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臺灣青少年的新生語言，稱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九年出生的人為“五年級生”，稱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九年出生的人為“六年級生”。我生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算是個“一年級生”吧，正在述說“三年級”的故事。

在學校裏，二年級的學生看不懂七年級、八年級的功課，需要解說；人生往往相反，七年級、八年級的學生沒見過四年級的功課，好奇，陌生，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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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總是如此，又是如此，千千萬萬小人物的命運系於大人物一念之間。必須說，中共這一著高明！國軍退守臺灣，大陸失敗的教訓深刻難忘，萬事防諜當先，盡力布置一個無菌室，那千千萬萬“匪區來歸官兵”跟有潔癖的人吃一鍋飯，難免動輒得咎，軍政機構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額外消耗多少元氣。

我們在俘虜營過陰曆年，萬年曆顯示，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歲次己丑。事後推想，那時他們已經決定釋放我們了，所以停止一切爭取吸收的工作。大約是為了留些“去思”，過年這天午餐加菜，質量豐富，一個高官騎著馬帶著秧歌隊出現，據說是團政委。我第一次看見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鄉人“踩高蹺”，親切，可是無論如何你不能拿它當做中國的“國風”。他們唱的是“今年一九四九年，今年是個解放年，鑼鼓喧天鬧得歡，我給大家來拜年”。先是縱隊繞行，然後橫隊排開，唱到最後一句，全體向我們鞠躬，我又覺得折煞。…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們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裏，屋裏沒有任何家具，大概是“階級鬥爭”取走了一切浮財。每一棟房屋都沒有門，應該是民夫拆下門做擔架去支援前方的戰爭。每一棟房屋也沒有窗欞，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來。既然門窗“洞”開，解放軍戰士管理俘虜，要看要聽，十分方便。夜間風雪出入自如，仿佛回到抗戰時期流亡學生的生活。…

俘虜分類之後進行編隊，編隊之後立即前往指定的地點受訓，指導員不再微笑，也沒有講話，他只是冷冷地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講話，只是冷冷地工作，一片“晚來天欲雪”的感覺。他們為什麽不講話？這是不祥之兆嗎？由鬧哄哄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沈，解放軍似乎要趕快把俘虜弄出天津市區，出門以後指導員不見了，他的臉色還像塊冰壓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虛，胡思亂想，想起滾進地下室的手榴彈，想起德國納粹把俘虜運到郊外集體槍決。…

解放軍攻克天津的時候，對處理大批俘虜已經累積了豐富的經驗，繳械就擒的國軍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許有代表性。我們這十幾個後勤軍官聽從解放軍的指揮，離開住所。路上只見掉下來的招牌，斷了的電話線，傾斜翻轉的電車汽車。成群結隊的解放軍交臂而過，沒人看我們，我偷偷地看他。我們走進一所學校，只見成群的俘虜從各個方向陸續湧來，擠滿了房子，擠滿了院子。他們都是在第一線繳械就擒的戰鬥人員，軍官跟士兵穿一樣的衣服，一律不佩符號，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階級，比方說，士兵穿又髒又舊的軍服，連長穿乾乾凈凈的軍服，團長穿嶄新的軍服。解放軍的一位營指導員坐在校長辦公室裏管理我們，我們人數這麽多，他們僅僅一位營指導員，身旁幾個通信兵，門口幾個衛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們已有豐富的經驗。…

我終於面對面看見遊擊隊。

那天我很苦悶，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麽。門旁有一條銀色的細線貼在墻上隱隱發光，看見這條線就知道蝸牛從這裏爬過。我打開日記本寫上：“蝸牛有路，指南針有方向，唯我獨自仿徨。”

詞窮，心中郁悶未解，就再寫一遍。一連寫了七八遍。這時聽見外面有雄壯的歌聲，許多人引吭高歌，黃墩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聲勢。

我跑出去看。狹窄的街道上兩旁是人，平坦的打麥場上滿場是人，拿著槍，短衣外面扎著子彈袋。街旁的人隨意坐在地上，沒有一個人站著，打麥場上的人規規矩矩地站著，沒有一個人坐下。打麥場上的漢子唱“中國不會亡”，歌頌八百壯士守四行倉庫。這是我第一次聽見這支歌，聽一遍就會了，是一首容易普及的好歌。…

抗日救國的情緒高漲，連土匪都自動變成遊擊隊。魯南的土匪一向有他們的哲學，理直氣壯。可是日本人打進來，他們覺得再當土匪就丟人了。

遊擊隊浩浩蕩蕩，在東方，西方，南方，隱隱現現，田野做他們的腳凳。北方隔著蘭陵，看不見。他們，有國民黨支持的，有共產黨支持的，也有單幹戶，左右雙方都在拉他。我們熟識的人都投入了。

