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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on: Photo '故事人心靈素質（6）福柯 + 德里達': 準備期、爆發期、沈澱期，以及重要思考成果：個體存在的二元等級、人類存在的雙重面向。現代性“導源於一種敏感的時間意識”［1］。因此，“時間性”是我們理解席勒文化現代性思想的一把鑰匙。席勒於1794年創辦審美刊物《時序女神》。古希臘神祇眾多，用“時序女神”為雜誌命名，寓意耐人尋味。一方面，“時序女神”在席勒的語境中與美和藝術相關；另一方面，時序女神的時間性象征也暗示了他的意圖。在新舊時代交替的十八世紀，“時間”、“古代”、“現代”的確成為任何思想家都繞不開的問題。席勒試圖借助這樣一份雜誌集結民族一流的思想家，厘清與時間有關的諸多問題。他對時間問題的哲學思考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準備期、爆發期和沈澱期。大致有兩個問題長期盤桓在他頭腦中，引發其深入的哲學思考：問題一，如何理解個體的人精神與肉體的關係，即作為個體的人如何處理短暫與永恒的關係。問題二，如何理解人類歷史進步與倒退的關係，即如何看待古代與現代的關係。一、準備期：1781—1792年自1781年至1792年是席勒對時間問題哲學思考的準備期。早在22歲時，席勒就曾談到時間，詩歌《來自地獄的一群》傳達出他對“短暫浮生”和“永恒”的思考。他設定了“永恒”和“短暫”之間的等級，“永恒”擺在最高位置，而人類活動則居於次要位置。這首詩為席勒之後的時間哲思奠定了“基調”和“底色”，他享年不高的一生中對時間的理解都要經過這個“基調”和“底色”的折光。在準備期，席勒從歷史、戲劇、哲學等多個寬廣的領域汲取資源，因此形成了三個重要轉向。（一）歷史轉向這一時期，席勒將主要精力放在戲劇創作和歷史研究上。《強盜》《斐耶斯科的謀叛》《陰謀與愛情》及《唐·卡洛斯》四部戲劇均產生於該階段。他在戲劇創作的同時選擇了歷史寫作，並創造了一種兼顧學理性和文學性的有血有肉的歷史寫作方法，薩弗蘭斯基稱之為“作為文學的類型的歷史”［2］241。歷史研究為席勒的戲劇創作助力。在寫作《尼德蘭獨立史》的1787—1788年間，他完成了以之為背景的劇本《唐·卡洛斯》。1790—1792年，他在耶拿大學講授歷史期間收集、整理並完成《三十年戰爭史》，這段歷史後來成為劇本《華倫斯坦》的重要素材。（二）古希臘轉向在準備期，席勒寫了一些有份量的美學筆記、古希臘戲劇譯本和詩歌，形成了古希臘文化的轉向。有觀點認為，席勒中年時期創作的《希臘的群神》和《藝術家》應“標誌著席勒思想發展上的轉折點”［3］。《希臘的群神》和《一封丹麥旅行者的信：曼海姆古代藝術品陳列室》“共同標誌著席勒向古希臘羅馬文化所代表的古典主義思想的轉變”［4］。對於席勒來說，1791年之前的歷史研究及授課活動，使他頭腦中本就存在的線性時間觀念得到進一步強化。他認為的確存在一種普遍進步的歷史，人類文明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高貴的野蠻人”（簡單的人）因其素樸而高貴，但那是因為他們還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按照動物本能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地行動。古希臘是人類從蒙昧走向文明的標誌，在那之後，中世紀基督教的“一神論”和現代化進程以來的“唯理論”雖然依次遮蔽了奧林匹斯山上的自然神祇，但這是人類在線性時間長河中發展的必經過程。人類歷史必將不斷推進，思想家要做的工作就是在歷史線性時間的序列中發現共時的、永恒的規律並昭示世人及後代。正如席勒所說：“一種高尚的渴望必定會在我們心中燃燒，追求真理、倫常和自由的豐富遺贈。我們從前輩那裏獲得這種遺贈，必須讓它豐富地增加，再將它重新傳給後世，並從我們的財富中為此貢獻一部分，把我們那不斷流逝的此在，固定在這條永不消失、穿越所有人類蜿蜒而行的鎖鏈上。”［2］283－284 （三）康德轉向學界一般都將席勒對康德（編註：伊曼努尔·康德，德语：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哲學的吸收作為他思想發展中的重要裏程碑。席勒在1791至1792年潛心鑽研康德哲學，並於1793年至1797年密集發表了多篇基於康德哲學的美學論文。關於席勒對康德哲學思想的接受，國內外學界多有論述。一般認為，席勒對康德並非亦步亦趨，而是將康德建立在傳統形而上學基礎上的主觀論哲學與藝術史料結合在一起，並發展出一套獨具特色的美學、藝術理論。席勒在康德的啟發下，找到了精神存在的可能性，也破解了個體的人、整體的人在時間的線性序列中如何用“永恒”對抗“短暫浮生”的奧秘。康德所提出的“自然受制於知性法則”的觀點，使當時疾病纏身的席勒豁然開朗，這意味著即使倡導物質第一性的唯物論也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產品。“精神”和“物質”分別牢牢占據了“永恒”和“短暫”之間的等級。…; Added by Host Workshop at 1:08am on May 14, 2022

