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歷史，在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舞蹈作為一種具有審美意義和文化價值的生動形態，在華夏文明進程中起到了獨特而積極的作用。歷代的舞蹈藝術，無不應和著各個朝代獨特的歷史進程，演繹出各自不同的動人姿容，形成了富有史學含義的獨特形式與內容。“中國舞蹈史來源於經史子集、詩詞歌賦中，存在於壁畫、巖畫、青銅、畫像磚石等文物中。”（茅慧，廖燕飛：《篳路藍縷，信史丹心——“紀念中國舞蹈史研究60年學術研討會”綜述》, 《藝術評論》,2016年第12期，第92頁）筆者認為，中國舞蹈史的研究工作可以為當前的藝術創作、旅遊文化產業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比如，宋朝非常重視宮廷食饗之樂，因此宋朝的宮廷宴樂表演發展規模宏大，其中隊舞以其華麗、精彩的表演以及感人的故事情節在宋代宮廷食饗歌舞中占有重要地位。“隊舞是在唐朝宮廷舞大曲的影響下發展成的一種集音樂、舞蹈、詩歌為一體的藝術表演形式，具有很高的藝術表現力及藝術價值。在宋代宮廷禮儀、典禮、娛樂等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劉莊：《宋代宮廷食饗歌舞形式“隊舞”的發展》,…

舞蹈是一種美的形態，是人類追求至高境界（真善美）的重要途徑，也是人類滿足對美需求的主要來源。它多維的厚度承載了歷史，印記了文化。它可以像幻燈片式地再現你可以想像到的許多畫面，也可以與你近距離甚至是零距離地感受難忘的時刻。生動的舞蹈是與宇宙對話的“天線”，是情系社會關係的“紐帶”。它是一門綜合性藝術，綜合了音樂、詩歌、戲劇、繪畫、雜技等，在交流與整合中，逐漸成為獨立的一門藝術。舞蹈既是時間的概念，也是空間的概念，是集視覺、聽覺和動覺為一體的藝術門類。…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這句話打動了許多人，已成為網絡上的流行語。



它源於高曉松在一篇文章中寫的一段話：“我媽說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我和我妹妹深受這教育。誰要覺得你眼前這點兒茍且就是你的人生，那你這一生就完了。生活就是適合遠方，能走多遠走多遠；走不遠，一分錢沒有，那麼就讀詩，詩就是你坐在這，它就是遠方。”

“詩與遠方”已經成為美好憧憬的代名詞，不少人將其作為人生的追求和改變當下生活的動力。按照高曉松的描述，“遠方”就是和當下不一樣的地方，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但當我們因為各種限製不能夠遠行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坐在原地讀詩。…

法國詩人韓波（Arthur Rimbaud）有句名言說：“在富於詩意的夢幻想像中，周遭的生活是多麼平庸而死寂，真正的生活總是在他方。”



而米蘭·昆德拉也引用這句話，作為他的書名，在“生活在他方”（La vie est ailleurs）一書中，藉由對年輕詩人雅羅米爾一生的描繪，傳達出人們對生活、愛情、理想的熱情渴望和崇高信念；還有處在平凡生活中，永遠不變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衝突。…

從2005年到2015年，我自己生活的軌跡，是和政治拉開了愈來愈大的距離，同時也和新聞拉開了愈來愈大的距離。2005年，《新新聞》改組，我交出了第一線的總編輯職務，先是轉任副社長，後來又一度擔任總主筆掌管專欄、言論。不過那一段時間中，我仍然維持固定撰寫報紙社論，和幾個新聞評論專欄文章，也主持新聞臺的廣播節目，不時還到電視上參與談話討論。…

情報工作最艱難的部分、情報工作最複雜的部分, 就在這里。唯有將自己放到敵人的位子上, 用敵人的感受、敵人的邏輯來看待世界, 才有辦法準確解讀敵人行為釋放出來的微妙訊號。可是太過於投入敵人抱持的世界觀中, 情報員還能對自己國家的立場、利益, 毫無疑惑、毫不保留地效忠嗎？為什麽情報史上有無窮多的反間、反反間故事？那不只是策略、權謀, 更反映了情報員現實、具體的精神分裂生命困境, 他們常常不再知道什麽時候是自己, 什麽時候化身成為敵人, 我們以為再簡單不過的敵我驗證, 在他們卻是日日必須痛苦面對的挣扎。

