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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当时应是本有预计，以为后人将会本土世代相传，年年清明扫墓。再说，郑昌俊的墓碑和神主，都是把“甲必丹”首字写成“呷咇丹”字。不论在闽南、广府、潮州方言，以“呷”字音译“甲必丹”原文，都不可能对称马来文称呼“Kapitan”的第一和第二个音节；只有根据客家话的语音唸这个字，特别是按照海陆腔，才会音调异常接近。

由此可以推论郑昌俊墓碑和神主都是以客家话书写。 而参照现代汉语拼音，粤语 “孺”的发音应作“yu”，粤东各地客家话则多唸作“Yi”；而按海陆腔，以民初“注音符号”注解海陆腔如何把“孺”唸“Yi”，其声母“ㄖ”是带有擦音的龈后音，韵母则是单韵母“I”，正如现在台海两岸客音教材也可以为据的， “孺”和“姨”在海陆腔是同样发音。

以华南客家人常在墓碑和神 主尊称已故妇人“孺人”，此处之前也有黄学科甲必丹夫人称“孺人”，可见此地相沿祖先旧俗。但彭亨本邦自1857年以后便遭遇超过二十年内战和对外作战，内部大量人口流失；因此，若承认彭亨华人屡经战乱，文化水平备受干扰，也可以考虑后来的墓碑会把夫人称呼为“姨人”，恰恰可能关乎识字能力高低。这反过来也算一项证据，反映隶属惠州府的海陆丰先民自18世纪以来便有许多人在当地终老，战乱期间也有许多人是一直留在当地生活。

图5：郑昌俊甲必丹一夫双妻合葬碑

总的来说，以这些出土墓碑对照现在彭亨北根华人社会面貌， 可见19世纪以前的彭亨华人基本源自潮语系和客语系。文西阿都拉 发现当地华人都是“客家”，应当是他在北根遇见的华人，祖先多源自惠潮语盛行区；其中有些人虽然源自潮语系，但生活在半山客同胞之间，也会说些矿区同行的半山客语。

这样并不矛盾于现在北根的地方社会印象，认为北根自二战以前即是潮语为主，甚至居民会把北根唤作“小潮州”。①因为这个印象，不离 19 世纪中叶汕头开港以来的变化，即彭亨华人本以潮惠先民为主，历代长期接引亲戚南下的结果，也会影响当地社会流行的潮客语方言。

彭亨的客家人，自18世纪末以来更密集迁徙往北部矿区；而北根却继续是统治者的行政中枢，也是联系华南各地的港口商贸地带，王城街上当然也会流行主要经济群体在矿区的方言。可是开商铺的群体和采矿的群体，不见得籍贯相同。一旦北根与汕头交通方便，更可能会改变市内华人人口构造。

①拿督陈延明口述，电话访谈于2020年11月21日。


到了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提到独立前北根华人居民多属潮州人，已经是说：“潮州人及其他籍贯的 华人之进出口生意范围包括树桐、米粮、树胶等，华人也开设板厂 及收购土产等。”①

另外，自1860年，彭亨华人生活遭遇最大变化，其实不见得是源于汕头开港后，潮汕到当地落户经营各种生意的人口愈多，造成 潮语在王城周遭逐渐势强。更重要是，彭亨全境在接下去将近三十年，历经动乱和政经变异，变成人口凋零，出走者众。 自敦阿里在1857年病逝，其长子Mutahir早在父亲年老时已有摄政姿态，在附属北根的甘崇（Ganchong）地区代父行政。

而 Mutahir继任亡父位子后，更觉实力在握，并没有按照父亲1856年5 月立下的遗书，把关丹和兴楼（Endau）两处领地分封给弟弟 Ahmad。这导致双方追随者差点敦阿里的在葬礼场合剑拔弩张。这之后，Ahmad于西历7月到新加坡邻近各处招兵买马，引起新加坡 英殖民政府关注，也给了对方涉入彭亨内政的机会。英殖政府一再 阻扰Ahmad企图联系和发动支持者，并知会彭亨统治者各种相关消息。②

可是，后来Ahmad离开新加坡，北上登加楼结集支持者，就不是英殖能阻止的。他还获得登加楼国主的承诺，发令其王国底下甘马挽的各路土侯助战。Ahmad在该年11月率领甘马挽船队南下， 很快就和彭亨境内义军会师，以历时五日五夜攻陷北根华人村；而甘马挽部队为了鼓舞士气和报复抵抗，允许将士在北根抢掠敌人七 天七夜，连带彭亨各路起义王侯也得于分羹，以增加财富酬劳义 军，之后部队方才整顿离开北根，再向甘崇（Ganchong）进军。③ Ahmad在1857年一度占领北根，也是暂时的，不久因战事不顺而撤退。

英殖一再插手阻止Ahmad的外援，柔佛则派出武义士（Bugis）民系战士支持原政权，并且从霹雳王国雇佣米南加保 （Minangkabau）战士对付叛军；这使得Ahmad 屡次企图举事，屡次都不顺利，发生许多转折，一直到1863年5月方才重新入主北根。此前，华人看来都得继续服从原来的统治者，才能继续维系中国大陆、柔佛和英属新加坡等地的贸易往来，也年年继续维持亲友出入本境，来往大陆。

①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1页。

② Linehan, W.,op.cit., pp.66-68.

③ Kalthum Jeran(ed.),,op.cit.,hlm.13.


《彭亨纪年》有一段记载是说，当甘马挽、 关丹和日赖等地联合部队在1863年攻陷北根的华人村，那时北根的华人都很害怕，态度就像他们平日遇到灾难祈求大伯公的时候，诚惶诚恐，主动把各种布料和食物奉献给入城的军事教长和义军将士，也有的人在现场请求饶命；而所有新政权的教长和将官则是一致同意，既已攻城成功，是应该既不杀人也不充公财产，宽赦所有华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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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其实能反映北根华人在动乱时代的势单力薄，以及 交战各方也意识到华人对经济稳定的作用。《彭亨纪年》的作者会以膜拜“大伯公”形容华人商民的诚惶诚恐，可见北根华人围绕着 “列圣宫”作为信仰和社会中心，很早就是马来民众熟悉的生活印 象。

那些华人甲必丹，他们在掌权者底下维续商贸过活，其实都是缺乏实力和话语，无从有足够实力应对武装干戈；而新政权在攻入城中以后，其实也是理解这些华人区居民的状况，视为只是为了谋生的无辜百姓，应受宽待。

现在要论19世纪彭亨北根这些已知的各位华人甲必丹的任期， 不论根据1970年代傅吾康、陈铁凡《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提及的生卒年代，或者是再加上2020年出土的墓碑文字，还是会有一定难度。


除了黄学科是肯定去世于敦阿里时代，其他甲必丹都可能属于敦阿里、Mutahir和Ahmad父子三人之间任何一位的执政年代。再 到了英国人在 1887 年底把彭亨纳入英属，自郑昌俊甲必丹去世以后，一直到20世纪前夕，北根仍然长期实行甲必丹制度。 彭亨历史上，Ahmad自1863年战胜兄长，他在接下去半个世纪的统治，展现出的政治优势，是善于积极调解许多过去恩怨。他首先宽赦敌对派系的先父臣子和亲友们，并迎娶敌对的堂兄弟的姐妹。