Comment on: Photo 'The Light of City: Freedom by Thai Hoa Pham': 藝術與政治、藝術哲學（美學）與政治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它既是藝術行動、美學行動、政治行動之間互動的結果，也是藝術話語、美學話語、政治話語之間互動的結果。詩性政治普遍地存在於人類的話語系統之中，是人類的一種存在方式，或者說人類就是以政治性實踐中的藝術性想像和藝術性想像中的政治性實踐而生存的。其特征為政治上的想像性和藝術、藝術哲學上的公共性。其表現則是以藝術、美學批判的方式幹涉、影響現實政治；以藝術想像、美學思辨的方式營造、構建理想政治。　　而席勒的詩性政治至少在文學和美學這兩條路徑上得到展開：在文學上，他以戲劇創作的方式表達其政治理想，從個人政治、國家觀念到民族建構，幾乎所有重大的政治問題都有涉獵，不一而足。在美學上，他極度關注人的自由、進步，提出以審美教育的方式，來將人導引至更加完美的境界。而反過來，他的文學實踐和美學探索又構成了其詩性政治的本體。在其話語實踐之中，古希臘精神、希伯來傳統、神聖羅馬帝國的意識形態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了重要的話語資源。同時，席勒所接觸到的所有現實問題如個人自由的獲取、市民階級的權利主張、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構，也都成為其詩性政治內在的現實基礎。於是，席勒的文學與美學和他的詩性政治理念結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席勒充分發揮了文學的顛覆功能，運用其浪漫想像使之成為現實秩序的挑戰者和美好未來的勾勒者；同時又充分發揮了美學的建構作用，試圖以審美教育為路徑達到通往完美的人和完美的社會的至上境界。此外，席勒及其創作由於其內在的複雜性而使得後來者的評價眾說紛紜，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亞化”的對立，就是一個最具典型性的話語謎團。這一問題一方面涉及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學經驗與文學立場，一方面涉及到席勒的詩學立場和詩性政治實踐形式，此外也涉及到席勒及其作品的闡釋歷史和偶像化、神聖化歷程。席勒的詩學立場也是其詩性政治的組成部分，而革命導師們的批駁則有其現實的原因。本文力圖抽絲剝繭，盡可能還原當時歷史的風貌，以揭示這一話語謎團的內在糾結之處。從當下的角度來看，席勒的詩性政治在很多方面已經不乏保守之處，其廣廷性也不足以覆蓋當下的複雜現實。但保守與過時絕非同義，有限也並非意味著狹隘，席勒的詩性政治秉承了某些具有普適性的價值追求，在當下仍然有其適應性和有效性。尤其表現在對個體自由的堅持和對道德的追求方面，而這兩個問題也與現代——後現代問題息息相關。所謂“現代——後現代”問題，本身就是和“中世紀——現代”轉向問題緊密相連的。它們隸屬於同一個問題域，即“人的完善”與“社會的完善”問題。作為中世紀——現代轉軌時期的巨人，席勒的創作與闡釋對“現代——後現代”問題，有著確定無疑的啟示與借鑒作用。席勒的詩性政治立場雖然誕生於數百年前，但他所采用的方案和選擇的路徑卻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有效性。人類有文字的歷史不過數千年，所遭遇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在相當程度上都是有限的，席勒所引導的方向不僅在當下，而且將在未來持續性地發揮效力。（張秀予，2010，席勒創作及其詩性政治思想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原載：眾賞文庫) （編註：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 Added by Margaret Hsing at 7:08pm on September 12, 2021

