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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琛发：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

我仅仅是希望以我个人的观念，通过自己有限的能力，把一般人都能检阅得到的各种语文文献互相贯通起来，按照着时间顺序去排列，由此便能回归起点，落足在长时间的历史和跨地域的文化，去阅读这个地方曾经面向着大海洋时代的一个又一个历史片段。

并且，我是想要寻觅古人的声音，聆听他们历代相续，身处在长时期 的历史和跨海域的环境，是否存在着一种精神的贯通性，贯通在多 民族交流互鉴的各种演变情境之中。

我是想着要从连贯着这些片段的内容，去认识它们的呈现表述方式，考据与诠释它们互相之间的贯通与变化，从而理解所有这些文献原本的来龙去脉。我不一定需要每个人赞同，可是我是真切的在思考，以对话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甚至不同立场的文献，感受着它们相互之间的对话，于是我就可以从中试图解释里头的“人”，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历史中生活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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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们现在还有必要进行许多基于细节的重新解读，是因为我们有需要回头反省一切可能的虚妄，以寻求通盘的理解，思索我们现在正在延续的过去是种怎样的存在。这不止是为了我们自己， 也是为了先人，为了子孙。由于思想，我们存在；只有继续的思 想，直透那些导致历史虚无的本质，破除一切原来属于意底牢结造成的桎梏，我们才可能不断去发现自己本当如何存在。 作者识。

目录

一、引言 ...................................................................................................... 1
二、从William Linehan《彭亨史》回顾古代史料.......................................... 6
三、明朝海上交通文献留下的彭亨印象 ...................................................... 16
四、14至17世纪屡次毁于战火的海港王城 ................................................. 25
五、19世纪北根华人乡镇和东北矿区的劫后复兴 ....................................... 36
六、彭亨华人甲必丹的战乱历史与残破记忆 ............................................... 48
七、19世纪末英方介入以后有待重构的历史叙述 ....................................... 67
八、后语 ..................................................................................................... 80

一、引言

 “彭亨”在南海交通历史上，是历代各国航海者较熟悉的地方。中华历朝各地港口，大凡有商旅或舟子出海航行，帆船不论南下北上，都得服从自然规律，因此各地船舶出入南海各处，特别航 行西洋沿线的，常有往来或途径此地；而南下者为了等待季候风向 北归，往往就得停留在在此处古代海域邦国，在彭亨或邻近其他港 口上岸，居住数月，休息生养。久而久之，各国各地先民来往此地渐多，对当地风土人情，也就印象愈加深刻，甚至记载下当地相遇各国人事与物产的事迹。

特别是人们屡次出海，都曾居住或经过彭亨，来路去处常会提起此处地名，所以不同时代的先民，也都会使用各自的语言，音译现在英语继续使用的“Pahang”名称；而历朝中华先民，也曾经根据各处地域的汉字方言，以不同腔调，翻译出多种不同汉字拼音的地名音译，其中“彭亨”两字最为普遍，至今通用。而此邦的汉字名称翻译，长期无从一致，其牵涉的时间超过 千年，已足以证明中华祖先自古不会感觉此地陌生。

正如19世纪以 撰写《天地会》闻名的荷兰汉学家施列格（Gustaaf Schlegel）撰写彭亨古代史时所见，至迟从五代十国开始，一直到清朝为止，现在通用的“彭亨”一词，便是屡屡出现在航海记载，而且是因着不同 年代不同籍贯航海者的发音差异，出现过不同的音译名称。

施列格在1899 年发表彭亨国史的考据文字，刊登在西方最早汉学刊物《通报》第十辑。①他在文中也很早有发现，历朝中文文献对于彭亨的认识，是跟随着人们的经历出现不同的记载，因着此处海上贸易内容的演变而演变；经验和认知不同，也就造成历代叙述的内容各有差异。

彭亨港口过去历久不衰，也是得力它位处南中国海西部，相应于顺风相送年代的地理优势。如果从地图查阅，此地称为“北根” （Pekan）的老城，其周遭海岸，直至19世纪依然是个帆船密集的海港区域。北根港口位于海域西面的地理位置，正好坐落在古代南海西洋航路南部沿线的中途，恰恰就在马来亚半岛东岸中间偏南方，向东是婆罗洲，西南接近爪哇，沿着内陆河道走陆路，数日可 达半岛西岸的马六甲等地，或西渡苏门答腊。

“北根”事实上是个中文音译，这两个音节的马来语原文，本是Pekan，意思即是“市镇”。在清代以前民众的历史记忆，彭亨这座“港口城镇”，即“本邦”主要地理疆域，构成国土对外经贸文化交流的主要范围，也是协调境内边缘地区的枢纽，国主政事亦居其中，所以“北根”按华人传统概念，即《左传》《春秋》所谓的 “王城”。(下续)


作者简介： 王琛发 (Ong Seng Huat) ，男，马来西亚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嘉应学院“广东省海外名师”特聘教授， 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马来西亚 道理书院院长；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南海华人历史文化与聚落研究，思想史/观念史研究。

① Schlegel, G.,1899. Geographical Notes. Cordier, Henri(ed)., T'oung Pao ou Archives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 l'histoire, des langues, la geographie et l'ethnographie de l'Asie Orientale (Chine, Japon, Corée, Indo-Chine, Asie Centrale et Malaisie), Vol.X.,Leiden, E. J. Brill, pp. 39-51. 1

（摘自：王琛发：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作者简介：中国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原載：韩大学术丛刊第一种，Date: October 2022  e-ISBN 978-967-172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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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的汉文航海交通文献，上边可能出现寥寥数字的细节差别，其实就能反映一般不应忽略的常识议题：华人在彭亨的历史，是属于彭亨历史的一部分，没有离开过世界的经济历史，是全球经贸趋势演变呈现在马来亚东岸的进程。 上述各种中文文献，虽然记载过历代彭亨风土人情和物产特征，可是记载古近代华人在彭亨境内生活的内容情况，一般并不多见。

不过，至到上世纪，自英国人 W. A. Linehan 撰写《彭亨史》 （A History of Pahang），后来还有许多西文或者马来文的历史撰述，都总结过好些讨论彭亨的中外文史料，其中有些文字提及古代商旅舟子在彭亨的情况，也不乏一些文字提及17-19世纪彭亨境内华人。

另外，还有一些新的材料，源于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是有文物可供考据说证。这包括2020年11月14日，在彭亨第九任州务大臣莫哈末朱索位于老北根（Pekan Lama）的故居前，意外挖出了九块清朝墓碑。

