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雪鄉鎮(雪州黃金海岸)

馬來西亞瓜拉雪蘭莪州舊首府瓜拉雪蘭莪皇家山上的古樹根部,讓我們知道何謂老樹盤根的厲害。我們對自身文化的理解,能那麼壯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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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3, 2022 at 12:15am

第二節“防疫鬥士”伍連德

接下來要說的是被譽為“防疫鬥士”的伍連德(公元1879—1960年),他和林文慶是連襟,兩人都是率眾開發詩巫的黃乃裳的女婿。伍連德最大的貢獻是在防疫學上,是飲譽世界醫學界的防疫科學權威。他生於馬來亞的檳榔嶼,接受英文啟蒙教育。1896年,考取英國女皇獎學金,去英國劍橋大學的意曼紐學院學習醫科。看得出,伍連德的社會出身、教育文化背景和林文慶有很多相似之處。伍連德是一個很勤奮的學生,學習成績優秀,曾多次獲得獎狀和獎金。在經過嚴格考試之後,他得到一筆獎學金在聖瑪利亞醫院實習三年。他是獲準在該醫院實習的第一個中國人。伍連德在歐洲度過了七年的留學生活,曾在德國的哈勒大學、法國著名的巴士德學院作過研究。1903年,他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學成之後,他回到馬來亞,並在吉隆坡醫學院從事熱帶疫病研究,後來在檳榔嶼行醫。他還用一部分時間去為華僑社會服務,參加社會改革,反對華僑吸食鴉片。1907年,他應聘回祖國服務。他的第一個職務是天津帝國陸軍軍醫學堂的副監督,負責軍醫培訓工作。從這個時候起,伍連德連續在中國醫藥衛生界服務了30個年頭。他不僅獻身於防疫、滅疫戰線,而且還致力於國家醫藥衛生界的行政和研究工作。1915年,他參與發起成立中華醫學會,擔任過會長,並負責《中華醫學雜誌》的編輯事務,為促進中國現代醫學的發展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他還興辦了幾所醫院,並在其中的一所北京中央醫院工作過四年。他先後擔任過外交部醫官,京漢、京張、京奉、津浦等鐵路的總醫官。1930年被任命為全國檢疫事務所監督,負責監督剛頒佈的全國衛生檢疫條例的實施。

1910年,他領導了一次滅疫鬥爭,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

1910年年底,哈爾濱發現黑死病流行,疫情十分嚴重。伍連德被派往疫區調查疫情,並負責領導一個小組,與瘟疫進行殊死的鬥爭。他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曾這樣說:“那時候無人舍得離開北京文明舒適的生活,更無人肯冒險到瘟疫流行的東北去,所以我們便去了。”他到達滅疫鬥爭的第一線後,采取了十分有力的措施。首先是嚴格控制交通,建立隔離疫區和病人收容所,並嚴格消毒以防疫病蔓延。為了有效地做到這點,他調動了軍警,嚴加管理。其次是集中火化屍體。伍連德初到疫區時,疫情正在發展中,死人很多,最多時每日死亡人數達180餘人。當時,火葬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到處是一排排等待土葬的棺材。而帶疫屍的棺材下葬等於是擴大疫源。為推行火葬,他只好請皇帝下旨。幾天後“聖諭”到達,準其所請。伍連德立即組織人力,將兩千多具屍體集中在一起焚化。鄰近的俄國疫區也仿效中國的辦法,甚至把已入土的棺材也刨出火化。伍連德的措施產生了很大的效果,次年三月,疫情就被控制住了。後來,在1917—1921年間,山西、東北又先後相繼發生兩次疫病,伍連德都親赴疫區參加滅疫鬥爭。

由於在撲滅和研究疫病方面的卓越貢獻,香港大學等著名學府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並選他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多次出席各種國際醫學大會。他根據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和研究所得,寫出一批學術水平極高的研究報告、學術論文以及《肺疫論》、《霍亂》、《中國醫學史》(與他人合著)等專著,蜚聲於世界醫學科學界。

1937年,伍連德結束了自己在祖國長達30年的醫藥衛生活動返回馬來亞,在那里掛牌行醫。晚年,他寫了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英文自傳《防疫鬥士》,敘述自己一生的經歷,而且還記述了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和事。1960年,他死於檳榔嶼,享年81歲。

第三節“奇才”辜鴻銘

被稱為“奇才”的辜鴻銘(公元1856—1928年)也是林文慶、伍連德同時代的人。辜鴻銘,字湯生,生於馬來亞的檳榔嶼。辜家是當地的顯赫人家。他父親是一家英國橡膠園的司理,頗得園主佈朗的信任,這個園主還認辜鴻銘為義子。10歲時辜鴻銘隨義父回英國上學,他在歐洲啃了十幾年洋面包,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獲文學、土木工程學位,精通英、德、法、日、意、拉丁、馬來、希臘等文字,還懂俄文,可謂博學多才。1880年,24歲的辜鴻銘回到新加坡擔任公職。後來受到維新改良思潮的影響,他下功夫學習祖國的語言文化,以便把自己的所學獻給危難中的國家與同胞。30歲那年,辜鴻銘回到祖國。經別人介紹,辜鴻銘擔任了清朝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而且一幹就是20餘年。他充分發揮自己的知識專長,為張之洞出謀劃策,頗得器重。加上他精通多種外文,又熟悉西方事務,因此多次參與外事談判。他擔任過外務部員外郎,後又晉升為郎中、左丞。還擔任過黃浦江浚治局的督辦。1910年,成為文科進士。當時與他同榜的文科進士嚴復,工科進士詹天佑,後來都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人物。辛亥革命後,他應蔡元培校長的聘請,擔任北京大學歐洲文學史教授,專心一意從事教學與著作。他說,他一生是: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這倒是十分符合事實的。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1:26pm

辜鴻銘學貫中西,是一個有名的翻譯家。他譯的《論語》、《中庸》,譯文流暢自然,譯出了原文的風格,獲很高的評價。英文著作《春秋大義》,介紹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戰爭的出路》、《中國反對歐洲思潮的理由》都是一時稱誦之作。通過辜鴻銘的著作,西方人較好地了解了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他在溝通近代中西文化上的功績是相當大的。在西方,他甚至有著比在中國更高的知名度。比如德國文化界就認為能代表東方文化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印度的泰戈爾,一個就是辜鴻銘。

在政治思想上,辜鴻銘因循守舊,狂熱鼓吹儒家思想,反對維新,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他還一直拖著辮子,並且自詡“菊殘猶有傲霜枝”,以當清朝的遺老為榮。但他是一個有廣博知識、對外部世界有廣泛了解和聯系的人物,他在研究、比較了中西文化之後,堅持認為中國文化優秀於西方文化,中國只是近代才落伍了,他在1921年曾對來訪的英國作家毛姆說:“你們憑什麽理由說你們比我們好呢?我們的思想不比你們深奧嗎?我們的文化不及你們的精巧,不及你們的繁復,不及你們的細微嗎?如,當你們穴居深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已經是進化的人類了。”他這種可貴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讓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的想法,贏得了人們廣泛的尊敬。

第四節傑出生理學家林可勝

林可勝(公元1897—1969年)是傑出的生理學家,出生於新加坡,是林文慶的長子。他在童年時就到英國上學。中學畢業後升入著名的愛丁堡大學學習醫科。畢業前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林可勝應征入伍,在戰時醫護崗位上工作了四年,直到戰爭結束後才復學。1919年,林可勝大學畢業,獲內科和外科兩個學士學位,並受聘擔任母校的生理學講師。次年,獲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赴美國芝加哥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24年,又獲愛丁堡大學科學博士學位。同年,這位出類拔萃的年輕學者回到了祖國,應聘擔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教授、系主任,他是該醫學院的第一位中國教授。在協和醫學院工作期間,他創建了“中國生理學會”,兼任《生理學雜誌》主編,1928年擔任中華醫學會會長。