小寶是拾豆的時候開始動心的。收豆子事實上等於搶割，百姓千家一起動手，田野裏佈滿了人。豆田的面積逐漸縮小，藏身其中的野兔驚惶起來。…

高粱葉打完了，準備拾豆子。豆子經霜才熟，收割時，豆葉都枯黃凋落了。豆子熟透了，豆莢會炸開，把豆粒彈出來，種豆的人不能讓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割豆也和割麥一樣，急如燃眉。他們雖然愛惜滿地的豆葉，只能草草收拾一下，剩下的，秋風吹得滿地亂滾，就是無主財物了。拾豆子所得寥寥，重要的是摟豆葉。

摟，讀平聲，伸開五指把東西聚攏過來，湊到一塊兒。摟豆葉當然不靠手指頭，它有專用的工具，把竹子劈成細條，一端成鉤，作扇面形排列，叫Par。我從《國音字典》上查出耙、筢、鈀，看註都不能摟豆葉。使用時，繩子套在肩膀上，滿地拉著走。這時田野荒涼，秋風淒冷，回味拾麥、打高粱葉子、拾豆子的景況，頗有繁華成空的滋味。…

我聽說作家的第一本書是寫他自己，最後一本書也是寫他自己。

“第一本書”指自傳式的小說，“最後一本書”指作家的回憶錄。

我曾經想寫“第一本書”，始終沒寫出來。現在，我想寫“最後一本書”了。

從前乾隆皇帝站在黃鶴樓上，望江心帆船往來，問左右“船上裝的是什麽東西”，一臣子回奏：“只有兩樣東西，一樣是名，一樣是利。”

這個有名的答案並不周全，船上載運的東西乃是四種，除了名利以外，還有一樣是情、一樣是義。…

母親最愛《馬太福音》，說《馬太福音》是四福音裏的壓卷之作。

她對我說：“來，你是住在神的家裏，要天天讀一段《聖經》。”她教我讀《馬太福音》第五章：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是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的好行為。

忽然，警報，空襲警報中的預備警報，日本飛機要來。…

抗戰發生，軍隊深入農村，而且有了遊擊隊，這些流水似的兵並沒有鐵打的營房，再小的村莊也有一套班底負責接待過境的人馬。有時候，隊伍住在鄰近的村莊，派人通知各村送飯，謂之“要給養”。一個“吃飯看飯鍋”的家庭，“針挑土”積攢的東西，只好慢慢地消耗掉。莊稼人也有幽默感，說是“老鼠替貓攢著”。

好處是再也沒有土匪，土匪全變成遊擊隊。當年土匪橫行，做土匪的小頭目也曾是人生的一種理想，像我這般年齡的人，大都記得：

要嫁嫁個當家的，

吃香的，喝辣的，

盒子槍，誇誇的，…

詩人鄭愁予的名句：“出門一步，便是江湖。”離家五百里算是很遠了吧，哪想到後來更遠，更遠……



我一生漂泊無定。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半流亡”，離開家，沒離開鄉。十七歲正式流亡，離開鄉，沒離開國。後來“國”也離開了。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說不完。

現代中國，有個名詞叫流亡學生，它前後有三個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青年入關。第二梯次，“七七”抗戰開始，沿海各省青年內遷。第三梯次，內戰期間，各地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那時流亡是一種潮流，流亡的青年千萬百萬，流亡很苦，很孤獨，有時也壯烈，危險。…

這一段話，他另是一種語調，很平靜，幾乎帶一點感傷。萬籟無聲中，某種氣氛包圍了我，使我不想殺人，也不想為殺人者鼓掌。可是，你怎樣面對亡國的危機呢？你怎樣面對水火塗炭中的生靈呢？你怎樣面對無定河邊骨和深閨夢裏人呢？皇天在上，人生在世，戰時有戰時的選擇，平時有平時的選擇，我們無法統一。

這時，有人問他，殺人有什麽感覺。他睜大了眼睛、亦莊亦諧。感覺很好！像大便暢通！他有一等一的口才，先使我們驚，後使我們怒，末了，我們大笑。也只有七年血戰中才有這樣的笑聲。

戰火蔓延，我們停課下鄉，準備和日軍捉迷藏，飽學的宿儒隱退，通三教九流的教職員當令，這些人很健談，於是，我們從來沒聽見過的話聽見了，後來不知道的事情知道了。…

一九四四年算是個豐年。這一年，蘇聯把列寧格勒的德軍擊潰了。克里米亞和羅馬尼亞也相繼解放。這年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成功，羅馬、巴黎光復，在南斯拉夫、愛沙尼亞、希臘各地大勝。太平洋方面，美軍在馬紹爾群島，在塞班島，關島，菲律賓，在摩鹿加群島，和日軍進行慘烈的戰鬥，佔領了這些軍事要地，直接威脅日本本土。

這一年，中國軍隊在緬甸和英軍並肩驅逐侵入的日軍，攻克孟關，在胡康河谷會師；佔領孟拱、密芝那、芒市、八莫，鞏固滇緬邊境；把侵入滇西的日軍逐出，光復龍陵、騰沖，不許他們進窺長江上遊。

可是，這年四月，日軍企圖打通平漢路，用兵河南，許多名城要邑不能固守，報上說，“三十七天內連失三十八城”，（書上說，四十四天內連失四十五城。）雖說戰略是以空間換時間，這空間太大，換來的時間未免太短了。…