Comment on: Photo '故事人心靈素質（6）福柯 + 德里達': 藝術與政治、藝術哲學（美學）與政治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它既是藝術行動、美學行動、政治行動之間互動的結果，也是藝術話語、美學話語、政治話語之間互動的結果。詩性政治普遍地存在於人類的話語系統之中，是人類的一種存在方式，或者說人類就是以政治性實踐中的藝術性想像和藝術性想像中的政治性實踐而生存的。其特征為政治上的想像性和藝術、藝術哲學上的公共性。其表現則是以藝術、美學批判的方式幹涉、影響現實政治；以藝術想像、美學思辨的方式營造、構建理想政治。　　而席勒的詩性政治至少在文學和美學這兩條路徑上得到展開：在文學上，他以戲劇創作的方式表達其政治理想，從個人政治、國家觀念到民族建構，幾乎所有重大的政治問題都有涉獵，不一而足。在美學上，他極度關注人的自由、進步，提出以審美教育的方式，來將人導引至更加完美的境界。而反過來，他的文學實踐和美學探索又構成了其詩性政治的本體。在其話語實踐之中，古希臘精神、希伯來傳統、神聖羅馬帝國的意識形態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了重要的話語資源。同時，席勒所接觸到的所有現實問題如個人自由的獲取、市民階級的權利主張、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構，也都成為其詩性政治內在的現實基礎。於是，席勒的文學與美學和他的詩性政治理念結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席勒充分發揮了文學的顛覆功能，運用其浪漫想像使之成為現實秩序的挑戰者和美好未來的勾勒者；同時又充分發揮了美學的建構作用，試圖以審美教育為路徑達到通往完美的人和完美的社會的至上境界。此外，席勒及其創作由於其內在的複雜性而使得後來者的評價眾說紛紜，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亞化”的對立，就是一個最具典型性的話語謎團。這一問題一方面涉及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學經驗與文學立場，一方面涉及到席勒的詩學立場和詩性政治實踐形式，此外也涉及到席勒及其作品的闡釋歷史和偶像化、神聖化歷程。席勒的詩學立場也是其詩性政治的組成部分，而革命導師們的批駁則有其現實的原因。本文力圖抽絲剝繭，盡可能還原當時歷史的風貌，以揭示這一話語謎團的內在糾結之處。從當下的角度來看，席勒的詩性政治在很多方面已經不乏保守之處，其廣廷性也不足以覆蓋當下的複雜現實。但保守與過時絕非同義，有限也並非意味著狹隘，席勒的詩性政治秉承了某些具有普適性的價值追求，在當下仍然有其適應性和有效性。尤其表現在對個體自由的堅持和對道德的追求方面，而這兩個問題也與現代——後現代問題息息相關。所謂“現代——後現代”問題，本身就是和“中世紀——現代”轉向問題緊密相連的。它們隸屬於同一個問題域，即“人的完善”與“社會的完善”問題。作為中世紀——現代轉軌時期的巨人，席勒的創作與闡釋對“現代——後現代”問題，有著確定無疑的啟示與借鑒作用。席勒的詩性政治立場雖然誕生於數百年前，但他所采用的方案和選擇的路徑卻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有效性。人類有文字的歷史不過數千年，所遭遇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在相當程度上都是有限的，席勒所引導的方向不僅在當下，而且將在未來持續性地發揮效力。（張秀予，2010，席勒創作及其詩性政治思想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原載：眾賞文庫) （編註：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 Added by Host Workshop at 6:55pm on September 12, 2021