林可勝是富有愛國精神的科學家。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林可勝為投身抗戰事業,免除後顧之憂,他將子女送回新加坡安頓在父親家里,然後只身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他組織了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委員會,並成立救護總隊,任總隊長。總隊先後派遣100多個分隊分赴各戰區。當時醫護人員少,藥品器材奇缺,林可勝就在貴陽辦醫校,培育醫護人員並附設藥品及醫療器械制造廠。1940年,陳嘉庚率南洋華僑慰問團回國時,對林可勝的“努力之精神”大加贊許,並對他的工作給予經濟資助。

1942—1944年,林可勝被派往緬甸,參加中國遠征軍。在那里他擔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軍醫總監。在工作中,他不畏艱辛,經常每日工作10餘小時,曾多次獲得中、美、英政府的嘉獎,兩次獲得美國總統授予的勛章。

抗戰勝利前後,他出任聯勤總部軍醫署署長,國防醫學院院長,創立軍醫中心教育制度。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5月去美國。在美國的20年間,林可勝主要從事醫學教學和研究。他對疼痛及止痛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他一生共著有《生理學大綱》及近90篇學術論文,是一位有成就的科學家。

林文慶等人生於南洋華僑家庭,在西方接受教育,但都曾在不同的時期將知識和才華奉獻給祖國,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是一代南洋華僑知識分子對祖國的熱愛。

第十四章印尼的土生華僑

早期移居東南亞的華僑,幾乎全是男性,定居之後娶當地女子為妻,是必然的事。異族通婚所生的後代有別於剛從中國移入的“新客”,被稱為土生華僑(“僑生”)。隨著華僑人數的增多,男性土生華僑可以娶非華僑女子為妻,其所生後代仍是華僑,但女性土生華僑一般不嫁非華僑。這樣,土生華僑人數越來越多,在泰國、菲律賓、越南、新馬、印尼等華僑聚居的地方形成了土生華僑社會。和“新客”華僑相比,土生華僑在語言、文化、習俗等方面雖然也從中國出生的父輩那里間接地接受了中國的影響,但從母親那里所受到的異國影響更深些,他們使用居住國的語言,熟悉那里的情況,在居住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東南亞各國的土生華僑情況不盡相同,這里我們只講印尼的土生華僑。

第一節“伯拉奈干”

印尼的土生華僑叫作“伯拉奈干”(Peranakan),其原意是土生的人,後來成了專有名詞,專指土生華僑。男性叫“巴巴”(Baba),女性稱娘惹(Nyonya)、諾娜(Nona未婚)。土生華僑的特點是:男性娶原住民女子為妻,或在土生華僑之間通婚,諾娜一般不嫁原住民而與“新客”移民結親,因此任何一位土生華僑都有母系方面的原住民血統,而且有三代以上的僑居歷史;一般不通或會講一點華語或中國方言,日常生活交流隨母親講當地方言,如巽他語(西爪哇)、爪哇語(東、中爪哇);雖然從父輩那里繼承了一些中國的文化習俗和行為準則,但由於受母系方面的影響,文化習俗和行為準則更加接近原居民。總之,土生華僑是中國和印尼兩個民族通婚的結晶,也是兩國文化交流的產物。

中國人較早的時候就到達印尼,唐宋時期那里就有華僑定居,明朝時在爪哇北部、蘇門答臘南部沿海地區形成了華僑村落。據載,直到17世紀末,才有一位中國婦女來到印尼,她的到來還引起了一番轟動。可以想見,在此以前,華僑娶當地女子為妻、生兒育女是很普遍的事,可見土生華僑早已出現。16世紀,中國人大批移居印尼,至19世紀中期和20世紀初達到高峰。一方面是“新客”源源而來,華僑人口驟增,另一方面是異族通婚現象越來越普遍,其結果是形成了人數日益增多的土生華僑社會,中國移民自然融合於居住地社會,成為其中的一員,“隔絕聲教,語番語、衣番衣、讀番書……奉回教,不食豬犬,其制度與爪哇無異。”(王大海:《海島逸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10:13pm

第二節華僑馬來語和文學

土生的印尼華僑的特點之一是不講華語而使用居住地的方言。印尼是一個方言復雜的國度,僅在華僑聚居的爪哇島就流通著巽他語、爪哇語和沿海城市的“低級馬來語”(與官方保護與推行的“高級馬來語”相對而言)。使用爪哇語、巽他語的土生華僑在當地的文化藝術領域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出現了作家。大約在19世紀中期,土生華僑逐漸使用在低級馬來語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華僑馬來語”(也叫“中華馬來語”、“市場馬來語”)。這種馬來語的基本語法和基本詞匯是馬來語,但糅入了很多漢語的表達方法,吸收了大量漢語(主要是閩南方言)詞匯。它不僅成為操不同方言的土生華僑的口頭和書面語言,而且在實際上成為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所有居民的混合通用語。今天印尼統一的民族語言是在20世紀確定的,它的基礎是先前在印尼各地區流行的馬來語。華僑馬來語是馬來語的一個分支,它對統一的印尼語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華僑馬來語中有大量的漢語(閩南方言)借詞,這些借詞大部分為日常生活和商業用語,它們現在已經成為統一的印尼語言中的詞匯。華僑,更具體說是土生華僑在印尼統一的民族語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應予肯定。

1901年,土生華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份馬來文報《理報》。隨後,形形色色的馬來文出版物包括孔孟著作、中國文史、創作小說紛紛問世,土生華僑的馬來語文學也開始出現。最早的作品大多是中國古典小說的譯文。有學者作過統計,從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初,印尼的華人作家共創作和翻譯了3000餘部作品。其中,翻譯中國作品759部,而同一時期翻譯的西方作品只有233部。在將近100年的時間里,而且是在條件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中國的古典作品如此大量地被譯成同一種外文,這是舉世罕見的。譯者幾乎毫無例外的都是華僑,特別是土生華僑。古典小說精品,除《紅樓夢》、《金瓶梅》等少數幾種外,幾乎都有馬來文譯本。《三國演義》在1883年就譯出,這本書從1883—1912年短短的29年里,在爪哇各地至少出版了六個版本。《水滸傳》1885年譯出,在以後的百年里至少出了四個譯本,《西遊記》有三個譯本。其他如《精忠嶽傳》、《聊齋誌異》、《鏡花緣》,各種公案俠義小說、神怪小說以及儒家著作相繼翻譯出版過。一些說唱文學作品,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有多種譯本,並用地方劇種演出梁祝故事。梁祝故事家喻戶曉,不僅征服了土生華僑社會,而且深入到印尼的各階層中。總之,大批中國優秀古典文學作品通過土生華僑的翻譯、出版,不僅受到不識中文的土生華僑讀者的歡迎,而且也在印尼原住民中間擁有很多讀者,大大促進了他們對中國悠久文明歷史的了解。土生華僑譯者的貢獻是十分傑出的。

中國是一個世界文明古國,中國文化傳播東南亞並對這一地區的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過積極的影響,這是歷史事實。在印尼,傳播的媒介是中國移民及其後裔土生華僑。通過印尼華僑在傳播中華文化中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到,在印尼,乃至在整個東南亞,華僑還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第三節新報派

