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叔先後配屬第五軍，第六軍，第二軍，正面攻堅，迂回包抄，從來沒有機會做防守軍或預備隊。抗戰時期國軍擴充，原有的部隊番號之外，有暫編師，新編師，預備師，這些部隊的編制和任務都和原有的“正規軍”相同，五叔所屬的“預備第二師”，孫立人指揮的“新編第三十八師”，都是如此，五叔從不誇耀戰功，只是淡淡地說過一句：“打日本，我算是過足癮了。”

由一九四三年冬天起，我就接不到五叔的信，他在雲南作戰，沒工夫。遠在天邊的事，當地報紙篇幅小，我沒注意新聞。

五月，滇西戰爭發生，報上應該有，可是這時我夾在淮上戰爭和中原會戰的中間，夜間像遊擊隊，白天像難民，閱報欄沒人張貼報紙，自己也沒心情。…

十一月，國軍收復龍陵、芒市、畹町，預二師在大黑山、牛角山、金瓜山作戰，戰史稱為“苦戰”。畹町之敵，向緬境退卻，國軍乘勝追擊，預二師攻核心山、黑山門。由畹町指向芒友，預二師戰於馬鞍山。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西來的駐印遠征軍和東進南下的國軍在芒友會師，第二天，中美在畹町會師，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滇西緬北之戰，前後兩年，光耀史策，揚名世界。五叔從未誇耀過他的戰績，只對他的朋友說過一句話：“打日本，我算是過足癮了。”…

五叔年輕時說，他的志願是在戰場上跟侵入中國的日軍廝殺，結果，中國軍隊在滇西緬北跟日軍作戰，五叔都參加了。

為五叔，我勤讀戰史，訪問退隱美國的軍界前輩。第一次入緬戰事失利，國軍一部分退入雲南，一部分退入印度，於是有了“中國駐印遠征軍”。日軍不但佔領緬甸，還攻入雲南，在騰沖、龍陵、松山一帶建立陣地，和國軍隔著怒江對峙。那時打的是世界大戰，緬甸屬於印緬戰區，雲南屬於中國戰區，由印度的雷多到雲南的昆明，有一條公路橫貫緬甸北部，把兩個戰區連接起來，盟國以作戰物資援助中國，這條公路是陸上唯一的補給線。緬甸淪陷，中國太痛苦、太痛苦了。…

敬答紐約華文文學欣賞會會友 

你跟同時代別人出版的回憶文學如何保持區隔？



有句老話：“不得不同，不敢茍同；不得不異，不敢立異。”我們好比共同住在一棟大樓裏，每個人有自己的房間，房間又可分為客廳和寢室，或同或異，大約如此。 …

敬答評論家蔣行之先生 

寫回憶錄，要怎麽樣才不會折損回憶，或者盡量省著用？Nabokov說他最珍惜的回憶輕易不敢寫的，寫到小說裏就用掉了，以後想起來好像別人的事，再也不能附身，等於是死亡前先死一次。然而花總不可能一晚開足的，勢必一次次回顧，特別是那麽久遠的回憶。如何在寫作時保持回憶的新鮮？

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吧，說出來就解脫了。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我向讀者大眾告解。寫回憶錄是為了忘記，一面寫一面好像有個自焚的過程。…

敬答名作家姚嘉為女士

您的回憶錄不但記錄了您個人的步履，更反映了幾十年來中國人的顛沛流離，家國之難，還不時回到現在的時空環境。書中許多細節，讓人如臨其境，請問這些資料是如何來的？（靠記憶？當年寫的日記？買書？到圖書館收集資料？海外找這些資料困難嗎？）

五十年代我在臺灣，多次奉命寫自傳，由七歲寫到“現在”，到過哪些地方，接觸過哪些人，做什麽事，讀過哪些書報雜誌，都要寫明白。為什麽要一寫再寫呢，他們要前後核對，如果你今年寫的和五年前寫的內容有差異，其中必有一次是說謊，那就要追查。因此我常常背誦自己的經歷，比我禱告的次數還要多。…

敬答“九九讀書會”諸位文友 

你的第四卷回憶錄一度打算名叫《文學紅塵》，最後改成《文學江湖》，通常書名都有作者的寓意，《文學江湖》是什麽意思？ 

我覺得文學也是紅塵的一個樣相，所以我記述所見所聞所思所為，取名《文學紅塵》。後來知道這個書名早被好幾位作家用過，就放棄了。 …

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臺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卷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服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

另一個可能是，文學作品的多義和曖昧反而有助於“為匪宣傳”，反共文學發生的效果應該符合預期，沒有偏差。口號是最不容易誤解的東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學不惜流為口號化。這就是為什麽臺灣對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說家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譯作《獄中記》）、張愛玲的《秧歌》都不喜歡，無奈那是美國新聞處推廣的冷戰文宣，黨部無可奈何。

臺灣域內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貴告訴我，他在臺灣的坎坷，大半因為他寫了《旋風》。陳紀瀅的《賈云兒前傳》，王藍的《藍與黑》，也都有憂讒畏譏的經驗。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表出版，黨部鞭長莫及。一九六七年，臺灣已是百家爭鳴，《野馬傳》修正了，臺灣出版，還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國時報》發表陳若曦的《尹縣長》，仍然引起一片驚惶。…

一九五五年發生了一件事。這年五月，舞蹈團體得到文獎會讃助，舉辦民族舞蹈競賽，場地借用臺北市三軍球場，位置正對“總統府”大門。有人檢舉，得獎的表演節目中有蘇聯作品，不得了！那時正值所謂“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裏引用馬克思一句話都是大罪，怎有文藝運動的領導人，大模大樣在“總統府”門前，眼睜睜看他演出蘇聯舞蹈，而且還出力出錢支持！張道藩立刻向中央黨部提出辭呈，並推舉陳雪屏接手，陳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幹。