競爭, 為了要戰勝對方、壓制對方, 常常迫使我們變得跟我們的競爭對手愈來愈像。"全盤西化論者", 是主觀選擇要向對手靠攏, 以對手的形象再造自我,…

19、20世紀之交, 西方文明嚴重沖擊世界各地傳統文化, 包括日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社會, 紛紛興起了知識分子的悲憤改革運動。

這些因應西方霸權而起的運動, 幾乎毫無例外, 都有許多人激情擁抱從達爾文生物演化論變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了最響亮的口號。整個世界, 無時無刻不在競爭中, 能夠適應環境、競爭優勝的生物, 才能繁衍下去！同樣地, 只有習得競爭本事的國家, 才有辦法維系下去, 不會被別人征服、統治甚至滅絕。

而且幾乎毫無例外, 最是強調社會達爾文主義競爭概念的群體, 最容易爆發出"全盤西化"的極端立場。主張放棄一切傳統的東西, 向西方學習, 西方有什麽就學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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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什麽那麽勇於開槍殺人？應該就是軍方的修正產生了效果, 讓去到越南的士兵隨時在生命威脅的恐懼里, 每一張黃面孔都讓他們神經繃緊, 快速反應以求自保。換句話說, 自衛的立場超過了不願殺人的道德信念, 讓"不殺人"這件事相對變得不重要了。

越南戰場上, 因而死了許多平民、婦女、小孩。越南戰場上, 因而有了許多被美軍屠村的事件。像根本沒有一個越共在里面的"邁萊村", 竟然全村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少都死在美軍瘋狂掃射下。這些美軍, 他們沒有基本的道德良心了嗎？

他們被訓練、教導把"殺人"這件事看得沒那麽重要。他們被訓練、教導將很多其他的事, 看得比"殺人"重要。在制約反應下, 他們很容易原諒了自己殺人的行為。…

我有一位以前在美國認識的朋友, 現在在波士頓的醫院里擔任精神醫師。幾年前, 他被國防部征召, 去受了短期訓練, 訓練的內容是"如何協助從戰場上回來的軍人安定心理"。

訓練中, 他讀到美國國防部發的一本厚達五百頁的手冊——《戰爭精神學》。其中有一個表, 列了二十種戰鬥當中經常感受到的精神壓力來源。其中包括"害怕死亡"、"目睹同伴死亡", 等等。看完那個表, 我的朋友發現一件奇怪的事, 表上的壓力因素, 沒有"殺人"這一項。

戰鬥當中, 每個人都可能殺人。殺人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殺人更不會是件日常會有的經驗。每一個社會都有明確的法律規範"不准殺人", 《聖經》里的摩西十誡也明說"不可殺人"。照理說,…

1882年, 日本明治天皇頒下一份重要的敕書, 規定軍隊不得涉入政治。敕書前言解釋軍隊與天皇的關係, 天皇是精神、是大腦, 軍隊則是天皇的軀體。敕書接著明言：不要為流俗所欺, 軍隊唯一的效忠對象就是天皇。對天皇的義務重於泰山, 相形之下, 生死輕於鴻毛。

這份敕書用意在防止政黨利用軍隊, 然而其變質作用卻是使得日本軍方從此不尊重、甚至輕視日本政府。在軍方眼中, 天皇是神聖的, 政府卻是世俗的、私利的, 因而在效忠天皇、為天皇服務的前提下, 日本軍方不只會反抗政府, 甚至還會理直氣壯地暗殺他們不喜歡、不同意的政府官員。

他們是效忠天皇, 還是假借天皇來擴張自己的權力？這兩種動機、這兩種做法, 到後來就都混在一起, 分不清楚了。日本軍方日益壯大,…

這樣的里爾克, 一直不斷試圖用他的詩來超越日常生活、超越人性規律的詩人里爾克, 他應該不會要自己生命終結在一個科學的因果上, 白血球因手上傷口刺激而增殖, 超過本來就飽受白血病折磨的病體負荷。這樣的死, 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遠不如死於一枝玫瑰花刺, 來得特殊、來得有意義。

