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April 11, 2024 at 2:39pm

經典現象學的「兩個教條」

在「時間」境域背景下的「技術」過程就首先不是什麼「連續」「流淌」「延伸」，而就其原本而言，是伴隨著「延—異」「變形」和「迷失方向」而來的「新生」或「再生」。

或者換句話說，斯蒂格勒和海德格爾一樣，認為「技術」的時間性本質不再僅僅是連續，承繼和演進性的「生生不息」，而更是充滿裂隙、斷層和接續性的「向死而生」。所以，斯蒂格勒才會說：「成為技術的就是一種在根源處的撕裂出去，而社會創生（socio-genesis）則是和技術創生（techno-genesis）的重新合流成一。」

斯蒂格勒這句話換用我們日常容易理解的語言表達出來就是：任何社會生活中的更新和革新都和技術的創新密不可分，兩者的實質均不僅在於是從某種深藏不露的根源處生長而出，而更加是以「撕裂」的方式突破出來或「嫁接」上去。

如果斯蒂格勒僅僅停留於此，他就並未真正地超出海德格爾，甚至並未超出他的老師德里達「延異」的洞見。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二篇關於親在生存在世的「向死而在」或者「向死而生」的分析中，讓人嘆服之處更多的是前半截的「向死」，而非後半截的「而在（起來）」或「而生（下去）」。海德格爾依據「良心的召喚」而來的，在直面由於畏死情態而展露出的虛無中的「決心狀態」，向來被認為是《存在與時間》的最為薄弱之處，甚至敗筆。

這也許就是斯蒂格勒建議我們從《存在與時間》54—60節討論「良心召喚」和「決心狀態」，直接切換到73—75節討論世界歷史的部分去探究海德格爾生存論時間觀之奧秘的原因。海德格爾的「世界歷史」概念並非我們漢語中講的與中國歷史相對的「世界歷史」，也非作為我們歷史學認知的客觀對象的世界歷史物。

世界歷史（Die Weltgeschichte）說的是親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歷事」生發過程（Geschehen），它同時又離不開在這一過程中得以照面的存在物（上手物和現成物），即「世界歷史物」（das Weltgeschichtliche）的「內世界的歷事發生」（das innerweltliche Geschehen）。所以，這個「世界歷史」和「世界歷史物」不妨翻譯和理解為「世間歷史」和「世間歷史物」。親在在世既在「世界之中」，又在「歷史」之中，世間萬物無一不是「世界歷史物」或「世間歷史物」。

顯而易見，這裡的「內世界的歷事發生」是與胡塞爾的「內在的時間意識」（das innere Zeitbewusstsein）相接應的概念，「內世界的」相應於「內在的」，「歷事發生」相應於「時間意識」。我們甚至可以說海德格爾的這一理解是對胡塞爾「內在的時間意識」概念批判的結果。這裡，在此「內世界的歷事發生」中的「世界歷史」和「世界歷史物」就不再是「與世隔絕的」的無世界、無歷史的「諸個主體的一一相續的體驗流」，而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著、發生著，有起伏生滅，悲歡離合的親歷存在的生存在世，以及與這種生存在世密切相關的作為遺存物的「遺產」和「遺留物」。

正是借助於海德格爾這一「世界歷史」和「世界歷史物」的在世時間性的概念，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第2卷第4章中對胡塞爾的第三級「滯留」（Retention）或「記憶」（Erinnerung）的說法進行反思，並發展出他的關於「技術與時間」問題的核心思路。

 

在胡塞爾的內在時間意識的現象學分析中，第三級滯留相應於初始滯留和第二級滯留而言。在時間意識的流淌中，位居第一位的是作為活的當下的直觀經驗，這是活潑潑的、生鮮生猛的經驗或體驗，它作為某個時間流的底層得到留置和在我們往後的回憶想象追述記錄流傳中得到不斷和多重級別的留置和疊加。胡塞爾將這種最初的經驗稱為初始記憶或滯留，它們並不如傳統經驗論告訴我們的那樣，是直接的感官經驗的結果，相反，它們是在經過了「徹底的」現象學還原所剩餘的「純粹在那裡」，或者說是「活的當下」。

