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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November 30, 2021 at 3:54pm

德莫特·莫蘭：現象學過於注重文本分析，容易成為新的經院哲學

文匯：有些人批評說，現象學研究過於注重文本分析，逐漸喪失了它本來的意義和重要性，而成為某種新的經院哲學，您如何看待這些批評？

莫蘭：我認為這種批評有一定道理。我去年去世的朋友恩布里（Lester Embree）曾經批評胡塞爾學者，說他們不是在做現象學，而是在做語文學，沒有說出任何新鮮的東西。這是真的。研究海德格爾的人往往最後會變得和海德格爾有一樣的腔調，他們最後都談論事件（Ereignis）、存在的意義、存在與存在者的差異，等等，這就變成了一種經院哲學。

我認為，真正的哲學家應該能夠拋棄某個傳統的技術語言，運用另一個傳統的語言來言說：他們用這個概念表示什麼，這是我們所意指的。或者說，他也能夠以這種方式來思考和理解。而且我認為，最好的哲學家都能夠這麼做。如果你只是重復胡塞爾的文本，你就只會造成更大的迷惑。

文匯：這是真正的考驗。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你就應該能夠撇開技術性術語，作出更加清晰的解釋。

莫蘭：對的。比如胡塞爾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概念，有六七個，甚至更多不同的意義，所以這個詞有一定的靈活性。所以我認為，你的確需要嘗試盡可能多地讀胡塞爾，但你也必須坐下來，試著剖析所有這些不同的含義。但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以及其他人都從胡塞爾那里拿來這個概念，但是他們以一種非常相對主義的方式，推進一步來說：有很多生活世界，它們是完全分離的。

（德莫特·莫蘭：讓世界現象學“共同哲思”，受訪人：德莫特·莫蘭（Dermot Moran），著名現象學家，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哲學傑出學者，美國波士頓學院特聘教授、哲學系系主任，愛爾蘭皇家科學院院士，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FISP）主席，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2018年，北京）主席。訪談人：2017年愛爾蘭都柏林大學訪問學者、南開大學哲學院副教授鄭辟瑞；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張俊國；文匯報記者李念。下簡稱“文匯” ）（見：愛思想2018-08-16）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October 27, 2021 at 9:38pm

斯蒂芬·福斯特的歌曲《家鄉老友》（又名：斯旺尼河）

悠悠的史瓦尼河，蜿蜒而流，

那是我魂縈夢牽的地方，

是我老友們居住的地方。

浪跡天涯不禁令我悲從中來，

我仍渴望著老家鄉那片田園

還有我家鄉的老友們。

世間路途滿是憂愁與疲憊，

也踏遍了各地；

哦 ! 弟兄們啊，

我的心是如此疲憊，

與家鄉的老友相隔遙遠。

留連在那片小小的家園，

當我年輕時，

在那裡我渡過了許多愉快的時光，

也唱過許多歌謠。

當我和兄弟們一同玩樂時，

我是多麼地開心；

哦! 帶我回到我仁慈的老母親身邊，

那片讓我成長和老去的家鄉。

Old Folks at Home

作曲/編曲家 Stephen Foster

Way down upon the Swanee river,

Far , far away,

There`s where my heart is turning ever,

There`s where the old folks stay.

All up and down the whole creation

Sadly I roam, Still longing for the old plantation

And for the old folks at home.

All the world am sad and dreary,

Ev`ry-where I roam,

Oh! Brothers how my heart grows wary,

Far from the old folks at home.

All`round the little farm I wandered,

When I was young,

Then many happy days I squandered,

Many the songs I sung.

When I was playing with my brother,

Happy was I, Oh! take me to my kind old mother,

There let me live and die.

 

斯蒂芬·福斯特的《斯旺尼河》(又名：家鄉老友，My Old Folks at Home)這首歌曲，是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露易絲·格麗克在領獎演詞中所提及的兒時珍貴記憶。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September 9, 2021 at 4:43pm

（續上）羅蒂進入朗西埃的論述，當在20世紀90年代初。彼時法國知識界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羅蒂熱”，羅蒂的幾部重要著作都被譯為法文：《哲學與自然之鏡》（1979年英文版，1990年法文版）、《偶然、反諷與團結》（1989年英文版，1992年法文版）、《實用主義的後果》（1982年英文版，1993年法文版）。《偶然、反諷與團結》從英文版到法文版的間隔尤短，或許正是這波熱潮的觸發點。出版商在原書名下加了一個副標題“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政治想像”，頗有意味。自稱“新實用主義者”的羅蒂，不僅積極推動大陸哲學與英美哲學的對話，更主張以持續的“重新描述”（redeion）代替對唯一真理的探求，以“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引導和支持實際的政治行動，以文學想像與社會希望召喚更大範圍的團結，確實讓人耳目一新。不過，在深受路易·阿爾都塞影響的法國政治思想界看來，羅蒂的想法恐怕會被認為可愛而不可信。但彼時的朗西埃，卻有與羅蒂認同的基礎。1995年，朗西埃出版了《歧義：政治與哲學》（以下簡稱《歧義》）一書，抨擊阿爾都塞所代表的政治哲學或者說“作為哲學的政治”的傳統，鼓吹“美學的政治”甚至“文學的政治”，儼然要以文學取代哲學，這在一貫重視哲學的法國學術界多少有些另類。而羅蒂作為美國哲學界的“公敵”，所主張的正是以“文學文化”代替“哲學文化”，與朗西埃恰成呼應。