印尼的土生華僑生長於斯土,講著當地的語言,完全融合於當地社會,是發展的必然趨勢。他們對中國相當隔膜,很少聯系,對中國發生的各種事情一直采取消極旁觀態度,但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風向似乎變了。這一時期,在文化上產生尋根和回歸華夏文化的趨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被大量翻譯,儒家思想的宣揚即是明證。他們日益把命運與中華民族聯系在一起。產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荷蘭殖民主義者在居住區、旅行、入境等方面對華僑諸多限制,法律上歧視華僑,把他們列為二等甚至三等公民,乘車、看電影不能買好座位票,甚至無理規定華僑不許穿西裝,一般華僑子女被禁止進入荷蘭學校學習。荷蘭殖民統治者的這些種族歧視政策,使華僑尤其是土生華僑感到屈辱,他們不滿這種政策。另一個原因是,20世紀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民主革命運動的感召。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使他們歡欣鼓舞,他們相信,中國一旦強大起來,自己的屈辱歷史就會結束。因此,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回歸”、傾向中國,並和“新客”華僑一道,投身於提高華僑的社會地位、爭取華僑正當權益和支援中國革命為中心內容的華僑民族主義運動。

華僑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這一政治派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茂山、洪淵源和郭克明。郭克明是1910年土生華僑創辦的馬來文《新報》的社長、主編和記者。有的人(如柯全壽)雖不在《新報》工作,但持有和朱茂山等人相同的政治觀點,因此被統稱為“新報派”。新報派認為:華僑“既生為中國人,就永遠是中國人”,堅持保留中國國籍;“不管中國是好是壞,是弱是強,中國總是我們自己的國家。”中國是華僑的靠山,“最重要的是要使中國強盛起來”,華僑才有地位;華僑應該接受中國文化教育;反對參加當地的政治活動。這些觀點代表了中下層華僑的利益,面對荷蘭殖民統治者歧視欺壓,他們只有團結起來為維護自身權益而鬥爭,並把希望寄托在中國的富強上。新報派不僅在居住國積極反對民族歧視、反抗殖民主義的壓迫,而且盡力支持中國的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等歷次革命鬥爭,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奮鬥。此外,新報派還同情和支持印尼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並為之作過積極貢獻。所有這些都應予肯定和贊揚。當然,如同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治派別和個人不能不因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而帶有局限性那樣,新報派也不例外。比如他們片面地要求保留中國國籍就是一例。其實當時的土生華僑已經融入所在國社會,對他們來說,中國實際上已是遙遠的他鄉,長期地在當地生存和發展下去才是最好的選擇。

第十五章菲律賓的中國將軍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2, 2022 at 9:32pm

劉亨賻〔fu富〕(公元1872—1926年),是一名獻身菲律賓獨立事業的華僑。有一位著名的菲律賓歷史學家曾在一篇論文中這樣描述他:“這位英勇的中國兒子,曾用他的戰劍獻身於菲律賓的獨立事業。他在菲律賓的旗幟下戰鬥——首先反對西班牙(公元1896—1898年),然後反對美國(公元1899—1900年),並且由於他在戰鬥中獅子般的勇猛和對菲律賓第一共和國的忠誠,而被艾米利奧·阿奎納多將軍提升為菲律賓軍隊的準將。誠然,他是菲律賓革命中唯一的中國將軍”。

這位“中國將軍”來自福建南安縣,1890年移居菲律賓。當時的菲律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鄰近菲律賓的中國東南沿海,特別是福建省的晉江地區有不少人移居到這個群島之國。華僑擅經商,又掌握了較為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及其他工藝技術,對菲律賓商業和農業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劉亨賻漂洋過海到菲律賓時已是18歲的青年了。到達馬尼拉後,先在自己伯父的鐵鋪里當一名學徒,幾年後升為工匠師傅。後來自己經營鐵鋪,並從事制鹽業,漸漸致富。他語言天賦頗高,不僅學會了菲律賓的他加祿語、比科爾語,還會講西班牙語和一點英語。這為他融入菲律賓社會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他和周圍的許多菲律賓朋友,包括搬運工、漁民都建立了很好的關係。19世紀末,菲律賓民族覺醒,出現了“卡蒂普南”①資產階級革命組織。劉亨賻和菲律賓的革命者建立了聯系和接觸,他結識了許多革命領導人,如後來擔任菲律賓總統的艾米利奧·阿奎納多。劉亨賻個人的魅力、勇氣和有關武器及鍛鐵的知識,給阿奎納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96年8月,菲律賓獨立戰爭爆發,劉亨賻毫不猶豫地加入革命軍,被任命為步兵中尉,從而開始了為菲律賓的獨立自由而戰的光輝一頁。戰爭初期,愛國者缺乏現代化武器,每10名戰士才有一支步槍,絕大部分戰士只能使用大刀、竹槍、弓箭等簡陋武器去和裝備精良的敵人戰鬥,處境十分困難。鑒於這種情況,劉亨賻就向阿奎納多建議創辦軍工廠。這建議立即被采納了,他被任命為革命兵工廠廠長。1896年9月兵工廠建立,劉亨賻用全部身心投入工作。一批招募來的工匠,在他的指導下,不僅修好了從敵人那里繳獲的舊加農炮和損壞的毛瑟槍,而且自制了土槍炮和大量的彈藥筒,駐守在壕溝中的許多戰士,用革命兵工廠的武器武裝起來了。

1896年11月6日,西班牙軍隊向革命軍發動了一次進攻。激烈的戰鬥在諾維萊塔—比納卡延防區進行。為了抗擊敵人的猛烈襲擊,一切可以調動的軍隊都被調往前線。劉亨賻率領一支大刀隊也投入了戰鬥。他和刀手們一道似怒獅般地和敵軍步槍手進行格鬥,英勇無畏。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革命軍終於解放了比納卡延,劉亨賻因戰功而晉升為上尉。爾後,劉亨賻還參加過一系列的戰鬥,直到該年聖誕節時才回到兵工廠。第二年二月,西班牙軍隊向革命軍發動了全面的進攻,劉亨賻又一次奔赴前線,負責指揮一支步槍手和大刀手混合連隊。在強大的敵軍進攻面前,革命軍有些招架不住,且戰且退,撤到了伊穆斯。在保衛伊穆斯的戰鬥中,劉亨賻率部多次擊退敵人的進攻,又一次由於戰功而獲晉升,成為一名少校。1897年10月,在卡曼西山戰役中立功,晉升為中校。當時有一位革命者這樣描述劉亨賻:“我對他的印象深極了。在兵營見到他是一個奇觀——身著中校制服、精神抖擻的軍官卻有一條辮子。他的士兵是他加祿人,都是誌願戰士,然而效忠他,並且為在他的戰旗下服務而感到驕傲,盡管他是一個中國人。”

1897年11月1日,比阿克納巴托共和國成立,劉亨賻參加了該共和國的成立大典,並莊嚴地在《比阿克納巴托憲法》上簽署了自己的名字,他是歷史上獨一無二享有簽署菲律賓憲法榮譽的中國人。然而該共和國沒有維持很久,總統阿奎納多及其他將領被迫流亡香港。劉亨賻隨他而去,擔任翻譯,發揮他的語言專長。

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美軍在馬尼拉灣擊潰了西班牙艦隊。流亡香港的菲律賓革命領導人回到菲律賓。阿奎納多號召人民恢復反西班牙的自由鬥爭。五六月間,革命形勢發展很快,革命隊伍在壯大,裝備和糧餉的籌集成為一大問題。由於劉亨賻是中國人,在華僑中享有威望,因此他被委以為革命戰爭募集捐款的重任。1898年6月12日,菲律賓宣佈獨立,劉亨賻也和戰士們一起分享了這一勝利,為紀念這一重要事件,他還剪掉了辮子,並幽默地對菲律賓朋友說:“我現在擺脫了親愛的辮子而獨立,正如你們擺脫了西班牙人而獨立一樣。”為菲律賓的獨立戰爭的勝利,劉亨賻不辭勞苦奔波於各地,說服人們特別是華僑踴躍認捐。在比科爾,他募集了38萬多比索②,這是菲律賓第一共和國募集到的數額最大的現金。