根据刘崇汉的《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他在1990年代访问北根华人伯公庙时，除了见过庙中原有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 “大唐本头公”牌位，还见过一些嘉庆年间文物，同时也发现那时庙前墓碑林立，有些墓碑刻着嘉庆年号。①

2020 年发现的这些碑记，相比起刘崇汉在1992年以前曾经见过的，不算太古老，重要是其中有甲必丹的墓碑。若把这些材料集合在一起，以北根先后发现的木石刻遗物进行内外部考据，特别是参照各种海洋交通文献，尤其不能忽略像《顺风相送》这类古代航海工具书，从多角度的相互解读，也许能看出许多前人未曾重视的事情；这对于进一步理解17 世纪以前的彭亨华人历史，以及彭亨的海上交通与经贸，特别是继 续理解客家和潮州群体18世纪以后在彭亨境内的港区和矿区的互动，都会较有参考价值。

①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1-142页。



二、从WILLIAM LINEHAN《彭亨史》回顾

古代史料 W. A. Linehan长期生活在英属马来亚，服务于殖民地官僚系统，从1931年至1937年曾经历任英殖派驻吉兰丹与柔佛两邦的署理顾问官，1938年出任海峡殖民地教育厅长兼马来联邦教育顾问，以 后1948年退休后又在翌年返聘为马来亚博物馆馆长，一直到1951年方才任上离职；回到英国；以后又于1955年出任剑桥大学东方语言研究助理主任，直至当年10月离世。①

Linehan 的《彭亨史》正如他其他的文字，都是依靠本身有过丰富的历史文化学养，借助长期担任英国驻马来亚官员的资历和方便，力图综合各种可靠的一手材 料，客观详尽记述当地的民族志，确保丰富大英帝国当时的东方研究，完善帝国学者官僚对马来亚各属邦的当前和未来理解。

姑不论 Linehan的官方立场，他的《彭亨史》可说是资料详尽，是上世纪初西方人撰写过的最完整的彭亨通史。《彭亨史》的序言，首先便引用了不同族群的传说，可谓是各有各说的解释着“彭亨” （Pahang）得名的来由，由此无疑也能反映彭亨自古便是多元族群。不同的族群，各自解释历史上共同的生活环境，都不可避免会 继承族群祖先流传的集体叙述，偏向以本身作为主体的那部分记忆。

 《彭亨史》除了记载着中国人曾经按照古代语言发音的音译， 称呼当地为“蓬丰”，也引述了阿拉伯和欧洲人对“彭亨”有过的不同称谓，如：Pam、Pan、Paam、Paon、Phaan、Phang、Pahan、 Phaun、Pahangh。在Linehan看来，这些西方与东亚各国都曾经各自以本国文字对译此地地名；他们在发第一个音的声母时，不论是以清或浊的双唇音发音，显然都是外来者在使用着音译。

 ① Who was who 1951-1960.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61, pp.663-664.

而Linehan议论此地名称最早缘起，则是并列了他认为最早在当地内陆活动的三个族群，即吉蔑语系的古暹人（siam）、耶坤原住民，以及马来 人，以对比这三个族群的各说各理，寻找“彭亨”地名的最早渊源。Linehan 说：根据古代吉蔑（Khmer）语系的发音，“彭亨” （Pahang）本来古代也如现在的英文发音，是一个完整的词汇，即 “锡”的意思，由此也便能对应吉蔑人的记忆，即当地的林明流域 （Sungai Lembing）一带本来是古矿区；可是 Linehan也关注和转述 了 Bebar 地方上的耶坤（Jakun）原住民记忆，认为“彭亨” （Pahang）本来的发音，源自原住民祖辈称呼此地“Mahang”；而马来人则说，彭亨河流域，河流分支的河畔有个村子名叫 Kampong Kemanmang，对面有棵大树属于Mahang树种，他们的古代先民为了方便记忆地点，便以地标的树名作为地方名称，后来演变为地方上的马来人习惯唸成Pahang发音。①

Linehan还提及，彭亨在 1454年 成为马六甲王朝属国以前，原来便是一处古代城邦，在梵文文献的名称是Inderapura。Inderapura的称谓取名自“Indera”，即古印度神话所谓的众神主宰“因陀罗”，或后来佛教演绎的天界主帝释天， 而梵文 Pura 则意味着“汇聚之处”或者“城邦”，由此可推论，古代彭亨是类似古印度的城邦形态国家，其主要领土几乎是重叠着一 座海港城市的整体地理范围。

当然，Linehan 也意识到，彭亨称为 Pura 的实质统辖范围，不等于后来彭亨王城首府北根（Pekan），应是大于后者在马来文概念中的所谓“市镇”的意义。②

Inderapura的领土，当时应是已经包括海港周遭许多乡镇聚落；彭亨国主的天命，即是统合着所有乡镇聚落的领主或头目，以社会一体而经济共生。在古印度经典《梨俱吠陀》（Ṛigveda），因陀罗被视为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神，手握雷电为武器，传说中他是主宰雷电、气候、雨 水、河流之战神，曾经杀死了延续季候旱灾的修罗天龙，让阳光和雨水解救人类。

①Linehan,W.,1936. A History of Pahang.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14(2),p.2. ②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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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吠陀时代以后的印度神话，因陀罗的神圣故事就褪色了，反而多了许多神明由于七情六欲导致的错失。①彭亨最初以因陀罗名字称城邦之名，想来亦是息息相关彭亨河港口的民生经济。当地老百姓是年年依赖季候风演变迎送帆船，又得担心风灾水灾。 彭亨以后，自从Pura转借成为马来语，这个梵文词汇在本区域的使用历史也是源远流长。

至今，新加坡作为现代城市国家，国歌以马来语唱出的国家名称Singapura，即是新加坡古代历史上本来的国家称号。按照梵典的文化传统，狮子（Singa）是为瑞兽， Singapura意味“狮子城邦”。 Linehan叙述彭亨历史，较少引用中国的历朝史料。

可是，追溯早期西洋作者引用过的中华典籍，各家讨论过彭亨的文字不多，最早文论可能出自荷兰的施列格（Gustaaf Schlegel）。施列格于1899 年在法国《通报》第十辑发表的南海诸国《地理志》，其中的第iii 篇和第iv篇是在论述马来亚半岛上彭亨和柔佛两个古国，使用的古 代历史材料，主要都是引用中华历朝文献；其中除了提及清代《续 文献通考》说过彭亨又称“暹罗迤西”，也引用了《明外史》和 《东西洋考》等书，考据出在明神宗年代的彭亨与柔佛关系，古柔佛国不止一次军事威胁彭亨。②