Comment on: Photo '埃及古詩：亡靈書': 備期、爆發期、沈澱期，以及重要思考成果：個體存在的二元等級、人類存在的雙重面向。現代性“導源於一種敏感的時間意識”［1］。因此，“時間性”是我們理解席勒文化現代性思想的一把鑰匙。席勒於1794年創辦審美刊物《時序女神》。古希臘神祇眾多，用“時序女神”為雜誌命名，寓意耐人尋味。一方面，“時序女神”在席勒的語境中與美和藝術相關；另一方面，時序女神的時間性象征也暗示了他的意圖。在新舊時代交替的十八世紀，“時間”、“古代”、“現代”的確成為任何思想家都繞不開的問題。席勒試圖借助這樣一份雜誌集結民族一流的思想家，厘清與時間有關的諸多問題。他對時間問題的哲學思考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準備期、爆發期和沈澱期。大致有兩個問題長期盤桓在他頭腦中，引發其深入的哲學思考：問題一，如何理解個體的人精神與肉體的關係，即作為個體的人如何處理短暫與永恒的關係。問題二，如何理解人類歷史進步與倒退的關係，即如何看待古代與現代的關係。一、準備期：1781—1792年自1781年至1792年是席勒對時間問題哲學思考的準備期。早在22歲時，席勒就曾談到時間，詩歌《來自地獄的一群》傳達出他對“短暫浮生”和“永恒”的思考。他設定了“永恒”和“短暫”之間的等級，“永恒”擺在最高位置，而人類活動則居於次要位置。這首詩為席勒之後的時間哲思奠定了“基調”和“底色”，他享年不高的一生中對時間的理解都要經過這個“基調”和“底色”的折光。在準備期，席勒從歷史、戲劇、哲學等多個寬廣的領域汲取資源，因此形成了三個重要轉向。（一）歷史轉向這一時期，席勒將主要精力放在戲劇創作和歷史研究上。《強盜》《斐耶斯科的謀叛》《陰謀與愛情》及《唐·卡洛斯》四部戲劇均產生於該階段。他在戲劇創作的同時選擇了歷史寫作，並創造了一種兼顧學理性和文學性的有血有肉的歷史寫作方法，薩弗蘭斯基稱之為“作為文學的類型的歷史”［2］241。歷史研究為席勒的戲劇創作助力。在寫作《尼德蘭獨立史》的1787—1788年間，他完成了以之為背景的劇本《唐·卡洛斯》。1790—1792年，他在耶拿大學講授歷史期間收集、整理並完成《三十年戰爭史》，這段歷史後來成為劇本《華倫斯坦》的重要素材。（二）古希臘轉向在準備期，席勒寫了一些有份量的美學筆記、古希臘戲劇譯本和詩歌，形成了古希臘文化的轉向。有觀點認為，席勒中年時期創作的《希臘的群神》和《藝術家》應“標誌著席勒思想發展上的轉折點”［3］。《希臘的群神》和《一封丹麥旅行者的信：曼海姆古代藝術品陳列室》“共同標誌著席勒向古希臘羅馬文化所代表的古典主義思想的轉變”［4］。對於席勒來說，1791年之前的歷史研究及授課活動，使他頭腦中本就存在的線性時間觀念得到進一步強化。他認為的確存在一種普遍進步的歷史，人類文明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高貴的野蠻人”（簡單的人）因其素樸而高貴，但那是因為他們還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按照動物本能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地行動。古希臘是人類從蒙昧走向文明的標誌，在那之後，中世紀基督教的“一神論”和現代化進程以來的“唯理論”雖然依次遮蔽了奧林匹斯山上的自然神祇，但這是人類在線性時間長河中發展的必經過程。人類歷史必將不斷推進，思想家要做的工作就是在歷史線性時間的序列中發現共時的、永恒的規律並昭示世人及後代。正如席勒所說：“一種高尚的渴望必定會在我們心中燃燒，追求真理、倫常和自由的豐富遺贈。我們從前輩那裏獲得這種遺贈，必須讓它豐富地增加，再將它重新傳給後世，並從我們的財富中為此貢獻一部分，把我們那不斷流逝的此在，固定在這條永不消失、穿越所有人類蜿蜒而行的鎖鏈上。”［2］283－284 （下續）…; Added by moooi at 9:22am on November 16, 2021