科學追求通則, 因為通則的發現, 使得人類控制外在環境的能力大為增加, 這是西方文明的重要貢獻。然而值得提醒的是, 西方文明里不只有追求通則的科學, 還有一股巨大的、追求偉大的人文精神。尤其是近代的發展, 追求偉大、擺脫日常與瑣碎的精神能量, 才真正塑造了西方文明的特色。

甚至就連科學, 也都大大受益於這種"偉大"追求。盡管科學最終建立的, 是一條條可以重復, 不會改變的定理與通則, 然而驅使人去尋找、發現這些規律的, 不是規律本身,…

1926年, 德國詩人里爾克在五十一歲英年時去世, 他的死因, 從醫學的角度看, 是白血病惡化, 白血球大量增殖, 以至於吞噬了自己的器官與組織。

不過如果從現實的、生活的角度看, 里爾克之死, 死於一朵玫瑰花。他在院子里為了想摘一朵玫瑰花, 稍稍不小心, 就被攻瑰的尖刺刺傷, 沒多久, 里爾克就臥病不起, 永離人世了。

當然是後面這種角度呈現的, 比較接近、比較符合里爾克作為一位偉大詩人的形象, 也比較接近、比較符合里爾克詩中透顯出來的精神。

里爾克最重要的作品, 包括了極度神秘極度哀傷的十首《哀歌》,…

一旦上路, 車輛就要取得最大的方便。這種心態在機車騎士身上尤其嚴重。他們認為只有一種情況可以限制他們——摩托車騎不到的地方不能去, 其他限制都不接受。不接受單行道的限制、不接受停車限制, 尤其不接受路權分配的限制。把對於道路使用看作權利, 當然就無法理解、無法接受：自己對於道路的使用只擁有部分、有限的特權, 在如此有限範圍之外, 在正當正常的使用方式之外, 自己並不具備多出來的權利。

這里還牽涉各種不同特權的分配安排。在道路上, 其實最可憐、最委屈的是走路的人, 他們不能自由地使用車道, 只能在特定的路口、在橫越的需要考慮下, 部分地使用車道。正因為他們被剝奪得這麽厲害, 相對地在行人少數使用道路時, 他們應該擁有較完整的路權。汽車和機車, 都是道路特權。兩種特權必然會有重疊甚至衝突的地方, 先是協調這兩種特權就必須有所安排, 這些地方限制這個、那些地方限制那個, 不然道路勢必無法適度發揮作用,…

"在路上開車, 是一種特權。"

乍聽這樣的說法, 很多人會覺得莫名其妙、不以為然吧！開車跟特權扯得上什麽關係？特權不都是有錢有勢的人才能享有的, 那麽多人在開車, 怎麽可能是特權？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很長一段時間, 全美國每一所監理站, 都在進門最醒目的地方, 掛著這樣一句標語, 英語原文是"Driving is a privilege"。Privilege除了"特權"之外, 我實在不曉得還可以怎麽翻譯。而且美國汽車監理站高掛這樣的標語, 用意就是反復提醒駕駛人, 開車不是"權利"（right）。

權利和特權有什麽不一樣？權利是大家都有的, 特權不是。特權只屬於部分的人, 因為特殊理由才能擁有。投票是權利, 因而除非有特殊理由,…

佐佐木八郎是個東京大學的文科生。他留下來的日記手劄顯示,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 他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叔本華、邊沁、穆勒、羅素、柏拉圖、費希特、卡萊爾、托爾斯泰、羅曼·羅蘭、雷馬克、韋伯、契訶夫、王爾德、托馬斯·曼、歌德、莎士比亞、川端康成和夏目漱石的書。他真是個用功的學生, 而且深深浸淫在西方哲學與文化的傳統里。