根据中华先民“下西洋”的观念，彭亨位处西洋海域，由暹罗航路的南下，北根王城向东则接近对岸婆罗洲、偏东北则往菲律宾、向南是爪哇大岛诸港口，从陆路西进可到达马六甲海峡东岸大小诸港。施列格使用的汉文史料，重视详细记载彭亨和各邦的恩怨关系，或能折射出彭亨历来局势，都会影响历朝遍布南海各地的华人船主海商，相关彼等长期海域生活的经济利益与谋生安危。

在15 世纪以前，船舶主要都是沿岸航行，此处地理位置也确实比南方的柔佛更具优势，更方便通过陆路运输各种物质来往马六甲海峡东岸，节省许多时间和交通成本。在这里的交易的各方货物，有的来自南中国海以北、以南、以东，也有从马六甲海峡上岸后通过陆路运往北根等处的；帆船到了彭亨海岸能不能安全停泊，当然不止是 牵涉成本预算，还是件生死大事。

① Berry, Thomas.,1996. Religions of India: Hinduism, Yoga, Buddh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0–21.

② Schlegel, G., op. cit.


Linehan 以后，G. R. Tibbetts在1956年撰写的《阿拉伯，地理家认识的马来半岛》，引用了Muruj al-Dhabab撰写的阿拉伯文字，是 Linehan 昔日未曾引用过的；① 再后来又有一位保罗•惠特利 （Paul Wheatley）考据 1500 年以前的马来亚土地，是引用阿拉伯旅行家马素地（Masudi） 公元943年撰写过的同类文字，讨论了古希腊人关于《黄金半岛》的概念。② Masudi 昔日东游，旅游了遍属于古代三佛齐（Sri Vijiaya）王朝的跨海版图，曾经注意到半岛海滨有 一处地方名叫 Fanjab，其内陆领地拥有产银、产锡也产金的矿区， 相邻着半岛西边的吉打王国；而根据Masudi的说法，只要有外来船只到达当地，就会遇上当地模样奇特的卷发人群，持着毒箭，扒着小船上前包围，把来访的客船困在海中。③

现在看来，Masudi文中所指的这些彭亨武装船民，当是来自耶坤族，即地方上称为“海人” 的部落。按照G. B. Tibbetts设想，Fanjab应该是Fanhan的音误，即 “后来”华人用汉语翻译的“彭坑”（Peng-keng）。④

古代海上丝路，各地贾船相互转致，端赖沿线港口互通。唐宋 既有阿拉伯人留下了彭亨与中国诸港口的航行记录，同时代的中华海商更不可能不会熟悉这处海域相连的地方。据Paul Wheatley 引用 “Akhabar As-Sin Wa'l-Hind”（《中国与印度的消息》）等阿拉伯 文献的记载，公元11世纪的彭亨沿海，还有些“彭亨人”环住在刁 曼岛（Pulau Tioman）等诸岛屿上边。

那时正值宋朝，刁曼岛这处彭亨王城港口东南处的岛屿，是帆船来往柬埔寨补充淡水的中途，也是商船交易檀香木、白米的地点。⑤刁曼岛地理位置在彭亨河出海的 东南边，帆船经过岸边的海域，如果不是驶向彭亨王城北根靠港停 泊，只是想要取道北上柬埔寨，或者南下新加坡以南，刁曼岛西部

① Tibbetts, G.R.,1956. The Malay Peninsula As Known to the Arab Geographer.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Vol.IX, Singapore:University of Malaya,pp.25-28.

②Wheatley, P.,1961. The Golden Khersonese. 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p.247,p.228.

③Ibid,p.38,p.228.

④Tibbetts,G.R.,op.cit.,pp.38-39；Wheatley, P.,op.cit.,pp.228-229. 9 ⑤Wheatley, P.,op.cit.,p.229.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 10 海湾，便是极适合船舶中途避风之处，或者派人登陆汲取淡水储备；而上世纪屡次的刁曼岛考古，更是一再发现岛上的人类居住场所痕迹，出土过大量宋初广东产瓷器碎片，证实了本岛宋元以来船 来船往，并且至迟在宋代便已出现大片面积的人类居住区域。①

但是，西方人引用古代中文文献，首先遇上的考验是汉字自身的历史演变，遇上不同的地方或年代，都可能出现读音或文义上的变化。如“彭坑”的“坑”，以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发音当然是唸作 “Keng”，只有回归向上述刁曼岛发现的宋代瓷器来源地，使用当地的华南广府方言发音，才会迄今依然唸成“Hang”。

而Linehan 使用中国史料讨论彭亨古代史的时候，主要是采用了《明实录》和费信的《星槎胜览》。他在文中有一大贡献，是采用那时明朝官话的中文音译，重新对照了彭亨历代统治者的名号，设法还原这些马来文发音的原意，由此便能更清晰解说古代彭亨领土上边的地理状况和风土人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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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121“洪武十一年十二月丁未”条记载说， “湓亨国王麻哈剌惹达饶”曾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遣派使臣， 向明朝奉献金表，贡番奴六人，胡椒二千斤、苏木四千斤，另外还有檀香、乳香、片脑等各种香药，③ Linehan便是据此说，对照着彭亨当时是跨海从属于满者伯夷（Majapahit）王朝的城邦形态国家》

论证彭亨统治者的称号，读音应是源于梵文“Maha”（大）和 “Raja”（土邦国王），由此而合称“Maharaja”（大邦国王）；再配合着“达饶”应是马来文“Tanjung”的汉字音译，本意应是海岸 线之间向着海洋突出的那片陆地，由此便推敲当时彭亨统治者的称号，是要表述本身的领土范围掌握着彭亨河口流域的海岬地带。④


① Kwan K.K.& Martin,J.,1985.Canton, Pulau Tioman and Southeast Asian Maritime Trade, in Lam,Peter,Y. K.(et.al.)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 Kuala Lumpur: Southeast Asia Ceramic Society，West Malaysia Chapt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49-63.

② Linehan, W.,op.cit., pp.5-7.

③【明】姚文广、夏原吉监修：《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964页。

④ Linehan, W., op.cit,p.6.


