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張藝謀拍攝的《我的父親母親》，和一路下來的《英雄》、《十面埋伏》這一票貨，人們都說是“唯美主義”，說到那大把的主旋律MTV,申奧、申博宣傳片，報紙雜志也總是愛用這話來當主題詞：“唯美主義”，許多時候也聽不出來這話是捧還是貶。…

《功夫熊貓》有功夫

首先，我是作為觀眾來看《功夫熊貓》、談它的功夫，就兩個字：好看。前天晚上帶著女兒在華星看的《功夫熊貓》，打了折還65塊錢，9點多的場，上座率還有6成左右。我跟我女兒一直看到全部片尾字幕都放完，參與創作的總共有幾千人，從這張演職員表也看出有不少中國人，我是出於一個禮貌或者是職業習慣看完字幕。我女兒是事先看到了一個介紹，說後面有一個橋段，看來編導連字幕都考慮到不讓你白白坐著。看完以後，我還想再看一遍，這就是我衡量一個影片好不好的標準。

一只有欲望的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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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余華的《兄弟》回憶《活著》

這兩天看余華的《兄弟》，也能挑出些毛刺來。對他有些簡單重覆的筆觸不是很有感覺，其中有的文革境遇也感到寫得有點簡單地誇張，有點概念化。…

應該是在1979年吧，不知道哪個從香港探親後回鄉的“表叔”，在尼龍傘和的確良布當中偷偷摸摸地夾帶了一盒鄧麗君的盒式錄音歌帶。從那天開始，大眾文化從白茫茫一片真幹凈的中國大陸上再次生長起來。那是怎樣的一種從頭再來啊！

這裏的文化研究工作者是幸運的。我們親眼看到研究對象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在我們眼前生長起來。這是全世界的文化研究人員都沒有經歷過的獨特而奇怪的情境悲喜劇。自從那一類歌帶被第一次從香港帶入中國大陸開始，大眾文化這個東西出現在我們眼前。這個情境是很有趣味的：我們與研究標本一起成長起來。對於這個研究對象，以前我們只是在書本上模糊聽說過，只是在文人學者和官員的詛咒、唾罵中隱約得知它的面貌。驀然回首，我們發現自己居然是眼看著它從無到有，如今已小有蔚然之勢。…

——《別人的生活》（《竊聽風暴》）品味之一

兩個德國統一之後的某天，前東德國家安全局竊聽人員奧普曼·威茨格爾路過書店，看到書店櫥窗上有作家德雷曼一本新書的大幅宣傳畫，他進去打開隨手翻了翻。然後他跟店員說要買這本書。店員在告訴他價錢之後問：“要不要包起來，是送人的嗎？”奧普曼·威茨格爾擡起頭幾乎沒有什麼表情地說：“給我的。” 這是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的最後一句台詞。在他翻書時，我們跟奧普曼·威茨格爾一起看到，德雷曼那本新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HGW XX/7先生，那是柏林墻倒塌之前威茨格爾在東德國家安全局的代號。…

注意，在上面的敘述中出現了信號傳播理論的核心觀念“信號通道”（channels）或簡稱“信道”（在無線電通訊中又譯“頻道”），以及相對於給定的信道而言的“噪聲”（noise）。因此，阿羅於1970年至1971年期間創立的這一組織理論，若可借鑒控制理論家於1958年至1961年期間發表的諸如“卡爾曼濾波器”這樣的降噪方法，可能發展為更具現代社會理論意義的組織學說。當然，這類平行拓展理論的過程是否富於成果，以控制系統的卡爾曼濾波借鑒到社會系統為例，關鍵是要在社會系統里找到一些能夠履行卡爾曼濾波行為的機制。我認為，例如，那些不參與決策而且與決策利益無涉的嚴肅新聞媒體就相當於很好的誤差檢測機制。當然，在誤差檢測機制之外還必須有決策失誤的矯正機制，而且矯正機制應當與決策機制“正交”——即利益無涉。這里，憲政民主或許是最可借鑒的一套制度。…

(三)信任行為的神經基礎

哺乳類動物大腦天生不信任陌生的東西，因為陌生的東西往往代表著危險。人類的大腦中，也有一部分腦區(包括杏仁核)是與這種對陌生人的恐懼有關的。在一定意義上，信任他人就意味著對這種恐懼感的克服。

神經經濟學家紮克是最早對信任的神經機制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之一。紮克等人發現，人體下丘腦(hypothalamus)分泌的一種激素催產素(oxytocin，簡稱OT)可以提高人們的信任水平。…

