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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Zenkov 9 hours ago

（續上）《說苑》兩漢植物寓言的代表——

兩漢時期的植物寓言篇數中，內容題材上的創新較少，在寓言故事集中收錄的篇章，亦多先秦寓言的改編，在藝術手法上的加工改造，有的增加情節的細膩鋪陳，有的對寓意更明白交代，更多僅是文字的微幅更改。如《橘生江北為枳》、《擇人而樹》等篇，皆是承襲前代寓言的作品。

由西漢學者，散文家劉向（前77—前6）所作《說苑》中的《橘生江北為枳》與《晏子春秋》之《橘逾淮為枳》故事原型雷同，僅文字敘述有些許差異，內容情節並無二致，故事的承襲性鮮明：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来，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縳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縳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說苑》收集的植物寓言篇數不少，又成功運用象徵手法，反映天人相應的思維，可說是兩漢植物寓言的代表。分以下兩點說明：

（一）成功運用象徵意義

所謂象徵，是指在語文中，由於理性的關聯與想像，社會的約定俗成，使用具體的意象來表達抽象的觀念與情感，或使用一種看得見的符號來表現看不見的事物的一種修辭技巧。在植物寓言當中也常運用象徵的手法，以表達抽象的觀念、理念、思想、情感。

象徵，通常是一個具體的意象或物體，由於其本身特性或意義上的關聯，而代表或指涉另一個更大的意義，或較抽象的觀念。例如，紅十字符號代表醫療救護，國旗以圖案和色彩象徵國家，西方的獅子象徵勇猛，百合花象徵純潔。以一物比擬另一物，隱喻則不直說，以一物暗指另一物；但不管是明喻還是隱喻，所比擬的都必須呈現出來。象徵則是以一物代表更抽象，普遍、宏大的事件，觀念或意義，象徵物本身的呈現。

《說苑》中《桑谷》、《橋與梓》、《三苗同秀》、《萍實與商羊》等篇，都運用象徵的方式，讓植物形象更加飽滿，代表了更深遠的意義，而不只是單純的植物題材，可以說是運用象徵手法，以傳達寓意十分成功的植物寓言之作。如《橋與梓》是以橋木之高聳而仰，象徵父道；以梓木俯下之姿，象徵子道，闡明人倫尊卑之意味濃厚，這使得橋木、梓木在具體的植物形貌之外，多了抽象深刻而且普遍為人熟知的象徵意涵，可以引發人們直接的聯想和共鳴。這也使得寓言除了表面故事情節之外，也有了故事深層的寓意象徵。

 

（二）反映天人相應的思維週明儀<植物與文學文化>談論古人看待包括花草樹木在內的自然之不同角度時說：

中國古代思想看待自然的方式，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對自然力量的敬畏膜拜，因此對於山林川谷，風雨雷電，動植礦物靡神不宗的心理；一是將人類道德，政治或人事比附於自然之上的「天人相應」思考模式；一則是在文學表現中的移情作用，文人將主觀情感投射於自然，因此萬物有情，更可以是人格化的隱喻或象徵。

對自然界「天人相應」的思想在《桑谷》、《三苗同秀》、《萍實與商羊》三篇可見這樣的思維發生在草木上的異象，不同於人們往常所見，就給予人們無窮的遐想與解釋的空間。

《三苗同秀》：以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來象征天下之合而為一，四方之民感德來朝。《萍實與商羊》以得獲大如斗、美如蜜的萍實，象徵霸王者吉祥之象。《說苑》植物寓言的特色，就是植物之象徵在寓言中清楚可見，指引人物的作為，成為施政，行為的重要參考與指標，也反映植物寓言在此一時期具體的社會功用。

 

《桑谷》：指桑、楮二木是不祥的禍殃之徵，而君主若能自誡，勤政為善，則禍端自散：

殷太戊時，有桑榖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吊喪，三日而桑榖自亡。

《桑谷》記敘殷太戊時，一日，在天子之庭長出了桑，楮二木，且越加繁茂，桑，楮不生於澤野，而長於天子之庭，古人視為一禍殃之兆。故太戊知所警惕，早朝晏退，問喪吊疾，展現關懷民生，用心國事的作為，三日而桑谷自亡。全篇寓言由一「農作異象」出發，寫出上天給與君王的警醒，而能夠善自悔過，則災禍不至，隱喻了悔改向善，知所進取的力量，足以扭轉頹局劣勢的用意。