因为大凡海岸线越有大片突范围，其内侧即是天然的避风港湾。其实，Maharaja在梵文意味着“大王”，当“大王”把握着港口和富庶地带作为都城，其底下应该还有许多通常翻译作“小王”的附属或者同盟的土邦领袖，又或者实质上便是管理国王属下各处领地的 “土酋”。这种“大王”“小王”的说法也常会出现在中国历朝的佛经翻译。而证诸中文文献，彭亨的情境也确实不离此说。

明朝张燮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成书的《东西洋考》，书中“彭亨”条便提及说：“金山：其上出金，有大酋守之，日遣百馀人采取，月进王二十金。”① Maharaja 这个名词，后来还曾经继续被马来西亚各州统治者沿用，但已经不一定有实质封邑，只是作为一种赋予王室成员的荣誉称号。

另外，Linehan 引用的其他文字，也提及满剌加（马六甲）王朝开国国王的名称Parameswara，可能是满者伯夷王朝赋予公主、郡主或女王夫婿的“亲王”封号，由此试图解释《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二年（1414）遣使明朝的彭亨统治者名号，何以会名叫“巴剌 密锁剌达罗息尼”，前边数个字的发音，与满剌加国王名号雷同。②

翻查《明太宗实录》Linehan 引用的彭亨统治者名称，其实源于记载在卷154的“永乐十二年秋八月甲寅”条。Linehan认为，“巴剌密锁剌达罗息尼”的名号，源自于明人把原本的两个名词用汉语结合在一起音译，前边使用的“巴剌密锁剌”称号，很有可能本来一致 于《明实录》译称马六甲开国国王为“拜里米苏剌”的原意。

但 Linehan 考据彭亨国王称号后边的“达罗息尼”四字，则是根据马来人称呼海湾为“Teluk”，还有当地人至今将距离彭亨河口四十里的名高山、大湖、泉源和村子命名为“Chini”，视为灵兽白鳄鱼守护邦国的神圣基地，由此推论《明实录》所说的“巴剌密锁剌达罗息尼”意即是“青尼海湾的亲王”。③

①【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8页。

②【明】张辅、蹇义、夏原吉監修：《明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776页。

③Linehan, W., op.cit.,p.7. 11 ④Ibid., p.1.


而Linehan接下去的重点是引用 了费信的《星槎胜览》，对照葡萄牙人 Godinho de Eredia 由马六甲陆路以六天行程进入彭亨的游记，④ 说明那时彭亨作为一个海域城邦形态国家，领土范围主要是的海边平原地带，背后还有群山围绕， 以山后拥有丰富的金矿矿脉，吸引各国商贾纷纷前来交易买卖。①

Linehan行文中，另外也引用了J. V. Mill在1930年翻译葡萄牙 人Godinho de Eredia的游记。J. V. Mil根据Godinho de Eredia这份 1613年的文献，是把彭亨统治者的身份英译为“permicuri”，② 音意接近当时海域通用梵文Pramaiswari的原本含义，意谓着“女主”。Godinho de Eredia并且推测，满剌加王国崛起以前，彭亨是继承着北大年，第二个出现在半岛的马来邦国，作为半岛最大黄金产 地，很早就在古希腊强盛时期，和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发展了双边贸 易关系。③

而且，按照Godinho de Eredia的听闻，彭亨在归属马六甲王朝之前，曾经被暹罗纳为藩属，当时彭亨permicuri也还兼管北大年，又称呼半岛南部为“Ujungtana ”（土地的最尾端），任命居留在新加坡的港城事务大臣（Xabandar）掌管关卡财务。④

这正可以对照汉文翻译“巴剌密锁剌”的原意，意即其统治者并非源自所属王朝的本源世系，而通过婚姻成就身份的“郡王”或“亲王”，亦即 “permaisura”一词的意义。现在马来西亚联合邦诸王室之间，依旧 是有沿续过去历史的，还是以“permaisura”称呼亲王，以 “permaisuri”称呼王后。如此记载足以反映，不同时代的彭亨版图 各有差别，不同时代的彭亨华人，是活在不同具体时间的边境范围。

相对于明代文献，值得注意的是元朝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Linehan的《彭亨史》只是在第二章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提到说《岛夷志略》提及了“彭坑”，另外就是以加了个“？”再引述前人，说道《岛夷志略》提起过“八都马”，或即是刁曼岛。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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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岛夷志略》提到说，在“八都马”当地另有酋长，这和阿拉伯记载“彭亨人”环住群岛，内容是互相有些差距；而且，当书中说及“八都马”此地“地产象牙，重者百余斤，轻者七八十斤”，⑥ 这不论在刁曼岛考古或历史研究，甚至岛上先民记忆，印象都是大有距离。而Linehan可能阅读过伯希和等人诠释《诸蕃志》 地名，受着影响，所以倾向将《岛夷志略》也有提到的“单马令”，视为彭亨现在首府关丹的河口港湾，这其实也并非定论；

① Ibid., pp.7-8.

② Ibid., p.8.

③ Ibid., p.7.

④ Ibid., p.8.

⑤ Ibid., p.5.

⑥【元】汪大渊撰，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页。


这在后来苏继庼校释的《岛夷志略校译》其实另有讨论，指出单马令应该是古代的另一处海域城邦，地点大致位于现在泰国的六坤一 带。① 汪大渊撰写《岛夷志略》的知识基础，在于他曾经在1330年和 1337 年两次随船出行，亲自漂洋过海，将所见所闻于至正九年 （1349 年）定稿，总结在《岛夷志略》。

因此汪大渊书中说南海诸邦，包括描写彭亨本来是金银矿原产地，记录地方的常民风俗，多是在叙述本人亲身见闻。例如他记载当地的金银消费习俗：“富贵女顶带金圈数四。常人以五色焇珠为圈以束之。凡讲婚姻，互造换白银五钱重为准。”②

在汪大渊撰述《岛夷志略》的年代，他那时印象中的彭亨，就是臣属三佛齐的跨海邦国，因此提到当地统治 者，是从华人对待地方统治的概念去说，说道当地“有酋长”。③ 以汪大渊的印象对比彭亨境内考古发现，汪大渊对彭亨的认识，可谓源于由宋而元的海域印象。他重视当地“有酋长”，是很重要的线索，这足以说明当地有社会、有居住聚落组成的古代村镇，也有商业秩序，包括处理邻近海域船来船往的贸易活动。