胡塞爾將後來由想像回憶而形成的經驗稱為第二級記憶，又將經過文字、圖像、故事、實物等遺留物記載保存下來的經驗稱為第三級記憶，這是個有著一連串疊加和弱化流逝過程而來的記憶或滯留。

所以，滯留是一個在時間中流淌和累積的連續和連續統概念，是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再到未來。在我看來，胡塞爾的這個說法依然含有傳統經驗論和經驗心理學的影子。

例如在休謨的經驗理論中，原初經驗就叫作印象，這是活生生的、第一手的經驗，而後來的回憶、想像、思想、語言、文字、圖像記載下來的經驗就叫「觀念」。相應於原初性的經驗而言，後面這些由於時間的遠近，就離原初經驗越來越遠，失去鮮活的特性。所以他們必須以原初的一手經驗為准，方能得到真正的知識。語言學中關於「語音」和「文字」孰先孰後也有過類似的爭執。

(原題：技術與時間：從海德格爾到斯蒂格勒；作者王慶節，澳門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2022-11- 2016 載《哲學分析》2022年第5期 ；關鍵詞：技術；時間；第三級滯留；斯蒂格勒；海德格爾；)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April 10, 2024 at 9:26am

延異：不同解釋的可能性

德里達專門拈出《幾何學的起源》，著重指出其存在著不同解釋的可能性，無疑給斯蒂格勒將現代技術的本質理解為「第三級滯留」提供了靈感。在斯蒂格勒看來，如果我們將胡塞爾現象學的一個個「時代」不再看作「連續階段」和「靜態構成」，那麼，這一重又一重的相疊相加的困境就會表明：「胡塞爾現象學的每個『時段』，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延異』著對困境的解決。貫穿著這一過程，胡塞爾將超越論的領域擴大，最終變成某個『我們』的超越論歷史。

而在此擴展過程中，還原就變成了『再激活』。」不同的地方在於，斯蒂格勒一方面不再將這種「溯原」和「再激活」視為一單純的先驗論或超越論的意識過程，不是簡單的胡塞爾式內在的時間意識或「記憶」的「回—顧」（retro-spection），也非在海德格爾式「良知」聲音召喚下，在極端情感或情緒中驚醒的「決斷而行」，而是實實在在地在作為人類後種系生成發展的技術演進過程的「世界歷史」或「世間歷史」中的「事件發生」。在這一世間歷史的事件發生中，既有良知召喚和應答，更有天機天命的禮物「給予」。

另一方面，這一「溯源」流程不是一帆風順的「暢通無阻」，而是充滿著間斷、間歇、縫隙、裂變、衝突、錯失的延異性「滯留」，這才是斯蒂格勒理解的「溯—行」（retro-activity）。

斯蒂格勒又將這種顯現現代技術本質的「溯—行」描畫為「流程的蒙太奇（疊續）」（the montage of flux），它不僅表明是連續性的時間「流程」，更是一個又一個的「疊續」和「重新—疊續」，這是充滿著「斷裂」和「延異」的連續，唯有這樣，「向死而生」的自由和激活才真正成為可能。所以，斯蒂格勒才會說：「流程的統一就是蒙太奇（疊續），在這一疊續中，每一個新物都是回憶的重新—疊續（re-montage）。

與此同時，它讓『現今對象物』『拼裝出來』（monte），得以過去，並造就出曾經。」這一說法恰恰就構成了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的最為精要之處，也將他的哲學思考與其經典現象學前輩的思考，諸如胡塞爾的「意識與時間」、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區別開來，開出後現象學時間思考的一片新天地並指出新的拓展方向。


(原題：技術與時間：從海德格爾到斯蒂格勒；作者王慶節，澳門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2022-11- 2016 載《哲學分析》2022年第5期 ；關鍵詞：技術；時間；第三級滯留；斯蒂格勒；海德格爾；)

延續閱讀：

文化自信

韵文化：美、标致

直覺·時間性

韵文化：风雅、高雅 ~ 潮

Green Session

尊重自己：创意人心理学

愛墾慕課·思潮篇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March 26, 2024 at 8:19am