再到1870年代，Mutahir两个儿子一再谋叛后逃亡至雪兰莪，在当地遭遇地方土侯打击，Ahmad 不止是原谅了侄儿以及接应他们回归彭亨，他尚且承诺侄儿，挥兵参与雪兰莪内战，支持当年收留保护其侄儿的一方。邻国柔佛统治者原本是Mutahir的女婿，支持过岳父对付Ahmad，双方还在刁曼岛等处领土纠纷，可是等到柔佛1868年将各岛领土划归彭亨，两人怀念亲戚往来，又是长期声气互通。

①Ibid.,

1882年，Ahmad听从了柔佛国主建议，以廖内王朝业已遭受荷兰殖民瓦解，彭亨无从继续奉廖内为正朔，于是接受各地领主拥立彭亨苏丹王朝。再后来，Sultan Ahmad又是由柔佛协助和斡旋，谈判接受英政府成为保护国的条约。自Sultan Ahmad引入现代法治观念， 一直到他1914年离开人世，马来各邦的发展和对话，确有助各邦后来组成马来亚联合邦，亦是当代马来西亚立国的基础。

彭亨华人1860-1870年代记录固然稀少，可是此时彭亨历史重要大事，都是围绕着消弭战乱的和解，以后又演变至挥兵义助雪兰莪战争；因此，列圣宫的“德泽流芳”牌匾，作为Sultan Ahmad在那年代肯定彭亨华人的象征物，历史意义相当重要。彭亨联军于1873 年11月入住雪兰莪港口（Kuala Selangor），宣布战事基本进入尾声，列圣宫也在1874年清明节奉获国主嘉奖，在清明节期间，为了华人能贯彻彼等祀奉“大唐本头公”的精神，送上了“德泽流芳” 匾额。

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更不能说是时间上的巧合。 彭亨王国在1872至1874年参与雪兰莪内战，Ahmad亲自带领各地领主和头目从雪兰莪东北方入境，占领过现在的甲洞 （Kepong）等地区，当时一再动用各地华人协同作战，是否曾经动用全部彭亨日赖、立卑、劳勿等地开矿群体，抑或只是要求矿区和港口华人在后方支持生产和贸易，难以确定。


而比较清楚的记录， 是说彭亨部队包围吉隆坡期间，动用过雪兰莪叶亚来甲必丹的联 军，攻打间征（Kanching）战役更是借助叶亚来属下Ah Chin的七十 名华人竹筒火箭射手；而彭军行军路线，都是沿陆路和河道西进， 或者借道柔佛再以海路北上，彭亨的文冬（Bentong）或者雪兰莪的甲洞（Kepong）、莪唛（Gombak）和巴生（Kelang），还有霹雳王国的士林河（Slim）等战区，都是牵涉着彭雪两邦华人大面积的矿区和经济作物区。①

至到上个世纪，居住在上述几个地区的华人，还是有不少人互相拥有亲友关系，同姓者也可能追溯祖上源自同村的 族谱，迄今是彭雪两地许多老人家的童年回忆。

① Bujong Bin Adil.,op.cit,hlm.pp.191-205.

根据记录尚可追溯，在1870年代上半叶，正当霹雳和雪兰莪发 生内战，一直到两邦内战结束后的1875年，彭亨的立卑（Lipis）河 畔，槟绒（Penjom）作为河畔的港口聚落，也是市集中心，以水路 密切连接着日赖金矿与锡矿区，却是在和平中迎接自己的发展；河 边整排店屋后头保持着的老残水井，是专供大众打水“冲凉”，当 地领主也是住在这个华人为主的矿镇，方便处理日常公务。①

但是， 随着彭亨人参与雪兰莪战争获得胜利，彭亨统治者回到本境政治， 也得应付各地领主在战后的实力演变，处理内部势力的相互矛盾， 所以更有必要权威凌驾各路领主，贯彻王权。1875 年前后，不论北根或是各地贵族领主，相互间屡有矛盾，不仅仅是权力暗斗，有时 也会兵戎相见，北根也曾一再爆发讨伐立卑和日赖的武装冲突。②

这 亦是上文提及Huge Clifford在1887年遇上的历史背景，领主为了自 己底下的民众，也是邻居兼税户，向他诉苦了。每逢地方政治角 力，当地华人甲必丹当然也会陷身困扰。 另一方面，彭亨除了各级华人甲必丹，其实还委托过新加坡华人作为王室代表，斡旋英殖事务。

彭亨统治者Ahmad昔日失意时， 曾经主动流亡新加坡，结交了不少老相识；自他在 1863 年掌握大 权，他也不时致函新加坡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解释彭亨立场，以防止英方介入干涉。所以，从文献可知，彭亨统治者决定介入雪兰莪内战，固然需要境内华人甲必丹维护境内经济收入和社会秩序， 可是统治者境外也有亲自委任的华人代表，协助处理对外交涉，主要是对英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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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 年，英国曾经派遣两艘战舰巡弋彭亨外沿列岛，说是有英籍华人到其中一座岛上伐木，惨遭抢劫杀害；而当时统治者 Ahmad 面对英方气势汹汹，明知这是彭柔领土争议地带，也不做激烈回应；他反而机智咬定凶手是非法潜入的柔佛子民，推卸掉彭亨责任，也欢迎英军周游列岛搜寻犯人，借机暗示彭亨拥有这列岛主权。③

①Clifford, H. 1897 (1903, reprinted).In Court and Kampong. London: Grant Richard. pp.225.

② Ibid.,pp. 210-229. 63

③ Winstedt. R. Oop. cit., p.108.


再到 1874 年，英方再以一名柔佛村长在兴楼河遇害， 怀疑彭亨统治阶层教唆杀人，把追究规格提升至英督登陆北根，以 访彭名义兴师问罪；但后来彭英双方同意组成调查团，英方调查官员反而出乎总督的意料之外 。①

新加坡总督留下 的文字有说，此时彭亨在新加坡的首要代表，是一名华人。英督也 说，他发现彭亨统治者通过写信给华人首要代表，一方面是要嘲笑英方总会捕风捉影，另一边却是趁机示好，演变成向新加坡招商引资，说明彭亨会听取英督建议，以优渥条件对外开放，保护外人入 境生命财产，同时彭亨提出愿意出高薪，要从新加坡引进两百名华人采矿者。②

可是，那时一些英殖官员轮番观察彭亨，发现这期间彭亨大幅度增加征税，才是构成境内华人大量流失的内在原因。当地矿工大 凡西进霹雳和雪兰莪两邦，能有当地联系，都设法会留在新地方聚 会同乡亲友，共同开发新矿区。而彭亨自1880年，本来正和邻近 Jelebu发生领土争议，Ahmad那时处理王位传承更倾向子传父业， 也造成原本一直以继承人身份追随在他身边的弟弟，心怀不忿，双方支持势力一度交战；不过Ahmad这时确实也在引进欧资，还有新加坡华人资金，在国内圈地开矿。③

可是在新加坡邻近水域，太多其他欧洲人物出现在彭亨，而彭亨不受英国协调，对英国未必是好事。在这背景下，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Frederick Weld在1885年发函给英属霹雳王国代理参政司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要求瑞天咸访问彭亨，就不只是为了一探虚实，而且是希望能游说苏丹， 确保彭亨政治有利英国的亚洲海域布局。 瑞天咸既然在霹雳王国服务英女皇政府，行程以考察彭亨内陆为目的，所以瑞天咸就不必从马六甲海峡南下新加坡再北上北根。

他是由霹雳的巴都雅也（Batu Gajah）出发，翻山越境走入立卑的槟绒，成为第一位从霹雳山路越境彭亨的英国人，再一路走向日赖等地，也一路上考察民情和物价，以后再顺着彭亨河顺流行船，直抵北根，包括在彭亨河口探访Pulau Tawar和淡马鲁（Temerloh）之间 华人甘蔗糖工坊。④

① Parkinson, N., 1964.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Malaya:1867-1877.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4.pp.187-188.