正如上说，阿拉伯人早就记载过，彭亨的外岛刁曼岛，一度是来往阿拉伯与中国的中途岛，当地在1961年至1980年代初的几次考古活动， 特别是在1970年代上半叶有过大规模发掘，发现过先民的垃圾场以及厨房遗址，在岛西部的出土文物就包括了宋初广东瓷器，南宋至元代的江浙与福建瓷器；以后在其他地方，又发现有明代江西景德镇与汕头的瓷器，还有晚清中泰两国和欧洲流行的娘惹或西式瓷器。④由此可知，古代彭亨沿海确有宋元商船停泊遗迹，其中包括刁曼岛西部避风港湾，岛上有源泉可供来往船舶取水。

①同上注，第79-83页。

②同上注，第96页。

③同上注。

④Kwan K.K.& Martin,J.,1985.Introductions to the finds from Pulau Tioman, in Lam, Peter,Y. K.(et.al.)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 Kuala Lumpur:Southeast Asia Ceramic Society，West Malaysia Chapt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69-70.

刁曼岛上考古发现的那几处历代居住区域，很可能印证上述《云麓漫钞》的记载，即是那些“候南风则回”的海商舟子遗迹。倘若再以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的内容，对照明朝张燮撰写的《东西洋考》，《岛夷志略》提到宋元时期的彭亨物产和入口需求，是说彭亨“地产黄熟香头、沉速、打白香、脑子、花锡、粗 降真，贸易之货，用诸色绢、阇婆布、铜铁器、漆磁器、鼓、板之 属”；①而到了张燮在明朝万历年间撰写《东西洋考》，张燮则是把 “沙金、犀角、象牙、鹤顶、玳瑁、花锡”②名列前头。

如此对比彭亨在元明两代对外出口，可知自元朝顺帝至正年间到明朝神宗万历年间，历史经历了近三百年演变，彭亨本身领土疆界早从城邦形态 拓展至周遭各处领地，古代各国民众生活要求越趋丰富多样，彭亨向外出口名贵物产种类愈多，黄金和象牙等并非日常必要的商品也 就愈加有机会成为大宗外贸内容。

由汪大渊到张燮，后者的记载已经加添说，彭亨原产的速香、片脑、胡椒等物，都属于大明王朝的 “本朝充贡”③名单，足可佐证此处是南海华人常来常往之地，否则 也难以如此详细记载由民间到官方的买卖贸易诸物。再者应看《顺风相送》。这部南海航路指南，是Schlegel以至 现当代作者在讨论彭亨古近代史时候，较少会有人引用的文献。

可是，《顺风相送》恰恰是一本重要的航海技术指南书册，记载了各国帆船来往中国与南海各港口的主要使用航线，也记载了南海航道沿线的各处地标和港口名称；而且《顺风相送》还特别标注好几处可供人员与货物集散的大港，也即是可以沟通邻近地区的居留港口，其中对于彭亨港口，就做了相较他处详尽的记载。

① 同上注。

②【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9页。

③ 同上注。

《顺风相送》的第一篇文字《地罗经下针神文》，文中尊称妈祖神圣，是采用了元代封赐妈祖“明著天妃”的尊号，而不是采用明太祖一度复奉的宋朝“灵惠夫人”封号，也不是采用明朝永乐七 年（1409）以后改称的“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但文中又有句子提到“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如此足以说 明其中文字很可能最早源自元代传抄版本，经历过屡次增补，内容 总结了明朝以前直至永乐朝以后的航海知识，一路流传民间，到明朝方才完成现在阅读所见的整体结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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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亦不难理解，《顺风相送》在民间流传，为的是应付海上的实用需要，里头提及南海诸邦的好些地名，就不见得会相同于《明实录》或其他官员文士的传世用词，而是大量使用闽南方言音译。

由此或能反映这其中记载的航海经验，最初也是辗转流传于闽南一带的老知识。由于《顺风相 送》倾向以闽南语音译地名，例如把“北大年”译为“太泥”，又或者是把“满剌加”译成“磨六甲”，其文字若是以方言读诵起 来，就会更接近马来语的原文发音。而《顺风相送》的编排也体现出服务于航海实用的要求，首先记载和叙述各种观测天文天气的技术，还有辨认海路的方法，接下去方才说明要如何识别沿途朝向各 港的山形水势，再到后头则是记载主要航路以及各分支航线，包括沿途地标各自的地方名称，以及它们之间的针向差距，由此造成的相应海路距离。

至于《顺风相送》最能证明彭亨作为华人先民最熟悉的一个地方，又是古代南海交通重镇，就在于《顺风相送》内文记述各地港口航路，对彭亨港口是有特别关注。本书对于各地港口开船来往其他港口的海路距离和针向说明，包括指出沿途所见山形水势组成的地标，都是着墨不多，简单扼要；唯独是尾端文字以下，出现了“彭坑山形水势图”，并且对彭亨作出较多于其他港口的记载；尚且，这里边对待地名的称呼很不统一，似乎经历过不同 时代传抄与增订，所以一会儿称呼“彭坊港口”，另一会儿又变成 “彭亨港”。②

就在“彭坑山形水势图”后边，接着还记载了各处来往彭亨港口航线模式，其中有三处是直接对应彭亨港口的航路， 如“太武往彭坊针路”、③“赤坎往彭亨针”，④还有“暹罗往大泥 彭亨磨六甲”。⑤

①王琛发：《明清两朝妈祖崇祀的信仰面貌——以汉文历史文献的解读为中心》， 《妈祖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第84页。

②向达编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6-47页。

③同上注，第54页。

④同上注，第60页。 ⑤同上注，第61页。

也有顺风北上的，都是根据风季出海。船上商旅舟人一旦到达彭 亨，当然得在彼岸住一段时日，等待回航的风季。 回说Linehan的考据，他并未使用太多文字讨论彭亨在明朝以前 的中华关系，但至少根据他的文字，可以发现早在明朝定鼎之前， 彭亨在宋朝时候曾经是三佛齐的跨海属邦；再到元代以后，彭亨又是在1365年之前便已经被满者伯夷纳入版图。①

而彭亨历任的国主，在历史上既然曾经依附三佛齐或满者伯夷，承认彼等的宗主地 位，又曾以号称“大邦国王”（maharaja）处身在海国城邦诸位小王之间，这历任统治者当中称为“permaisura”者，也就更有可能曾经具有三佛齐、满者伯夷或本邦的“亲王”身份，以此尊贵身世宣示宗主国必须认可彭亨相对自主的主权。

