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理論界極具影響的賽義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而論，此論以及隨之而來的後殖民主主理論在批判西方文化帝國主義方面貢獻很大，但以之來批判西方文化甚至拒絕西方文化，則又陷於理論上的偏執。中國學者張隆溪在研究意大利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中國遊記後指出：“在今天，當我們重新探討東西方接觸的歷史時，馬可波羅在東方的經歷，可以說又有特別的意義。東西方接觸的歷史，尤其是在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向外擴張的時代，是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東方民族的歷史，其影響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區分文化與國家，意在說明民族/國家不是文化多樣性的唯一單元，種族、地域、社群、階級、性別、代際乃至個體等等都是文化的不同單元，去邊界意義上的全球化，可能破壞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文化自主性，也可能喚醒非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文化的自覺性。所以考恩（Tyler Cowen）認為；“認為全球化破壞了文化多樣性，這一說法其實預設了一個集體主義的多樣性概念。



它是在對一個社會與另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進行比較，而不是比較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它還預設了多樣性一定是以不同地理空間的文化差異形式出現的，而且肉眼應該能觀察到這種差異。”[49]因而維護文化多樣性就必須深刻反思在一個民族內部、一個文化共同體內部及其相應的政治結構之制度性安排是否妨礙著本土文化多樣性的發育成長，這不僅是指多種文化的共處繁榮，也包括共同體內部不同群體的文化能夠獲得各群體彼此之間的相互認可及國家法律的切實保障。…

在保障思想通過文字和圖像的自由交流的同時，務必使所有的文化都能表現自己和宣傳自己。言論自由，傳媒的多元化，語言多元化，平等享有各種藝術表現形式和科學技術知識包括計算機知識，以及所有文化都有利用表達和傳播手段的機會等，均是文化多樣性的可靠保證。

其實，早在1945年8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章程草案”第一款第一條的內容就是：發展和維持世界各國人民對彼此的生活和文化、藝術、美德及科學的相互了解和鑒賞，以用為有效的國際組織和世界和平的基礎。”這一條已經包括“多樣性”的觀點。…

歐美文化產業競爭並不始於全球化。1969年，美國學者居巴克（Thomas…

“文化多樣性”之所以優於“文化例外”，在於它不再糾纏於服務性商品的貿易問題，而是轉向民族歷史、可持續發展、社會創造力等問題，真正突出了文化的特殊性。

 不過雖然提法改變了，但實質沒有變，不但一些法國官員依然使用“文化例外”，而且法國政府依然堅持文化產品與服務不適用於自由貿易原則。美國離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年後，於2003年重返該組織。因此在這一年10月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上，法美之間繼續展開1993年的爭論。在法國看來，這是保護文化的民族特征；而在美國看來，這是文化保護主義。2013年11月，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二輪《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的談判中，因美國讓步而減少了法美之間摩擦，此舉被認為是“文化例外論”的勝利。



最近的跡像表明，歐盟內部在此問題上還有一定分歧。現任法國文化部長菲莉佩蒂（Aurélie…

2、“多樣論”能否取代“例外論”？

“全球化”確實比“文化帝國主義”更好的敘述了當代文化的全球流動和競爭，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文化在平等地、自由地流通和競爭。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內容是文化資本、商品、服務和理念的全球貿易，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有同樣的輸出能力或跨國文化能力，政治、經濟上的弱國、小國，很可能也是文化上的弱國、小國。



壓力之下當然不都是消極接受，相反，它激發了抗拒文化全球化的沖動和運動。美國批評家詹姆遜（Frederic Jameson）概括地說：“許多人認為，全球化的真正核心問題是世界文化的標準化，地區流行的傳統或傳統的文化形式被逐出或沈默無語，從而使美國的電視、音樂、食品、服裝和電影取而代之。…

另一方面，沒有任何文化產品是僵化的、固定的，沒有任何認同是沒有經過解釋的，沒有一個成熟的社會不是對外來文化進行重新解釋、重新使用的。瓦尼耶發現：“從沒有哪個被殖民的社會消極地把自己視為殖民者暴力的玩物。盡管有些衝突，被殖民者並未棄守他們的積極性及面對歷史記述。



他們懂得如何重新創造傳統，本土化那些西方所輸入的事物，將之轉化為自己的資產，進而拿他來對抗殖民者。因此，這些被殖民的人們全都投入一種自我認同的生產活動，並讓那些試圖透過文化流達成統一化的做法難以得逞。”[28]…

這些觀察表明，商品化的文化生產體系有規律地采取與地點密切相聯系的集聚形式，大量美國之外的文化產品集聚區正處於發展階段，並對美國文化產品提出有力挑戰。如英國的流行音樂、意大利時裝、法國化妝品和香水、斯堪的納維亞設計、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的電影、日本美食等，它們的國際網絡正在擴散。



伴隨著文化經濟的高速發展，地點與地點之間的文化差異也將釋放出巨大潛能，如果說資本主義消解了某些文化表達的地點，它也將積極地再創造其他地點。美國電影、電視節目和流行音樂之所以能主導全球市場，不是因為它擁有某種不可抵抗的、非美國公司不可復制的內部秘密。



