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的詩詞文本數據主要源於《全宋詞》(1999)，並結合「古詩文網」對宋代詩詞的分類，共挑選宋代寫景類詩詞340篇。在對文本進行數據提取與處理時，本案首先挖掘出宋代詩詞文本中的地理信息(即「涉及地點」，包括詩詞創作地和詩詞提及地)，通過確定地名的古今名稱和位置信息，直接在地圖上定位;其次，提取宋代詩詞的時間信息(即「創作年份」)，對無法確定具體創作年份的文本進行取中間值處理;再次，鑒於情感具有動態性、抽象性和復雜性，且測量難度較大，情感信息的提取與處理是本案研究的關鍵。本案嘗試對難以量化的情感提供有效的數理分析與表達途徑:第一步，將詞人的情感信息分為積極和消極兩大類:積極情感包括:快樂、曠達、平靜;消極情感包括:憤懣、悲傷、憂慮和思念(圖2);第二步，參照羅素(Russell)提出的情緒環狀模式，依照詞人的情感強度進行賦值:快樂(1.0)、曠達(0.6)、平靜(0.4)、思念(-0.5)、憂慮(-0.6)、悲傷(-0.8)、憤懣(-1.0)。…

其實早在20世紀初，就有學者成功將文學作品中的一些要素(如帶有虛構性的背景環境分布)以視覺化方式呈現，[34]例如夏普(William Sharp)把蘇格蘭地圖與司各特作品中人物的區域活動圖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和分析，試圖發現現實空間與想象空間如何重疊。[35]然而，這些早期嘗試仍處於文學地理學的初步發展階段，主要還是側重文學文本的解讀。1998年，西方「數字人文研究」(digital humanities)代表人物——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莫雷蒂(Franco Moretti)出版《歐洲小說地圖:1800—1900年》(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其標誌著文學與地理深度互動的新時代已經到來，繪制地圖成為文學闡釋的重要方法之一。基於莫雷蒂的研究，瑞士學者皮亞蒂(Barbara Piatti)的《文學地理:場所、行動領域和空間幻想》(Die Geographie der Literatur: Schauplätze, Handlungsräume,…

具體而言，文學地理學以文學和地理的關係為研究對象，包含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文學要素的地理分佈、組合與變遷;



第二，文學要素及其整體形態的地域特征與地域差異;



第三，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而文學要素又可細分為創作主體 (如文學家、文學家族、文學流派、文學社團和文學活動中心)、文學作品主體 (如文學主題、題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觀、體裁、形式、語言等諸多要素和作品形態)和文學接受主體(如讀者和批評家)。[31]

如上文學地理學論題若輔以情感維度加以考察，可以部分征用為文學情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而站在文學研究的立場縱觀朱竑等人提出的情感地理學七大研究主題:



①情感、生態環境與氣候變化 (從人地關係的角度研究人類情感與生態和氣候變化間的相互影響);…

無獨有偶，情感問題不僅受到以金雯為代表的文學情感研究者的高度關注，文學地理學研究者同樣注重對於文學內部景觀的發掘與引伸。曾大興在論及「地理環境影響文學的途徑與機制」時特別強調文學家情感體驗的重要性。他認為地理環境作為一種物質現象，通過文學家的精神層面來影響作品，而精神層面的具體內容即是文學家的生命意識，其側重人類對於生命所產生的一種自覺的情感體驗。因此，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應物斯感」和「緣事而發」，適好用來概括地理物象和事項、文學家的生命意識和文學作品三者間所存在的兩種生成機制。緣情(如劉勰的「七情」[22]和班固的「哀樂」[23])而發的觸發機制對於文學家來說既是一種思維習慣，更是一種審美傳統。[24]

在西方新地理學(New…

地理學的這份情感熱度源於幾乎是同一時期(即1970年代中期)產生且波及整個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情感研究的革命」，情感問題一時間受到幾乎所有學科的關注，心理學、神經科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學、政治學乃至經濟學，概莫能免。[12]待其余波持續發酵，終於在本世紀初誕生了情感地理學(Emotional Geographies)。關於情感地理學的定義，西方學者(如地理學家、人類學家和教育學家)出於各自的研究側重而不盡相同，但是「真正的情感地理學不能只聚焦於情感，它必須且應該嘗試去表達客體化語言中所隱藏的一種微妙之物，即人和地方之間的情感聯系。雖然不同領域的學者采用的研究方式和表達模式大相徑庭，但都應致力於上述同一目標。」…