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再往前追溯一點, 佐佐木八郎在日記里也透露了他對戰爭的看法, 他不反對戰爭, 但堅決反對軍方發動戰爭的理由。他不信"大東亞共榮圈"那一套, 他認為戰爭的合法性, 只能建立在摧毀邪惡的資本主義結構、結束人與人之間的剝削迫害關係, 實踐公平與正義。所以他支持日本對"邪惡資本主義控制者"的美國、英國作戰, 卻堅決反對日本軍方在中國的侵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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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魯接下印度建國重任, 明確訂定了三條基本路線。第一是印度必須高度世俗化, 也就是去宗教化, 畢竟即使分裂後的印度境內, 都還有幾千萬伊斯蘭教徒, 而且印度教也不是可以定於一尊的一種宗教, 印度禁不起一次次宗教衝突的撕裂。

尼赫魯的第二條路線, 是"不結盟"。印度受夠外國, 尤其西方帝國主義的擺弄了, 要避免再成為國際競逐的"牌", 印度必須也只能和其他國家都保持等距關係。

還有第三條路線, 那就是用國家社會主義手段, 振興印度經濟, 解決印度低度發展與貧窮的問題。

這三條路線, 既是理想, 又是現實規劃。尼赫魯的遠見, 當然是正確的。

50年代,…

"在像印度這樣低度發展國家中, 要為窮人服務, 只能靠政治權力。為了幫助窮人, 你得一直掌握著權力, 如果在掌握權力的過程中, 你變得富有了, 那只是意外。所以邏輯上, 既然你所作所為都是為了窮苦百姓, 那麽用任何手段取得權力都是合理的。"

這是印度前總理納拉辛哈·勞在他的書《局內人》里的一段話, 形容印度國家處境最嚴重、最麻煩的問題。

在有眾多窮人的國度里, 就會有眾多要為窮人代言、為窮人爭取福利的人。他們滿腔熱血、義憤填膺, 不能忍受社會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不正義, 他們立志要改變這樣的世界。

然而世界畢竟不是誰想改, 就可以改得了的。改變世界必須要有工具, 在錯誤與挫折中沖沖撞撞, 想要改變世界的人,…

把所有數據比對後, 莫斯考維茲找出的不是一種最好的醬料滋味, 而是三種。消費者對"一般"、"辣味"和"濃汁"的醬料各有清楚的偏好模式。把做辣味的配方拿去做一般醬料, 得不到好結果。把大家喜歡的一般醬料口味調成濃汁, 也不會成功。消費者沒有單一意大利面醬汁的共同愛好, 但分開三類, 就發現他們的共同口味傾向了。

正因為莫斯考維茲沒有掉入原來的市調模式里, 去找"最受歡迎的一種意大利面醬", 所以才得到了對康寶公司最有幫助的訊息。市場上早有一般醬料、辣味醬料, 康寶在這上面精進改良, 仍需花大筆廣告預算跟對手展開肉搏, 然而相對地, 沒有別家公司出過"濃汁"型的醬料。也就是在醬料里加了很多看得到、吃得到的肉和菜, 消費者顯然對這樣的東西充滿興趣。

有肉有菜的"濃汁", 還算是醬料嗎？如果拘泥於醬料的分類,…

1970年代, 沒有熱量的化學"代糖"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嚴格檢驗, 正式上市, 立刻引發"減肥飲料"的大熱潮。百事可樂搶搭"減肥飲料"列車, 積極研發運用代糖的新種可樂。

依照過去的生產經驗, 百事可樂公司有很科學的數據, 如果甜度低於8%, 消費者一定覺得不夠甜, 但相反如果甜度高於12%, 消費者一定覺得太甜。然而, 在8%到12%的幅度間, 哪一個比例會是最好的？那就要經過反復市調來決定了。

百事可樂公司聘雇了很有經驗的專門做食品市調的公司。他們駕輕就熟, 調配出各種不同甜度的試驗品, 然後找了幾百個人來試喝, 看他們最喜歡哪一個。他們相信, 只要累積夠多的試喝答案, 配合這些人的背景資料, 就能夠找出新可樂應該針對怎樣的消費群, 用什麽樣的甜度來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