「機伶」、「創造發明」之意，(28)這一詞源表明，想像按本性就是一種凸顯主觀色彩的活動。這符合美學史和文學史事實。在康德那裏，盡管想像力在美的判斷中與知性發生衝突，在崇高判斷中與理性發生衝突，但知性與理性在由淺入深的不同程度上，都深化著人的優越力量。這不是海德格爾願意看到的。海德格爾認為，康德的先驗哲學奠基於人的主觀先天性，先驗證明本身從「我之內」出發，但承擔著這一證明任務的時間卻在「我之內」被經驗到，因而時間仍提供了現成的基地，使證明得以跳到「我之外」去，(29)主體由此描述的，便是一種總已現成化了的事物的同一性與持存性。稍後興起的浪漫主義運動對人的主觀力量的張揚，受到康德想像力學說的很大影響，卻仍因根子上的身(身體)心(心靈)二元論色彩而引起海德格爾的不滿和棄置。從對想像的上述不同態度，更能看清維柯和海德格爾賦予「詩性」的不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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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詞源看，「棲居」德文為「wohnen」，含「居住、住在某處」之意，在詩歌中常用來表示「存在」(sein)的意思。所謂棲居，固然是針對近代社會日益凸顯的技術物化等弊端而發，卻並非指人在辛苦勞作之餘的心理休息，而是指渾然成一整體的人生在世，如果棲居只是人勞累之餘的棲居，那世界就仍以供人消除勞累的工具對象面目出現，人對世界的開采和征服行為就仍舊受到預設和默許，人與世界的頑固二元對立就仍未從根本上得到反思和超越。(19)而海氏哲學的基本出發點卻是主客融合。在此意義上，呈現為純粹心理活動(純精神活動)、仍暗中將心靈與身體對立起來、因而仍設置下了(不同於海德格爾的)身心二元論的「詩意」這一譯法，容易引發學理方面的不準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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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靠想像達成「詩性智慧」。想像使先民達成「各種人的完整化的意象」，詩性就來自想像⑩，它是人類與抽象推理能力相對的另一種能力。原始人缺乏推理能力，卻擁有強盛的感覺力和生動的想像力，憑肉體方面的「詩性想像」構思事物意象或觀念。詩、殊相、想像先於散文、共相、理性而興起。早期詩人(如荷馬)就以想像創造出豐富意象，奠立了人類文明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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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性」一詞在中國文學研究中開始受到垂青，就直接歸因於這種時代影響的深深刺激，「詩性」被大面積津津樂道，主要也自此時起。探討兩者之間出現這種熱烈共振的原因時，不能不看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商品經濟浪潮對文藝的巨大沖擊。文學自古被看成對抗平庸俗世人生的精神綠洲，它已被傳統眼光牢牢預設了美好的詩情畫意，經濟的迅速發展卻日漸暴露出現代人利欲、空虛的一面。當此際，海德格爾「詩意的思」的橫空著落，可謂適逢其時，它很快被文學界推舉為拯救商品經濟環境下那種異化人格的強大力量。進而，以海氏哲學為抵抗世風日下之道的這種做法，和文學研究中日漸被廣泛談論的「詩性」話題不知不覺重疊起來，研究者出現了耐人尋味的習慣性反應：只要談「詩性」，就大多是在海德格爾思想層面上談論「詩性」，典型的做法即稱審美中「人與世界一體的境界」為「詩性境界」。有的論著在科學與人文發生衝突、「人越來越物化」的現代背景下呼籲文學「用詩意對抗物化」的「詩性的力量」…

內容提要：新時期中國前十年和後二十年的文學研究，出於知識社會學動機的變易，在「詩性」一詞的使用興趣和頻率上呈現出鮮明反差。但三十年來「詩性」概念在文學研究中經常被隨意使用，卻值得注意。「詩性」概念源自維柯。中國學界關於「詩性」的大量談論，卻習慣於從海德格爾的「詩思」角度發揮。前者的認識論背景和後者的本體論背景存在著重要差異，無法簡單混淆，兩者對想像的不同態度有力說明了這一點。以文學語言為紐帶，兩種「詩性」在文學活動中才可能轉化、融合。在這一點上，雅各布遜對「詩性」的使用實踐可以成為我們繼續探討的起點。當不再將「詩性」望文生義理解為詩歌式特性或「詩意」等、避免讓「詩性」作為名詞隨意接受修飾、謹慎將「詩性」作為副詞去修飾其他概念，我們才獲得了合理使用「詩性」一詞來研究文學的現代性學術信念。

引言：一個疑點

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研究界對「詩性」(Poetic)這個詞的使用呈現出一個奇特現象：以三十年為區間，前十年的研究著作、文章中極少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