相反，這一主導地位的獲得，是美國跨國公司商業化實踐和積極的全球營銷策略的結果，而不是什麽特別的自然或社會的原因，因為“在全球化的當代，文化商品流通的壁壘與其說純粹是地理和社會的不可測知之事，不如說是金融資源匱乏或商業敏銳力不足的結果。”[25]…

《文化帝國主義》出版於1991年。實際上，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就有許多學者反對“文化帝國主義”的提法，其中一些人轉而用“全球化”（globlization）一詞。英國學者大衛·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介紹了這一過程：“全球化一詞是由國際政策論壇和行動主義圈子中具有某種十分特殊傳統的學者發展起來的，之前，文化帝國主義主題已經在這兩個領域獲得了廣泛傳播。全球化旨在捕捉世界不同地區間日益增加的互聯趨勢。也許是因為全球化涉及廣泛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實踐，因此這一術語迅速傳播，成為90年代引起最為廣泛的討論的社會科學概念。”[20]社會科學中的“全球化”通常有三種用法：作為社會現實的一種描述（一種狀態），作為社會變化的一種解釋（一個過程），作為社會進步的一種觀念（一種理想）。前兩種用法是對一些客觀事態和過程的研究，後一種用法涉及到對這些事態和過程的評價，不同的用法與涉及到對全球化動力的不同理解。…

前者在以馬克思的名言“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為名的書中，闡明現代性既是解放的又是宿命的：人類自求發展的過程漫無限制且不可逆轉，它把所有的文化體都推入變動不居的不穩定狀態，所以現代性具有宿命性質。後者認為，現代性的成長或發展的故事不能提供一套文化定向的敘述，但這不是宿命而是文化想像力的失敗。



卡思陀瑞狄思則認為，在文化驅動席上，人性精神仍然存在。我們所創造的制度並非由外在於人性的東西所決定，而是經由社會想像力所創造的。文化永遠不是宿命的，它歸根究底於我們的決定。湯林森認為，破除伯曼式的“宿命論”需要批判：在什麽樣的文化敘事中現代性變成等同於“發展”？卡思陀瑞狄思認為，前進、擴張與成長等觀念，並不是內在於所有人類社會的特征和潛能，而只是西方所特有的質性與價值觀。在《社會的想像制度》中，卡思陀瑞狄思提出，無限發展這個概念，是現代西方的“想像的社會表意”(imaginary social…

湯林森發揮道：“安德森議論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將民族國家的認同連結於社會現代性的過程之中。民族國家的認同是一種想像之歸屬感，高度地受到中介，它在某種意義上，取代了先前的文化歸屬形式。……依此想法衡量民族國家的認同，那麽，單是以為文化帝國主義乃是某個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在另一個更強大的民族國家之壓力下逐漸腐蝕，也就顯得很有問題了。



這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清楚地看出，民族國家認同甘共苦的根源並不在於自然地依附於母國之文化歸屬感，而是涉及了繁復的文化建構過程，起源於特定的歷史事件。是有一個民族國家認同這樣的‘實體存在著’，但這樣的實體卻是存在於表意之中，而不是一種直接而共同的團結情感。……所有這些論述，都指向了一個重點，亦即我們了解文化帝國主義的途徑，‘最最主要’的應該是采取歷史的而不是‘空間且共時的’詞匯。”[14]必須將文化帝國主義問題做一個概念化的位移，即將之由“空間”論述轉為“時間”論述，也就是從地理范疇（外來與本土）轉入歷史范疇（傳統與現代）。…

“文化帝國主義”論述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密切相關。如果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新形式、體現了資本主義體系的整編能力，那麽這種控制和整編也包括西方與非西方的文化關係，此即“文化帝國主義”。這里的“文化”首先、也主要是指西方的文化工業產品。所以美國學者佩查斯（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主要的目標：一個是經濟的，另一個是政治的。經濟上是要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場，政治上則是要通過改造大眾意識來建立霸權。娛樂商品的出口是資本積累最重要的來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業出口在世界范圍內獲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國主義在於將人們從其文化之根和團結傳統中離間出來，並代之以新聞媒介制造出來的，隨著一場場宣傳攻勢變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則是把人們從其傳統的階級和社會的圈子中分化出來，並使得人和人之間產生隔閡。”[11]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左翼學者有關文化帝國主義分析和批判，都有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的影跡。…

至於1980年代，一些激進的社會學家注意到全球文化產業的三個趨勢：非西方國家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產品；西方文化的傳播可能導致文化的同質化；國際文化流動破壞了本土傳統。作為學術回應，文化理論界形成了一種“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論述，並特別為遭遇西方文化商品和服務的非西方國家所歡迎。…

內容提要：全球文化的交融激蕩，不但重塑了全球文化格局，也提出了“全球文化管理”的問題。作為引領、規范文化實踐的價值工程和組織行動，文化管理既是組織文化交流、管控文化衝突的手段，也是文化交流、文化衝突的一個場域。當代文化理論和研究中的基本議題、核心概念、言語行為等，都可以也應該從文化管理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評論。



