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互文性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般特征

 “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又譯作“本文間性”，這個術語從它誕生以來就一直是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在不同批評家的著作里被給予不同的定義、賦予不同的意義，甚至因範圍的不斷擴大、所產生的命題日益增多而被指責為大而無當的理論神話。盡管如此，人們還是樂於使用這個概念，因為它“囊括了文學作品之間互相交錯、彼此依賴的若干表現形式”①，使文學寫作中的引用(citation)、暗示(allusion)、參考(référence)、仿作(pastich)、戲擬(parodie)、剽竊(plagiat)及各種方式的照搬套用有了概括其本質和統一性的理論視角。根據法國學者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一書對互文性理論的源流、學說及其批評實踐的梳理，筆者認為索萊爾斯(Philippe…

互文性可以理解為作品之間的對話，古人、今人與來者的對話。它不是遠離人間煙火的一張強權之網或純語言七寶樓台，反之，它建基於具體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上，因此既有歷史的維度，又不乏作者個人的主體特色。大江健三郎的新作《別了！我的書》（2005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作者早年就讀於東京大學法文系，他的小說創作深受歐美文學的影響，往往有互文性的特征。但是大江在自己與外國作家、作品的對話中又保持了一種可貴的獨立性。

一…

英國小說家 D.H.勞倫斯也是一位難得一見的批評大家，他的《經典美國文學論》是美國文學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該書導論“地之靈” (The Spirit of the Place)中，勞倫斯寫道：

每一個大陸都有它自己偉大的地之靈。每一個民族都被某一個特定的地域所吸引，這就是家鄉和祖國。地球表面上不同的地點放射出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振幅，不同的化學氣體，與不同的恒星結成特殊的關系……。但是地之靈確是一個偉大的現實。尼羅河流域不僅出產谷物，還造就了埃及國土上那了不起的宗教。中國造就了一切中國人，將來也還是這樣。但舊金山的中國人遲早會不成其為中國人，因為美國是一個大熔爐，會熔化他們。

最後一句話並無侮辱之意，亦非過分之言。克雷夫科爾早在《一個美國農民來信》(1782)…

二

當我們關注作者如何引用艾略特的時候，我們還必須考慮什麼沒有被引用。沒有出現的詩行對我們討論這部小說的互文性以及背後的文化差異恐怕同樣重要。大江一方面深深為艾略特的詩作所吸引，一方面又對艾略特的某些傾向有所防範、戒懼，因此小說的互文性還體現了作者主動的選擇和復雜的意圖。緊隨前面所引的“黑暗”詩行的是艾略特作為一位基督教徒發出的肯定之聲。大江有意與表示宗教信仰的文字保持距離，小心規避了以下兩行詩。尊貴顯赫的人物都進入黑暗，但是：

 我對我的靈魂說，靜下來，讓黑暗降臨在你的身上

 這準是上帝的黑暗⑦(the darkness of…

三國到南北朝，中國大亂了四百年。那時有兵就有權，但不論何族當權，只要稍微穩定，就控制修史，並嚴防史官出格。北齊高歡父子就是顯例。也就在這期間，南北朝都形成了史館制度，把編撰現代史變成由君主監視的政府行為。雖然紙的普及，使書寫歷史更容易，而權力爭鬥造成的言論空間，也使控制私人著史更困難。

 不過隋唐統一，官方控制歷史編撰更有力了。唐太宗極重視按照他的意向重新解釋歷史，親自主編《晉書》，替他奪去帝位的政變辯護。同時通過大規模編寫《五代史》，完善了史館制度，使民間史家想撰寫現代史，尤其是當朝史，變得幾乎不可能。

 關於中國的歷史編纂傳統，它的多彩形式和矛盾過程，可參看周予同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文選》。那中間的書目解題和作者小傳，當初我的寫作意向，就是串起來看，便是普及性的中國史學小史。…

誰是中國人

 三重認同尺度：國籍、種族、文化。

 現代世界，國籍以疆域為限，卻已不以原住民為限。人口流動頻率愈來愈高，迫使眾多國家承認取得本國公民權，即為本國人，而公民權僅賦予連續在本國居住滿若干年者，有的還與資產掛鉤，所謂投資移民，還有承認雙重國籍者。…

（閱讀上一篇請點擊此）人不再能夠直接地面對實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對面地直觀實在了。人的符號活動能力(symbolic activity)進展多少，物理實在似乎也就相應地退卻多少。在某種意義上說，人是不斷地與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應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圍在語言的形式、藝術的想象、神話的符號以及宗教的儀式之中，以至除非憑借這些人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見或認識任何東西。(26)…

