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圖中， 「結點標識了原始時期的事件和歷史，連接線則標識了相鄰種群之間的關係。」筆者以為：如果有誰能寫出這樣一部具有空間性結構的歷史作品的話，那一定非常接近歷史的真實———盡管像海登·懷特這樣的後現代史學理論家認為歷史的真實永不可及，但寫出這樣作品的歷史學家一定比司馬遷、吉本和蘭克還要偉大。

既然迷宮式結構的歷史敘事作品難以寫出來，史學家便只好對其結構稍作簡化，從而把歷史寫成特征明顯的「地圖」式的作品。應該說，這樣的歷史文本在理論上是有可能寫出來的。但放眼中外史學史，這方面的作品卻難以尋覓。就筆者見聞所及，只發現中國北魏時期傑出的史學家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是這樣一部史學作品。為什麽說它是一部「地圖」式的歷史著作呢？按照菲利普·J·埃辛頓的說法：…

在很多原始民族和古代社會中，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圍繞著神聖空間這樣一個基點而組織起來並獲得秩序的。對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的高廷昌(Cuauhtinchan)人來說，高廷昌地區的一個洞穴就是他們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聖地」，「作為高廷昌和其他中美洲民族的發源地，這個洞穴成了民族與歷史起源的象征。



與這一地點相聯系的是這些部族的早期生活，或者說是他們的前歷史時期。」而且， 「對於來自高廷昌地區的人們來說，洞穴同時也是其他許多其他地點聯結的核心，這些地點通過洞穴而聯系在一起。」對於特里布里恩群島上的部分居民來說，一個神奇的洞穴具有同樣的意義：…

這種在時間維度上將歷史簡化成線性「情節」的做法，當然是方便之舉，但也是無奈之舉。一條時間線索上的某個事件不僅在來源上可能由無數個「過去」的事件所導致，而且在走向上也可能導致無數個「未來」的事件。但事實上，沒有人能夠記憶、更沒有人能夠敘述出所有的事件，所以便只好退而求其次———根據時間律和因果律將事件串成一根線性的「鏈條」。這種處理方式無疑加強了事件間的連續性、完整性和邏輯性，但它好則好矣，卻是對事件存在狀態的簡化和遮蔽。按照這種敘事邏輯發展下去，以求真為宗旨的歷史最終便只能成為海登·懷特所說的那種被情節化了的「故事」，於是，歷史和文學也就沒有了任何差別。這種結果當然不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所願意看到的。那麽，有沒有可能賦予歷史另外一種結構———一種更貼近歷史事件原始存在狀態的結構呢？在筆者看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就是：在空間維度上進行編排和創造，賦予歷史事件一種空間性的結構。…

一個歷史學家如果能像毛姆森那樣對歷史發生的場所及其空間關係了如指掌的話，那他一定可以成為優秀甚至偉大的歷史學家。相反，如果一個歷史學家搞不清歷史與空間或場所的關係的話，那他一定會在其研究的領域迷惑叢生，並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蘇雪林在其名著《昆侖之謎》中就揭示了這種疑惑與困境。當然， 「昆侖」問題本身因其復雜性而成了中國兩千多年學術史上的一樁懸案，因此，學者們「對此每有難於措手之感」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對於一般歷史敘事中的空間或場所問題，則無論如何是必須搞清楚的，因為不如此，便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歷史學家。

三、歷史的結構：聖地、迷宮與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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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在「進步」的凱歌聲中，歷史的空間維度或者說歷史的「場所」特征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史學家們依照時間規律和因果關係，把歷史事件編織成了一種類似小說一樣的文本。時至今日，歷史的結構已經被簡化成了一種時間性的「鏈條」，似乎與空間、場所、地方這樣的概念沒有多大關係。



可在古代社會，甚至在中世紀，人們心目中的歷史卻不是這樣的，他們認為：脫離了特定場所的歷史是根本不存在的，因為在他們看來，作為歷史基本構成材料的歷史事件總是和一定的地方聯系在一起。