近40年來，我國文學地理學研究不斷湧現兼具突破性和穿透力的成果，不僅為傳統文學批評觀念和認知模式提供了一種全新視角，也為打破人文社會科學間的壁壘進行有益嘗試。為了對我國文學地理學的發展現狀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基於中國知網數據庫的文獻檢索功能，輸入「文學」和「地理」進行篇名、關鍵詞、摘要的一框式檢索，截至2021年1月15日，檢索出9,258篇相關文獻，其中文學領域相關文獻數量多達4,897篇，發文總量呈現快速上升趨勢(圖1)。 …

摘要: 20世紀西方地理學歷經諸多學派的交替更叠，遂又受到1970年代中後期「情感轉向」影響，在本世紀初分蘗出當下日益發展壯大的情感地理學。…

現代性的“自我認同”涉及兩個過程，一是現代性的“解放的政治”，它力圖將個體和群體從對其生活機遇有不良影響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一面打破過去的枷鎖以塑造一種面向未來的態度，另一方面力圖克服某些人人或群體支配另外一些個人或群體的非合法性統治。“解放意味著通過讓個體能夠在某種意義上擁有在其社會生活的環境中自由和獨立行動的能力，來把集體的生活組織起來。”[91]



二是晚期現代性的“生活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種由反思而調動起來的秩序，這就是晚期現代性的系統，它在個體與集體的層面上都已極端地改變了社會活動的存在性參量。在一種反思性秩序的環境中，它是一種自我實現的政治，在那里這種反思性把自我和身體與全球范圍內的系統聯接在一起。”[92]…

文化總是在建構、在演變，從而對於某一文化中的個體而言，也就不存在固定的文化身份問題。所謂個體固定的“文化身份”，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假設以及在此基礎上加強的權力壓迫，它既非現實的個體認同，亦非現實的文化存在。

第三，全球化時代的多元文化認同。

 一般地說，認同或身份建構中的兩個方面：內部選擇與外部塑造。任何個人或群體，在認同方面都有內在的自決性和主動的選擇性，但外部的文化環境與政治制度的作用也絕不能忽視，盡管這一方面被亨廷頓和社群主義所片面強調了。種族或性別認同的少數派，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們無力控制的因素和力量的影響。比如女性走出家庭後，卻發現她們所能獲得的認同是由男性的刻板印象所提供給她的。…

因此第二，身份的建構性。

 既然個體不只擁有一種身份，文化也非一種可以決定個體身份的客體或實體，那麽身份就不只是多元的，也是持續變化的。英國文化研究的代表霍爾（Stuart Hall）據此論述了身份的“歷史性”。其論以為，文化身份並不是居住於某個地區、屬於某一文化的人天生即有的明顯特征，而是歷史的、有意識地建構過程。這“第二種意義的文化身份，既是‘生成’也是‘存在’，它屬於未來也屬於過去。…

文化可以影響我們的推理，但無法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充分決定它的結果，因為我們的選擇和推理可以受到各方面的影響。而且，如上所說，所謂“文化”可以蘊涵著相當大的內部差異，不同的態度和信念都可能被容納在一個被寬泛界定的文化里面。“對身份發現論來說，很可能最強有力的質疑理由是，即使給定了我們在世界上所處的居所，我們仍然有各種途徑來界定自己的身份。那種屬於某個社群的感覺，雖然在許多情況下極其強烈，但並不必然抹殺——或者壓倒——其他的聯系與歸屬。我們隨時隨地面臨著選擇。”[82]當然，可做選擇並不是說沒有約束，因為選擇總是在可供選擇的范圍內做出的。社群主義包含著內在矛盾：…

無視猶太人與基督徒的共性而視猶太人為盤剝取利的小人，導致了夏洛克的報復。第二，它以一種因素來劃分個體的身份，忽略了人們所實際擁有的其他身份，實際上是把人渺小化。“一旦人際關係被視為單一的群體間的關係，諸如文明、宗教或種族之間的‘交善’與‘對話’，而完全忽視同一個人還屬於其他群體（如各種經濟、社會、政治或其他文化關係），那麽，人類生活的大部分重要內容就消失無形了，個人被塞入一個個‘小盒子’之中。”[79]把每一個人都牢固地嵌入某一種社會聯系之中，這就窒息了其他理解人類的方式，不但把原本多元、豐富的個人縮減到某個單一的維度，而且它在建立與他人的信任關係的同時，也在建立與更多人的不信任，所以這種狹隘的、危險的幻象可能帶來對立的後果並使世界更加易於被操縱、被煽動。…

文明的衝突基於文明的劃分，這種劃分使我們有了單一且明確的身份並產生一種強烈的認同感。既然每個個體都被民族、宗教、國家這樣一些宏大的定義鎖住，而他們的生活、身份，與世界的聯系，只能由背後龐大的文明體系來決定，那麽由此延伸出來的相互排斥、衝突和暴力血腥，也就順理成章。