② Ibid.,p.188.

③ Thio,Eunice.,1957.The Extension of British Control in Pahang.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30(1),pp.51-52.

④ Swettenham,Frank. A., 1885. Journal kept during a Journey across the Malay Peninsular.

瑞天咸之前，英国地理学者D. D.Daly也曾在数年前带领一支勘察队伍，从森美兰王国入境，经历崎岖山路，一路走到北根；不过 彭亨统治者Ahmad接待过这些人以后，并不乐意让他们知悉金矿区的确切地点。①

按瑞天咸记载，他在到达立卑时获悉，只要再步行约一小时，就能抵达附近的日赖老金矿区。②

而瑞天咸经过此行，显然更关注彭亨的经济局势。他意识到北根距离矿区较远，又得继续从港口经济抽税去支撑王城，结果是会造成各种物品价格失衡，剧烈影响民生。瑞天咸后来的北根观察报告，即以彭亨面临长期内耗，建议英方尽快介入彭亨，协助改革制度。瑞天咸指出，这里马 来人大多很贫穷，华人矿户也只有约百余人，但偏偏在立卑等地， 民众不论购买必需品或奢侈品，产品都是事先征收高税，首先落入北根的华人手上，再由这些华人随意定价出售。③

可是矿镇华人有矿镇华人的苦衷，他们告诉瑞天咸，任何人到当地开采黄金，都可能被他人以各种理由掠夺一空；而华人则是由于民众缺乏开矿经费， 加上认定体制不够公道，没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来生活。④

 英方根据瑞天咸等人入彭摸底的报告，更积极提出要介入彭亨内政，要求确保当地的政策、法治、军事安全，其建议看来都是堂皇有理的。此时英国已经殖民槟城、新加坡和马六甲，霹雳和雪兰莪又是英属保护国，彭亨作为不论海上或陆上的邻居，原产品也多从英方港口转向西方；所以英方对于彭亨的设想，是不管彭亨发生 任何变化，理所当然是可能损害双方共同利益。

更何况，当时彭亨境内许多投资项目，都是源自新加坡，英方有责任保护殖民地居民 的利益。瑞天咸还说了，地方缺乏治理，已经导致各族居民难以在本来富庶的土地上维生，他举出劳勿一位马来贵族苦苦支撑金矿为例，指出由于矿场缺乏资金，矿区就只有约二十名华人矿户继续工 作，时作时停，有时是常年累月在停产。

⑤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15):1-38.

 ① Daly, D. D.,1882. Survey and Explorations in the Native States of Malayan Peninsula, 1875-1882. 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4):401.

② Swettenham, Frank. A., op.cit., p.16.

③Ibid.,pp.9-10.

④Ibid.,pp.16. 65

⑤Ibid. 瑞天咸访问彭亨不两年，到了1887年，彭亨其实变化更大。上文说过，Huge Clifford在1887年2月访问彭亨，曾经遇着立卑领主投诉，说有家欧人和马来贵族合作的新企业，利用宫中书写授权书 有模糊之处，自行解释其中不够详尽的内容，强行侵占槟绒华人甲必丹连同日赖王侯亲友在当地的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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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新企业其实就是在1885 年，也就是瑞天咸到访的那一年，4月27日获得王宫的授权书。而 Huge Clifford为着斡旋此事，约见欧人企业经理之前，当地的数百华人和马来村民，愤恨生计遭受剥夺，已经计划着攻打欧人办事处，只是立卑领主正在极力劝阻。但欧人预想着统治者山高皇帝远，企业也就不必在意村民意见，所以见着Huge Clifford，只说愿意雇佣留在原矿区的华人矿户。

最终，Huge Clifford谈判还是有较好的结果，是华人和马来人矿区可以继续经营，只是他们原来要贡献给苏丹代理人百分之十的收成，以后要改交给这家企业。① 1888年，Huge Clifford正式成为英国驻彭亨代办，在他的任期间，那些到彭亨圈地的欧人企业正在面临过去制造的后果，境内已经很难找到华人劳动力。Huge Clifford这位英殖驻彭亨代办，职务类似紧邻国家驻彭领事，在扮演着“劝请”苏丹的角色，过程中亲自见证着当地矿工短缺，还有稻米歉收等灾难，目睹着穷困民众被 迫把自家耕田的水牛贩卖去邻邦雪兰莪的巴生（Kelang）；而Huge Clifford这时更明显的发现，那时很少华人愿意继续留在彭亨，他只 能想好如何说服苏丹实施各种政策，吸引更多华人到彭亨住下来安 居乐业。②

不能否认的是，整个19世纪，彭亨地方华人社会主要依赖农矿业经济。他们的收入起起落落，主要还得根据国际原产品市场需 求。一旦彭亨境内华人觉得生活不下去，在彭亨讨生活越来越难， 而邻近区域的社会经济面貌又是可供比较，彭亨华人社会就可能发 生大量人口流失，集体力量也会变得势单力薄，内部社会风气更是 涣散，文化水平低落。如此背景，甲必丹的素质和社会地位，亦可能大不如前。郑昌俊甲必丹逝世后三年，自英方参与整改彭亨内政，北根的甲必丹剩下的权限似乎就只能处理本镇的事务。

① Linehan, W.,op.cit., p.110.

② Linehan, W.,op.cit., p.123.

1897 年 9 月 27 日，《槟城新报》报道：“华籍商人某，係彭亨属北矸之甲必丹也，风闻日前该处参政司判定监禁三年；又闻甲必丹所以被禁之故，厥有三款：一因受贿，一因勒索，一因吓诈云。”①这位甲必丹似乎也没有按照传统处理，不见入祀列圣宫接受公众祭祀。

七、19世纪末

英方介入以后有待重构的历史叙述古近代彭亨国华人的历史生态，不论衣食住行，端赖着海上帆船交通，又是要接受着季候风的制约。彭亨华人历史，也正如南洋许多地方的华人史，是不能简单而粗暴的预设认知，以为先辈主要是受着殖民政策干预，被他人“卖猪仔”下南洋。彭亨自唐宋元明，位处南海航路“海中”的位置，随着海上交通频密，就是帆船顺着季风停驻聚居的选地。

当华人帆船根据季候风航行，彭亨历代国主，也不可能不重视邦国优势，经营彭亨河相连海洋的岸外水 域，造就西洋中途贸易枢纽。人们到达北根，是既可以从陆路往西 到达马六甲海峡东岸，也可以沿海北上南下，或跨海往现在的菲律宾南部、加里曼丹，还有爪哇等地。由此亦促进当地航海华商为主的聚落，大众年年长住在彭亨半年有加，期间来往邻近海域诸地交易产品。

