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看到一篇大陸小說《八千歲》，裏面寫一個節儉的富翁，老是吃一種無油燒餅，叫做草爐餅。我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個悶葫蘆終於打破了。

二次大戰上海淪陷後天天有小販叫賣：“馬……草爐餅！”吳語“買”“賣”同音“馬”，“炒”音“草”，所以先當是“炒爐餅”，再也沒想到有專燒茅草的火爐。賣餅的歌喉嘹亮，“馬”字拖得極長，下一個字拔高，末了“爐餅”二字清脆迸跳，然後突然噎住。是一個年輕健壯的聲音，與賣臭豆腐幹的蒼老沙啞的喉嚨遙遙相對，都是好嗓子。賣餛飩的就一聲不出，只敲梆子。餛飩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幹也要黃昏才出現，白天就是他一個人的天下。也許因為他的主顧不是沿街住戶，而是路過的人力車三輪車夫，拉塌車的，騎腳踏車送貨的，以及各種小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裏走著吃——最便當的便當。…

這篇東西本是寫給外國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淺，但是我想，有時候也應當像初級教科書一樣地頭腦簡單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

表面上中國人是沒有宗教可言的。中國智識階級這許多年來一直是無神論者。佛教對於中國哲學的影響又是一個問題，可是佛教在普遍人的教育上似乎留下很少的痕跡。就因為對一切都懷疑，中國文學裏彌漫著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質的細節上，它得到歡悅——因此《金瓶梅》、《紅樓夢》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為什麽，就因為喜歡——細節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於人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

有個外國姑娘，到中國來了兩年，故宮、長城、東方蒙特卡羅、東方威尼斯，都是沒瞻仰過，對於中國新文藝新電影似乎也缺乏興趣，然而她特別賞識中國小孩，說“真美呀，尤其是在冬天，棉襖、棉褲、棉袍、罩袍，一個個穿得矮而肥，蹣跚地走來走去。東方人的眼睛本就生得好，孩子的小黃臉上尤其顯出那一雙神奇的吊梢眼的神奇。真想帶一個回歐洲去！”

思想嚴肅的同胞們覺得她將我國未來的主人翁當作玩具看待，言語中顯然有辱華性質，很有向大使館提出抗議的必要。要說俏皮話的，又可以打個哈哈，說她如果要帶個有中國血的小孩回去，卻也不難。…

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買菜。有兩趟買菜回來竟做出一首詩，使我自己非常詫異而且快樂。一次是看見路上洋梧桐的落葉，極慢極慢的掉下一片來，那姿勢從容得奇怪。我立定了看它，然而等不及它到地我就又往前走了，免得老站在那裏像是發呆。走走又回過頭去看了個究竟。以後就寫了這個——

落葉的愛

大的黃葉子朝下掉；

慢慢的，它經過風，

經過淡青的天，

經過天的刀光，

黃灰樓房的塵夢。…

如果當初世代相傳的衣服沒有大批賣給收舊貨的，一年一度六月裏曬衣裳，該是一件輝煌熱鬧的事罷。你在竹竿與竹竿之間走過，兩邊攔著綾羅綢緞的墻——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宮室裏發掘出來的甬道。你把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繡上。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將金線曬得滾燙，然而現在已經冷了。

從前的人吃力地過了一輩子，所作所為，漸漸蒙上了灰塵；子孫晾衣裳的時候又把灰塵給抖了下來，在黃色的太陽裏飛舞著。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快樂，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

中國人有一個道教的天堂與一個佛教的地獄。死後一切靈魂都到地獄裏去受審判，所以不依基督教的地底火山，單只惡人在裏面受罪的，我們的地府是比較空氣流通的地方。“陰間”理該永遠是黃昏，但有時也像個極其正常的都市，遊客興趣的集中點是那十八層地窖的監牢。生魂出竅，飄流到地獄裏去，遇見過世的親戚朋友，領他們到處觀光，是常有的事。

鬼的形態，有許多不同的傳說，比較學院派的理論，說鬼不過是一口氣不散，是氣體；以此為根據，就斷定看上去是個灰或黑色的剪影，禁不起風吹，隨著時間的進展漸漸銷磨掉，所以“新鬼大，故鬼小”。但是群眾的理想總偏於照相式，因此一般的鬼現形起來總與死者一模一樣。…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她沒有說什麽，他也沒有再說什麽，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子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這是句句真言，沒有經過一點剪裁與潤色的，所以不能算小說。

電車這一頭坐著兩個洋裝女子，大約是雜種人吧，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裏的女打字員。說話的這一個偏於胖，腰間束著三寸寬的黑漆皮帶，皮帶下面有圓圓的肚子，細眉毛，腫眼泡，因為臉龐上半部比較突出，上下截然分為兩部。她道：“……所以我就一個禮拜沒同他說話。他說‘哈羅’。我也說‘哈羅’”。她冷冷地擡了擡眉毛，連帶地把整個的上半截臉往上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氣是倔強的。是我有理的時候，我總是倔強的。”…

西方人稱陰險刻薄的女人為“貓”。新近看到一本專門罵女人的英文小冊子叫《貓》，內容並非是完全未經人道的，但是與女人有關的雋語散見各處，搜集起來頗不容易，不像這裏集其大成。摘譯一部分，讀者看過之後總有幾句話說，有的嗔，有的笑，有的覺得痛快，也有自命為公允的男子作“平心之論”，或是說“過激了一點”，或是說：“對是對的，只適用於少數的女人，不過無論如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等等。總之，我從來沒見過在這題目上無話可說的人。我自己當然也不外此例。我們先看了原文再討論吧。