《桑谷》在《說苑》之卷「君道」篇中，闡論為君之道的用意，論述國君在治理國家，統治人民時，所應具備的品德修養和原則方法。太戊謹慎於異象，而後用心於國政的故事，來告訴為政者，治國理民當虛心以對，對於各種徵兆能夠戒慎恐懼，並且力圖革新。對於一個桑谷生於庭的現象，尚且能夠如此小心求證，籌思對策，那麼面對國政大事，蒼生福祉，將可能投入之心力時間，只怕是遠遠超乎一般人的了。不逃避，不推諉卸責，勇於承擔，勇於悔過，方是為人君者，在治國理民上必須具備的修養。惟有具備這樣的風範修養，才能虛懷納見，真心接受良好的建議，並且不受到無妄之言的蒙蔽。（23.5.2020 搜狐：华夏文明之先秦时代植物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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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慶節·技術與時間：從海德格爾到斯蒂格勒

摘要：「技術」和「時間」是當代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關注的主題。斯蒂格勒從現代工業技術發展的角度出發，對經典現象學的時間觀，以及對奠立在這一時間觀基礎上關於現代技術的本質理解進行了批判性考察。斯蒂格勒受到海德格爾對作為現代技術本質的集置—架（Ge-stell）的存在論分析的影響，將親在的時間性本質理解為不同於「內在的時間意識」（inneres Zeitbewusstsein）的「內世界的歷事發生」（innerweltliches Geschehen）。斯蒂格勒對胡塞爾的「第三級滯留」的批判性解釋導致他和以胡塞爾、早期海德格爾為代表的經典現象學的「兩個教條」之間出現了一種激進的和後現象學的決裂。而斯蒂格勒對「遺產」作為可能財富的「漩渦」和對「溯—行」作為「流動的蒙太奇」的分析，則引導他開創出當代技術和時間哲學的一個新方向。

目次

一、現代技術的「促逼」本質與埃庇米修斯的「迷失方向」

二、經典現象學的「兩個教條」

三、斯蒂格勒的後—現象學突破：在第三級滯留中的延異性「遺產」漩渦與溯行性再生

(原題：技術與時間：從海德格爾到斯蒂格勒；作者王慶節，澳門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2022-11-16 載《哲學分析》2022年第5期 ；關鍵詞：技術；時間；第三級滯留；斯蒂格勒；海德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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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時間」是當代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的三卷本巨著《技術與時間》討論的主題。斯蒂格勒從「技術」，尤其是從現代工業技術的角度來看時間以及存在，構成當代法國哲學發展的一道靚麗風景線。幾乎和自柏格森之後的大多數當代法國思想家一樣，斯蒂格勒關於技術與時間的思考也至少部分地在海德格爾思想的刺激和背景下進行。

尤其是在《技術與時間》第2卷第4章中，斯蒂格勒盡管主要借用胡塞爾內在時間意識的現象學分析思路進行批判性思考，但海德格爾的幽靈和影響隨處可見。本文將圍繞斯蒂格勒與海德格爾關於技術與時間現象的不同思考這個話題，重點討論斯蒂格勒關於「第三級滯留」作為技術之本質的理解，揭示他如何通過「遺產」和「溯—行」這兩個關鍵概念的提出和剖析，對包括胡塞爾和前期海德格爾在內的經典現象學家的傳統思路進行繼承、批判和突破。

 

[1]

現代技術的「促逼」本質與埃庇

米修斯的「迷失方向」

 

海德格爾從希臘思想關於「技術」本質的存在論思考出發來探究現代技術的本質，就此而言，斯蒂格勒的思考明顯屬於海德格爾思想的延伸。我們知道，在海德格爾那裡，「技術」的本質，不像現代一般人理解的那樣，在於其「工具性」或「有用」。

相反，從希臘古詞「 techne 」的詞義分析出發，海德格爾指出，「 techne 」一詞的原本詞義在於「帶上前來」（hervorbringen），這樣就和另一標明「真理」的古詞「 aletheia 」（去蔽）聯系起來。所以，「技術」過程與其說是某種圍繞和朝向某個特定目的和設定目標展開的工具性實現過程，倒不如說是更加原始原初的「技藝性」「制作」（ poesis ）的真理性顯現、閃現和展露過程。

通過討論這種真理性的展開，海德格爾不僅區分「自然性」的開放（ physis ）與技藝制作的「帶上前來」，更區分了古代技藝式的「帶上前來」與現代技術的「促逼」（Herausfordern）式的「帶上前來」，即對作為「存置物」（Bestand）的貨品的「訂制」（Bestellen），而正是通過對這後一點的分析考察，海德格爾向我們展示出以控制論為特征的現代技術的「集—置架」（Ge-stell）本質。這個現代技術的本質性過程與近代知識論將事物視為「對象物」（Gegenstand），即人類認知活動的觀念「表象」（Vorstellung）在形而上學的層面上相互呼應，在根本上是同一個過程。海德格爾關於技術本質的追問不僅關涉真理的本質，同時也和海德格爾關於時間與存在的學說不可分割。技術作為「帶上前來」的開顯過程，不僅是真理性的「去蔽」，也同時是奠基於「時間性」的存在和生存過程。