彭亨华人历朝早在北根和内陆聚族而居，在当地形成本身聚落社会，又和其他族群多元共生，也就并不足奇。所以历朝以来，一代接一代人上岸彭亨，其实都不是对当地空白无知，而是根据祖辈传承的航路与生活知识，融入历代先行者留下的聚落、社会与周遭联系；这里每家都可能有几个“蕃仔”，是少小送去潮州或揭阳私塾上学，长大又回到立卑或槟绒看顾生意，到了北根公共场 所就会参与大众祭祀“大唐本头公”，日常在家中则天天朝夕膜拜 “唐蕃地主财神”。

甚至来来去去的人，都可能要协助两边的亲友传口信，包括带口讯给终老于华东南地区的“蕃婆”祖母。 根据Clifford的记忆，华人一直到下世纪初期，还有人在使用马 来世界常见的窄体长条船，雇佣苏门答腊人与吉兰丹人为他们划 ①《槟城新报》，1897年9月27日。 67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 68 船；可是那时欧人入主的矿区，已经使用蒸汽发动的浅水航行船， 来往于槟绒和港口之间；而在彭亨河下游，则依然流行短程出行不划舢舨，而是划竹筏。

这些人工绑札的竹筏，很方便载人载物，但是在彭河上游罕见有人使用，通常都是4英尺宽而长约20英尺，出行任务完成后，又可以拆开还原成一根根分散的竹杆，在市场售卖。①

要等到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间，海上蒸汽轮船越趋普遍，新加 坡势成新的集散港口，北根方才完全失去元明犹能保持的盛况，再难成就南海中途贸易枢纽。可是那时市镇岸外的海上，虽然不再停泊太多帆船，河上还是有许多舢舨和舯舡，延续19世纪以前的情景，继续衔接着河口与海上的接驳运输。

尤其在汽船和陆路交通还不很发达的年代，彭亨境内各地延续着传统的水上交通，依旧左右 着地方民众生活的出行方式。正如拿督Mahmud bin Mat后来的回忆，在上世纪以前，彭亨有很多人家是居住在靠近河边或沼泽附近，其中有些住家是准备了自家的家庭用船，不过，当他全家在 1907年用家里的船送他出门到外地唸书时，当时川行新加坡与彭亨的载人蒸汽轮船，不是川行北根，而是来往着关丹。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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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丹的崛起，主要是英国将彭亨纳为受保护属邦以后，发展关丹成为行政中心。不过，在这时候，宋代以来华人帆船来往彭亨港口的局面，尚有余韵。直至殖民时代后期，中式帆船相比西式轮船，前者的渡海成本依然相较便宜，所以一般先民从潮州下南洋，也有许多人继续 选择古近代称为“洋船”的中程帆船。1996年，北根潮州会馆创办人兼当时列圣宫主席黄盛伟，七十六岁逝世前接受过访问，说他在 年轻时也是乘坐大帆船下南洋，抵达北根。③

而越到后来，北根民众还是能继续见着有好些帆船停泊在沿岸海域，等待接驳船上货下货，但这些“大帆船”其实主要都是短程帆船，只做来往新加坡短途运输，主要是从新加坡运输货物到北根，然后会走近海和河道为主，开往关丹、文德甲、淡马鲁及而连突等地；帆船来回各地卸货 和收货，也会把北根商人在港口邻近的各处渔村收购鱼获和海产， 制作成咸鱼等产品，外销其他地区。①

① Cant, R.G. 1973.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ahang.Monograph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Singapore: Times Printers Sdn. Bhd.p.30.

② Mahmud Mat., 1997.Tinggal Kenangan: The Memoirs of Dato’Sir Mahmud bin Mat.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hlm. 50-51.

 ③ 夏观明报道：《庙宇随时建,古迹不常有：让伯公庙留下来》，载马来西亚《星洲日 报》（东海岸分刊），1996年3月29日。


拿督Mahmud bin Mat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是少数接受英皇封赐爵士勋衔的马来官员。他在彭亨英属年代，自1948年至1951年担任过彭亨第一任总理大臣（Menteri Besar），即现在一般中文翻译的 “州务大臣”。依据这位前辈撰写的回忆录，彭亨一直到上世纪初，内外交通主要还是依靠华人舯舡，这些舯舡需要的人手不多， 船工的职业空间有限，他们来回于彭亨河上下游，在北根和立卑之间载人载货，都是以海峡殖民地银元计算工资，每月工资大约是10-12银元。②

这些华人舯舡在彭亨河航行，依然得要考虑季候风影响。 一般北根和立卑之间的航程本来只要花六星期，一旦进入10月至12 月的雨季，各处都会例常发生水患，河道水流急瑞、航程就可能是耗时整整两个月。 无论如何，彭亨在英属前的历史材料确实不很完整。

民众自过去以来有太多生活经验，社会日常活动包括了大众太熟悉的许多细节，多姿多彩，大部分人都不会想过要留下白纸黑字。现在要重建彭亨古近代社会生活的知识，还得整合多方面的零星线索。

所以， 像上述拿督 Mahmud bin Mat 留下的口述历史，确可补充不足。另外，综合各方面史料，再作排比对照，亦有助更多考察许多细节和相互关系，回溯当时人事情景，从思考社会生活的逻辑重现历史面 貌。

由此而言，古代文献，不论汉文、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 葡萄牙文、荷兰文、英文、法文等文献，只要书写绘画在纸张、 布、皮书或者碑铭雕刻上边，包括当代中国重视的域外汉文献，都能是史料；西方殖民者统治时期的官员商贾，或各族地方遗老口述纪录，也是史料。

现在彭亨华人在日常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以及 方言词汇，有不少历代传承的内容，亦是可印证过去历史的线索。 就像 Linehan 说过，Sultan Ahmad 年代，彭亨出现圆片形状锡钱，上边铸着中文公司名称，另外又有马来文和阿拉伯文说明文字。

①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0页。

②Ibid.,4-5.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可见当时彭亨内部，某些华人公司的信用，是有能力发行代 币，以公司名义担保锡钱兑换货币的价值，确保可以使用在许多小宗买卖交易。

可是，Linehan描述说这种锡钱大体上是赌场发行小额筹码，以代替锡锭笨重而且面值大的不便，可以方便大众分散使用 在小额赌注，他的说法就未必完整。①

按照上几代老华人的生活常 识，18世纪以至20世纪初期，这种锡币在暹罗、婆罗洲、马来亚半 岛、印度尼西亚等地并不罕见。相反的，大凡矿区的规模较大而人 数众多，“公司”或公共组织主导集体开矿，常有发行自己的锡钱。

在彭亨矿区，常见各公司一致发行的一种锡钱，是如清朝铜钱 一般大小，前边铸着“国宝流通”，后边铸上公司名称，中间也如明清铜钱开个方孔，方便大众以绳线串起绑带在身上，不论去到矿区、邻近各族聚落，以及港口商铺，都能日常消费，也方便相互找 换。而个人拥有的锡钱，收集在一起，亦可以兑换等值的银元。