《貓》的作者無名氏在序文裏預先鄭重聲明：“這裏的話，並非說的是你，親愛的讀者——假使你是個男子，也並非說的是你的妻子、姊妹、女兒、祖母或嶽母。”…

印書而在裏面放一張照片，我未嘗不知道是不大上品，除非作者是托爾斯泰那樣的留著大白胡須。但是我的小說集裏有照片，散文集裏也還是要有照片，理由是可想而知的。紙面上和我很熟悉的一些讀者大約願意看看我是什麽樣子，即使單行本裏的文章都在雜誌裏讀到了，也許還是要買一本回去，那麽我的書可以多銷兩本。我賺一點錢，可以徹底地休息幾個月，寫得少一點，好一點；這樣當心我自己，我想是對的。…

一　氣短情長

朋友的母親閑下來的時候常常戴上了眼鏡，立在窗前看街。英文《大美晚報》從前有一欄叫做“生命的櫥窗”，零零碎碎的見聞，很有趣，很能代表都市的空氣的，像這位老太太就可以每天寫上一段。有一天她看見一個男人，也還穿得相當整齊，無論如何是長衫階級，在那兒打一個女人，一路扭打著過來。許多旁觀者看得不平起來，向那女人叫道：“送他到巡捕房裏去！”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男人哀求道：“回去吧——回去打我吧！”這樣的事，聽了真叫人生氣，又拿它沒奈何。



二　小女人…

蘇青與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密切的朋友，我們其實很少見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敵視著。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況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這裏有點特殊情形。即使從純粹自私的觀點看來，我也願意有蘇青這麽一個人存在，願意她多寫，願意有許多人知道她的好處，因為，低估了蘇青的文章的價值，就是低估了現地的文化水準。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麽，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

炎櫻與張愛玲

獏夢與張愛玲一同去買鞋。兩人在一起，不論出發去做什麽事，結局總是吃。我替她取名“炎櫻”，她不甚喜歡，恢復了原來的名姓“莫黛”——“莫”是姓的譯音，“黛”是因為皮膚黑。——然後她自己從阿部教授那裏，發現日本古傳說裏有一種吃夢的獸叫做“獏”，就改“莫”為“獏”。“獏”可以代表她的為人，而且雲鬢高聳，本來也像個有角的小獸。“獏黛”讀起來不大好聽，有點像“麻袋”，有一次在電話上又被人纏錯了當作“毛頭”，所以又改為“獏夢”。這一次又有點像“嫫母”。可是我不預備告訴她了。——作者原註。

“吃什麽呢？”獏夢照例要問。

張愛玲每次都要想一想，想到後來還是和上次相同的回答：“軟的，容易消化的，奶油的。”…

炎櫻的一個朋友結婚，她去道賀，每人分到一片結婚蛋糕。他們說：“用紙包了放在枕頭底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

炎櫻說：“讓我把它放在肚子裏，把枕頭放在肚子上面吧。

炎櫻的一個朋友結婚，她去道賀，每人分到一片結婚蛋糕。他們說：“用紙包了放在枕頭底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

炎櫻說：“讓我把它放在肚子裏，把枕頭放在肚子上面吧。

我的朋友炎櫻說：“每一個蝴蝶都是從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來尋找它自己。”

炎櫻個子生得小而豐滿，時時有發胖的危險，然而她從來不為這擔憂，很達觀地說：“兩個滿懷較勝於不滿懷。”（這是我根據“軟玉溫香抱滿懷”勉強翻譯的。她原來的話是：（Two armful sis better than no armful”）關於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櫻說：“一加一等於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於五。”

炎櫻描寫一個女人的頭發，“非常非常黑，那種黑是盲人的黑。”…

我的朋友炎櫻說：“每一個蝴蝶都是從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來尋找它自己。”

炎櫻個子生得小而豐滿，時時有發胖的危險，然而她從來不為這擔憂，很達觀地說：“兩個滿懷較勝於不滿懷。”（這是我根據“軟玉溫香抱滿懷”勉強翻譯的。她原來的話是：（Two armful sis better than no armful”）關於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櫻說：“一加一等於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於五。”

炎櫻描寫一個女人的頭發，“非常非常黑，那種黑是盲人的黑。”…

晚上十點鐘，我在燈下看書，離家不遠的軍營裏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調子。幾個簡單的音階，緩緩的上去又下來，在這鼎沸的大城市裏難得有這樣的簡單的心。

我說：“又吹喇叭了。姑姑可聽見？”我姑姑說：“沒留心。”
我怕聽每天晚上的喇叭，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聽見。我說：“啊，又吹起來了。”可是這一次不知為什麽，聲音極低，絕細的一絲，幾次斷了又連上。這一次我也不問我姑姑聽得見聽不見了。我疑心根本沒有什麽喇叭，只是我自己聽覺上的回憶罷了。於淒涼之外還感到恐懼。
可是這時候，外面有人響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調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滿喜悅與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並不想知道那是誰，是公寓樓上或是樓下的住客，還是街上過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