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思想史在空間上的這種靈活性也同樣適用於時間。雖然當前的大部分全球思想史家把思想全球化局限在公元1500年以後, 但也有很多史家會思考古代、中古時期是否存在思想全球化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讓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公元1500年以前的一些具有次全球影響力的世界主義進程。如何才能讓全球思想史研究遠離現代化的陷阱? 答案就是要把思想的全球化和現代化敘事之間剝離開來。 

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在《我們想讓思想史怎樣變成全球的? 》一文中, 建議把“全球”看作一種“長距離聯系”[6](P284), 他提醒我們注意古代帝國在思想觀念的傳播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們可以遙想一下，羅馬帝國時代拉丁語文學，在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傳播;…

《獨立宣言》從一個單獨的事件發展到成為一種通行全球的文體, 反映出一種國際規範的建立, 即通過發佈《獨立宣言》來建立國家主權。當下人們常常談論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相對削弱, 亦或二者之間的矛盾性, 但並非在所有歷史時期都是如此。



從《獨立宣言》的全球化過程, 我們所看到的，卻是兩者之間的交互推動性。一方面, 《獨立宣言》顯然推動了國家主權的最終確立; 而另一方面, 在民族國家建立之後, 才可能進行“國際交往”, 由此，帝國解體→民族國家建立→國際社會形成, 這樣的邏輯順理成章。





更為關鍵的是, 一種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普遍性、一種通行國際的現代傳統，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來。現代和全球不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 也不是天然存在的, 而是一步一步建構起來的, 這便是阿米蒂奇的宏大敘事。

從思想史的角度上看, 阿米蒂奇充分發揚了思想史研究“外在”思路的優勢, 他繼承了昆廷·斯金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