為了把募集到的財物都如數上交給共和國的財政當局,他還要冒著生命的危險。1899年10月初,當他率隊解送16萬比索捐款,越過拉蓋灣向塔亞巴斯海岸前進時,不幸被美國炮艇發現了。炮艇全速追趕上來,眼看辛苦募集來的巨款就要落入美軍手中。劉亨賻情急生智,果敢地下令將帆船駛入近岸淺灘,並將裝有比索的口袋扔入水中,然後離船上岸。美軍炮艦吃水深,無法闖入淺灘,只好氣急敗壞開走了。第二天,劉亨賻率隊返回海灘,撈起錢袋,交給了共和國財政部。由於為革命事業募捐成績卓著,他被擢升為準將,成為一名將軍。劉亨賻對華僑同胞的生命財產的安全總是盡力加以保護。1898年7月6日,在送上2000比索給革命政府的同時,隨款附上一封信,要求阿奎納多“發表一篇宣言,禁止傷害中國人和幹涉他們的小商業企業;因為這種行為使我們的政府和您的名譽蒙受恥辱”。在反西班牙統治的革命戰爭時期,西班牙人在一些城鎮屠殺華僑,他立即派兵援救,使2000多名華僑免遭殺戮。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1, 2022 at 10:30pm

1898年12月,美國打敗西班牙,奪取了菲律賓。菲律賓革命戰爭從第一階段的反西班牙殖民統治進入了抗擊美軍侵略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劉亨賻主要是在比科爾地區的前線參加戰鬥的。1900年初,美軍加緊了侵略行動,在比科爾發動了全面的攻勢。劉亨賻負責防守的黎牙實比港也遭到了敵人的猛攻。有一位菲律賓的歷史學家說,劉亨賻“寸土必爭,敵人每進展一碼都要付出重大的傷亡。他的戰鬥人員,特別是大刀手們,在勇氣和視死如歸方面勝過侵略者,但是他們令人遺憾地在武器方面處於劣勢”。戰鬥打了整整一上午,部隊疲憊不堪,劉亨賻只好主動撤出。事後,美軍指揮官在戰鬥報告中提到這場戰鬥時說:“抵抗是如此頑強……致使許多人在肉搏戰中傷亡,而沒有顯示任何投降的跡象。”從黎牙實比撤下來後,他重組了自己的部隊,對敵人開展了遊擊戰。雖然曾多次受挫,但劉亨賻毫不氣餒,他指揮士兵不僅用槍炮大刀而且用火箭和燃燒的火把作戰,實行焦土政策,焚燒他所襲擊的市鎮,使敵人雖占領這些城鎮而一無所獲。

在菲律賓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劉亨賻表現了他對菲律賓的熱愛和忠誠,他曾告訴自己的妻兒:“我要活到我們親愛的國家獲得獨立的那一天,並且目睹菲律賓國旗在我們天空中單獨而驕傲地飄揚。”戰爭結束後,他回到比科爾家里,從事農業和商業,過著一位退休將軍平靜和幸福的生活。1906年,他曾回到福建家鄉,為母親祝壽。

劉亨賻的業績,贏得了菲律賓人民的敬重,阿奎納多後來曾這樣評價他:他的“公正無私和英雄風度,已獲得全體菲律賓人民的感佩——他正是為他們的自由和幸福而獻身的。他熱愛菲律賓一如其祖國,菲律賓自當視之為她的英勇的子孫了”。有的歷史學家認為,在菲律賓歷史上最值得尊敬的亞洲人中,劉亨賻是最出類拔萃的。

1926年,劉亨賻死於癌癥。菲律賓為這位華僑將軍舉行了國葬,國會議員全部前去送殯,非常隆重。1989年6月12日,慶祝菲律賓獨立91周年時,在菲律賓建立了兩座紀念碑,為劉亨賻塑立了雕像,以表達對這位曾經為菲律賓立下汗馬功勞、戰績彪炳的中國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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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①菲律賓秘密革命團體,全名是“最崇高、最受尊敬的菲律賓兒女協會”,成立於1892年。

②比索是菲律賓貨幣單位。

第十六章投資祖國的華僑企業家

19世紀60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重重阻力中產生了。在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中,有一些是由愛國愛鄉的南洋華僑企業家創辦的。

第一節繼昌隆繅絲廠

華僑在祖國創辦的第一家企業是1872年在廣東南海縣創辦的繼昌隆繅絲廠,它也是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的近代工業企業。創辦人陳啟沅(公元1825—1905年),是廣東南海人。他幼年時家庭雖貧困,但有誌於學,因此讀了不少書。後來他在家鄉以農桑為業,並兼任教書先生。1854年赴越南謀生,漸漸成為富商,但他始終不忘農桑本業。1872年回到家鄉辦繼昌隆繅絲廠,采用機器繅絲。在辦廠過程中,陳啟沅遇到了很多的困難,遭到多方的刁難、阻撓,工廠還曾一度被迫停辦。但由於陳啟沅對興辦近代工業信心十足,認為用機器繅絲代替手工繅絲對蠶桑業大有好處,應該堅持辦下去。他改造了機器設備,以適應生產發展。這樣,不僅繼昌隆本身辦下去了,而且它還帶動了珠江三角洲的機器繅絲業的發展,增加了絲的出口量。南洋華僑陳啟沅創辦的繼昌隆繅絲廠,在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節張振勛“實業興邦”

張裕釀酒公司的創辦,要晚於繼昌隆繅絲廠20年,它是華僑資本家張振勛在祖國的多項投資中較為重要的一個項目。

張振勛(公元1841—1916年),字弼士,廣東大埔人。他出身貧寒家庭,只在村塾里受過三年的啟蒙教育就輟學了。不滿20歲,張振勛只身南渡到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在那里他當過礦工和雜工,早年的生活相當艱苦。後來,漸有積蓄,又從嶽父那里繼承了一筆可觀的遺產以後,就開始自立門戶開創自己的經濟事業,他不僅在印尼,而且在馬來亞開辟墾殖場,種植糧食和熱帶作物,此外還兼營錫礦,創辦航運公司。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經過30年的經營,張振勛大約擁有七八千萬兩白銀的巨額資金,成為19世紀末首屈一指的南洋華僑巨富。

張振勛成了巨富,但念念不忘災難中的祖國。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海外度過的。在海外,他深深體會到,祖國不富強,華僑只能是被歧視的“海外孤兒”。張振勛有過這樣的一次經歷:1898年,他與兩位高級職員和一位德國籍的家庭醫師從雅加達去新加坡,但德國輪船只賣給他們一張頭等艙票和三張統艙票,原來該公司規定,華僑不能乘頭等艙,只有德國人才能享此特權,因此那張頭等艙票是賣給他的家庭醫師的。此事深深地刺傷了張振勛的民族自尊心。在盛怒之下,他撕碎了船票,並自創輪船公司,懸掛清朝龍旗,和外國輪船一爭高下。他熱愛祖國,提出了“實業興邦”的主張,積極在祖國興辦實業,發展生產,以振興中華。他從海外調回大量資金,在“主權自掌,利不外溢”的原則下,引進西方的先進設備和技術,先後在廣東等地辦了機織、礦業、航運、墾牧、玻璃制造等企業,其中最有名的是設在山東的張裕釀酒公司。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0, 2022 at 11:37pm