「時間性」的存在與生存過程，按照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的分析，又被區分為「本真」與「非本真」兩種樣態。一種是海德格爾稱之為以「（過去的）現在—（當下的）現在—（將來的）現在」為核心展開的無窮性的傳統數理線性時間觀，另一種則是植根於親在（Dasein）「親臨存在」與「存在親臨」的有限性的生發和爆發性時間，以融匯「曾在—現在—將在」三維相生相爭，相契相合於一體的「向死而在」的生存在世時間觀。海德格爾將後者視為本真的原初性的時間，而前者則是衍生的、特殊的、非本真的時間。由於對真理、時間、技術的本質持不同的理解，我們的存在和世界也就展現出不同的樣態。

應該說，斯蒂格勒關於「技術」與「時間」本質的思考，是接續著海德格爾的思路展開的，同時，這也是對胡塞爾、海德格爾所代表的超越論現象學傳統的批判性發展，是對其面臨的伴隨著當代技術發展所出現的問題和挑戰的回應和嘗試性解答。首先，在現象學時間觀內部，海德格爾所代表的以「向死而在」的「到時」生存論時間觀實質上可被視為對胡塞爾早期「流形論」意識時間觀反叛的開端，而斯蒂格勒關於希臘神話「普羅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神話的解釋以及對後者存在論地位的強調，實質上是呼應和加強了海德格爾的這一「叛逆」。

普羅米修斯神話代表的是人類歷史中技術進化演進的發展趨勢。在這個趨勢下，「『技術系統』不停地演進並不斷地彰顯出其他別的系統在建構『社會凝聚力』方面的失效和無能」。顯然，這一關於技術本質的解釋背後有著對「時間延伸」的本質性理解。埃庇米修斯神話則不然，它揭示一種「迷失方向的原初性」，因為這種「迷失方向」源自作為人類本性的「缺失性」。

斯蒂格勒關於埃庇米修斯神話的解釋讓我們不由自主地想到海德格爾關於親在存在（编註：此在，Dasein）的「向死而在」的「會死性」分析中著名的「罪責」或「債責」（Schuldigsein）的討論。「債責」當然是一種「虧欠」，但在作為人的生存「向死而在」的親在那裡，這種「虧欠」首先說的不是什麼在存在者層面上的功能性意義上的欠缺，而是在存在論層面上的「總是虧欠」，在此意義上，「債責」就成為「罪責」，是人的「原罪」，或者說是人有生而來就必然要去背負的「十字架」。(下續)

Comment by Zenkov on Thursday

「人一出生，就立刻老得足以死去。」斯蒂格勒正是從海德格爾的這一立場出發來開始他對「技術與時間」的批判性思考。在斯蒂格勒的眼中，「技術」或「技術體系」不再是人類用來克服自身功能性「欠缺」的「工具」，而是在更深的層次上彰顯這種本質性欠缺的「義肢」或者「代具」。

基於這一理解，在「時間」境域背景下的「技術」過程就首先不是什麼「連續」「流淌」「延伸」，而就其原本而言，是伴隨著「延—異」「變形」和「迷失方向」而來的「新生」或「再生」。

或者換句話說，斯蒂格勒和海德格爾一樣，認為「技術」的時間性本質不再僅僅是連續，承繼和演進性的「生生不息」，而更是充滿裂隙、斷層和接續性的「向死而生」。所以，斯蒂格勒才會說：「成為技術的就是一種在根源處的撕裂出去，而社會創生（socio-genesis）則是和技術創生（techno-genesis）的重新合流成一。」

斯蒂格勒這句話換用我們日常容易理解的語言表達出來就是：任何社會生活中的更新和革新都和技術的創新密不可分，兩者的實質均不僅在於是從某種深藏不露的根源處生長而出，而更加是以「撕裂」的方式突破出來或「嫁接」上去。

 

[2]

經典現象學的「兩個教條」

 

如果斯蒂格勒僅僅停留於此，他就並未真正地超出海德格爾，甚至並未超出他的老師德里達「延異」的洞見。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二篇關於親在生存在世的「向死而在」或者「向死而生」的分析中，讓人嘆服之處更多的是前半截的「向死」，而非後半截的「而在（起來）」或「而生（下去）」。海德格爾依據「良心的召喚」而來的，在直面由於畏死情態而展露出的虛無中的「決心狀態」，向來被認為是《存在與時間》的最為薄弱之處，甚至敗筆。

這也許就是斯蒂格勒建議我們從《存在與時間》54—60節討論「良心召喚」和「決心狀態」，直接切換到73—75節討論世界歷史的部分去探究海德格爾生存論時間觀之奧秘的原因。海德格爾的「世界歷史」概念並非我們漢語中講的與中國歷史相對的「世界歷史」，也非作為我們歷史學認知的客觀對象的世界歷史物。