可是，再等到满者伯夷在 14世纪末失去对马来亚半岛的影响，彭亨政权面临着陆地相连暹罗，又得接受着后者的影响。

三、明朝海上交通文献留下的彭亨印象

晋朝以后，自《宋书》开始记载“婆皇”两字，由五代十国一 直到宋元两朝，那些描述过“彭亨”的朝野记录，证实了华人先民自古生活在这片海域，从来不会感觉马来亚的半岛东面是个陌生的地方。在这些文字当中，如《新唐书》等，是源自朝廷使节来往记忆；像《云麓漫钞》和《诸蕃志》，是海贸事业官员留下的记录； 也有少数如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是源于民间航海家的亲身见闻。

再到明初，像《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等朝廷正史，侧重的是使节和外事官员留下的海上消息和往来记录。这系列古代文献，虽然没有直接材料明文记载先民如何在当地形成若干聚落，但至少证明彭亨在15世纪中叶成为满剌加属国以前，即使是屡经风雨，也一再听闻中土改朝换代，双方依然朝野往来，无改海上交通传统，其中也有舟子商旅在当地经商居留。


① Mohammad Yamin. 1948, Gajah Mata, Jakarta: Balai Pustaka, hlm. 54.；Wheatley, P.,301 302.

明朝定鼎，彭亨亦是最早遣使结交明朝的南海邦国之一。明朝时代的海上交通文献，例如其中张燮撰写的《东西洋考》，还证实了彭亨王国至迟在万历朝以前便设立了官方圈定的海商舟子居住聚落，那时各地华人到达对方港口，都能方便上岸长期居留。

由此必然也会发生语言学习交流，就能留下更多各种风土人情、历史演变乃至经济活动的记载，可供后人参考。 根据《明太祖实录》，彭亨是早在1378年，正值胡椒和苏木市 场价格堪比金银贵重，便曾在明朝初建时代遣使中国，上金叶表、贡献胡椒与苏木数千斤。

《明太祖实录》卷121“洪武十一年十二月 丁未”条，留下完整记载说：“湓亨国王麻哈剌惹答饶，遣其臣淡 罔麻都等奉金表，贡番奴六人，胡椒二千斤、苏木四千斤及檀乳脑 诸香药；百花国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其臣八智亚坛等奉金表，贡白鹿、红猴、龟筒、玳瑁、孔雀、鹦鹉、哇哇倒挂，及胡椒香蜡等物，诏赐二国王及使者金织文绮纱罗衣服有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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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明太祖实录》卷 232 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庚辰”条，留有那年的“更定蕃国朝贡仪”② 记载，则提及彭亨等诸国蕃王常来常往参与朝廷活动，明朝政府为着安顿各国，便有规范“凡遇宴会，蕃王班次居侯、伯之下”，③又确定“蕃国使臣及土官朝贡皆如常朝仪”。④此后，再根据《明太祖实录》卷254“洪武三十年八月丙午”条，还可理解彭亨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是他记忆深刻的三十个亲近善邻之一。⑤

那时，明朝发生了胡惟庸案，消息出往各国，三佛齐其时也对明朝使臣起了异心，并且阻拦彭亨等国和明朝正常往来；当朱元璋接受礼部报告说明诸国“使臣客旅不通”，⑥朱元璋还是会提起这些国家的名称，维持着友好的回忆，说道：“洪武初，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⑦

①【明】姚文广、夏原吉监修：《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964页。

②同上注，第3394页。

③同上注，第3395页。

④同上注，第3396页。

⑤同上注，第3671页。

⑥同上注。

⑦同上注。

到了明成祖朱棣派遣使臣下西洋，重新巩固明太祖先前奠下的南海关系，在《明太宗实录》直接述及鄭和奉命下西洋的十四則文字当中，其中在永乐十年（1412 年）的一次记录，还有永乐十四年十二月（1416/17年）的另一记录，都是直接提及“彭亨”两字。①

无论如何，回归至朱元璋本身留下的文字，他在洪武六年 （1373年）颁布《祖训录》告诫子孙后世，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九月修定后再颁布，改名为《皇明祖训》，作为晚年定本，其 〈祖訓首章〉是把“彭亨国”的音译写作“湓亨国”，说“其國居海中”，并把彭亨归纳在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名单以内；但他也同时是把彭亨排列在“自占城以下諸國”的名单里头，说道：“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多行譎詐，故沮之。

自洪武 八年（1375年）沮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方乃得止。”② 朱元 璋在《皇明祖训》文中会说“湓亨国，其國居海中”，这和后来 《东西洋考》也说“彭亨者，东南岛中之国也”，③都是在说着同样的道理，并非真的以为彭亨是海上的一座大岛，说的是彭亨在南海航路的地缘位置。

若参阅《明太宗实录》卷154，按“永乐十二年秋八月甲寅” 条，彭亨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再次派遣使臣北上明朝，此次使团还有外国人物相随，《明太宗实录》的表述是说：“彭亨国王巴 剌密锁剌达罗息泥，遣使苏麻目门的里，及忽鲁谟斯国人己即丁等，贡马及方物，并赐文绮袭衣。命礼部赐彭亨国王锦绮纱罗彩绢，而酬己即丁等马值。”④

此外，在《明太宗实录》卷182和卷 183，也留下重要讯息，证实当时包括彭亨使臣在内，各国使臣北上以后都可能是长期居留；他们去当时称“应天府”的南京，在皇宫朝见明成祖，已经是在隔年，然后又是借助明年初南吹的风向乘船回程。

① 许振兴：《〈皇明祖训〉与郑和下西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1期，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2010年7月，第71-73页。

②【明】朱元璋：《皇明祖训》，收录在[明]朱元璋：《明朝开国文献》，台北：台湾学 生书局，1967年，1588-1591页。

③【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7页。

④【明】张辅、蹇义、夏原吉監修：《明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776页。

《明太宗实录》卷182其中记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戊子朔”（1416年）的条文如是记载，当天是由“钦天监进永乐十五年 《大统历》，上御奉天殿，受之，颁赐诸王及文武群臣”，而同一 天“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苏门答剌、南巫里、沙里、浡 泥、彭享、锡兰山、东留山……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宣慰司，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①，然后八天后的“丙申”条，提到当天丙申日举行使臣宴；② 再到“壬子”条则记载了明成祖当天冬至受朝，宴请群臣和来使。③