比如說， 「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在他們每天的采集和狩獵行進過程中，到處都能碰到有`故事'的地方」， 「這些滿是事件的地方，或深或淺地、斑駁地分布在領土上。它們發生過不同尋常的事情之後，就擁有了一種氣息，彌漫在整個周邊地區」，而「所有這些地方都擁有`生命'」。



隨著時間的推移，社群或人類共同體所生存的環境就充滿了越來越多的這類地方， 因此， 「一些地區布滿當地傳說的褶皺。這類自然的記憶垃圾堆等於中世紀`記憶術'…

既然歷史均發生並「儲存」在場所中，那麽，「場所」究竟為何物呢？按照挪威建築理論家諾伯格·舒爾茨的說法， 「場所是具有清晰特性的空間」， 「場所是存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場所是具有「精神」或「靈魂」的： 「`場所精神' (geniusloci)是羅馬的想法。根據古羅馬人的信仰，每一種`獨立的'本體都有自己的靈魂(genius)，守護神靈(guaraianspirit)這種靈魂賦予人和場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隨人和場所，同時決定他們的特性和本質。」「場所」這個概念的拉丁文表述為「topos」。目前， 「topos」的中文對譯詞一般為「空間」，如古希臘討論「topos」的重要文本———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的第四章，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張竹明先生的譯本中就被譯作「空間」。其實，更確切的譯法應該是「場所」 (或「處所」)。古希臘人心目中的「場所」當然是一種空間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當我們說他們「有空間概念 (Spatialconcepts)時，並不意味著希臘人就有現代人的空間概念」， 「總的說來，…

事實上，對赫伊津哈來說，歷史研究與藝術創作是相通的，它們都旨在塑造圖像。 1905年，赫伊津哈就任格羅寧根大學歷史教授時就職演說的題目是《歷史思想中的美學要素》，他將歷史喻為「視像」，強調直接與往昔接觸的感覺。後來，他還借助視覺語言，徑直把文化史研究方法稱之為「鑲嵌藝術法」。為了發展這種所謂的「鑲嵌藝術法」，赫伊津哈強調「歷史感官」的作用，「在荷蘭文學中，更不用說在歷史編寫中，幾乎無法找出比赫伊津哈更強調感官作用的作家。」而且，盡管「視覺的作用被強調得最突出」，赫伊津哈還是主張歷史學家應該全面發展自己的各種感官， 「赫伊津哈稱之為`美學觀察'的事情，實際上是有聯覺的觀察。」正如威廉·奧特爾斯佩爾所總結的： 「歷史學家必須使自己的感官變得更加敏感，必須學會看、聽、聞、嘗。必須閱讀文學作品，看藝術作品。如果想明白古代世界是如何覆沒的，就應該看拉文納的鑲嵌壁畫。… …但看書本和圖畫還不夠。一個歷史學家也應該`深入大自然，在草田和山丘上散步，…

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這部經典巨著的最初動機，即源於羅馬廢墟的震撼性刺激。據《吉本自傳》記載，在1762至1765年間，吉本在歐洲大陸進行了漫長的遊歷，而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意大利。在正式進入意大利之前，吉本作了很多知識上的準備，尤其是地理學、圖像學方面的知識———為的是增加感性和空間方面的認知。 「根據這些資料，我繪製了一幅道路圖， … …又在我的日記里插入有關羅馬的街區住宅和稠密人口、聯盟戰爭、漢尼拔進軍所經阿爾卑斯山通道等等許多史地事項的長條摘記。」最後，吉本還特意提到：「我較為認真地讀了斯班海姆的偉大著作《紀念章的好處和用處》，並且按照他的記述，利用國王和皇帝、家族和殖民地的勛章徽章紀念章，以印證古代歷史。」吉本在意大利的遊歷持續了一年多，不過正如他自己所說： 「羅馬是我們此次遊歷的主要目標。」在《吉本自傳》中，吉本記載了自己在時隔25年之後重遊羅馬時的激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