Blog Post: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伯特·席勒《特朗普敘事經濟學》（上）

後疫情時代下的敘事如何影響經濟活動，甚至最終影響地緣政治力量的平衡？

延續閱讀：…

Added by Marketing Link at 3:44pm on September 14, 2020

Comment on: Photo '埃及古詩：亡靈書': 將康德建立在傳統形而上學基礎上的主觀論哲學與藝術史料結合在一起，並發展出一套獨具特色的美學、藝術理論。席勒在康德的啟發下，找到了精神存在的可能性，也破解了個體的人、整體的人在時間的線性序列中如何用“永恒”對抗“短暫浮生”的奧秘。康德所提出的“自然受制於知性法則”的觀點，使當時疾病纏身的席勒豁然開朗，這意味著即使倡導物質第一性的唯物論也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產品。“精神”和“物質”分別牢牢占據了“永恒”和“短暫”之間的等級。席勒由此推演出“狀態”與“人格”、“物質內驅力”與“形式內驅力”等二元對立的美學範疇，並在現實生活中體會出如何用精神去戰勝身體這個“刺客”。在厘清了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之後，席勒又發現了康德沒有做的工作，他認為康德僅停留在藝術接受者上，還未發展出客觀美的概念。在1793年的《論美書簡》中，席勒為美找到了客觀依據，“美的根據到處都是現象中的自由”。較之於康德對美無利害而生愉快的主觀論定義，席勒向前推進了一步，他指出美在於客觀性與主觀性的完美結合，但也同時強調自然的美也並不僅僅因為自然本身符合美的原則，而在於其中蘊含的人類自由的投射。這種觀點後來被黑格爾發展為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關於席勒對康德思想的繼承，學界還有一種較新的觀點。這種觀點指出了二者在時間問題上的思想的淵源。無論在《人的美學教育書簡》還是在《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中，“時間”字眼高頻率地出現，顯示出置身新舊交替時代的席勒對於時間、包括與之相關的文化現代性問題的密切關注。總的來說，1781—1792年是席勒時間思考的能量累積階段。在這一時期，古希臘文化、尼德蘭革命史、三十年戰爭史及康德哲學漸次走入他的視野，構築起其時間思考的寬廣地平線，為1793—1797年的爆發期做了大量材料及思想上的準備。二、爆發期：1793—1797年自1793至1797年是席勒對時間進行哲學思考的爆發期。這一時期，他延續了年輕時所持的關於“永恒”和“短暫浮生”的等級的觀念，但已更為成熟。其代表性美學論文《人類美學教育書簡》《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均發表於這一時期。同時，席勒還接續起一度中斷了七年的詩歌創作，《理想和生活》《播種者》《不死》和《孔夫子的箴言》均創作於1795年。可以說，經過十餘年的能量累積，席勒對時間問題的見解集中爆發出來。他的思考緊密圍繞兩個問題展開：一是如何理解個體精神與肉體的關係。二是如何理解人類歷史進步與倒退的關係。（一）個體存在的二元等級並不是徹底的無神論者。他意識到，人無論作為“個體存在”還是“類的存在”都應具有文化屬性，因此畢生都在尋找精神與物質之間的聯結點。在沙夫茨伯里和柏格森的啟發下，他始終堅信人性本善，早在卡爾學校時期就已初步嘗試將“愛”作為物質與精神的聯結點。在時間思考的爆發期，他更是將世界看作造物主“愛”的流溢，個體生命的持存是因為有“愛”，個體生命的消逝亦不影響“愛”的能量守恒，個體死亡後，能量將在類的存在中繼續流轉。 1791年的瀕死體驗再度激發了席勒對“死亡”的哲學思考，在1795年的哲理詩《不死》中，他寫道：“你對死感到害怕？你想要永生不死？／去活在整體中！你去世，它還永存。”詩中延續了他在卡爾學校時代對個體持存的看法。盡管人有“必死性”，但個體生命將進入到人類生命的大循環，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就達致了精神層面的不朽。這正是循環時間觀對線性時間觀的勝利。（下續）…; Added by moooi at 3:16pm on November 5, 2021