綜合比較，四組概念最為重要：文化帝國主義/全球化，文化例外/文化多樣性，/文化趨同/文化轉型，文明衝突/多元認同。所有這些概念，均有其現實所指和價值導向，也不同程度地擁有其話語權力，但其中任何一個，都不足以充分解釋全球文化的全部複雜面向。構建“全球文化管理”理論體系，需要我們有更強的概念鑄造、話語凝煉的能力。…

文化研究不是描述某種文化、積累關於某種文化的知識，它不假定文化有著某種亙古不變的特性，它的特殊結構不可以用某種本質主義的方式加以描述。相對西方學院中現行的學科體制而言，這種實踐必然是反學科的。“在我們看來，正確的文化研究應當是內在的，在充滿壓迫的社會中必須做的事情相關的。這種行為的前提條件必然是對各種流行的實踐批判和對抗。”[71]

以“後學科”來說明文化研究，其目的不是為了說明文化研究與現行學科的關係，而是為了說明文化研究的意義：…

社會生活既充滿矛盾又相互聯系，世間的一切都與個體或群體對意義、快感、身份認同等基本價值的體驗有關。任何學科不但只能掌握某一局部或某一環節，而且在學科建立的過程要有意識地忽略、排斥、壓制與其對象、範圍相關相聯的種種現象和過程，以求學科的明晰性。



隨著學科體制的建立，人類實踐與社會生活實際上被高度抽象和嚴格剪裁而被清洗、置換得面目全非，許多重要的問題喪失在僵化的學科分界線的縫隙里。對於文化研究來說，學科制度正是權力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西方社會權力生產與再生產的一種機制。“後學科”就是反學科，就是反權力，它所提出的是不是知識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它通過向現行學科的挑戰，實際上在向現行的政治秩序提出質疑。…

詹姆遜的觀點與其特定的理論取向有關。他在1980年代明確指出：“上一代，還存在著專業哲學的專門話語——薩特或現象家們的龐大體系，維特根斯坦或分析哲學或普通語言學哲學的著作——還可以與其他學科——例如政治科學、社會學或文學批評這些相當不同的話語區分開來，現在，我們漸漸地有了一種直接叫做‘理論’的書寫，它同時都是或都不是那些東西。



這種新的話語，通常與法國有關，而且被稱作法國理論，正在逐漸擴展並標誌著哲學本身的終結。例如，福柯的作品是否應稱為哲學、歷史、社會理論或政治科學？正如他們現在所言，這是難以定奪的；我將建議把這類‘理論話語’也歸入後現代主義現象之列。”[65]詹姆遜所說的“法國理論”，指的是1960—1970年代法國符號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者的理論文本以及因為這些文本而被復活的一些此前的著作，如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德國批評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蘇俄批評家巴赫金（M.M.…

實際上，隨著爭論的展開，向著一種‘學科化’的文化研究的任何轉移，都會構成一種話語對規劃進行控制，而控制的概念在其中一開始就被理解為獨裁主義的，因而是以某種方式與文化研究對立的。倡導文化研究工作的這種開放性、鬆散性或未完成的特點，因而成了一種徹底解放了的知識規劃的標誌。”[61]



所謂“徹底解放了的知識規劃”，當然包括從現行學科體制中解放出來。所以，盡管對“文化研究是什麼”的探索一直沒有停止，但始終沒有出現準確的、可以達成共識的答案。可能是顧慮到這一點，1990年霍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明： …

第三，文化研究的現狀也與學科無關。沒有清晰的對象範圍，沒有一貫的線索，沒有統一的理論和方法。文化研究中的每一個重要人物，都有自己的研究問題。略舉如下：

英國文化的奠基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認為：“文化分析就是闡明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種特殊文化隱或外顯的意義和價值。 ……發現從總體上更好地理解社會和文化一般發展的某些一般規律或‘趨向’”[54]

伯明翰當代文化中心的第二任主任理查德·約翰生（Richard Johnson）交代：“對我來說，文化研究是關於意識世界主體性的意識形態的，或者是我們借以生存的主體形態，甚或用一句危險的壓縮或還原的話說，是社會關係的主觀方面。”[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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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化研究始終沒有認真地把“文化”概念化，並盡量避免給文化下定義。無論是在英國還是要在全球，霍爾的權威性是無庸置疑的。他的兩篇文章《種族、文化與交流：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文化研究：兩種範式》，都沒有對文化研究的核心對象進行界定。這就是說，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認可了多元論傾向和多樣性形式，它允許各種設想與過程的靈活性，允許分析上的自由以應對文化生活不斷變化的複雜性。



這種缺乏界定研究之核心對象的意願，一方面意在提倡一種寬鬆和開放的知識態度，既不保證在各種特定語境內所追問之問題的重要性，也不保證如何回答那些問題；另一方面也蘊含了它方法論上和程序上的不連貫性，它沒賦予任何方法以特權，也不排除任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