世界歷史（Die Weltgeschichte）說的是親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歷事」生發過程（Geschehen），它同時又離不開在這一過程中得以照面的存在物（上手物和現成物），即「世界歷史物」（das Weltgeschichtliche）的「內世界的歷事發生」（das innerweltliche Geschehen）。所以，這個「世界歷史」和「世界歷史物」不妨翻譯和理解為「世間歷史」和「世間歷史物」。親在在世既在「世界之中」，又在「歷史」之中，世間萬物無一不是「世界歷史物」或「世間歷史物」。

顯而易見，這裡的「內世界的歷事發生」是與胡塞爾的「內在的時間意識」（das innere Zeitbewusstsein）相接應的概念，「內世界的」相應於「內在的」，「歷事發生」相應於「時間意識」。我們甚至可以說海德格爾的這一理解是對胡塞爾「內在的時間意識」概念批判的結果。這裡，在此「內世界的歷事發生」中的「世界歷史」和「世界歷史物」就不再是「與世隔絕的」的無世界、無歷史的「諸個主體的一一相續的體驗流」，而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著、發生著，有起伏生滅，悲歡離合的親歷存在的生存在世，以及與這種生存在世密切相關的作為遺存物的「遺產」和「遺留物」。

正是借助於海德格爾這一「世界歷史」和「世界歷史物」的在世時間性的概念，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第2卷第4章中對胡塞爾的第三級「滯留」（Retention）或「記憶」（Erinnerung）的說法進行反思，並發展出他的關於「技術與時間」問題的核心思路。

 

在胡塞爾的內在時間意識的現象學分析中，第三級滯留相應於初始滯留和第二級滯留而言。在時間意識的流淌中，位居第一位的是作為活的當下的直觀經驗，這是活潑潑的、生鮮生猛的經驗或體驗，它作為某個時間流的底層得到留置和在我們往後的回憶想象追述記錄流傳中得到不斷和多重級別的留置和疊加。胡塞爾將這種最初的經驗稱為初始記憶或滯留，它們並不如傳統經驗論告訴我們的那樣，是直接的感官經驗的結果，相反，它們是在經過了「徹底的」現象學還原所剩餘的「純粹在那裡」，或者說是「活的當下」。

胡塞爾將後來由想像回憶而形成的經驗稱為第二級記憶，又將經過文字、圖像、故事、實物等遺留物記載保存下來的經驗稱為第三級記憶，這是個有著一連串疊加和弱化流逝過程而來的記憶或滯留。

所以，滯留是一個在時間中流淌和累積的連續和連續統概念，是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再到未來。在我看來，胡塞爾的這個說法依然含有傳統經驗論和經驗心理學的影子。

例如在休謨的經驗理論中，原初經驗就叫作印象，這是活生生的、第一手的經驗，而後來的回憶、想像、思想、語言、文字、圖像記載下來的經驗就叫「觀念」。相應於原初性的經驗而言，後面這些由於時間的遠近，就離原初經驗越來越遠，失去鮮活的特性。所以他們必須以原初的一手經驗為准，方能得到真正的知識。語言學中關於「語音」和「文字」孰先孰後也有過類似的爭執。(下續)

Comment by Zenkov on April 10, 2024 at 8:08pm

（續上）例如，語言哲學家索緒爾就曾這樣批評過語音中心論者，說他們以為語言學如果不以語音而以文字為中心，就好像讓我們去看一個人，不要去看他本人，而要去看他的畫像一般。但是，問題並不在於否認「原初的」經驗，而在於如何理解這一經驗以及如何達到這一「原初性」。

海德格爾雖然對胡塞爾處處叛逆，但在這一點上仍舊擺脫不了傳統陰影的糾纏，或者用斯蒂格勒的話說，「他還是從根本上沿襲了胡塞爾對時間的分析」。例如，他所講的「上手物」與「現成物」、現象（Phaenomen）與現像（Erscheinung）、本真與非本真、源初與衍生，以及前所提及的「歷事生發」與「世界歷史物」、古希臘的技藝與現代技術之間的關係，都有一個「源初」和「衍生」的關係。

再往深處說，這些在存在者層面上的、在世界之中存在著的流淌物，都和存在本身發生著某種「超越論」的關係。而「超越論的」這個關鍵性的概念，按照近代康德哲學的經典解釋，指的就是：「在……之先而又使得……成為可能。」所以，在幾乎所有經典現象學家看來，全部現象學的終極任務，就被設定為「回到事情本身」或「向著事情本身」。

這個「向著事情本身」，一方面出於一個信仰，即預設某種「本真」「實在」的在先存在。一切與事情本身有違的，不那麼純粹和原初的東西，都是「非本真的」和應當被「懸置」和有待被「拆建」的；另一方面，大多現象學家似乎又毫不懷疑地相信，經由現象學的「徹底的」還原方法，我們可以去偽存真、去蔽澄明，達到這個源初的經驗或事情本身。