首先，按照常理，月光寶盒砸到唐僧的腦袋應該引發他的生氣或憤怒，唐僧不但沒有任何生氣或憤怒的表達，反而轉向喋喋不休地勸說他人不要生氣；悟空和觀音爭搶月光寶盒幾近生死決戰，但是在唐僧的話語中卻被輕松地轉述成了悟空的“調皮”和“亂扔東西”；悟空本應死命奪回落入唐僧之手的月光寶盒，但當唐僧問他是否真想要時，悟空卻回避這一真實目的轉而痛斥唐僧的啰嗦……這就是《大話西遊》的語言狂歡——顛覆語言自身的邏輯，更改語言自身的所指方向，轉向沒有任何所指目的的語言遊戲。也就是說，“爭搶月光寶盒”本是這場戲的基本情節，但是，《大話西遊》的話語並不關心和環繞這一所指，而是不斷更改言說的方向，“王顧左右而言他”；這場戲的言說並不推動“爭搶月光寶盒”這一特定情節的展開，而是以贏得語言自身的戲謔效果為旨歸。這樣，《大話西遊》的所謂“敘事”也就消解了所“敘”之“事”，人物之間的相互“言說”也就蛻變成只“言語”不“說事”，“敘說”和“言語”本身成了遊離主題和情節之外的純粹的話語樂趣。…

——兼及錢鍾書古典詩歌批評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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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書，是將各種古籍中的文獻資料依據內容分門別類加以輯錄或雜抄，編次排目以供人們檢索、查閱的一種工具書。“凡薈萃成言，裒次故實，兼收眾籍，不主一家，而區以部類，條分件系，利尋檢，資采掇，以待應時取給者，皆是也”①。這樣看來，在體例上區分部類、臚列文獻，在內容上兼綜眾說、博攬雜取，是類書的基本特點。類書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爾雅》和《呂氏春秋》，前者取其分類標目的編排體例，後者取其博采眾家的文獻來源。而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類書，則是魏文帝曹丕令諸儒按照“撰集經傳，隨類相從”…

毛澤東反蔣曾受眾多民主人士的擁護，只是不久便對這班人士和知識分子好對他的決策說三道四，感到不耐煩，由肅反、思想改造到批二胡(胡適、胡風)，再以百家爭鳴“釣魚”，接著就是那場把55萬高中級知識分子打成階級敵人的“反右鬥爭”。由“文革”史表明，毛澤東至死仍在堅持“訓政”。他去世後，情形有改變，眾多已故或在世的大師，被平反昭雪。

 據我的了解，雖有個別學者以“應帝王”為己任，但大半都認同人類社會應有普世價值。因此他們無不是堅定的愛國者，中華文化的捍衛者，而罕有人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都在各自的領域，為促使中國超越現狀而走向世界前列，盡心盡力。

三、大師的實例…

【內容提要】 以《白雪公主》和《大話西遊》為代表的現代戲仿文體所呈現的是一種“復合文本”，仿文與源文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互文性對話關系，而是超文性“圖—底”關系；前者是再現性的，後者是表現性的。“轉述者變調”、“義理置換”、“極速矮化”和“文本格式化”是超文性戲仿的基本張力系統和戲仿機制。它的“語言狂歡”是遊離所“敘”之“事”的能指遊戲，並通過跳躍性節奏建構了一種機械化和幼稚化的卡通話語結構。 …

3.極速矮化

如果更深一步探討戲仿文體“圖”對於“底”的戲仿機制，那麼，我們可以發現，任何戲仿作品所戲仿的對象都具有某種約定俗成的神聖性，它的崇高感已經牢固地積澱為大眾心理定勢，所謂“戲仿”就是瞬間抽掉神聖腳下的崇高聖壇，從而享受極速心理落差的刺激和快感。這就是戲仿文體的“極速矮化”原則。…

時近新世紀，我們的主流媒體和權威衙門，忽然爭相封賞“大師”，甚至輿論愈非議而表彰更過分。個中緣由很復雜，有一點是無疑的，即將不擇手段揚名立萬，看做“大師”的表征。

一、“大師”的界說

 上世紀中葉以後，有幾十年，“學術大師”變成惡名，被指為“封資修反動權威”。直到“文革”鬧得民窮財盡，這才承認“知識就是力量”。先是工藝學家和科學家，繼而社會的人文的各學科的大師，都很艱辛地恢復名譽。…

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世界處於一個“不確定性”（或者通俗地說是“亂世”）狀態。地緣政治面臨急劇的變動。英國脫歐、南中國海、朝鮮半島、中東和敘利亞、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與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所有的變化是地緣政治變化的產物，也反過來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世界經濟也是如此。 