再后来是卷 183 的“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条，记载诸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司臣在当天辞行，明成祖悉数赐赠所有使臣文绮袭衣，并派遣中官郑和等人，准备带着锦绮、纱 罗、彩绢等物，陪同使臣回程，偕往赐送各国王。④

此处文字便很清楚记录，诸国使臣显然都是根据季候风的客观规律，在南京度过冬至。他们是要等到农历十二月，明朝已经准备好供应给各国的 《大统历》以后，方才在永乐十五年（1417 年）的农历新年前夕各自整装，准备跟着郑和的船队，装满各国的礼物，一道出发。

没有历法就没有办事约定时间的标准和效应。《明太宗实录》 里头记录成祖在年底分发给诸王和群臣《大统历》，是早在洪武朝 就已经推广泽及海外。追溯更早的历史，明朝廷向爪哇“颁去《大统历》一本”，⑤是洪武二年（1369年）的事情。此外，朱元璋在明朝洪武六年（1373 年），也曾赠予真腊国《大统历》。⑥

明初颁行的《大统历》，是明朝廷编订的历法书，包括郑和等各路使臣和民间航行必备，方便日常履行各种事务的择日定时标准，分发给各国，更是互相计算日子和约定日子，为设置时间和预估航行气候建立共识，方便海上交通的相互沟通。明朝钦天监编订的这种立法， 能够成为各国航海约定俗成的统一历法，亦足以确定古代丝路沿线的各国港口不是毫无预算的应付年年船来船往，这个海域在那时也是个汉语汉字广泛流通的世界。

Comment by Ra Zola on April 10, 2024 at 8:20pm

彭亨等地亦然。这或者也能说明， 何以《琉球历代宝案》收录海域各邦文书，不单是汉字书写，并且 常会以农历志明日期。

①同上注，第1963页。

②同上注，第1964页。

③同上注，第1967页。

④同上注，第1969-1970页。

⑤【明】严从简撰、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92页。

⑥同上注，第173页。


就彭亨而言，彭亨作为南海诸邦之间的海中之国、下西洋的必经之地，它在马六甲开港前，俨然便是各国商旅货物在南海西洋航 线交易往来的集散中心，一直都没有停止出现在中文文献的记载当中。一直到马六甲于1511年被葡萄牙人占领都城以后，彭亨作为延 续着马六甲王朝法统的分支，还是继续对华往来。

费信是郑和的翻译官员，他曾经在永乐七年（1409年）、十年（1412年）、十三年（1415年）以及宣德五年（1430年）四次随郑 和下西洋。费信在正统元年（1436年）撰著的《星槎胜览》上下卷，正如郑和另外两位曾经的随员，马欢写的《瀛崖胜览》，还有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都是后人参考郑和航程各国的第一手史 料。

不过，彭亨在马欢和巩珍撰稿时可能已经归属满剌加，所以他们的文字都没有提及彭亨国；而费信的文字分前后集，前集是描述本身亲历的二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后集则包括采辑汪大渊《岛夷志略》等旧说传闻，记载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彭亨国虽然后来归属满剌加王朝，费信书中依然记录了这个在他永乐年代出访西 洋前后曾经遣使明朝的海上城邦。

 《星槎胜览》记载“彭坑国”，是说此国“在暹罗之西，石崖周匝崎岖，远如平寨。田沃，米谷盛。气候常温。风俗尚怪，刻香木为神，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男女椎髻，穿长衫，系单布，富 家女子金圈四五饰于顶发，常人五色珠圈。煮海为盐，酿椰浆为 酒。地产黄熟香、沉香、片脑、花锡、降香。货用金银、色绢、爪哇布、铜铁器、鼓板之属。”①而费信《星槎胜览》每叙述一个地 方，后头都会有赋诗总结，其述及“彭坑”的诗句，表达印象说： “嗟彼彭坑国，温和总是春；伤生在求福，刻木惯为神。尊敬惟从 长，差科不到民；焉知施礼乐，立教序彝伦。”②

这意味着作者阅 读彭亨的印象，留下了一声叹息，赞赏此地风物虽好，但地方社会 不论是政治、民风，伦理规范，仍然是差强人意。 费信《星槎胜览》撰写“彭坑国”的前边数句，基本上沿用元朝汪大渊《岛夷志略》原先描述的“彭坑”。只是汪大渊原先说过 ① 【明】费信撰、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55页。 ② 同上注，第55-56页。 彭亨“谷稍登，气候半热”，①根据费信的见闻，被改写成“米谷盛，气候常温”。

而《星槎胜览》在接下去继续写“彭坑国”的行 文，有很大部分也还是沿续《岛夷志略》的说法，只是为着相符彭亨当时政治演变，去除《岛夷志略》原本说过的此地“有酋长”，② 并将“阇婆布”③ 重新音译为“爪哇布”。但费信所笔下的彭亨印象，和汪大渊《岛夷志略》最是不同的，在于信仰风俗的演变。汪大渊介绍完毕彭亨天气，接着便写说此地“风俗与丁家卢小异”，④ 费信则可能听闻重视彭亨发现了杀人献祭的风俗，于是把汪大渊原 先形容丁家卢“风俗尚怪”⑤移送去形容彭亨。

《星槎胜览》类似汪 大渊在《岛夷志略》陈述丁家卢“刻木为神，杀人血和酒祭之，每水旱疫厉，祷之立应”，⑥指出明代的彭亨也有“刻香木为神，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 费信听闻彭亨出现杀人献祭的信仰，原本即是彭亨旧俗，是缘起于那时彭亨领地扩大至元代本属“丁家卢”（登加楼）的境内， 抑或原本即是彭亨旧俗，后人难以考据。

不过此说以后辗转沿续， 一再出现在《西洋朝贡典录》、《武备志》、《皇明象胥录》、 《皇明世法录》、《东西洋考》等多种文献。 《星槎胜览》面世的近百年后，黄省曾撰写的《西洋朝贡典录》约成书于1520年间，此时满剌加王朝已经在1511年遭受葡萄牙 入侵，都城沦陷后，退守在彭亨和柔佛继续抗战。而黄省曾对海洋各国其实没有亲身经历，只自称采集《星槎胜览》《瀛崖胜览》等书重新编辑。但黄省曾沿续《星槎胜览》不知何故，认定彭亨杀人 祭祀的风俗源自国王提倡，也把富女金圈绑髻风俗视为只有王妃才能享有的奢侈，所以他有些内容会引申想像说：“其王好怪，雕香 木以为神，以人为牲而祷；其土气温和。其王妃以金为圈”。⑦虽然