這樣就構成了經典現象學的兩個基本信念或信仰：一是純粹的和絕對源初的「事情本身」，二是徹底還原性的「回到」或「向著」。如果套用當代美國哲學家奎因對現代邏輯經驗主義「兩個教條」的說法，我們不妨將這兩個信念稱為「經典現象學的兩個教條」。

 

[3]

斯蒂格勒的後—現象學突破：

在第三級滯留中的延異性 「遺產」

漩渦與溯行性再生

斯蒂格勒的批判和突破就在此處發生。首先，斯蒂格勒抓住了在胡塞爾和海德格爾那裡的「遺產」概念，這是和胡塞爾「第三級記憶」或「滯留」的理解關聯著的概念。在胡塞爾那裡，時間流淌是滯留中的一個個「實際給出的當下點」，而這些個當下點都「以滯留的方式得到大致輪廓」，而「每一滯留在自身中就是一連串的變形，而這些不斷的變形則以得到大致輪廓的方式來承載過去的遺產。」應當說，海德格爾繼承並發展了胡塞爾的這個概念，用來討論他的世界歷史性或世間歷史性。

但斯蒂格勒在海德格爾的「遺產」理解那裡讀到了兩點新意。第一，「遺產」不再「始於感知，且唯獨始於感知，亦終於感知」，即不再是意識滯留或者作為意識現象的「回憶」，而是「無生命體驗的已經在此」。第二，「遺產」不再僅僅是消極性的和衍生性的流逝，而更是一種積極性的「可能性財富」。它以「漩渦」的方式被激活，甚至不斷被激活。

斯蒂格勒眼中的記憶技術，從拼寫文字、宗教信仰、建立國家，到現代的記憶工業化、網絡信息、生物技術等等，不斷地為作為「有限的」「誰」（who）的「我」或者「人」添加作為「什麼」（what）的載體，這些載體，作為人的身體和智能的延伸的「代具」，一代一代被保存下來，得以滯留，並且在滯留的「流程動力學」的漩渦中，一方面不斷地「補余」「充實」，另一方面又在等待激發和激活的偶遇和天命天機的來臨。

例如，最早的「火藥」，也許就僅僅是煉丹術士的發明用來尋求長生不老的丹藥或煉丹原料。「藥」作為「代具」和「遺產」，遇到機遇的「漩渦」，就在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展開為戰場上敵對雙方用來相互廝殺的武器「彈藥」。我們今天日常生活中已經須臾不可離的，從電話演化而來的「智能手機」，大概也是如此。

實際上，中後期的海德格爾在其一系列著名論述，例如《藝術作品的本源》和《追問技術》等作品中，已經或多或少涉及斯蒂格勒的這一思路。例如，海德格爾在「追問技術」中提出關於現代技術之本質的「集—置架」意象，並借詩人荷爾德林，斷言「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拯救」，這並非空穴來風。

「置架」或「集—置架」在意象上和西方文化中的另一核心意象，即「十字架」也許有某種聯想性關聯。我們看到，無論斯蒂格勒的「漩渦」，海德格爾的「集—置架」，還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既蘊含死亡的危險，又指向得救和新生的希望，這應該是斯蒂格勒和海德格爾都想從對技術與時間的嚴肅哲學思考中得出的洞見和結論。當然，斯蒂格勒對現代技術本質的看法與海德格爾有著實質性的不同。海德格爾對現代技術的未來並不樂觀。

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一文中，他更多地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藝術和詩，或者古代意義上的「技藝」，而非現代技術的自救上。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他談到藝術創造活動和藝術作品時，除了作為「真理自行設置入作品」的藝術活動之外，還列舉了作為「建立國家」的政治活動、作為「鄰近於最具存在者特性的東西」的哲學神學活動、作為進行「本質性奉獻」的宗教祭祀活動，以及作為「思想者追問」的存在召喚的運思活動，等等。

但在那裡，海德格爾恰恰排除了「科學活動」，因為「科學決不是真理的原始發生。科學無非是一個已經敞開的真理領域的擴建（Ausbau），而且是用概念性的把握與論證那在此領域內顯現為可能的和必然的正確之物來擴建的。」科學活動因其不夠「源初」，因其「不思」而被排除。（下續）

Comment by Zenkov on April 10, 2024 at 9:07am

如果這樣，那和科學活動密切相關的現代技術呢？海德格爾不同意一般人理解的現代技術受制於科學的思路。相反，現代科學的本質恰恰是有現代技術的促逼本質所決定的。所以，真正得救的希望就在於返朴歸真，回到技術活動的「技藝」性，也就是「詩性」產出或制作活動中去。

斯蒂格勒並不認同海德格爾的這種帶有強烈浪漫主義色彩的「返鄉」「歸隱」式的保守主義的拯救方向，相反，他關注現代科技的發展，更重視現實生活中的當下「得救」或「立地成佛」，這就涉及他對胡塞爾和前期海德格爾經典的超越論現象學傳統的另一突破，而這一突破集中體現在他的「溯—行」（retroactivity）概念上。