這是中國古人實踐智慧的一項遺產。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莊子集釋》卷六下《外篇·秋水》）。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自1980年代後期至今（尤其李光耀逝世之後），多次被鼓吹推薦給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試圖成為“大國之師”。其實，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世界銀行寫給中國的咨詢報告就已充分注意到大國與小國的發展模式有本質差異。我清楚記得，這份報告的附錄，以“錢納利-仙昆”大國模型這一醒目標題在中國經濟學家當中傳閱。“大國模型”的思想淵源，我認為可追溯至楊格（Allyn Abbott Young，1876-1929）以及劍橋的“凱恩斯小圈子”晚期的核心人物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和她的丈夫奧斯丁（Austin Robinson，或者，(Edward) Austin (Gossage) Robinson，1897-1993）——奧斯丁1960年主編出版了一套文集，主旨是探討“大國的發展模式”（《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一、引言

根據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行為主體能夠選擇保證自己利益或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為。這意味著，行為主體除了擁有完全信息並具備強大的理性計算能力之外，其偏好還必須滿足以下兩個要求：第一，行為主體的偏好是給定的、一致的;第二，行為主體的偏好是自利的。然而，來自現實生活和行為實驗的大量證據表明，這兩個要求都無法滿足。

偏好不變假設是建立在我們無法掌握人類行為背後的偏好的細節這一囿見的基礎上的。例如，直到20世紀40年代，薩繆爾森還認為“效用或偏好作為一種主觀心理狀態是觀察不到的，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只是人們的行為”。…

——有關政治學的七本書和一篇論文

Book1：畢恒達：《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論文寫作枕邊書》

簡介：本書介紹了碩博士論文寫作的幾個重要步驟以及論文組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前言，文獻回顧，研究方法，分析與討論，參考文獻和附錄。並對碩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批評和建議。

評論：看這本書好像在看一本雜志，其中穿插著簡筆畫，整個書的編排設計竟有點像韓寒的《獨唱團》。整本書的內容並不多，而且完全沒有想象得那麼枯燥與沈悶（因為它畢竟是一本有關學術論文寫作的書），讓人在輕松愉悅的氣氛中讀完整本書。…

——《別人的生活》（《竊聽風暴》）品味之三

《別人的生活》這部影片的確一些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芒，它呈現了在那灰暗天空下人經過思考可能做出的另一種選擇。但是本片對積極生存的高歌與現實主義的環境營造、真實準確的社會氛圍描繪達到了較完美的平衡。影片中有極權主義統治下那讓人膽寒的境遇描寫，也有善與惡的真實對立。導演既展示了道德的光芒和思考帶來的救贖，也絲毫沒有回避對人性中惡的那一部分的描寫。我們看到不管是對“好人”還是對“壞人”，影片的描寫都是性格化的，真實可信的。看看庫爾威茨上校和文化部長的性格塑造，我再次體會到：對惡的有力描寫也是一種美。…

在這樣的時代，就一個具有生命的“物自體”（康德）而言，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獨善其身”，其寓意在於，保全自己，免遭社會病態的毒害。使得靈魂自由與幹凈，人格獨立與自強。

而富有獨立思考的人，就是這樣一種辨別是非和真偽的個體，由每一個社會良心所組成的群體就是“具有思想的共同體”。當羅永浩拋出這樣一句話時，我們切莫懷疑這樣的群體是不存在的，而在現實中，存在但鮮見。…

主人公龐青雲：大惡之下，焉存小善

看到龐青雲帶著蓮生上船，我以為他是要學範蠡偕同西施浪跡江湖隱居過小日子，要那樣，這個人雖然有點傷害兄弟的感情倒還可以理解，倒還有二分可愛。但是，龐青雲的最後一個巨大的戲劇動作是謀殺二弟趙二虎，為的就是自己好就任江蘇巡撫。如果此前我們還以為這個人是真的有什幺愛百姓、講兄弟情義的“大事”要實現，這件事讓我們看到這個人完全是朝廷鷹犬，因為他殺二弟只是因為“朝廷要你”。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醜章句上》）即使按照中國古代的這些思想價值，即使龐青雲真的能帶領人民走向幸福，這個人物走到這裏，觀眾再也不能象導演闡釋的那樣把他看作“人是好的”、再也沒法理解他有什幺“好的目的”。…

中國的許多導演在拍故事片的時候都有一種用含混來營造深沈的愛好。他們都躲避價值判斷，或者沒有能力對自己的人物做出價值判斷，將根本的價值觀判斷懸空，這時候的深沈就只能是虛偽的吟唱甚至呼喊那邪惡的頌歌。