这 些锡币都是以有价值的金属铸造，又都是模仿清朝日常流通的铜钱模样，上边再以公司印记作承诺；所有锡币统一表达本身市场信 用，就在铸造时其中一面是“国宝流通”四个字。如此，既说本币亦属彭亨邦国财政体系，地位是“国宝流通”，并且具有相对于银 元的具体兑换率，锡钱当然不可能只是用作赌博筹码。而锡钱的文 字，亦足可反映农矿开拓群体的集体意识，早就兼有“彭亨国”以及在地“公司”的落地概念。

图6：圆片形状锡钱 ① Linehan, W.,op.cit., p.239. 彭亨的锡钱，一直流行到上世纪初。二战以后，不论在彭亨或 甚至邻邦柔佛，有些人家自先辈便来往矿区做生意的，家里可能还 会存着几枚“国宝流通”锡钱。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7, 2024 at 2:15pm

三十年前，马来西亚华人大会堂总会和马华文化协会等机构“马来西亚华人历史调查计划”，笔者有幸赴彭亨首府关丹，以副主任身份出席说明会，还遇见民众出示收藏的锡钱。因为有人藏在家里，因此迄今可见这类锡钱出现在国际古币市场。

 现在国际古币市场所见的敦阿里年代的锡锭，其具体的帽子造型，中间是上小下宽的中空方块，四边平面边框其中一边开个小孔，方便使用者重叠着绑起来收藏。这种造型，也确保了合法锡锭 只能是开模铸造，以统一形状、大小、重量、花纹，确保任何手工 仿造都难以代替，亦无从匹比成本。现在古币市场里头，某些锡帽顶部平面印着“有利公司”字样，可能就是敦阿里年代其中一个承担铸造的单位。 另外，古币市场也常见小圆片的锡钱，其不同时期钱币文字， 可能反映当时历史背景。

例如，彭亨流行过一种“公合利记”，应属敦阿里执政初期的锡钱，背面即模仿清朝铜钱的铸了满文，表达 这确实是对外使用的流通币。“国宝流通”当中，有背面作“两成 孔方”的，也表明发行这种锡钱真是作“孔方”用。而总结现在拍卖市场所见，“国宝流通”背面公司名称不同，有铸着“铨成公 司”、“和记”、“秉记”、“千顺”等名称，也有铸上祝福大众的“万事遂愿”等，可见早期华人有不同的开矿公司，大家都能意识彭亨邦国是彼此的生活经济共同体，铸币则各有所属。有意思的是，其中有种“成发房哼”，用潮州语音唸这“房哼”两字，就是即“彭亨”。这证明当地潮州商人在19世纪也是很有发展，所以有发行锡币的需要。

再举个例子说，在光绪三十年（1904 年）正月十六日前后，槟榔屿《槟城新报》连续几天出现一位“彭亨司理人先胜洗”刊登的 启事，声称“本公司欲招华工二千名，到彭亨的新班买怜矿地大小弗郎或机器开矿，任意选择地方，开锡苗每公斤公司抽栖十五斤。 71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 72 凡欲承办者，可写信交公司理人先胜洗便妥。”①

根据这启事，可知 彭亨1904年还是实行着Huge Clifford昔日在立卑谈判出来的制度。 矿区开矿，客观上就是深入山水森林去开荒，所以大众都要有武装，才能预防猛兽和外敌，保护共同谋生。此前矿区的经营，通常是由马来贵族、华人甲必丹或其他有影响力者出面，申请圈地以后，再招股组成“头家”集团负责投资设施；再有矿区里的矿户， 则往往是头家们作为“东家”，呼朋唤友找来的“西家”个体户。 “西家”能以采矿多劳多得，“东家”投资者方才由“西家”个人 所得抽取固定百分比作为投资回酬，同时替众人缴贡给王国和领 主。

由东西家一直到各矿户，是同乡、亲友、结义的关系，日常人 人不离武装，相互保护为生存需要，这种情境下共同生活，是较易 凝聚集体认同，巩固社会关系和秩序；以后大众都能收入增加、组织家庭，开拓区也在扩大中，大众就会一再循环着呼朋唤友，人口 愈来愈多，也就催动着矿区聚落演变至市镇的成形。所以，华人原 来使用的“公司”制度，原来按字面说文解字，即是“公众”所拥 有的“公共部门”。②

至今南洋闽粤方言日常生活使用着“公司”两 字，也常会用作形容动词，比如两人以上的互动，常有说彼此是在 “公司”着一事或一物，即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是“共同拥有”或“共 同分享”。不过，1880年代以后的彭亨，这种传统模式面临冲击。 探地采矿，本有一定风险。在矿区，一旦大范围的搭建好一切设备，也不可能肯定处处泥土下边都会有矿苗。华人原有那套传统 的“公司”概念，便是矿户各别去承担得失风险，而抽成的一方则 负担其基本吃住。

像上述《槟城新报》出现的启事，说要找人承办 两千人的矿区，让采矿者选择各自区域，最后是洋人企业强调要抽 取产量的15%为利，这很明白不是一种薪金制度，当然更不可能是 有人乐意根据此一制度去承担“卖猪仔”的成本风险，招募来两千 人，接下去还得包办劳工数年吃住。这意味着，自1885年立卑华人 甲必丹经营的“公司”面临洋人企业“公司”冲突，Clifford介入斡旋以后，某种新的模式在当地逐渐演变成型。

① 《槟城新报》，1904年3月2日。

② 王琛发：《17—19世纪南海华人社会与南洋的开拓华人 南洋开拓 史另类视 角的解读 》，载《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69页。

原本，华人或马来人矿场本来拥有共过享成果的分账传统，是东家有钱出钱，配合西家有力出力；可是，相比之下，后来欧人或新加坡英属华人/马来人公司的大规模圈地，却是公司得要事先缴纳一大笔钱财给政府，取得授权后，再找其他人开矿和承担风险。

上述《槟城新报》可证明其方法大致是以招标方式，寻找华人成为分散承担各处至今的承包 商，由此把风险转让华人采矿集团承担，同时继续从矿户劳动成果抽成。同时，上述《槟城新报》又可证明，到1904年，这类企业向华人矿户“抽栖”（抽税）的要求，已经涨至15%。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5, 2024 at 9:18am

特别是英国和彭亨在1887年底的双边协议，更是改变彭亨传统土地利益分配方式，保障着英属公司的机会，从插手彭亨朝野农矿业关系谋利。这其中第六项明文规定：彭亨不能随意要授权或者割让土地给任何人，包括非英籍华人或马来人；只要接受者不是英属公民或英属公司，都得预先知会英女皇阁下的政府，不能没有后者 同意。①

这样一来，世代居住在彭亨的华人和马来人，包括当地甲必丹要像过去那样召集众头家到立卑投资，还有作为其上司的马来领 主或地方头目，要自行委托属意的本地亲友开矿，都已经不可能。 他们过去是资金能力是无从抗衡英方资本，后来却是在自家熟悉地 区发现矿苗，也必须尊重对方的主导。英属资本的做法，正如上述 《槟城新报》所言，新的局面是外资取下土地使用权，再把大片土地分割成十几片，成为各别选择的区域，每片各让十几家本地公司竞投，外资再考虑得标者。

总之，当地华人或马来人想继续采矿谋 生，不能再像过去直接合作马来领主、头目甚至苏丹；他们只要没有英属公民资格，就只能向这些圈地的英殖企业缴费。这些矿区企 业大地主于是可以凌驾真正承担采矿的本地公司，依靠抽成赚利， 包括赚取本身先前缴费给彭亨政府的差额。 理论上，英属时代有更多外企进入彭亨圈地，确实是彭亨经济 保障。由企业承诺政府，他们乐意承担投资风险，意味着不管采矿 者有否成绩，企业也得首先拿出现款去保障彭亨政府预先收益。


①Linehan, W.,op.cit., p.120.