據說所謂蘇聯作品，實際上是新疆少數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蘇俄接壤，文化交流頻繁，也許受了些影響，可是這種事哪裏說得清楚！張道公只有辭職表示負責。他是向蔣公辭職次數最多的人，他效忠領袖，但是不能厚結領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斷辭職測驗領袖對他的信任，測驗他可以工作到何種程度。…

我本來就不覺得我在逃難。由蘭陵到南橋，那是“搖到外婆橋”。由南橋東行，我家還能維持一輛“二把手”，那是一種木制的獨輪車，由魏家弟兄前後駕駛，車輪特大，把車座分成左右兩個，母親抱著弟弟坐在左邊，妹妹坐在右邊，妹妹腿底下放些面粉大米，準備沿途食用。

我們還有一頭驢子。

還有這一溪桃花，一種太平歲月溫柔旖旎的花，落下一瓣兩瓣來貼在你手背上，悄悄呼喚你。

紅玉拼成的花。紅雲剪成的花。少年氣盛嫉妒心極重的花，自成千紅，排斥萬紫。從沒見過也沒聽說桃林之中之旁有牡丹芍藥。…

國民黨對於拒絕響應反共文學的作家並沒有包圍勸說，沒有打壓排斥，他只是不予獎勵，任憑生滅。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寫出反共作品”受到調查（因為他反共的“規格”與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準），並無作家因“沒有反共作品”而遭約談。那時“中國廣播公司”刻意發展廣播劇，姚加淩寫了一個反共的劇本，演出中共公審大會的“虛偽殘酷”，惹了一陣子麻煩。自此以後，“中廣”的廣播劇盡量避免再用這樣的題材，趙之誠專寫市井小民貪嗔愛癡，二十年天相吉人。國民黨畢竟“封建”，“仕”還是“隱”？廟堂還是江湖？你的進退出處可以自由選擇，當然，除了“造反”。…

流亡作家渴望訴說，他們以為本土生民應該聆聽。那是斯大林時代，西伯利亞海濱有一個勞動營，萬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來此，用簡陋的工具開發森林，食物不足，醫藥缺乏，工作十分勞苦，每天有許多人死亡，也不斷有大批新人補充。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有人趁著伐樹的機會剝掉樹皮，在樹幹上寫字，寫他們原是什麽樣的人，現在有什麽樣的遭遇，沒有筆墨，大家捐出鮮血。寫好之後，他們把樹幹丟進大海，讓海浪帶走，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們的控訴，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麽。當時有些大陸流亡作家的心情仿佛如此。

一九五○年三月，蔣公於“引退”一年零一個月之後宣布復職，“國王的人馬”各就各位，動用一切力量鞏固臺灣，抗拒中共擴張，文藝成為其中一個項目。…

五十年代，臺灣興起“反共文學”，那時我拿不動這樣大的題材，沒有作品，只有心情。

一九四九年五月，國軍失上海，我隨軍撤到臺北。六月失青島，八月失福州，美國發表白皮書，聲明放棄臺灣。九月失平潭島，十月失廣州，失廈門，逼近臺灣門戶。共軍乘勝攻金門，國軍大捷，仍然震撼臺灣人心。就在這幾個月，小諸葛白崇禧、反共長城胡宗南節節敗退，華中、西北、西南盡失。十二月，國民政府遷臺北，雙方中間僅隔一道大約九十英里寬的海峽。中共反復宣告將革命進行到底，文宣用詞竟使用血洗臺灣。

逃難來臺的人喘息未定，頓覺呼吸急促。…

以前種種後來又是怎麽知道的呢，都是他們自己說出來的。人生如戲，莎士比亞的臺詞有一句：“臺上演戲的人不能保守秘密，他最後什麽都會說出來。”人有泄漏機密的天性，人到中年，會說出自己幼年的“齷齪”，人到老年，會說出自己中年的“齷齪”；因緣無常，效忠的手下隨時可能脫離掌握，抖出內幕，死黨很難到死，除非你有本事殺他滅口。齷齪的腦子、齷齪的手，都有一天會曝光。歲月無情，江山易改，最後“萬歲”已成木乃伊，江山風化為散沙，這些曾經是特務的朋友、或曾經是朋友的特務，一個一個也退休了，老了，移民出國了，他出於成就感，或是幽默感，或是罪惡感，讓我知道當年他手中怎樣握住我的命運而沒有傷害我。…

話題一轉，保安官問我對邱楠和姚善輝有什麽看法。我的天！他們一個是節目主任，一個是工程主任，我只是個新進的小職員，剛剛試用期滿，我能對他們有什麽看法！他問我最近看什麽書，我的答案中有曹禺和李健吾，他兩眼一瞪：你從哪裏弄到他們的書！我告訴他，這是公司的參考書，公開擺在資料科的圖書室裏。幾個月後，公司裏突然出現保安人員，沒收了這批文藝作品，緊接著大搜全省各地中小學圖書館，各縣市舊書攤，打算做到一本不留，看來都是我惹的禍。…

從保安司令部來了個年輕人，“請”我到他們辦公室談談，還加上一句：“我可以替你請假”，等於說一定要去，沒有理由可以推拖。說到保安司令部我得鄭重介紹，它後來改組為警備司令部，再改為警備“總”司令部，今天談恐怖時期，“警總”惡名昭彰，殊不知一路改組都有些改進，到了警總已經文明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