在這里，“我是誰”這個問題轉變成“我屬於哪個群體？”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在群體中發現個體的觀點也由當代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所強化。1980年代，北美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Sandel）、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瓦爾澤（Michael Walzer）、泰勒…

同理，各個省份雖然喪失了自己與眾不同的面目，但這並不能否定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在不斷擴大的事實。如果說文明正在逐漸抹平集體類型之間的差別，這並沒有什麽疑問，但如果說文明對個人類型產生了同樣的影響並使其不斷趨於一致，那就錯了。



這兩種類型非但沒有同步發生變化，相反我們會看到，第一種類型的消失正是第二種類型出現的必要條件。”[73]這就是說，轉型中的趨同同時包含著個體差異的存在和增長。第三，正因為社會趨同與個體差異同時存在，非西文化內部的個體認同也就呈現出某種危機。歷史一再表明，“在相對孤立、繁榮和穩定的環境里，通常不會出現文化身份問題。身份成為問題，需要有個動蕩和危機的時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脅。…

所以，“全球現代化”理論需要兩個層次的概念運作：首先是用“多重現代性”來克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西化主張，其次是不能把“多重現代性”激進化為非西方化。推演到文化上，就是既不能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文化帝國主義，也不能把文化全球化看僅僅是平等的文化交流。

首先，文化的重要性是有限的，而且有關文化的討論必須根據世界經濟和政治關係來情境化。比如文化霸權的概念對多重現代性的討論是重要，“然而，甚至這種文化霸權也遠非完全的，不僅因為它受到替代性的文化價值、信息和觀點的挑戰，而且因為它受到來自內部的批評；現代性的矛盾特征、它的批評性自我意識和民主的公共討論的性質與最強大的國家的意識形態灌輸相反。全球化有利於全球控制，但與此同時助長了全球反抗，以及在西方國家自身內部的自我批評和抗議運動。”[69]…

這里有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如伯曼（Marshall Berman）斷定“現代性是我們擁有的唯一現實”，它將我們拋進解體與更新、矛盾與模糊的旋渦之中，向現代性的過渡才剛剛開始；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以為現代性計劃只是部分地完成了，我們可以通過理性的交往潛能的發展來實現啟蒙運動未能實現的事業。



圖海納（Alain Touraine）認定現代性的歷史是理性與主體的雙重確立，但工具理性主義與主體性之間的矛盾，爆炸性的現代性可以重建更為出色的理性和主體性的綜合體；瓦格納（Peter…

簡單地說，非西方的現代化不等於西化，現代化是一個更有彈性的過程。這一觀點可以繼續引申，其極化狀態便是這樣一種觀點：在現代化過程中不存在共同元素，也沒有普世性原則或狀況可應用到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個體中。



現代化理論的健將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後來就提出了這樣一個新觀點：“現代性的歷史，最好看作是現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獨特的現代制度模式以及現代社會的不同自我構想不斷發展、形成、構造和重構的一個故事——有關多元現代性的一個故事。”[64]…

現代化涉及社會的所有方面並卷整個世界，它就是全球化。考慮到這雙重總體性，馬蒂內利對現代化進程的總結也有兩個層次。

第一，現代化是一系列大規模變遷過程的總和。這一過程體現在多樣化的歷史經驗中，使之與傳統的或前技術社會模式區分開來的要點是：

 1．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成為經濟增長與社會變遷的主要源泉，增加了我們控制自然環境和人口增長的可變性的能力，並且也改變了我們對宇宙的想像、我們所生活的空間和我們對生物演化的觀念。學術和科學實踐及相關制度的特征的基本轉變促進了科學與技術的發展。

2．建立在機器技術和機械能量基礎上的工業化極大地增加了生產和交換數量和價值越來越大的商品和服務的能力。…

不同文化共存於文明社會中生活這一事實本身，既意味著一種基本的共同文化，也意味著對其他文化的承認，不同文化在共存和交流中發展。人類主體既有對所屬文化的認同，也有對共同人性的認同，不同文化之間不但可以相互理解的，而且可以一些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上獲得通約性。



對此，應當改變亨廷頓的觀點，把文化與文明與作適當區分。在近代德語意誌文化中，“文化”（kultur）強調的是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和族群特征，“文明”（zivilisation）指屬於全人類共同的價值或本質；前者包括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創造的精神和價值，後者包括物質、技術和制度，也包括宗教、藝術或哲學；如果說“文明”則是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是所有文明人類的普世價值，“文化”則是特殊的，只存在於某個特定民族、國家或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