斯蒂格勒的「溯行」首先指的是「返回」，然後是「行進」或「行動」，是返回中的行進。我們知道，「返回」是現象學哲學的核心概念。從胡塞爾的「超越論還原」，海德格爾「朝向事情本身」的「拆建」或「一躍」，以及德里達的「解構」都是這個哲學思路的表現。顯然，這個思路還可以追回到屬於哲學正宗的「笛卡爾式的懷疑」，甚至蘇格拉底—柏拉圖式的「和陰影作戰」。

但是，斯蒂格勒這裡所展示的「溯行」道路是在其導師德里達的「延異」概念的影響下，並沿著其對胡塞爾晚年《論幾何學的起源》一文的著名分析思路展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斯蒂格勒將德里達的方向凸顯出來，推向極端，而這個方向，也正是號稱要克服傳統形而上學的後期海德格爾實際所推進的方向。

因此，以胡塞爾和前期海德格爾為代表的經典現象學的徹底還原性「回溯」道路與後期海德格爾、德里達以及斯蒂格勒所代表的後—現象學的迂回延異性的「溯—行」道路之間有著某種根本性區別。這個區別就在於是將「溯行」道路本質把握為連續性、統一性的還是斷裂性和離散性的？關於這一區別，德里達《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引論》一書的漢語譯者方向紅教授曾有一段話切中要害。

他在該書的「譯者後記」中這樣寫道：「路漫漫其修遠兮，返回的道路是暢通無阻還是荊棘叢生布滿歧義？胡塞爾小心翼翼地選擇了前者，而德里達則堅定地選擇了後者。」德里達是否從一開始就如此「堅定」姑且不談，但後來隨著以「延異」概念為核心的後現象學「解構」哲學的形成，德里達「選擇後者」的立場一定是越來越「堅定」。

例如，斯蒂格勒就沿循德里達的說法，指出胡塞爾一生探究起源和創生問題，其間五個階段，從早年的《邏輯研究》，到晚年的《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現象學》，無一不困境重重。所以，一部現象學的歷史，或者任何思想，乃至「世界歷史」本身，無非就是一部重重疊疊的「困境史」。

但德里達專門拈出《幾何學的起源》，著重指出其存在著不同解釋的可能性，無疑給斯蒂格勒將現代技術的本質理解為「第三級滯留」提供了靈感。在斯蒂格勒看來，如果我們將胡塞爾現象學的一個個「時代」不再看作「連續階段」和「靜態構成」，那麼，這一重又一重的相疊相加的困境就會表明：「胡塞爾現象學的每個『時段』，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延異』著對困境的解決。貫穿著這一過程，胡塞爾將超越論的領域擴大，最終變成某個『我們』的超越論歷史。

而在此擴展過程中，還原就變成了『再激活』。」不同的地方在於，斯蒂格勒一方面不再將這種「溯原」和「再激活」視為一單純的先驗論或超越論的意識過程，不是簡單的胡塞爾式內在的時間意識或「記憶」的「回—顧」（retro-spection），也非在海德格爾式「良知」聲音召喚下，在極端情感或情緒中驚醒的「決斷而行」，而是實實在在地在作為人類後種系生成發展的技術演進過程的「世界歷史」或「世間歷史」中的「事件發生」。在這一世間歷史的事件發生中，既有良知召喚和應答，更有天機天命的禮物「給予」。

另一方面，這一「溯源」流程不是一帆風順的「暢通無阻」，而是充滿著間斷、間歇、縫隙、裂變、衝突、錯失的延異性「滯留」，這才是斯蒂格勒理解的「溯—行」（retro-activity）。

斯蒂格勒又將這種顯現現代技術本質的「溯—行」描畫為「流程的蒙太奇（疊續）」（the montage of flux），它不僅表明是連續性的時間「流程」，更是一個又一個的「疊續」和「重新—疊續」，這是充滿著「斷裂」和「延異」的連續，唯有這樣，「向死而生」的自由和激活才真正成為可能。所以，斯蒂格勒才會說：「流程的統一就是蒙太奇（疊續），在這一疊續中，每一個新物都是回憶的重新—疊續（re-montage）。

與此同時，它讓『現今對象物』『拼裝出來』（monte），得以過去，並造就出曾經。」這一說法恰恰就構成了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的最為精要之處，也將他的哲學思考與其經典現象學前輩的思考，諸如胡塞爾的「意識與時間」、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區別開來，開出後現象學時間思考的一片新天地並指出新的拓展方向。


(原題：技術與時間：從海德格爾到斯蒂格勒；作者王慶節，澳門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2022-11-16 載《哲學分析》2022年第5期 ；關鍵詞：技術；時間；第三級滯留；斯蒂格勒；海德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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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Zenkov on March 23, 2024 at 4:44pm