可是，商人讲究实际，事先要有把握，才会乐意付出少量资金去冒险，等待采矿者的劳动成果。换言之，他们是预算着承担得起的风险，试图翻手就转嫁风险给只能作为承包商的华人或马来人民族资 本，由此可能获得原来投资额数倍甚至数十倍盈利。何况，真正承担采矿成本的，依然是矿户集体。

所以，1880年代中叶到1910年， 即使境内战乱减少，华人采矿人口不见增长，殖民地合约的背景，以及制度操作的结果，都可能是内在因素之一。这很值得将来进一 步探讨的。 另一方面，英国在1887年签下彭亨协议前后，不止一次关注彭亨治安，以英属公民或其他人在彭亨走失或受害，压迫彭亨接受英方建议改革政经体系。英国殖民政府除了在最早一次是借口英属阿 拉伯人在彭亨遭人谋害，进行交涉；以后接下去数次，都是以英属华人受害为理由，一再以英属公民在彭亨受到压迫或杀害，逼迫彭亨接受英方派驻参政司，连同英方其他官员和军警也要进场长驻彭亨。

这其中，1886年，时任新加坡总督Frederick Weld在6月访问彭亨，游说苏丹接受英国派驻参政司徒劳无功，之后便曾报告伦敦殖民部门，说有位华人Yeo Pan的妻子自1884年被彭亨统治者扣留， 孩子也受虐待身亡；而统治者流亡在新加坡的弟弟也曾就此事回应 总督，说许多王公大臣都不满其兄，只要英国支持他能回朝当政， 他就会接受英国委派参政司。当时瑞天咸正在伦敦休假，他在听闻 此事以后，连忙提醒殖民部说，这名女子是在彭亨出生，丈夫是源 自华南地区，在当地住了下来，所以夫妇两人都不是英属华人；再 加上彭亨人经常不把这类事情看在眼里，民众不解英方举动，会视 为小题大做，所以建议英政府再等待其他时机。英政府还是接纳了 瑞天咸的意见，建议海峡殖民地总督，不妨继续采取温和路线，游 说彭亨签订协议。①

等到Frederick Weld翌年1月份派遣Huge Clifford前往彭亨，后 者在4月带回来好消息，说彭亨愿意签订合作协议，总督也就打消 考虑再用强硬手段。以后1887年底签订双边协议，Huge Clifford出 任了新职，成为第一位驻彭亨官员，但那时他的地位是以类似外交 领事人员身份出任驻彭代办（Agent）。①

① Bujong Bin Adil.,op.cit,hlm.242-243.

英国驻彭亨新代办 Huge Clifford 驻守在北根不久，很快就发现 英国有理由要进一步干涉彭亨内政。第一件事是华人盐商Su Kim生 前欠下贵族大臣和苏丹二千五百元债务，死后万元家产受到充公， Clifford 代表家属斡旋，表示家属愿意偿还现款，苏丹却拿出死者遗书，说死者本就委托苏丹处理遗产，并告诉Clifford数目不够还债。

第二件事，肇源于1888年 2月，英属华商 Goh Hui在王宫附近遇刺，凶手遗留下北根专有的马来剑款式，连带坊间后来出现谣言， 说是苏丹看上对方妻子。当英国代办不接受彭亨国务大臣解释这可能是闹鬼，苏丹面对英方要求悬赏抓凶，贴布告却不愿盖章，双方接着就因 Goh Hui 夫妇把财产交给英国代办托管，连接着代办要安 排彼等回去新加坡，也要求苏丹尽速实行英方草拟的新法律，发生冲突；最终苏丹极力强调自身的统治权力，而想要向英方毁约，又 在 Goh Hui 去世后要求遗孀赔偿母亲欠款才能出境，发展至将死者遗孀拘禁在甲必丹家里。②

而 Clifford 印象深刻的，是甲必丹的态度。此前，当他去甲必丹家里通知 Goh Hui 死讯，发现甲必丹正忙着陪国务大臣和王弟赌博；之后，他也接到死者遗孀通知，苏丹打算把她转移到甲必丹家中，但那是个没有其他女性的地方。③

由于无从知晓郑昌俊甲必丹真正上任和卸任年代，也未能确定其前任是谁，因此很难确定Clifford所说的北根甲必丹是哪一位甲必丹？这位甲必丹任职至何时？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3, 2024 at 8:57pm

这位甲必丹任职至何时？但总之，在此后，随着英国对彭亨政治重组， 再到1897 年发生北根甲必丹贪污案，原任甲必丹以不名誉的刑事罪入狱三年以后，彭亨华人甲必丹的身份权威已接近尾声了。

就英方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而言，自1882年至1884年，彭亨王朝统治者数度访问新加坡，邀请愈多当地的阿拉伯、欧洲和华裔资金，英方也就会愈加关注彭亨，担心未来是否可能影响英国的利益。

Clifford 最初到彭亨，除了见到华人和阿拉伯人传统以来就在北根和邻近生活，做着各种生意，他从观察欧洲商人得出的结论是说：由于英国政府无从节制和协调彭亨政治，许多欧洲人正在趁此机会，沿着彭亨河岸圈地。而且，许多商人都是不必考虑本身资金，只在彭亨北方圈了块地，就向伦敦、香港和澳洲等地招股集资。

①Bujong Bin Adil.,op.cit,hlm.264-265.

②Bujong Bin Adil.,op.cit,hlm.265-267. 75

③Linehan .W.,op.cit.,p.121.

自从外人圈地，原来的马来领主和头目们，包括他们的华人朋友，原本在自身辖地合作开矿的土地权益被忽视了，那些马来人乡 村矿区，特别是规模虽小而历史悠久的华人矿区，都被迫停止了。① 彭亨发生的一切，固然可说明Ahmad苏丹的年代，不少英属或非英属华人，已经频繁来往北根与新加坡海路，英国更是视为息息相关殖民地利益。

Clifford游说苏丹的重点也是以维护彭亨安全为由。他指出，眼下彭亨既缺乏完善法律，又缺乏强大军事力量自卫，一旦彭亨境内外发生外人骚乱，或者彭亨的经济利益引起外敌眼红，都势必连带影响英帝国的海峡殖民地；可是，他也警告，英 方和彭亨没有盟约，一旦彭亨发生状况，英国找不着理由支援彭亨。②

而Goh Hui的事件，却触动了新加坡新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 Smith）的敏感。金文泰最初是致函彭亨，要求苏丹释放死者遗孀，让她平安回到新加坡；③ 而他接下去还是继续借用此事，亲自访问北根，要彭亨交出凶手和赔偿，并要求彭亨接受英方派驻参政司，谈判破裂以后便立即报告伦敦，准备战舰北上，北根民众也陷入恐慌，纷纷准备逃亡行李。④

后来的证据显示，金文泰总督为了彭亨的事件，写信给伦敦的殖民部总管，表明的自身立场，是要保障英国需要广阔的商业利益空间，所以要彭亨归属在内。他因此是毫不犹豫宣扬华人被杀害， 以确保英国公民进入彭亨当地的生命和财富，由此亦意图促使彭亨接受他的建议，要把英属管理视为更优秀的统治方式。⑤

① Cant, R.G.,op.cit., p.27.
② Thio,Eunice.,op.cit,p.63.
③ Ibid.,p.70.
④ Bujong Bin Adil.,op.cit.,hlm.269-274.
⑤ Bujong Bin Adil.,op.cit,hlm.272.