選擇山東煙臺辦酒廠,有這麽一個緣起。1890年,他和法國駐雅加達的領事共進晚餐時,品嘗了法國名酒。法國領事告訴他,如果能用煙臺產的葡萄釀酒,可以釀出酒色不遜於法國名牌的好酒。法國領事言之無心,但聽講的張振勛卻有意,他在問清原委之後,就暗下決心,將來一定要在煙臺辦廠釀酒。1892年,他延聘一批專家進行實地考察,作了充分論證後,決定創辦張裕釀酒公司。他投資300餘萬銀元,買了兩座適宜葡萄種植的荒山,經三年的小片試種獲成功後,就從國外購入大批葡萄良種,實行大面積種植。同時,積極建設廠房,安裝機器設備,招募工人,聘請外籍酒師,開始精心地釀造葡萄酒。張裕釀酒公司的產品,最初只有白蘭地與葡萄酒兩種。1915年,白蘭地在“巴拿馬國際商品賽會”上獲得金質獎狀和最優質獎狀。此後,張裕酒廠的白蘭地就以“金獎白蘭地”的美名傳揚四方,至今不衰。據說,當時正率領中國實業考察團在美國考察的張振勛得知產品獲獎時,激動地說:“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發憤圖強,後來居上,祖國的產品都要成為世界名牌!”

張振勛還擔任過許多官職。從1892年被委任為駐馬來亞檳榔嶼的首任領事開始,他歷任粵漢鐵路總辦、中國通商銀行總董、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檳榔嶼管學大臣,他是一個亦商亦官的人物,但他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也暗中資助,而且十分熱心社會福利和華僑教育事業。

第三節潮汕鐵路和漳廈鐵路

籌集資本在國內進行鐵路建設,華僑也是十分踴躍的。清朝末年的鐵路有三條是民辦的,這三條民辦鐵路全是華僑投資的。南洋投資建設的有兩條。

一是潮汕鐵路。這條鐵路從汕頭市到潮安縣,再加支線,共長42公里。它從1903年籌備興建,1906年全線完工通車。創辦人是張榕軒兄弟。

張榕軒(公元1851—1911年),又名煜南,張耀軒(公元1861—1921年),又名鴻南。廣東梅縣人。早年到印度尼西亞,曾在張振勛企業中當職工,後漸漸發跡致富。在張振勛的勸說和鼓動下,張氏兄弟回國參與潮汕鐵路的興建。這條不算長的鐵路共投資300萬兩,張氏兄弟占2/3的股份。潮汕鐵路是國內最早修成的僑資鐵路,它運行了30多年,直到1938年,因被日軍嚴重破壞而停止運行。潮汕鐵路的建成對潮汕地區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曾起過有益的作用。

二是漳廈鐵路。漳廈鐵路公司於1905年成立,資金約300多萬元,投資人以印尼華僑為多。1910年開始通車,全長只有28公里,實際只建成一部分,和其他交通線也不銜接,但對僑鄉的客、貨運輸有一定的作用。

第四節攜巨資回國投資的黃奕住

在舊中國,華僑回國投資,規模最大的應該是印尼華僑黃奕住(公元1868—1945年)了。

黃奕住經歷過十分艱苦的生活磨難。他生在福建南安的一個農家中。因家貧而輟學,幫父親種地度日,並曾學理發。16歲時下南洋,經新加坡轉到印尼爪哇三寶壟。開始時,人地兩生,語言不通,他只好白天在路旁設攤剃頭(理發),後來改當肩挑小販,晚上住在媽祖廟中,漸漸地,從攤商而經營土產和日用品,買賣越做越大,由零售而批發,由一店而發展到在各地廣設分店。他開設的商號“日興行”,專營糖業,在經營上很注意市場信息,在紐約、倫敦,特別在產糖國古巴都設有通訊點,及時掌握市場動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已成為一名富有的企業家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遇到一個難題。當時統治印尼的荷蘭殖民政府規定,一切工商企業要補繳大戰期間的各種稅款,只有荷蘭籍公民才享有減免權。按此規定,黃奕住大約得補交1500萬盾左右的巨額稅金。當時,荷蘭官員曾勸他入荷蘭籍,日本領事也以幫他減稅為誘餌,請他入日本籍。但是,黃奕住有著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華僑的心理:自己是堂堂中華國民,不能忍辱“托人宇下,隸人國籍”,於是決定結束在國外的業務,攜帶了幾千萬元巨資回到祖國。

回國後,他選擇上海、廈門兩地作為主要投資地。最重要的企業是1921年在上海創辦的中南銀行,該行預定總股金是2000萬元,黃奕住占股75%。中南銀行是當時最大的僑資金融企業,擁有鈔票發行權,兼營國外匯兌,還在一些大城市設立分行、辦事處。中南銀行積極投資於紡織、化學、水泥、礦石等業,還致力於發展社會經濟事業。對於福建家鄉的建設,黃奕住更是不遺餘力。在閩南地區,他投資交通事業,參與籌辦漳廈鐵路,開發龍巖的煤礦。他獨資經營“商辦廈門電話股份有限公司”,還集資辦了“廈門自來水公司”。他創辦的房地產公司“黃聚德堂”,在廈門和鼓浪嶼建築房屋。所有這些,對二三十年代的廈門市政建設無疑是有很大作用的。黃奕住年幼失學,深知無文化之苦,因此他十分關心教育事業,在家鄉辦小學、辦師範班,並且資助南開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和新加坡的愛國學校、華僑中學等學校。

黃奕住是一位對中國的民族經濟的發展及社會公益事業都有很大貢獻的愛國華僑企業家。

陳啟沅、張振勛、黃奕住等的名字代表著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批在祖國投資的企業家。他們幾乎都是因為家貧而在青少年時期漂泊南洋的。在異鄉,他們飽嘗艱辛,歷盡磨難,才漸漸在經濟事業上站住了腳跟。雖然舊中國的苦難歲月把他們拋離到海外,但故鄉故土時刻縈懷胸中,在海外的事業稍有成就後,就想到如何通過投資實業,以振興祖國。華僑愛國愛鄉的傳統,在他們身上得到明顯的體現。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0, 2022 at 10:02pm

第十七章·華僑是革命之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曾經得到海外華僑的大力支持。孫中山先生說過許多肯定華僑的革命貢獻的話,其中流傳最廣的是“華僑是革命之母”,它生動形象地說明,如果沒有華僑從革命一開始就給予支持,革命是難成功的。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在辛亥革命50周年紀念大會上說:“海外華僑是辛亥革命的強有力的支持者”,這話反映了歷史的真實。

華僑的分佈,以南洋地區為多,因此給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以強有力支持的首先是南洋華僑。孫中山先生也是華僑,在他13歲時就投奔旅居檀香山的哥哥孫眉(孫德彰)。他在檀香山受過教會教育,也在哥哥店里工作過。1891年,在檀香山組織了革命團體——興中會,開始了在海外的革命生涯。在1905年革命政黨——同盟會成立之前,孫中山先生在歐美、日本活動較多,同盟會成立之後,南洋就成為他革命的主要基地了。