陳明發〈親近原味〉

昨晚臨睡前讀了一節短文：“遠山宜秋，近山宜春，高山宜雪，平山宜月”，後來睡得很沉。人要貼近大自然，那怕是文句中的。早上醒來，腦子里的第一句話是：”這是我餘生的第一天。“腦子很清新啊。我想起來了，昨天早上去了一趟菜市場，夜里燒了一頓飯，湯是豆子煮排骨，加上番茄、苦瓜和豆腐，口味真的清淡，和新鮮的魚新鮮的肉一起下飯，恰好和下廚動手後的愉快心情相呼應，感覺很美好。睡前再唸一節清淡如云的短文，身心靈都得到洗滌。（原載：神往都德的鄉野 5.7）

Comment by Zenkov on February 7, 2024 at 10:44am

Senses of a Place

It had come to me not in a sudden epiphany but with a gradual sureness, a sense of meaning like a sense of place. When you give yourself to places, they give you yourself back; the more one comes to know them, the more one seeds them with the invisible crop of memories and associations that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when you come back, while new places offer up new thoughts, new possibilities. Exploring the world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of exploring the mind, and walking travels both terrains. (Rebecca Solnit)

All Americans need a sense of place. That's what makes our physical surroundings worth caring about. (Ed McMahon)

OK, well maybe I have to get back to Judaism. In the sense that if I look at me and my forebears forever stretching back to I don't know, whenever there's no sense of place and therefore no sense of nationality. (Janet Suzman)

All great hotels should have stellar personalized service, a unique design that gives guests a sense of place, an excellent on-site restaurant, and other fantastic amenities. Obviously location is a key factor as well. (Ivanka Trump)

Lowell is my home. It is where I drew my first breath. It is where I will always derive a sense of place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Paul Tsongas）

Comment by Zenkov on August 9, 2023 at 5:08pm

孔子晚年之時，傾力整理國故，相傳「刪詩正樂」，顯然是指《詩經》。基於《詩經》的詩教，屬古代教育的基礎科目之一，在襄助人文化成的實踐中，意義重大，備受推崇。孔子的詩教思想，首先關注的是「興、觀、群、怨」四個向度和與其相應的社交、外交、倫理和審美等多重功能，①其次是「邇之事父」的家庭倫常功能和「遠之事君」的朝政職責功能，再就是「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致知功能。已往對孔子詩教的研究，大多偏於思理闡發，看重道德本位和審美價值，比較忽視致知作用。這種致知，實際上是博聞多識的一種途徑，或者說是「格物致知」的一項內容，是君子人格修養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從《詩經》中看，古代的先民，生活多以農耕為主，與大自然甚為親近，對環境物象十分敏感。因此，在言志、抒情、記事之時，或比、或興、或賦，物我互動，彼此映襯，經常達到渾然合一的境界。由此生成的詩歌意象，鳥獸草木等因素占有很大比重，除了自身所寄寓的象征或顯隱喻示之類的意味外，也順理成為輔助性的致知之源(sources for cognitive investigation)。這裏所言的「輔助性」，主要是指通過了解相關鳥獸草木的特征與習性，進而輔助人們擴展知識廣度和提升讀詩釋義深度，以便上達「博文約禮」的崇高目的。

據三國吳人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統計，全《詩經》所涉及的動植物共有150種，其中草類52種，木類36種，鳥類23種，獸類9種，蟲類20種，魚類10種。②後來清代學者徐雪樵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發現《詩經》所載的動植物總數共計355種。[1]5-6按其六大分類，鳥類計有38餘種：

黃鳥、鵲、雀、燕、雁、流離、烏、鶉、雞、鳧、鴇、晨風、鵜、鵯、鸛、脊、令、隼、鶴、桑扈、鶯、鳶、鴛鴦、鷹、鳳凰、鷺、桃蟲、雎鳩、斑鳩、布谷、(有冠長尾)雄雉、(無冠短尾)雌雉等。

獸類計有29餘種：

馬、麟、鼠、麇、鹿、牛、羊、兔、虎、豹、盧(獵犬)、碩鼠、貉、狐、貍、熏鼠(地鼠)、兕(野牛)、熊、羆(大而黃色之熊)、豺、狼、長毛猿、豕(小豬)、貓、狴、象等。