要是阅读前 一位总督Frederick Weld先前在1887年写给英殖财政委员会的信件， 可以发现总督称赞Clifford的功劳，重点在说明彭亨有利英国的优势，胜在比霹雳的土地更辽阔，尚且是农矿资源富庶；而且，他是结合着地缘政治的博弈理念去说，认为Clifford促成此次缔约成功， 是有利英国接通马来亚半岛南部，把马来亚由西到东都纳入势力范 围，阻止暹罗想要成为插手成为马来诸邦的宗主国。①

当然，这之前，原本有传闻说法国人访问了彭亨苏丹，更是英国不乐意见到的事。② 只是，这一来，当英国一贯企图在彭亨利益最大化，一直声称 彭亨土地的一些华人是“属于”大英帝国，华人被固化为“外来移民”的印象，从而作为英方干涉彭亨理由，无形中也会殃及池鱼， 让“华人”一再成为争议概念。

另一方面，自从英国和彭亨签下保 护国协议，英方承认彭亨国的苏丹地位，再到1888年英方进一步成功 压迫彭亨接受参政司入驻，更规定包括英属华人在内的英国子民在彭亨的优先权利，当地的非英属华人，亲友同聚一堂，有的是英属子民、有彭亨子民，也有的是初到贵境，更加面临身份定位的尴尬。 后来许多文字谈及今日马来西亚“彭亨州”历史，常有些是从表面因果关系说事，都说英国人由于英属华商被杀，全盘插手彭亨内政。

其中一些非中文的简化叙述，甚至可能造成错觉，让读者看不到历代先民熟悉彭亨海陆，世代延续多民族同聚共存；而依靠着片面感觉英殖和华人先辈关系，便以为各地华人源于英殖引进，协助推进着殖民扩展进程。

《彭亨纪年》对 Goh Hui 的事件，保留了 “我方”立场的说辞，表明死者并非新加坡商人，而是直接从中国 下南洋居住下来的彭亨子民，是跌倒地上撞中石头导致的死亡，但是被 Clifford 当成另一回事。③

可是，英国人的借题发挥，有备无 患。在历史上，事件最终结局于柔佛苏丹自愿替双方斡旋，保护民 众幸免于英军炮火；苏丹Ahmad最终也接受了英方的条件，接受英 属军警入驻，以及接受英方参政司在10月以后入驻北根，后来英国 第一任驻彭亨参政司 J. P. Rodger，在新加坡政府一番准备工作就绪 以后，是在1889年7月方才到达彭亨上任。④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1, 2024 at 12:14pm

正如上说，英方入主彭亨，是把英属华人视为英方利益共同体，让他们依靠帝国势力致富，也要求他们忠诚于帝国的布局。就 Huge Clifford 的立场，他也很重视引进非英属华人。

①Lovat, Lady Alice.,1914.The Life of Sir Frederick Weld, A Pioneer of Empire.London : John Murray.p.393.

②Thio,Eunice.,op.cit.,p60.

③Kalthum Jeran(ed.),op.cit.,hlm.107. 77

④Thio,Eunice.,op.cit.,pp.71-73.

Clifford在1903 年出任彭亨参政司期间，曾在美国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英
属马来亚的迅速繁荣归功于华人牺牲贡献。他比较英国和荷兰华工政策的差别，是说英国人要张臂欢迎更多华人住下来，让他们在当地谋取自由和财富，充分把所得运用在当地发展。①

不过，当英国官员劝告彭亨等英属联邦更多引进“华工”，那许多英方官员的实际认知，毕竟不会把入境华人和英国公民一般平等待遇，而是按照着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去定位那些入境者。

这意即说，他们要引进 劳动力时，并不愿把他们视为尚未“归化”的华人，视同彭亨英国子民的地位；英殖也不像早期彭亨王朝宽厚，大凡共同生活者就一 视同仁。于是英殖的实践，是把一切非英籍彭亨华人留在境外的子弟和亲友，凡是入境都先行视为“外来”，未来只能根据英方归化政策的演变，申请英属马来亚各邦英属公民权益或本土子民地位。

此时恰遇清末民族主义兴起，不论是清廷或革命党，都希望能借助南洋华人增加力量，华侨认同成为各方势力的政治资源，也是筹款来源，敌对各方不约而同都会游说当地华人，期望华民把更多关注转向中国内政。

而英方政策，也是要确立华人的身份，以他们是否能归化英国，分别对待。这既是为了防范中国影响，也要说明英属子民在地的权力；还有他们祖辈以来在英属以前的地方贡献， 也要归属于英国现在保护的范围了。

这便足以阻隔华人感受自身能在当地生活的理由。原本大家是简单地以为，自己能在此地安居， 天天晨昏都给祖先烧香，就意味着家户户的祖先也到了此地，保佑 子孙能在此开枝散叶、传宗接代；或甚至，当人人在此地组织家庭，包括有不少是异族通婚，人们也都可能意识到，本身能在当地和原乡跨境往来，经济则主要依赖当地的所有，也是得力于天命祖德的恩情眷顾，使得自己能拥有身在彭亨安居乐业的福地主权；所 以，先民在祖辈文化遗传的潜移默化下，也会凭着祖先文化和生命 传承，以自身生命交融脚下土地命脉，潜移默化自己是彭亨一份子的感觉，把自己生命经历和周围环境不感陌生的结合为家族记忆， 相互认同。

这是源自《大学》的所谓“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财”；不论去到哪里，重要在“我”如何“在”，所以都能天人合一所以也能随遇而安而建构社会，也即传统“开枝散叶” 模式的“落地生根”。但在此时，清代国族主义抬头，却是和西方殖民者将原来民众分而治之的政策，能够构成异曲同工的相互牵 引。


① Clifford,H.,1903(Sept.).Rival Systems and the Malayan Peoples.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177)562:406.