克里斯蒂瓦：數字社會普遍人文主義

面對外國人和超然存在（它們是我們數字時代社會心理和政治架構的兩大支柱），我一直在質詢人文主義的失敗。外國人常常被民族主義者恐懼，無論是出於實際的恐懼，還是因為他們往往被當作國家內部失敗的替罪羊。此外，在新興的互聯網公共領域中，國家級技術精英們很難有效地滿足公民網絡用戶對理想和信仰的需求，因為這些需求很難被准確地翻譯和傳達。然而，這兩種人類需求仍然普遍存在。

民族國家仍然是被「不存在的國家」吞噬的新人類的最佳容器嗎？我的答案是「是的」。民族國家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抗抑郁劑，只要它能與整體、區域和文化群體（例如歐洲）建立聯系。然而，這種聯系的代價是什麼？

它要求與整體、區域和文化群體（例如歐洲）建立聯系，但在這種聯系中不應再排除其他的「人類」存在。然而，為了重新獲得這種聯系，民族國家必須重新審視和闡釋構成宗教的記憶，並重新建立起從宗教中分裂出來的普遍主義人文主義（universalist humanism），同時質疑它自身，質疑那些宗教信仰。

在原始社會中，「外來者」被視為敵人，那麼在現代社會中，他們是否可以消失？全球化和虛擬技術的發展殘酷地喚起了這種根本的陌生感，無論我們以什麼方式成為定居者——從身體上扎根於某個地方，或被流放——都或多或少地治愈了「外來性」（foreignness）。

一旦人類開始尋求一個不存在的國家作為他們的歸屬，那麼超越群體、家庭、宗族、制度和國家的普遍性問題就必然浮現出來。這對民族主義專制主義（nationalist absolutism）構成了挑戰，也對現代社會提出了問題。法國的世俗主義通過保持自然的普遍人性（沒有「神聖」的本質，正如美國《獨立宣言》所述）與國家公民之間的分離，為保障個體多樣的宗教經驗提供了一種途徑，並通過發展和實現人的普遍權利，基於自由、平等和博愛這三個要素逐漸消減了二元論的存在。

長期斗爭最終促成了男女之間的平等和均等，最近還見證了性別權利和婚姻權利的承認。然而，僅僅從我們的價值觀中制定道德准則尚且不夠。重要的是，要通過這個國家歷史上進行的斗爭敘事來支持這些價值觀，使自由、平等和博愛對那些缺乏這些價值觀的人具有意義。然而，這只是第一步。為了重建人文主義的普遍願景，關鍵是將這些價值觀融入每個人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個性化經驗中。

我有一個弱點，我相信人文科學的發展，特別是精神分析的發展，希望重建人文主義的普遍目標。精神分析並非宗教的替代品。弗洛伊德並沒有要求人們對無意識的父權提出要求，精神分析也沒有宣稱一切都與「性」有關。它不提供一種模式，也不提供面對宗教狂熱的「保守良知」，更不提供信仰與理性之間的聯系。事實上，精神分析揭示了構成我們身份的激進「外來性」，它是可轉移的。它在對信仰的需求中發現了超越性，而信仰的需求又是認識欲望的基礎。「可轉移」意味著什麼呢？轉移是在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間建立的一種關係，「通過這種關係，我們意識到，有時，我們認為是自己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而我們認為是陌生的東西有時卻是我們自己的」，這正是聖奧古斯丁對上帝的定義。（摘自：朱莉婭·克里斯蒂娃：《身處中心的個人》[The Individual Person at the Center]來源：《洛杉磯書評》[LARB]，2020年3月19日，譯自帕特西·博杜安[Patsy Baudoin，MIT]的英譯本;陳榮鋼譯陳榮鋼 2023-08-02)

延續閱讀：From Creativity to Show 從創作枱走向舞台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February 23, 2024 at 1:58pm

唐代韓愈詩作·晚春

《晚春》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的詩作。此詩寫郊游即目所見之暮春景物。詩人運用擬人的修辭手法，描寫花草樹木得知春天不久就要歸去，想要留住它，於是使出渾身解數，吐豔爭芳，形成萬紫千紅、繁花似錦的景象，就連那乏色少香的楊花、榆莢也不甘寂寞，來湊熱鬧，因風起舞，化作雪飛，加入了留春的行列，表達了詩人惜春的思想感情，同時也蘊含應抓住時機，乘時而進，創造美好未來之意。全詩語言生動，亦莊亦諧，富含哲理。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斗芳菲。

