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90年代，這個念頭的浮現，也就是“職業性”的削弱有了產生的社會條件。大多數詩人已經不可能靠寫詩來維持像樣的生活，反過來，寫詩的人也大多不靠寫詩而活得體面；何況寫詩的“隊伍”從未有如此龐大。80年代後期，詩人公劉在刊於《文學評論》的文章中，抱怨詩人比公園里排隊上廁所的人還要多；這放在現在，這個比喻已經完全失效。在80年代，公劉為詩人職業性地位動搖而憂慮，到了90年代，王小妮的木匠卻自願打碎擁有的這一身份。如果不是對現實狀況的描述（畢竟這樣的木匠還為數不多），這是否預告著質疑詩人職業性的必要，和可能程度下降的趨勢？

其實，“自棄”地選擇“業餘性”，也是一種積極的生活和精神取向。如果不嫌生拉硬扯的話，這里可套用賽義德有關職業性和業餘性關係的論述，將詩人身份上的這種調整解釋為一種具有積極意義的“業餘精神”：…

對無關東西的喋喋不休，和對緊要的事物的無視和忽略，都是一種讓人恐懼的回避。這也是他2017年4月（這里行文不嚴謹了，因為這個材料不屬文章確定的“90年代”的範圍）在北大未名詩歌節演講中說的意思：

我們也必須回答這個時代給我們提出的種種問題。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最終就無法用藝術的借口，來掩飾我們這一代人的失敗。…

（四）

“手藝”的提出和對詩歌技藝強調產生的這一後果，也讓堅持歷史整體論和啟蒙詩觀的詩人擔憂。他們憂慮詩人成為技術至上論者，也不願意美和藝術的創造者“降低”為只擁有某種技巧，製作規格化產品的匠人。他們在講述技藝重要性的同時，努力廓清技藝這個概念的內涵，讓人們相信技藝不等同於某種技術、方法，它與感受，與生命相關，甚或是在指向生命，指向神秘的原始的神性：

數目龐大的象形文字，沒有盡頭

天才偶得的組裝和書寫，最後停留在書籍之河

最簡陋的圖書館中寄居的是最高的道…

毫無疑問，思想、意識、歷史承擔等等，幾乎可以看作新詩的“本質特征”（新詩以此表現了它存在的必要性），90年代也不例外。相對於80年代，變化在於它們被分解、轉化了，被置於或者是“個人化”（“歷史個人化”），或者是技藝的“權力機制”（臧棣語）的約束之中。也就是說，在認識語言的有限性和詩歌的“無用”之後，來重新探索思想、歷史承擔如何得到可能。

但偉大的藝術不是刀槍

它出於善，趨向於純粹

千萬間廣廈遮住了地平線…

演劇、音樂演奏和寫詩的技藝，性質上肯定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後者幾乎無法歸納出一套普遍性的技術訓練程式，新詩也沒有舊體詩詞那樣的詩體句式、音韻格律上的規則。因而，坊間雖然也有詩歌寫作入門、教程之類的書籍，卻無法獲得如車爾尼《鋼琴初步教程》、霍桑《小提琴基礎教程》那樣的權威性。寫詩不能考級，詩人更沒有可能靠辦班和個人輔導而收費賺錢。即使有這樣的不同，西川、陳東東、臧棣對技藝重要性的強調並不過分。

龐德的“技藝真誠”的說法，在當代自然不是陳東東首先引述。1985年，柏樺、張棗、周忠陵等在四川創辦命名《日日新》的詩刊，就來自龐德的啟發。《編者的話》中，柏樺用類乎史書紀年文體（這種文體的采用，與預測事件的歷史意義相關），寫下這樣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