南洋華僑熱烈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號召,紛紛在各地建立同盟會分會。1905年10月,他到越南,首先在堤岸建立同盟會分會。第二年年初到達新加坡,受到愛國華僑陳楚楠、張永福的熱烈歡迎,在這里他領導建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先後加盟的有400餘人,其中有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在這之後,南洋各地都有同盟會組織。到1908年,僅南洋的英荷殖民地(包括印尼、新馬等地)就有同盟會的分會組織100多個。南洋華僑革命的中心在新加坡,後來遷移到檳榔嶼。從1900—1911年期間,孫中山先生曾八次抵達新加坡,其中有三次住在一所名為“晚晴園”的兩層樓房里。這是愛國華僑張永福供養老母的寓所,張永福主動借給孫中山先生作為革命活動的總部。年輕的新加坡共和國是十分重視歷史傳統的,現在的“晚晴園”已成為文物資料館,得到很好的保護,甚至地鐵施工可能危及它時,也不惜改變線路,以保護這座有功於革命的建築物。

南洋華僑對革命的另一個巨大的貢獻是參加武裝起義,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從1895—1911年武昌起義的16年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人前後發動了10多次武裝起義,華僑都是起義的骨幹力量。特別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在廣東、廣西、雲南發動的幾次起義,都有不少南洋華僑參加。其中1907年5月潮州黃岡起義的指揮者是新加坡華僑許雪秋,同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義是新加坡華僑鄧子瑜指揮的,這兩次起義的骨幹力量都是華僑。1908年3月欽、廉起義,主力是由華僑組成的200餘人的短槍隊。

最壯烈的一幕是1911年的黃花崗之役。

這次起義是孫中山先生、黃興等人1910年10月在檳榔嶼開會策劃的,華僑從各方面給予支持。本來計劃挑選800個人組成敢死隊,通過一次大規模的起義,一舉達到推翻清朝統治的目的。但由於聯絡工作不力,敢死隊也只到了一部分。4月27日黃興指揮著這樣一支人數不齊、倉促成軍的隊伍,在廣州發動起義,進攻總督府。這些敢死隊和革命誌士,在起義的戰鬥中不畏犧牲,英勇作戰,但終因力量懸殊,寡不敵眾,起義失敗。事後,收殮了72具烈士的遺骸,合葬在黃花崗,被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後來又陸續查明14名烈士,計共86人,其中華僑占1/3,而且全是從南洋各地回國參加起義的。這些烈士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是華僑的光榮。

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更重要是從經濟上的大力支持。起義的裝備,士兵的糧餉,活動的經費,革命領袖的各種開銷等,幾乎全部是華僑捐獻的。孫中山先生在回憶他所領導的多次武裝起義時說:“其慷慨助餉,多為華僑。”1907—1908年孫中山先生領導幾次起義,共得華僑捐助約20萬元,大部分是南洋華僑所獻。黃花崗起義的軍費共籌得港幣18.7萬元,其中南洋華僑捐了八萬元。武昌起義,民國政府成立後,南洋華僑的捐款就更多了。陳嘉庚個人捐了五萬元給孫中山先生,許多祝賀革命勝利的電報都加上“款明日電付”、“款繼發”等內容。有人統計,1911年南洋華僑所捐的款多達五六百萬元。慷慨解囊的華僑,各階層的人都有,既有陳嘉庚這樣的愛國資本家,也有很多是貧苦百姓,有些事跡是十分感人的。賣豆芽菜的越南華僑小販黃景南,加入同盟會後,將自己一生辛勞積蓄的幾千元,全部獻出作起義軍費。並且還將以後每日賣豆芽的收入貯入“撲滿”①,以作革命之需。越南挑水工人關唐,每挑一擔水只得一文錢,但他將半生用血汗換來的3000元全部捐作起義軍餉。這些捐款絕大部分都是義捐,孫中山先生說這些華僑“不圖絲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一團熱誠,只為救國”。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績是永垂史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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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①儲蓄錢幣用的瓦器。

第十八章晚清時期中國駐新加坡的領事

隨著中國人移居國外人數的日益增多,對華僑應怎樣認識,應采取怎樣的政策,也漸漸成為歷代中國政府要面對的問題。從總的來看,由唐朝至晚清,歷代王朝不僅不允許人民移居國外,並且也不準人民在國內流動移居。將農民固定在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從事耕作,既便於政治上加強控制,也有利於榨取賦稅和勞役,這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封建政府的基本國策。因此禁止人民出國也是很自然的。雖然歷代政府都有種種的禁令,但由於和周邊國家與地區,特別和東南亞有著頻繁的貿易關係,就會有中國人因貿易關係而“流寓”海外,成為長期“住蕃”的華僑。這些已定居國外的華僑,被歷代王朝看成是“流落”在外的“無賴之徒”、“棄民”,因此絕不會考慮如何去保護他們。當華僑遭受迫害時,如1740年“紅溪慘案”發生後,清政府的各級官員雖然反應不一,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即那些慘遭荷蘭殖民主義者殘酷殺害的華僑是“自棄王化”、“彼地土生,與番民無異”,因此他們的被殘殺是“孽由自作”。華僑是地地道道的“海外孤兒”。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20, 2022 at 11:50am

第一節晚清的“護僑”政策

到了19世紀末的晚清時期,歷代王朝執行的禁止中國人出國定居的態度有了轉變,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第一,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清朝的失敗而結束,《北京條約》規定允許英法殖民主義者可以自由在中國招募華工。雖然早在上一個世紀就有中國東南沿海人民被西方殖民主義者用武裝擄掠為奴工的歷史,這些在清政府看來是非法的,但上述條約的規定,標誌著華工出國是完全合法的。從此,華僑出國就沒有什麽禁令阻攔了。於是大批中國貧苦百姓賣“豬仔”當華工,背井離鄉,走出國門。華工出國使華僑人數從19世紀初的100萬左右增加到20世紀初年的近千萬,大部分還是僑居在東南亞。華僑人數增加,他們在海外受到歧視和壓迫的事例也不斷增多,因此他們迫切要求清政府給予保護,如菲律賓華僑在1880年以後曾經四次具稟要求在該國設立領事館就是例子。第二,19世紀末華僑經濟力量有了相當的增長。華僑在國外,為謀求生存,可以說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幹。由於大多數西方殖民主義政府都明令禁止華僑擁有土地,因此他們只好小本經營,從事小買賣。憑著他們的勤敏、刻苦、進取精神,買賣越做越大,有的人積斂了相當的資本,成了原居民和西方殖民主義者之間的中介商。他們以此為基點,逐漸進入制造業、種植業、金融業等領域。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華僑聚居的東南亞地區逐漸出現了一批擁有幾千萬元資本的巨富。這些人熟悉僑居地語言,了解那里的情況,和當地政府也有良好關係,而且由富而貴,憑借財勢,他們成為當地的僑領。出於內政的需要,清政府開始重視華僑的“錢袋子”,自然也十分重視富甲一方的僑領們。其三,清王朝的“天朝”地位在西方殖民主義面前被徹底粉碎了,特別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朝廷文武大員中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亡國”的危險,在內政方面他們提出了發展工商業以求富國強兵的主張。發展工商業需要資金,而東南亞華僑口袋里的錢正是他們所需求的。而要利用華僑的經濟力量,首先要保護他們,要贏得人心。這樣,在清朝同治年間(公元1856—1875),清朝逐漸改變了對華僑的看法,開始采取保護僑民的措施。