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詞句注釋

⑴不久歸：這裡指春天很快就要過去了。

⑵百般紅紫：即萬紫千紅，色彩繽紛的春花。斗芳菲：爭芳斗豔。

⑶楊花：指柳絮。北周庾信《春賦》：「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榆莢（jiá）：榆樹的果實。初春時先於葉而生，聯綴成串，形似銅錢，俗呼榆錢。《太平御覽》卷九五六引漢崔寔《四民月令》：「二月榆莢成者，收乾以為醬。」才思：才氣和思致。

⑷惟解：只知道。漫天：滿天。宋蘇軾《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之九：「長恨漫天柳絮輕，只將飛舞佔清明。

白話譯文

花草樹木知道春天即將歸去，萬紫千紅競相展示美麗芳菲。

楊花榆莢沒有這種才華情思，只懂得像漫天白雪四處紛飛。

創作背景

此詩為《游城南十六首》中的一首，詩題一作「游城南晚春」，可知乃春游郊外時所作。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系此詩於唐憲宗元和十一年（816）。此時韓愈已年近半百。

整體賞析

這是一首描繪暮春景色的七絕。雖然詩只是寫百卉千花爭奇斗豔的場景，但寫得工巧奇特，別開生面。詩人不寫百花稀落、暮春凋零，卻寫草木留春而呈萬紫千紅的動人情景。詩人體物入微，發前人未得之秘，反一般詩人晚春遲暮之感，摹花草燦爛之情狀，展晚春滿目之風采。寥寥幾筆，便展示出滿眼風光，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象。

此詩熔景與理於一爐，在景物描寫中蘊含著人生哲理：詩人通過「草木」有「知」、惜春爭豔的場景描寫，反映的其實是自己對春天大好風光的珍惜之情。面對晚春景象，詩人一反常見的惜春傷感之情，變被動感受為主觀參與，情緒樂觀向上，很有新意。「楊花榆莢」不因「無才思」而藏拙，不畏「班門弄斧」之譏，避短用長，爭鳴爭放，為「晚春」添色。正是「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紅樓夢》林黛玉《葬花吟》），這勇氣非常可愛。這就給人以啟示：一個人「無才思」並不可怕，要緊的是珍惜光陰，不失時機，「春光」是不負「楊花榆莢」這樣的有心人的。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February 20, 2024 at 9:26pm

僅就描寫暮春景色而言，此詩可謂有情有趣，亦不落俗套。詩人全用擬人手法，糅人與花於一體，不說人之惜春，而說草樹亦知春將不久，因而百花爭豔，各呈芳菲。湊熱鬧的還有朴素無華的楊花榆莢，像飛雪一般漫天遍野地飄舞。人言草木無情，詩偏說它們有知，能「知」能「解」還能「斗」，而且還有「才思」高下有無之分。想象之奇，實為詩中所罕見。這是此詩明白有趣之處，堪稱平中翻新，頗富奇趣。

然而「無才思」三字頗怪異，遂引起後人諸多猜測。或謂勸人勤學，不要像楊花那樣白首無成；或謂隱喻人之無才，作不出好文章；或言有所諷喻；或言贊賞楊花雖無芳華，卻有情趣和勇氣。如果說此詩真有寓意，就應當是其中所含的一種生活哲理。從韓愈生平為人來看，他既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師，又是力矯元和輕熟詩風的奇險詩派的開山人物，頗具膽力。他能欣賞「楊花榆莢」的勇氣。此處或並非存心托諷，而是觀楊花飛舞而忽有所感觸，隨寄一點幽默的情趣。詩的妙處也在這裡。

此詩之寓意，見仁見智，不同的人生閱歷和心緒可能有不同的領悟。

Related:

Hey! Let's go drinking ！
The Light of City: My swan song
追隨感官[詩性] 1.6

作者簡介

韓愈（768—824），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人。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早孤，由兄嫂撫養，刻苦自學。貞元八年（792）進士。任監察御史，以事貶為陽山令。赦還後，曾任國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職。參與平定淮西之役，又因諫阻憲宗奉迎佛骨，貶為潮州刺史。後官至吏部侍郎。卒謚「文」。政治書反對藩鎮割據，思想上尊儒排佛。力反六朝以來的駢偶文風，提倡散體，與柳宗元同為導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並稱「韓柳」。其散文在繼承先秦、兩漢古文的基礎上，加以創新和發展，氣勢雄健，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詩風奇崛雄偉，力求新警，有時流於險怪；又善為鋪陳，好發議論，有「以文為詩」之評：對宋詩影響頗大。有《昌黎先生集》。（百度）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February 12, 2024 at 10:05pm

What's in a name?

"Metaphors are the organizing tool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No political or social change takes place without effective use of metaphor."

The Metaphor Project

(born at a Natural Step Open Space Conference in Berkeley, CA, 1997)

“Metaphors are a special form of presentation natural to many cultures. They are of unique importance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ng complex notions, especially in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cultural dialogue, as well as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abstract concept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as part of any creative process. They offer the special advantage of calling upon a pre-existing capacity to comprehend complexity, rather than assuming that people need to engage in lengthy educational processes before being able to comprehend.” （Governance through Metaphor Project）

Models, analogies and metaphors, from Physics to Poetry, of which involve a SourceTarget relationship. There is a translation from the established aura of facts, regularities, mechanisms and meaningsof the Source to those of the Target. This translation suggests a means of transferring inferences for the Source into inferences for the Target. （Paraphrased from Emergence-From Chaos to Order by John Holland）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February 12, 2024 at 10:59am

What is the Spatial Turn? by Jo Guldi

What is a turn? Humanities scholars speak of a quantitative turn in history in the 1960s,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urn of the 1980s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d even more recently an animal turn. Beyond the academy, to turn implies retrospection, a process of stopping in the road and glancing backwards at the way by which one has come.

May the weary traveler turn from life's dusty road and in the wayside shade, out of this clear, cool fountain drink, and rest-- R. E. Speer, “Robert Burns,” Nassau Literary Magazine 43 (1888): 469.

“Landscape turns” and “spatial turns” are referred to throughout the academic disciplines, often with reference to GIS and the neogeography revolution that puts mapping within the grasp of every high-school student. By “turning” we propose a backwards glance at the reasons why travelers from so many disciplines came to be here, fixated upon landscape, together. For the broader questions of landscape--worldview, palimpsest, the commons and community, panopticism and territoriality--are older than GIS, their stories rooted i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disciplines. These terms have their origin in a historic conversation about land use and agency.

This essay document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university disciplines in the period from 1880 to 1960, a moment supremely fertile for academic discourse, when scholars in history, religion, and psychology reflected on our nature as beings situated in space. This spatial moment represented the flowering of social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public intellectuals who addressed the struggles over space that surrounded them. From the 1840s forward, much of western Europe was engaged in a conversation about land reform that pitted the new stewards of expert-led bureaucracy—civil engineers, urban planners, and foresters—against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intellectual spokespeople: Chartists Marxists, Fabians, and legal reformers.

From the 1880s forward, legal scholars, archaeologists and historians fix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s” as a source of records about “community” where records about spatial practice disclosed notions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rarely documented in the textual tradition. Public intellectuals like legal scholar Henry Maine, philosopher Ernst Cassirer, urban historian Lewis Mumford, journalist Walter Lippmann, and religious scholar Mircea Eliade combed through historical records, proposed theories of spatial experience, and promoted the terminology of “commons”, “palimpsest,” and “pseudoenvironment,” attempting to coin a universal language for describing spatial experience and its artificial manipulation.

(Source: https://spatial.scholarslab.org)

Related:

札哈哈蒂：房子能浮起來嗎？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February 11, 2024 at 1:30pm

I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literary scholars, art historians, and social historians drew on ethnographic methods to document the “worldview” by which collective societies brokered their relationship to land.