清代政治，各方争取南洋华人资源，主流的说法常是把中国的 积弱归咎于列强侵略，结果反而是借用西方的国族概念，把华人从 生活上本来自然而然认同自己正在开垦土地的感情，引导与转化， 让他们结合面对西方殖民者压迫的体验，偏向遥远而不曾接触的帝 王。

英殖与清廷说法在相互推动，也由此相互拉扯， 结果就造成清 末出现的各种政治宣传，以及殖民者各种政策纷纭，首先影响原来许多家族历代本来以跨境一体的整个家庭维系的生活方式，实质也动摇了大众传统的开枝散叶认知。

北根华人公山上，有块石碑的刻文写作“嘭哼华侨公山碑”，应是那之后的产物。这和当地华人在乾隆时期，在既有的“朝”的观念以外，集体出现了“大唐本头公”的“本头”观念知识，甚至也会将生活寄托对“国宝流通”的繁荣憧憬，当属两种出现落差以后的自我认知体系。

在英属马来亚的历史上，Huge Clifford 长期和彭亨苏丹磨合的过程，使得他卒之成为对方最能信任和了解的英国官员。他在 1891 年出任过代理参政司，1896年至1900年出任参政司，在 1901年至 1903 年又再度出任驻彭亨参政司。最终，他个人的公务生涯构成彭亨历史的一部分，迄今彭亨各地有好几所学校和公共空间都是以他 的名字命名。

Huge Clifford 出任参政司的年代大力提倡“引进华人”，彭亨上世纪初剧烈减少的华人人口，确有过逐渐回升趋势。可是更大趋势是许多人去了雪兰莪、霹雳和柔佛，他们在这几个邻邦寻找新的开发区。因此，本邦华人人口总数，就不可能再现 1820 年代的局 面，会是华人占总人口三分之一。

1888 年，彭亨马来人口 48,000 人、华人 1,500 人、欧洲人 15 人，原住民 10,000 人；①再到 1891 年，彭亨马来人人口51,146、欧洲人102人、原住民2,032人。


①Pahang  Annual Report, 1888.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p.1195.


而华人的总数比三年前倍增，达到3241人，主要也还是分布在昔日北根以及如槟绒、林明、关丹及劳勿等矿区周遭。①

这其中，过去以来的 政治动荡，劫掠烧杀，是造成各族居民流离失所的理由。甚至在 1892年，彭亨发生Mat Kilau带领反殖斗争，在马来西亚国家历史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可是起义部队在对抗倾向英军的马来人联合部队 时，在转进Kuala Tembeling的路途上，也发生过对待平民的暴力， 有人转去华人聚落抢掠。②

根据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北根在经历屡次的折腾之后，城镇范围虽说在进入20世纪以后有扩大也有发展，到了1911年。华裔人口仅占 3%左右。③

Comment by Suyuu on March 30, 2024 at 9:20am

此前，彭亨自宋代海丝沿线已经是南海诸邦的海上交通要地，元明代《顺风相送》的歌诀注重以彭亨为编唱主题，华人等待季候风期间，主要聚居在北根市场区域；那个时代彭亨税收主要贸易，是转卖各种丝绸锦缎和陶瓷到邻近各国，交换香料、玳瑁、象牙等物，再运往亚洲东北各地。

至少清中叶以前，北根作为彭亨的王城首 府，继续是全国内外往来的港口，北根发生的各种变化，都能反映 整个彭亨国史的演变过程。但是，彭亨因此也在实质上很早就成为古近代全球经贸历史的一个据点，它从来都是受着全球经贸趋势演变的影响。自西方重商主义兴起注重黄金储备，再到工业革命重视锡的生产和工业上的使用，北根的国际贸易定位也会相随发生变化。这即是说，海上交通和经贸历史的变迁，是会反映在彭亨的本 土情境变迁，也会影响着接下去的情境变迁。

 ① Census of Pahang, 1891,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 ,1892.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p.2401

② Kalthum Jeran(ed.),op.cit.,hlm.137.

③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0页。

矿业虽然在那时成了彭亨主要经济来源，许多基层采矿者是华 人，而在各地华人印象中，他们能在当地成群开矿，毕竟是得力于中国各地原来矿源丰富，使得祖辈技术经验也能传承发展，并在彭亨当地落地生根。不过，商业资本总会流向有利可图之处，如果雪柔或暹罗等地，甚至中国大陆发现矿脉，彭亨的华人矿业资本也不 一定就要钉在原来土地，和外资竞争。

1896年 3月，槟榔屿出版的 《槟城新报》报道评述“彭亨金矿以西”的成就，说当地新矿区才开始两个月，就出产了近三千两金沙，但文笔最初还是由定论大陆地区“五金矿质，甲于寰区”去说开，顺着讨论彭亨的成就，感叹清朝矿务，嗟叹中土各地不善经营矿区，多有管理不当。①

由此可见，当彭亨经济日趋发展向以矿产收入为主，大清王朝在同时间依旧地大物博，再是不济也依然尚存许多矿区，足于招商引资。那时南洋的华人知识界，批评清朝虽有矿产，管理还得学彭亨，可见清朝不可能是彭亨金属资源的主要购买者，反而南洋华人矿家可能会转回大陆寻找机会。

彭亨东面海洋不会是本邦金属经济的重要出口海域。不过，从英方的角度，西方其时重视金属储备，尤其金矿和锡矿是重要战略资源，主要又是西方需要，英国总督Frederick Weld致函给英伦的财政委员会，谈论马来亚东海岸“每年六个月被季候风封锁”，② 总督主要想着金属国际市场，就不可能像华人过去一贯的关心方向， 太去操心帆船与人员要如何在彭亨港口停泊六个月，或者何时可以借用小气候和海潮，去北边暹属诸邦或对岸加里曼丹做买卖。

Frederick Weld 的公函更热心讨论如何从彭亨建公路，接通霹雳、雪 兰莪、马六甲，尤其是彭亨北半部山地矿区，以确保每逢雨季东部海滨平原的水灾不致于影响北部矿区生产，矿区可以源源不绝把成果运往半岛西岸出口；Frederick Weld 因此还得讨论筹措大笔经费， 以维持官僚体系和军警制度，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和加速矿区和种 植农业运作。③

①《槟城新报》，1896年3月21日。

②Lovat, Lady Alice.,op.cit. 81

③Ibid.;pp.393-394.

直到Frederick Weld退休前夕，这位总督还在关心着彭亨，告诉他的同僚们说：“彭亨……可能比霹雳和雪兰莪都富庶，有朝一日可能实质性地补偿我们，代替我们因贸易限制而损失在西贡的那部分。在我看来，霹雳和雪兰莪应该建设起道路，去连贯着彭亨的上游流域。在马六甲也该建设铁道，经过Jelebu以及南部，直通北根。” ①

当然，后人都知道，政策结果如他所愿，具体计划却不是火车直通北根。当J. P. Rodger在1889年出任第一任参政司，英方从英国殖民部、海峡殖民地政府到参政司，显然都要追随着Frederick Weld主张矿区连接西海岸海港的建议，结果他们决定彭亨参政司首 府和政府行政都应该北上西进，直接设立在立卑大兴土木，新建各种基础设施，让彭亨矿业成果从此更快速运输至马六甲海峡北方， 直接使用槟榔屿自由港出口通往印度洋西进欧洲的航路。

1898年槟榔屿“成记”开始运作，到1908年改组为“东方熔锡”，已经是世界最大熔锡工厂，邻近各国锡苗，多是在此地提炼，铸成锡砖，供应全世界。 1889年立卑开府，也象征着彭亨本土面临西学东渐；自唐宋朝 以降，以北根为重心的古老的传统的海洋贸易历史，由此走向终结。

以后20世纪上半叶的彭亨华人历史，处于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全球战略当中，长期卷入在列强在亚洲争锋的旋涡，相对于中国从 晚清至民国年代的积弱，也经历着从一战到二战的民族觉醒过程， 是进入另一种局面了。

（摘自：王琛发：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作者简介：中国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原載：韩大学术丛刊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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