要想保護僑民,就得在華僑的僑居地開設使領館,與各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鴉片戰爭以前,清王朝以“天朝上國”自居,對外部世界毫無認識,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剛愎自用,極端無知。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王朝在西方列強槍炮下不得不屈服,開始和洋鬼子們打交道。此時,設立了總理衙門這一主持外交的專門機構,允許英法公使駐京,並派遣專使出國辦理具體外交事務。光緒初年(公元1876—1877年)第一批常駐使臣郭嵩燾、何如璋、陳蘭彬等人分別派往日本、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等。這些使節送回了大量各國的政治、經濟情況的材料,或多或少開闊了清帝國朝野上下的視野,同時也對海外華僑的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們提出了在華僑聚居的商埠設立領事館的建議。設領事館的動機,首先是從經濟利益出發,保護商民,此外也可通過領事館達到控制華僑社會的目的。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清朝就中國在菲律賓、印尼、馬來亞設立領事館問題,分別和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殖民主義國家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談判。其中,與荷蘭的談判是最費時間的,前後拖了30多年,直到1911年9月才往爪哇島派出領事,不久辛亥革命就爆發了。中國在海外設立的第一個領事館是1877年的駐新加坡領事館。與東南亞其他地方設領事館的談判相比,新加坡的談判是順利些,但也頗費周折,而且第一任領事還不是由中國政府派出的外交人員擔任的。

第二節左秉隆和黃遵憲

新加坡是南洋華僑商務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是英國在東南亞的最重要基地。1877年初,駐英國公使郭嵩燾上任不久,即與英國外交部進行在新加坡設領事館的外交談判。英政府對此事持消極態度,但此前它已在中國派駐了多處領事,因此要完全回絕清朝的要求也是不可能的。他們采取拖延、推托、限制的對策,只同意清政府在新加坡一地設領事館,而且對領事館的職能作了很多限制,把領事館設置當成是臨時安排,領事只能作商業代辦,不能過問華僑事務。尤為令人氣憤的是要求第一任領事不由中國委派,而從當地華僑中遴選。為達到設領事館的目的,郭嵩燾答應了英外交部的要求。

1877年10月,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開館,第一任領事是僑領胡璇澤(本名胡亞基)。胡璇澤死於1880年,在任不滿三年。他作為一位華僑領袖是頗有些作為的,但作為一名外交官,政績就乏善可陳了。

胡璇澤的繼任人左秉隆、黃遵憲等的政績倒是相當突出的。

左秉隆,字子興,於1881—1891年任駐新加坡領事,1907—1910年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前後駐節新加坡10餘年。左秉隆是清朝同文館的高材生,同文館是培養外語和外交人材的學府,因此左的英文很好,曾隨清使臣曾紀澤出使英國,任翻譯官。左秉隆是清政府中比較通曉外交事務的官員,他任職期間做了一些好事,如:關心華僑疾苦,阻止新加坡販運“豬仔”華工的活動;發動華僑募捐賑濟祖國自然災害;最為突出的是積極傳播中華文化。他辦“會賢社”,每月出題課士,宣傳儒家思想,成立“英語雄辯會”,每周辯論一次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他還大力提倡中文教育,支持創辦義塾,加強華僑與祖國的聯系。左秉隆的所作所為頗得上司好評,華僑社會對他任內的政績也有相當贊譽。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19, 2022 at 7:50pm

(續上)黃遵憲,字公度,1891—1894年間出任駐新加坡總領事。黃是一位舉人,能詩善文,文學造詣很高,曾擔任過駐日本使館參贊,外交經驗豐富。和左秉隆相比,黃遵憲顯得更為大刀闊斧、更為果斷一些,更符合時代潮流。左秉隆辦“會賢社”,課士時出的題通常是傳統國學舊論,而黃遵憲上任,將“會賢社”改組為“南社”,題目也改為結合當時列強和中國的現實問題。他還注重調查研究,實地了解僑情,對華僑不願回國的現象,經詳察後指出,是由於回國後要面臨“官員之查究,胥吏之侵擾,宗黨領里之訛索,種種貽累,不可勝言”,華僑“孤行孑立,一遭誣陷,控訴無門”,因此有家想回而不敢回。他上書朝廷,請廢除舊法,另立新章,豁除海禁,招徠華僑回國。黃遵憲在任內努力維護華僑利益,和英殖民政府公開抗爭,因此英殖民官員對他十分不滿,認為“如果他再留職五年,此地華僑對我們的忠誠將極大地削弱,華僑對我們的好感也會大受損害”,這倒是對黃遵憲政績的很好肯定。

晚清駐東南亞的外交官中,左秉隆和黃遵憲是最突出的。但不論他們個人怎麽努力,想盡其“護僑”之責,由於中國國力衰弱,正像左秉隆在一首詩里寫的“世無公理有強權……外侮頻來緣國弱”那樣,一介領事在如此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是難有作為的。

弱國無外交,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第十九章僑團、僑校、僑報

隨著中國人的不斷移居,特別是十六七世紀明末清初時大批華僑出國,華僑人口增加,在東南亞一些沿海地區,逐漸形成了華僑社區,早期的華僑社會開始出現。華僑社會的三大組成部分(常被俗稱為“僑社三寶”)即華僑社團(僑團)、華僑學校(僑校)、華僑報刊(僑報),也隨之出現和發展。

第一節僑團林立

僑團林立,是東南亞華僑社會的一大特色。早期華僑絕大多數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農村,他們長期依附於土地,自給自足,聚族而居,鄉村中的祠堂,往往成為族人的活動中心,祭祀祖先成為族人的主要活動。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們,異鄉飄泊,面臨的種種困難往往要比在家鄉經歷的嚴重得多,生存的本能迫使他們更要依靠在家鄉時的各種社會組織,彼此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共渡難關。於是,各種類型的社團就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逐漸形成了“僑團林立”這樣一個東南亞的社會景觀。

僑團的雛形是寺廟和義山。

當人們活著的時候,為著祈求神靈祖宗保佑,就為觀音菩薩、土地神“大伯公”、航海神媽祖等早在家鄉就崇仰的神修寺建廟。這些寺廟既是人們精神支柱之所在,也是人們聚集的地方。有些華僑死後,因貧病、因鰥寡,後事沒人料理。出於同胞宗親情誼,就會有一些人領頭出面購置山地為公共墳場,即義山、義塚,以安葬死者。同宗同鄉能同眠一處墳墓,在冥間不致成為孤魂,對於生者也是一種心靈的慰藉。1650年,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華僑修建了“觀音亭”,它可能是東南亞最早的一座華僑寺廟。1775年,觀音亭改名為“金德院”,是印尼現存最古的一座華僑寺廟。1673年,馬六甲華僑修建了“青雲亭”,也是奉祀觀音的廟宇。至於公共墳場,巴達維亞的“唐人義塚”是1650年出現的,是東南亞最早的華僑義山之一。這些寺、廟、亭、宮、義山、義塚是後來許多按血緣、地緣建立起來的華僑社團的最初形式。

18世紀末,特別是進入19世紀以後,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僑團出現。

宗親會館,是血緣性組織,是一個姓氏或多個姓氏宗親成員組成的社團,一般稱為館、堂、總會、公所等。1819年新加坡成立的“曹家館”是最早成立的宗親會館,爾後成立了如“南洋唐氏總會”、“瓊僑邢氏總會”等一大批按僑居地(南洋)或按祖籍省城(瓊,即海南島)的同姓氏組成的僑團。也有幾個姓氏合組一個社團的,如雷、方、鄺合組“溯源堂”;三國時期,劉備、關羽、張飛“桃園三結義”,後來趙雲在古城入盟,四姓聯宗,在東南亞華僑中就有劉、關、張、趙四姓的“古城會館”。