Only after 1970 did these languages begin the process of convergence, encouraged by the importation of French theory, in particular the work of Foucault, Lefebvre, de Certeau, and Virilio, which newly emphasized the power relations implicit in landscape under general headings like “abstract space”, place, and “symbolic place,” interpreted through new spatial metaphors like “panopticism.” The resultant spatial turn in literature and art history of the 1970s and 80s did not so much rewrite the old concerns as treat them with an attention to capitalism, surveillance, and power hitherto practiced only within the realm of social history.

                       (Traditional Chinese Junk Boatin Hong Kong 1984)

In departments of Geography, this vocabulary was elaborated into theor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space “territoriality,” Massey's “power geometry,” and Harvey's “space-time compress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scholars returned to urba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with a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microcosms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macrocosms of global flows. These spatial impulses took a deeper hold with the influx of digital tools. Developed in the 1960s by the Canada Land Inventory, GIS was adapted for use in the social scientists and humanities. Beginning in the 1990s with the GIS survey of ancient Corinth, the uses of GIS began to tempt scholars in archaeology and economic history with a vision of rigorously measurable, infinitely sharable information. By enhancing the clarity with which scholars could speak of spatial problems, GIS encouraged the reopening of spatial questions in the disciplines.

Beyond the academy, GIS opened questions of vertigo-inspiring scale. By scraping spatial data from archives of unprecedented vastness, researchers stood a better chance than ever before of addressing problems of tremendous size. Cartographic projects like Saul Griffith’s maps of land use helped researchers to ask whether in the future we would indeed be able to depend entirely on renewable energy or would be necessarily forced into reckoning with nuclear options.

The spatial turn represents the impulse to position these new tools against old questions. In the pages of contemporary journals, sociologists turn back to Simmel, historians of technology to Mumford, and literary historians to Benjamin. We remember that every disciplin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s been stamped with the imprint of spatial questions about nations and their boundaries, states and surveillance,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erception of landscape, all of which fell into contest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viewing the period of spatial emergence from 1880 to 1960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imprint of these questions and the direction that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may take in the spatial era of GIS.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February 3, 2024 at 10:48am

What's in a name? 

"Metaphors are the organizing tool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No political or social change takes place without effective use of metaphor."

The Metaphor Project

(born at a Natural Step Open Space Conference in Berkeley, CA, 1997)

“Metaphors are a special form of presentation natural to many cultures. They are of unique importance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ng complex notions, especially in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cultural dialogue, as well as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abstract concept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as part of any creative process. They offer the special advantage of calling upon a pre-existing capacity to comprehend complexity, rather than assuming that people need to engage in lengthy educational processes before being able to comprehend.” （Governance through Metaphor Project）

Models, analogies and metaphors, from Physics to Poetry, of which involve a Source Target relationship. There is a translation from the established aura of facts, regularities, mechanisms and meanings  of the Source to those of the Target. This translation suggests a means of transferring inferences for the Source into inferences for the Target. （Paraphrased from Emergence-From Chaos to Order by John Holland）

（Source: https://www.lap.org）

Related: Top 10  Lap Quotes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January 17, 2024 at 8:32pm

陳明發·詩性文旅

文旅，除了要考量：文化在那裡；還要考量：詩性在那裡。

在各種消費體驗高度同質化的時代，要使原來屬於原生態、地方特色的文化資源釋放能量，還需要詩性的——也就是創意地、審美的——周全詮釋與精彩表達。

舉歷史領域來説，歷史發現的新材料、深度叙事，大部分時候是學術圈的事，一般人不會有興致去閱讀那些文獻的。

文史工作者的敘說，則比較接地氣些。

而透過媒體如文學、圖像或影視等形式，則更讓人樂於接受。

現在社媒時代的短視頻應用程序，無疑讓很多過去看似很嚴肅的東西變得平易近人。

當然，這些絕大部分是用户非專業生產的內容，素質肯定参差不齊。

是故，若要把所分享的叙事體驗提昇到IP的階段，詩性開發有關文史敘事，是必下的苦工。

否則，只有流量，沒有儲量；只有數量，沒有能量，恐怕就談不上“文化生産了”。（17.1.2024）

• ‹ Previous
• 1
• 2
• 3
• …
• 12
• Next ›
•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