《投名狀》的故事混亂也許跟這種追求假深沈相聯系，導演自己根本不知道怎樣才能不靠嘴說而用故事去感動我們，不知道怎樣去有趣地呈現一個主題，男女關系說不清，主角要幹什麼他自己不清楚，導演不清楚，於是就在故事營造和自己的宣傳言說中將諸多深刻主題疊加在一個故事中。象我這等觀眾使勁去追思也看不清。我估計，真實的情況是：導演根本沒辦法將這三個大演員在戲裏頭擺平衡，對故事要說一個什麼心中沒底，於是弄些假深沈，糊塗的覆雜來騙自己，說這是深刻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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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國曲藝家協會黨組書記、全國政協委員姜昆以發言和提案形式要求對惡搞和低俗進行“齊抓、共管、治理汙染”，此建議引起網絡、報刊和民間的熱烈討論。從語言邏輯和情理上看，他提出的“治理汙染”顯然也包括德雲社和相聲界的所有人，姜先生不可能只對網絡和電信的惡搞提出治理而為相聲劃出惡搞的自留地。姜昆先生思考了一個頗為重大的藝術問題和政治理念。…

《竊聽風暴》與後極權社會趣味心理學報告

——《別人的生活》（《竊聽風暴》）品味之二…

六、史實、小說、電影，多重的迷霧與政治的綁架 

《色，戒》電影裏的王佳芝被演戲的誘惑鼓動著去參加刺殺行動，還為此付出了自己的貞操，後來自己“有很久都不確定有沒有染上什麼臟病”，結尾處，她因為自己的身心變化放走情人/漢奸而喪失了性命。用意大利導演貝托盧奇的話說，她是歷史的人質。但是，我看到，今天的政治話語和意識形態又再次把影片綁架為人質，我們看到管理機構的簡單處置、思維的慣性、意識形態訓練出的高音喇叭如何在肢解和曲解這個作品。再看看大陸的網站，許多批評是從既定的歷史評判和政治定論出發，言語兇猛，頗為醒目。天涯網站的『關天茶舍』，中，網友炮郎評論說：“李安、張愛玲也就罷了，沒指望他們怎麼樣。可悲的是，絕大多數國內的評論都沒有觸及這部影片反動的政治傾向，只會一味地捧場。這是評論界的恥辱。知識分子就這麼靠不住嗎？”…

——《別人的生活》（《竊聽風暴》）品味之一



兩個德國統一之後的某天，前東德國家安全局竊聽人員奧普曼‧威茨格爾路過書店，看到書店櫥窗上有作家德雷曼一本新書的大幅宣傳畫，他進去打開隨手翻了翻。然後他跟店員說要買這本書。店員在告訴他價錢之後問：「要不要包起來，是送人的嗎？」奧普曼‧威茨格爾擡起頭幾乎沒有什麼表情地說：「給我的。」這是影片的最後一個鏡頭的最後一句台詞。在他翻書時，我們跟奧普曼‧威茨格爾一起看到，德雷曼那本新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HGW XX/7先生，那是柏林牆倒塌之前威茨格爾在東德國家安全局的代號。…

四、易先生：特工殺人王和性愛英雄 

從小說到電影，易先生的改動要大得多，豐富得多。對於戰爭和自己的境遇，電影中的易先生都有更多的自覺，對於王佳芝，梁朝偉有更多的溫情和戀眷。在小說裏，易先生當晚就搶時間把王佳芝等槍斃了，然後他回家，聽太太們談到哪裏吃川菜好，那副臉孔陰沈可怕得緊。在電影裏，我們卻看到他坐在王佳芝睡過的床上紅了眼睛。…

一、滿城爭說和“看片自由行”

1944到1947年間，張愛玲與胡蘭成相識到結婚、分手三年間的情緣和情怨；1950 年構思，寫作推敲、修改打磨20多年，到1977年才由香港皇冠雜志社出版的一篇小說；2007年，李安拍攝的一部在威尼斯獲得“金獅”獎的電影，再加上一個誰也繞不過去的1940年2月就義的抗日女英雄故事和兩岸三地同時上映的兩個電影版本，這些時間和數據掀起了2007年中國最大的文化事件，一時間可說是陽光雨露沐浴，波濤洶湧顛簸。這也有一種略帶黑色的對稱之美：影片和放映場、審查間、報紙網絡揚起的香艷和肅殺之氣，跟張愛玲的小說倒有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