林盡，果然有屋舍桑竹雞犬，果然有男男女女問長問短，消息不少，倒不怎麽驚慌。你們看見過鬼子沒有？當然沒有，不然，還有命？你們家房子給燒掉沒有？誰知道，也許正在燒著呢。聽說鬼子兵也有高個子，個子越高越兇惡，當真？問得津津有味。

村上的人都說，他們位置偏僻，這“耳朵眼兒胳肢窩兒”的地方，日本軍隊不來。一老者拿出一本地圖給我們看，日本軍隊專用的地圖，不知怎麽有一本遺落了。老者說你們快走，日本人已經把這個村子畫在地圖上，他們早就算計在內了。

我搶過地圖，打開一看，蘭陵當然畫在圖上，蘭陵四面的衛星村莊也畫上，蘭陵鎮西的丘陵、鎮南的小河溝也標出來。至於這個“耳朵眼兒胳肢窩兒”裏的小村莊也赫然俱在，連這一座桃林也沒漏掉，我從沒見過這樣詳細的地圖。…

他們說，日本兵喜歡殺人。他們說，日本軍隊進了村子先控制水井，來到井口向下一看，井裏藏著一個人。日本兵就毫不遲疑地朝井裏放了兩槍，那一井水全不要了。

日本兵為什麽處處殺人，是一個他們解不開的謎。有人說，日本兵信一種邪教，要在生前殺多少人，陣亡以後才可以魂歸故里。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哪天會死，所以急急忙忙殺人湊數。

有一次，一隊日兵進入村莊搜索，老百姓都逃走了，有個男人偏偏不逃，他用白紙紅紙剪貼了一面日本國旗，朝日本兵揮來揮去。

日本兵毫不客氣，給了他一顆子彈，望著他倒下去。…

戰史記載：一九三八年三月，日軍磯谷師團沿津浦路南下，破臨城、棗莊，東指嶧縣、向城、愛曲，志在臨沂。同時，阪垣師團由膠州灣登陸，向西推進，與磯谷師團相呼應。

這是臺兒莊會戰的一部分。日軍為了徐州，必須攻臺兒莊，為了佔領臺兒莊，必須攻臨沂。

當時臨沂由龐炳勛駐守，張自忠率部增援，後來在安徽阜陽收容流亡學生的李仙洲參加了此役。兩軍血戰，傷亡難計，國軍部隊的連長幾乎都換了人。…

根據《文史資料》中的線索，我在大陸上買了一些書。隔洋買書，我的辦法是“不管有魚沒魚、先撒一網”。看見書名，猜想它的內容，買來再說，網中也許空空，那麽再撒下去。幸而大陸上出版的書，書名和書的性質大致符合，不像臺灣，書名往往脫離書本單獨供人欣賞。感謝大陸親友，他們在官吏的猜疑下、在人與人還不能和睦對待的地方辦事，忍受公車司機的呵斥、乘客的互相踐踏、書店職員的白眼、郵局櫃臺的頤指氣使，寄來我需要的著作物。我也把他們的名字牢牢地記在心裏，寫在日記裏，保存在通信的檔案裏，但是不必寫在這裏。

那些書多半以內戰四年為背景，演說歷史巨變。那些大事本末我用不上，但是它使我重溫恐慌、焦慮、虛無，以及在絕望中掙扎的本能，到了我寫下一部回憶錄，成了無形的助力。感謝這些著述者。

4…

這些人，又是如何被我找到的呢？這多虧了中國大陸各地的僑務辦公室，簡稱“僑辦”。大陸上由中央到地方每一級政府都有僑辦，即使鄉鎮也有一個人兼辦這方面的業務。只要我能提出某人的原籍地址，他們一定有辦法弄個水落石出；只要我能提出某人“最後”住在何處，他們也多半能有個交代。他們人口管理嚴密，名不虛傳，僑辦執行政策之徹底我們自嘆弗如。——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一九八六年以後，四海交流，統戰成功，除了有影響力的僑領，很難、或者根本不能再接到他們的回信，時也，勢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論如何我感謝他們，我的願望已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實現。我把他們的名字牢牢地記在心裏，寫在日記裏，保存在通信的檔案裏，但是不必寫在這裏。…

這些年，常常看見有人在文章裏質問：“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

中國人會生氣，敢生氣，也曾經怒不可遏。“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一齊怒火炙心的時候，也曾使“山岳崩頹、風云變色”，一個人忍無可忍的時候，也曾“忘其身以及其親”。

遠者固無論矣，以我及身所見所聞，中國人為了“華人與犬不得入內”而生氣，為了揮動東洋刀砍掉中國人的腦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氣，直氣得開著大卡車衝進黃浦江，氣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彈綁在前胸後背往坦克底下鑽。中國人也為了從香港到重慶的飛機上有一隻洋狗而生氣，也曾為了莊稼漢沿街叫賣他的小女兒而生氣，直氣得拋下老婆孩子遠走高飛、隱名埋姓，二十年後再回來清算他的親族鄉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