 ①【元】汪大渊撰，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96页。

②同上注。

③同上注。

④同上注。

⑤同上注，第102页。

⑥同上注。

⑦【明】黄省曾撰，谢方点校：《西洋朝贡典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8页。

黄省曾并不真的熟悉海域地理，但他是相当完整的描述着那时彭亨对外贸易，对“冰片”这类物产多加考究：“其利鱼盐。其土沃， 其谷宜稻。有椰子酒，多花锡、降香、沉香。有树焉，其状如杉，其子如豆蔻，皮有甲错，其脂名曰片脑，一曰龙脑，食之已痔。”① 这其中所谓“龙脑，食之已痔”，是指俗称“冰片”的龙脑香，药 性清热解毒；正如后来谢方点校《西洋朝贡典录》是引用李时珍 《本草纲目》，注解说龙脑香外用可治疗痔疮。②

Comment by Ra Zola on April 9, 2024 at 5:24am

黄省曾提到食用， 显然设想冰片作为各种中药方的配伍成分，内服可以防止痔疮或其他热毒。他还把彭亨依靠明朝贸易得利，结论为《皇明祖训》的庇佑，说：“祖训有之：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真圣主之谟言也，乃复列不征诸夷国名示诸将来。而眇尔彭亨，亦得载著金匮，何其华荣也。”③

如果根据茅元仪编写的《武备志》，《武备志》卷237的“海外诸国考”提及彭亨，却是说“其俗上下亲狎，无寇盗。男女椎髻，好佛诵经”；④这显然和费信和黄省曾的说法互相出入了，反而较能一致于马来亚东海岸许多沿岸暹罗村的地方记忆。

上两世纪， 从柬暹一直到马来亚东面沿海，各处分布南传佛教村落。这其中有些村落，至今还存在。《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年），作为古代军事百科全书，主要是收辑前人文字整理而成。而说到《武备志》影响深远，最为人所知内容还是其卷240收录了《郑和航海图》。

依照《航海图》的内容，可知远洋舰队如何使用牵星术、罗盘，结合沿线地标制定的针路、航线和航程计算，由此确可明白舰队大船当年经过彭亨，是直接经过石礁和苧麻山两处岛屿东面，继续南下；这样也能解释何以费信多次随船都不曾停驻在彭亨。可是单看《航海图》绘画地理分布，苧麻岛位置正好挡在石礁东边，石礁则是隔海遥对着西边的“彭坑港”，可见对泛称“洋船”沿海帆船而言，这两个外岛确保了彭亨避风港的优势。


⑤何况《武备志》也 ① 同上注。

 ② 同上注，第49页。 ③ 同上注。 ④【明】茅元仪：《武备志》卷237，收录在《四庫禁燬書叢刊》编纂委员会：《四庫 禁燬書叢刊》子部第26冊，第626页。

⑤ 同上注，第659页。 引用前人说法，重点说此处也有几种经贸输出产品：海盐、椰酒、 冰脑、诸种香料、花锡。①


阅读《星槎概览》和《武备志》，两书作者以时间相隔二百年，各自描述了廻然不同的彭亨信仰文化概况，有着不同的印象解说，由此对照张燮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的《东西洋考》，以及较后成书的《皇明象胥录》和《皇明世法录》，可知这几本的编撰者都是参考过《武备志》的资料来源，可是又有参考抄录《星槎概览》，所以他们才会在内容中结合着两种说法。

其中 《东西洋考》虽说比《武备志》早了几年成书，但作者遍览群书， 可能是采用与《武备志》同源的更早材料。 张燮撰写《东西洋考》的优势，在于他的生活经历。他本来就 在福建龙溪出生成长，而且为了侍奉父亲，一生无意于仕进，长期 生活在石码镇，本居住在明朝东南海上交通的前线；所以他说要居家潜心著述，也意味着可以随时直接访问各国海商、舟师、水手、 船户。当年张燮接受海澄知县和漳州府司理萧基、督饷别驾王起宗委托，撰写《东西洋考》为漳州对外贸易通商指南，他在记录彭亨风俗的时候，可能有注意过《武备志》也在引用的材料，并且对照 了漳州当地民众长期交流彭亨的记忆，因此他在行文中是使用了带 有判断意味的“俗渐好怪”四字，回顾当地民风说：“古称上下亲 狎，民无寇盗，好佛诵经，而久乃寝漓也。

俗渐好怪，刻香木为人 像，杀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②同时，他的文字也可能注意 地方装饰的演变，不是跟随费信延续的汪大渊记载，以为只是女子 采用金圈绑头髻，而是改写细节：“富者头著金圈数枚，贫人则五色烧珠为圈束之。”③ 不过，《东西洋考》书写彭亨的社会实相，比前人清楚详细， 主要还是指出那时在彭亨当地出现奴隶买卖，和出现杀人祭祀之俗，都是源于来自婆罗洲的部落海盗，在海上虏掠生人，带到彭亨 贩卖。

①同上注，第626页。

②【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7页。

③同上注。


而张燮的文字，也充分让人能够感受彭亨当地权贵的立场， 肯定牵涉着贩卖奴隶的利益，因此他们方才“每为毛思贼逋逃主，买所掠人，导致远近苦之。”①

 而张燮《东西洋考》的注解也很清楚：“毛思贼者，婆罗属夷也，劫掠海上生人至彭亨卖之，代作昆仑奴。不如指者，则杀以供祭。每人得直三金。”②这些在海上被绑 架的可怜人，有些会被华人客商买走，变成华人帆船或家中的“昆仑奴”来源。而所谓彭亨的杀人祭祀风气泛滥，也是源于部落海盗有此信俗，他们会把自己不满意的俘虏，当成献祭供品。

根据张燮试图整理的文字表述，或能厘清明朝史料辗转抄录的所谓“杀生人血以祭”，解决其内容相对于马来西亚本土历史认知的疑惑。要知道，费信跟随郑和下南洋，他那时所见的彭亨王国， 还属城邦形态的国家，在接受着古印度教信俗。可是在费信回程以后的不多年，到15世纪中叶，彭亨尊号Maharaja Dewa Sura 的“大王”，已经被俘虏至满剌加，又成了满剌加苏丹的岳父，后来是他的外孙1470年开始新的彭亨王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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