 西方引導的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盡管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著全球化的終結，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國在領導全球化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領頭羊。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所有這些變化應當被視為正面和積極；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機遇，便是崛起的好機會，在“不確定性”中崛起，重塑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

 …

去年是二戰以來西方少有的一個政治年，先後發生了被很多人視為“黑天鵝”的重大政治變化，英國脫歐、意大利憲政改革公投失敗、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等。人們把這些視為是“黑天鵝”，因為這些表示著不好的預兆。很明顯，對西方來說，這個政治年其實還沒有結束，2017會繼續發生類似甚至更壞的政治變化。

 特朗普和美國現存體制的對立已經公開化，從前是美國兩黨之間互相否決，現在已經演變成特朗普和整個舊體制之間的互相否決。這種情況不知道何時能夠結束，美國政治何時能夠穩定下來。歐洲的情況同樣令人擔憂。英國已經正式進入脫歐程序，相信這不會是一個順利和平穩的過程。法國極右國民陣線力量繼續上升，而德國的右派選擇黨也不甘示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30多年的時間裏，城市化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38%達到現在的56%左右。如果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城市化的70%水平來計算，中國離高度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4個百分點了。

也就是說，中國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歷程。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既強勁又脆弱，城市擴張很快，但質量低下，不僅過程充滿了風險，城市現狀也充滿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古代的時候，中國人想做皇帝的人很多，從農夫到將相都有。自從小亭長劉邦見過了秦始皇說“大丈夫當如是焉”，和種地的陳勝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之後，大家好像突然都醒過來一樣，只要有點機會，就幻想著能當上皇帝。曹操掃平中原之後，很有點自負，說是如果沒有他的話，不知有幾人稱王幾人稱帝，這話其實不假，黃巾余黨不說，袁術家四世三公，深受漢室大恩，還不是私藏了傳國璽，一不留神就想當皇帝，其實曹操自己也未必心地純正，按陳琳的說法，此公屬於“閹豎遺醜”——宦官沒有割干凈生下來的，門第雖然比袁家差得多，但他之所以沒有逼漢獻帝“禪讓”，只不過是因為時機還不成熟，怕孫權之流把他放在火爐上烤，只好自己做周文王，皇帝留給兒子做好了。明末清初的吳三桂，因紅顏一怒，引清兵入關做了貳臣，做了貳臣之後反而不安分起來，為了保住自己藩王的地位跟新主子鬧翻，打來打去，沒成氣候，眼看陽壽無多，臨死前也要過一把皇帝癮，就在衡陽就地搭起竹棚登基做起了皇帝，結果屁股沒坐熱就去見了地下的王——閻羅。 …

文人有什麽用這個話題，對我來說，很有歷史意義，僅僅對我一人的歷史意義。文革時期，我是個挨揍的狗崽子，由於年齡小，懵懂於世，堅持抵抗，逐漸挨揍挨得少了，但是徹底不挨揍，還得益於某種機遇——忽然之間，我被學校視為“文人”了。

1969年之後，革命的秩序開始建立，新秩序不僅有武功，還需要文治，學校也如此，要有墻報，黑板報，我們那個學校，原本就是個小學，人材有限，唯一的圖畫老師還被逼死了，全校上下，竟然找不出個會畫畫，寫美術字，同時會寫文章的人來（語文教師可以將就，但他們噤若寒蟬，不敢寫），最後發現我這個12歲毛孩子，還可以應付，於是我這個狗崽子，就進了學校革委會主任直屬的大批判組，每周負責出墻報板報。…

最近一本名為《首敗》的書，說的是甲午海戰，書編得圖文並茂，引起了人們談論甲午海戰的興趣。在我看來，1894年的甲午戰爭，是中國士大夫的夢醒之戰。此前，即使所謂開明人士，也以為中國只要固守綱常名教，在加上一點西洋器械或者制器之母機，就可以高枕無憂。對付西洋鬼子，也許還有點麻煩，但在東方做老大，料無問題。反正西洋鬼子，似乎也不大想一口吞掉我們，讓我們做亡國奴。

中日開戰之前，舉國上下，真正為中國擔憂的，大概只有李鴻章一個人。其余的人，都相當樂觀。在中國的士大夫看來，漫說日本的海軍跟北洋水師比起來，不值一提，日本的陸軍，也不夠湘淮軍打的。在更多的人眼里，日本不過是個住著眾多小矮子的藩屬，雖然曾經的倭寇給中國造成了一點麻煩，但基本上不值一哂。現在居然掀起“叛亂”，肯定天兵一到，寸草不生，要被蕩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