羅蒂看待政治哲學的態度，可從以下三個層面把握。首先是一種經驗性的觀察。羅蒂不厭其煩地說，以他的見聞，一個人的哲學觀點與他在實際政治事務中的態度沒有必然聯系，哲學觀點的差異並不對應政治立場、政治行為的差異，反過來也是如此。然後是有關哲學之功能的一般性判斷。羅蒂反對朗西埃曾經的導師路易·阿爾都塞的看法，後者相信改造世界必先認識世界，因此必須掌握先進的哲學，而羅蒂堅持認為，哲學所提供的整體看法並不必然帶來改變，“我們哲學家所知道的那些東西，我們所促成的人們在思維方式上的變化，可能最終會產生某些社會的福祉，但必須放在一個很長的時段里衡量，而且也只能以非常間接的方式起作用”②。最後是一張反本質主義的底牌，羅蒂認為不存在這樣的科學，通過對唯一正確、恰當的語境的發現，就可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因為所有宣稱可以提供唯一真實的世界描述或者確定唯一適用的語境的理論或科學，都只是形而上學的變體而已。（湯擁華《激進與實用的詩學：朗西埃和羅蒂的對話》2018-02-06 原刊《文藝研究》2018年第1期 / 作者單位: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July 27, 2021 at 9:21pm

後現代視角下的文化遺産元叙事

“遺產熱”已成為當今社會文化變遷的一個趨向; 然而, 它在短時間內驟然升溫的“後現代”語境中的價值，卻是很多人所不了解的。特別是當遺產演變為一種消費對象, 與大規模的群眾旅遊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便形成對傳統意義上的“家園遺產”的巨大沖擊。對於相關問題的認知、討論和闡釋，不僅有助於提高人們的認識, 對一個國家所推行的遺產戰略的可持續性也有重要的作用。

 

一、後現代性與遺產旅遊

“後現代”是什麼？ 利奧塔德用極簡單的話說:“我將後現代定義為對元敘事的懷疑態度。”

後現代主義演變為一種世界範圍的文化思潮。它對人類社會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改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個異彩紛呈的世界，是由圍繞在我們周圍的發達資本主義企業，和自由的政治制度所開創的, 現在它被稱為“後現代”。

人類學研究將後現代主義的特質歸納為:

第一，一種對20 世紀社會和文化變化形式的研究, 這種變化來自於現代性的急速的、激化的或轉型的過程。

第二, 重新關注民族誌研究中的權威和關係, 在表述方面的認識論問題; 反對自啟蒙運動以後的現代主義所創立的客觀認識傳統。

第三, 後現代主義民族誌的“範式”變革，所包括的意義:

(1) 對現代主義所建構的“客觀”認識論，作全面的反思, 特別是“真實性”問題。

(2)“主位/客位”的邊界和關係的重新確立。

(3 ) 對表述權力, 特別是“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 的政治學批判。

毫無疑義，“移動性”(播衍性) 是後現代社會，最具表現力的社會方式和社會屬性。

（彭兆榮，2017，“遺產旅遊”與“家園遺產”: 一種後現代的討論，2007年9月，《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27 卷第5期 /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February 26, 2021 at 3:30pm

黃秀香：現代主義文獻整理

現代主義存在與發展從文獻資料整理後，可分成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為18 世紀法國哲學運動為主題的啟蒙時期，它直接與“理性的時代”相連接（如牛頓、洛克、巴士葛、笛卡兒等，從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做出科學論證）；

第二時期為1848 年之後的美學時期，它對科學和合理性作為通向理解與真理的單一啟蒙概念提出質疑，如笛卡兒提出之“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題，認為對所有的知識都必須加以懷疑（此期如尼采、馬克思、列寧、韋伯、喬伊斯、畢卡索、索緒爾、愛因斯坦等）；

第三時期為英雄混亂時期，此時期產生兩次世界大戰，因而有一口號“以戰爭制止戰爭”，在這時期的現代主義表現出尋找英雄、尋找一種和平的“神話”來實現啟蒙的目標，於是出現政治巨頭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人們的局面（政治巨頭宰控局面）；

第四時期，二次世界大戰後，科學技術、思想文化等方面高度現代化的時期，這時期的現代主義及美國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和資本主義的國際滲透相提並論。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開始走向世俗化而成為邊際人物，每個在社會上活動的人都視為一個經濟人角色。而哲學在這時期形成各種聲音，從結構主義、實在論到行為主義、人道主義。

現代主義的概念開始具有諷刺意味，一種危機性的意識逐漸醞釀，即是反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接受變化、迎接多元性的挑戰，拒絕真理、拒絕現代時期的一切結論與基本前提－崇尚科學，講求精確方法，不訴諸權威（鄭祥福，1995：4-8）。（黃秀香，2003，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Comment by Host Studio on January 22, 2021 at 5:15pm

（小說主人翁）將目光投入到家族及個人歷史中，...將那些歷史在自己心靈中復活，按照自己的意願與目的，對過去的資料進行取捨編輯，進而重新闡釋和解讀歷史。

在此意義上，這些人物所做的工作和歷史學家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他如何拓展了心靈與歷史的關係，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 :

一、“心靈對過去重建”的歷史: 歷史不是一個固定的、先驗的、形而上學的存在，它伴隨著我們的敘事和詮釋活動而生成;

二、人的心靈在重建歷史的同時，也獲得了感悟和凈化。人在心靈深處渴望權力和愛，渴望建立自我認同感，渴望戰勝虛無感，賦予生活以意義。

通過歷史敘事和詮釋活動，心靈得到了滿足、慰藉、復蘇和成長。斯威夫特對心靈與歷史敘事之間的關係所作的思考和探索，揭示了歷史的本質和意義，他通過小說告訴讀者: 回歸心靈是一切敘事的意義所在。（王艷萍: 回歸心靈與敘事意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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