同鄉會館,是基於共同地緣而建立的社團。這類社團相當復雜。雖然地緣相同,即同鄉,但這個“鄉”大小不一,同鄉同鎮自是同鄉無疑,但有的是同縣、同州、同府、同省,充其量只能算作“大同鄉”了。還有跨省、跨縣或一省一州一縣內的因同方言、同宗、同鄉的關係而分別組成社團的。廣東會館、福建會館、中山會館等社團從會名即可知它的地緣情況,可謂一目了然。岡州會館是廣東新會縣僑胞的社團,新加坡“義安公司”是廣東潮州籍華僑最早建立的同鄉社團,它們用的是古地名。新會古稱岡州,潮州古為義安郡,因而得名。同鄉社團往往和方言群結合,而且更注重方言的共同性。如1888年新加坡成立“豐永大公司”,它是由廣東豐順、大埔和福建永定三縣的華僑組成的,上述三縣在地理上並不同州府,但由於都是講客家方言的地區,屬同一個方言群,因此也結成了同鄉社團。

在東南亞,特別是在新加坡,存在著以宗親、同鄉或方言群體為中心的所謂“幫”。大幫是:廣東省的廣府幫、潮州幫、客家幫,海南省的海南幫,福建省的閩南幫、興化幫、福州幫以及三江幫。三江幫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江蘇、浙江、江西三省籍人士組成。以幫劃線,形成不同的群體,及至後來成立綜合性的大社團時,理事名額也按幫分配。

同業公會,是業緣性組織。華僑,尤其是早期華僑的謀生手段包羅萬象,行業眾多,為了維護自身從事的各行業的利益,行業相同的人們組織了各種經濟性的同業公會。1868年新加坡的“北城行”是較早出現的一個同業公會,供奉北城侯魯班先師,是廣東籍的建築工人的行業組織。其他如米商公會、樹膠公會等等都是。

除上述血緣、地緣、業緣性的社團外,還有一些其他性質的社團,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慈善社團,如泰國曼谷的華僑報德善堂(1887年)、天華醫院(1905年)即是。它們施醫贈藥、濟貧恤孤、創辦學校,促進宗教和文化活動的開展,為僑居國的社會福利事業服務,信譽很好。(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19, 2022 at 4:41pm

進入20世紀以後,東南亞僑團的發展也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僑團不僅數量增多、會員人數增加、社會影響和貢獻增大,並且逐漸超越了幫派的鴻溝,出現了超地域、超幫派、超行業的社團組織:總商會、總會等。

它們的出現表明華僑社會日益成熟、華僑的團結日益增強,僑團也已從分散、各自為政、為局部利益服務的小團體逐漸過渡到維護華僑社會的整體利益。

最早的中華總商會是1904年在馬來亞吉隆坡、雪蘭莪和菲律賓馬尼拉成立的,原名叫華人(或中華)商務局。在20世紀初各地紛紛成立的商會、總會中,最有影響的是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該會是在清政府商務部勸導下成立的。

它維護華商的經濟權益,反對英國殖民政府的歧視政策,並且起著聯系華僑社會、清政府和英國殖民政府之間的橋梁作用。1921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馬來亞各地的中華總商會一道成立了“馬華商聯會”就是一例。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華總商會出面召集了有118個僑團參加的“僑民大會”,宣佈成立支援祖國抗戰的“籌賑會”。在新加坡籌賑會的影響和帶動下,東南亞各地紛紛成立類似的抗日救亡團體,並在此基礎上,於19381010日成立了以陳嘉庚為主席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南僑總會”)作為南洋華僑抗日救亡的最高領導機關,它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東南亞的綜合性僑團還有“巴城中華會館”(1900年,印尼)、“雪蘭莪中華大會堂”(1923年,馬來亞)等。

形式不同、性質各異的僑團,是隨著華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而來的,它是華僑社會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兩手空空,離鄉背井,移居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碰到困難時,憑著同鄉關係,憑著共同的方言,“親不親,家鄉人”,家鄉組織雪里送炭,使他跨過了異鄉生活的第一道難關;當這個人融入僑居地社會後,他仍然可以從各類僑團得到這樣或那樣的支持和幫助。當然,這個人也會把給予自己支助的社團看成是“家”,會給予回報,並且通過這些社團聯系自己多災多難的祖國,履行一個僑民對祖國的義務。

僑團和自己所代表的群眾有著血肉依存的關係,因此充滿著活力。


第二節·僑校遍佈

尊師重教,是中國人的優良傳統。但早期的中國移民,經濟條件極差,文盲占大多數,加上單身漢多,因此教育下一代的問題就無從談起。隨著人口的增多,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辦學校的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於是興起了華僑教育事業。

大約在18世紀末,私塾在華僑社會里出現了。1775年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辦的“明誠書院”和“南江書院”,是東南亞最早的私塾和義學,有人認為它們是東南亞華僑學校的開山鼻祖。到了19世紀初,最有名的私塾是1854年在新加坡開辦的“萃英書院”。實際上,這類“書院”規模均很小,聘一兩位老學究教幾個孩子念念《四書》、《五經》而已,算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學校。

到了19世紀末,新式華僑學校才開始出現,20世紀上半期達到興盛。

開東南亞新式僑校先河的是菲律賓,1899年,“小呂宋華僑中西學校”成立。但東南亞華僑教育事業發展最好的不在菲律賓,而是在新馬和印尼。1901年,在印尼,新成立不久的巴城中華會館創建“巴城中華會館學校”,這是一間正規的僑校,以普通話教學。緊隨其後,印尼的其他地方也紛紛建立中華學校,到1911年已達130所。1911年印尼成立了華僑教育的統一領導機構——荷印華僑學務總會。到1940年,全印尼的華僑學校約有650所,遍佈城鄉,不僅有小學,也成立了如巴城中華中學這樣的著名中學,在校中小學生多達七萬多人。在新馬,1904年檳榔嶼中華學校成立,它標誌著馬來亞新式教育的開始。辛亥革命前後,由幼兒園、中小學、女校、師範組成的相對獨立的完整的基礎教育體系,在新馬地區基本形成。1919年,在陳嘉庚的首創下,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建立,這是東南亞華僑創辦的第一所完全中學。隨後尊孔中學(吉隆坡)、鐘靈中學(檳榔嶼)、中正中學(新加坡)等中學紛紛成立,這些學校規模較大,設備較為完善。到1941年,新馬地區共有僑校1300餘所,學生約10萬人,是東南亞華僑教育最發達的地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東南亞各地相繼淪為日本殖民地,華僑教育受到嚴重摧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華僑學校在戰爭的廢墟上恢復和發展。

在新馬,1946年成立了馬來亞華僑復校委員會,設立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三個分會,統籌全馬來亞的華僑學校事務。老校紛紛復辦,新校相繼建立。英國殖民政府對戰後蓬勃發展的華僑教育事業采取控制、扼殺的政策,甚至出動武裝軍警迫害華校師生。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新馬的華僑教育還是有了可喜的發展,1949年華僑學校有1680所,比1938年增加了900餘所。1956年,新加坡還成立了一所正規中文綜合大學——南洋大學。在印尼,以雅加達為例,僑校也在迅速恢復和發展。老校如中華中學修建了規模很大的新校舍,新校也開辦了一些,最著名的是1945年成立的巴城中學,它後來發展成為東南亞最有影響的華僑學校之一。1948年印尼華校總數是621所,學生有14萬餘人,比1941年的學校總數增長24%,學生人數增加一倍以上。在菲律賓,由於舊校復辦和新校開辦,戰後僑校曾達150所之多。1948年泰國注冊立案的僑校有426所,學生六萬餘人,是泰國華僑教育史上,學校數量最多的年份。到1954年,海外華僑學校總數為4376所(包括港澳地區),絕大部分集中在東南亞。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出現的新式華僑教育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僑校向華僑青少年灌輸中華民族意識,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普及文化科學知識,加強華僑與祖國和華僑自身的團結,其作用是積極的。(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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