蟲類計有27餘種：

螽斯、草蟲、阜螽、蝤蠐、螓、蛾、蒼蠅、蟋蟀、浮遊、蠶、莎雞、伊威、蛸、宵行、蜴、螟蛉、蜮、螟、蟊、賊、青蠅、蜂等。

魚類計有19餘種：

魴、鰥、鯉、鱒、鰭、鯊、嘉魚、鱉、龜、黿、蛇、貝、鰷等。

草本類計有88餘種：

荇、葛、卷耳、苜、蘩、蕨、薇、藻、茅、葭、蓬、瓠、葑、菲、荼、薺、苓、茨、唐、麥、綠、竹、瓠、芄蘭、草、黍、稷、蕭、艾、麻、荷、龍、茹、蘆、芍藥、莠、莫、稻、梁、蘞、蒹、菅、苕、蒲、萇楚、葵、菽、瓜、壺、韭、蘋、蒿、芩、臺、萊、莪、芑、蓄、莞、蔚、蔦、女蘿、芹、藍、荀、蓼、茆等。

其中「荼」分三種：一是苦菜之荼，見邶風《谷風》篇「誰謂荼苦，如甘如薺」；二是白色茅花，見鄭風《出其東門》篇「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三是陸上穢草，見周頌《良耜》篇「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凡此三者，同名而異形。[2]138

木本類計有54餘種：

桃、楚、甘棠、梅、唐棣、李、棘、榛、栗、椅、桐、梓、漆、桑、檜、松、柏、翟、杜、木瓜、杞、檀、舜、柳、樞、栲、椒、栩、楊、條、棗、常棣、枸、柞、椐、梧桐、喬木、扶蘇等。

其中「棘」分兩種：一為多刺難長的叢生小樹，見邶風《凱風》篇「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二為小酸棗樹，見魏風《園有桃》篇「園有棘，其實之食」。另外，「杞」亦分三種：一指澤柳，見鄭風《將仲子》篇「將仲子兮，無逾我裏，無折我樹杞」；二指枸杞，見小雅《四牡》篇「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於苞杞」；三指可以做藥材的「枸骨」，見小雅《南山有臺》篇「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之君子，民之父母；樂之君子，德音不已」。[2]138

以上所舉，並非總括無遺。陳大章所撰的《詩傳名物集覽》，就「列有飛潛動植三百六十條」，的確達到「旁蒐博攬，萃薈兼該」的程度，但其同代學者認為並不盡然。③據當代學者胡樸安的統計結果，全《詩經》中所涉及的動植物總數高達336種。其中「言草者一百零五，言木者七十五，言鳥者三十九，言獸者六十七，言蟲者二十九，言魚者二十；其他言器者約三百餘」。[3]

實際上，《詩經》所載的名物種類，遠不止鳥獸草木蟲魚，還有其他許多器類。譬如禮樂器具、農具、日常生活器具與資料、自然現象中的日月星辰與風雨雷電、歷史地理中的山川河流與行政區域名稱，以及當時各國的風俗習慣和不同稱呼，等等。若詳加考釋，再加上「飛潛動植三百六十條」，總數或許逾千。

【注釋】

①參見王柯平《流變與會通——中西詩樂美學釋論》「一孔子詩教思想發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25頁。

②轉引自康曉城《先秦儒家詩教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第188頁；陸璣、毛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③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見丘良驥《序》

（見：王柯平·詩教的致知功能——「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疏解）

Comment by Zenkov on May 25, 2023 at 10:46pm

埃德加·莫蘭：自然也存在於人的內部

地球的資源正在被耗盡。每年的地球超載日（英語：Earth Overshoot Day，EOD ），又称作生态负债日（英語：Ecological Debt Day，EDD）——這一天人類消耗的自然資源已超過本年度生態系統可再生的資源總量——就是一個提醒。

「生態學」的希臘詞源由oikos（棲息地）和logos（科學）組成，是1866年由恩斯特·海克爾創建的一門科學，用來探討生物及其生存環境之間的關係。直到1935年通過亞瑟·喬治-坦斯利提出的「生態系統」概念之後才開始發展起來，把地球物理環境的所有具體事物以及在此生存的所有物種當成一個整體進行研究。

生態系統指地球物理環境和生存在環境中的生物（包括單細胞生物和動植物）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的持續動態組織。生態學家（有別於科學定義裏的環境科學家）對生態系統的認知需要基於多種不同的學科，綜合物理、地理和生物學的知識。

我們文化上的方方面面都將人類與其他生物區分開來。基督上帝根據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聖徒保羅承諾耶穌復活，而教會創造了只有人類才能進入的天堂。笛卡爾奠定了西方技術工業的理念，認為人類的使命是征服和支配大自然。這種理念直至近年才失去主流地位，但依然否認人是兼具動物性與神性的造物，不承認自然與文化不可分割，不接受我們依賴大自然且大自然也同樣依賴著我們。

我們需要一套綜合的政治思想，其理論基礎不是人類和自然通過彼此滋養而緊密相連，而是人與自然擁有共同的根基，我中有你而你中有我。人類不只是生活在自然屆當中。自然存在於人的內部。個人也不只是生活在社會裏，社會存在每個人的身心裏。（摘自：生態問題的再思考｜埃德加·莫蘭撰 黃黎娜譯〈自然也存在於人的內部〉，2021-11-12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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