Blog Post: 漢寶德《風情與文物》歌德與席勒

主人發現我對歌德有興趣，就提議到受歌德影響最大的威瑪去。威瑪，是我早知名的城市，但我知道的只是希特勒德國以前的威瑪共和，以及我的本行。在二十世紀初，現代建築大師葛羅培在這裏設立了第一座包浩斯建築學院，為世界的設計界開創了新頁。歌德與威瑪的關係我卻一無所知。 …

Added by Almaty 蘋果 at 10:42pm on February 17, 2019

Comment on: Photo '埃及古詩：亡靈書': 你總是恪遵古法，／永遠年輕，你的美不斷變化！／孩提時代、青年時代對你的信任，／你都替成人保持在可靠的手裏，／不同的年齡，都受到你同樣的哺育；／在同樣的碧空下，同樣的綠野上，／遠遠近近的世代的人們都聯袂同遊，／荷馬的太陽，也對著我們微笑。”在上述詩作中，高頻率地出現了太陽、大地、河流、綠野、樹木、花朵、落葉、新芽等自然意象，它們身上體現出的循環時間讓席勒豁然開朗。個體生命不僅存在、死亡，更會新生。不同於片面支持線性時間觀的人，席勒在自然物中找到了共鳴。造物主在人和其他物種身上都安裝了這種時間機製，“冥河”將與“大地”共同發揮力量。個體真實經歷的時間可以部分擺脫線性時間的束縛，葬禮上的喪鐘雖然能夠宣告塵世時間的死亡，但在自然中，“普遍的時間是由動物和植物的一代又一代的種系繁衍、由歡樂上生出歡樂來計數的”。人在生物性的持存中衍生出的偉大精神力量將與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交相應和。在席勒看來，生存與死亡、虛幻與實在不斷相互轉化，生命由此成為一個永不停滯的超級循環。因此，“死亡”就從一種純粹的生理現象，上升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也許當時的席勒還沒有意識到，當他用從自然物中體悟到的、浸潤了人類情感的“循環時間”對抗冰冷無情的“線性時間”時，他亦是用自然的“有機周期”去對抗現代性的“機械周期”，這正是文化現代性思想在更深層次上對社會現代性的有力反撥。（二）人類存在的雙重面向席勒對於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思考集中於《人類美學教育書簡》和《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兩篇美學論文中，兩篇論文既各自獨立又彼此聯結。它們重新描繪、預設了時間序列中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席勒將德國當時存在的“自然史觀”（以赫爾德為代表）和“理性史觀”（以康德為代表）有機結合起來，並在觀念中尋找材料背後隱藏的必然規律。在《尼德蘭獨立史》和《三十年戰爭史》中：他看到了暴力革命在打破原有秩序、重建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革命者因（從領導者到基層民眾）自身不具備完善人格走向恐怖行徑的原因；看到了政治集權與普遍自由的深刻矛盾。這些歷史哲學觀念與席勒後來對法國大革命的思考糅在一起，成為對人類歷史發展階段劃分的重要精神資源。盡管席勒具有“反啟蒙運動”的思想特質，但他沒有像盧梭那樣呼籲人類回到孤獨的原始狀態。他意識到人類的腳步無法停滯亦無法線性後退。他在頭腦中預設了一個人類歷史進程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中，文化不僅貫穿始終而且是未來人類達致歷史最高點的決定性力量。席勒的歷史分期方法不是針對具體歷史的，而是一種抽象的歷史模式。這體現出“史學分期”和“歷史哲學分期”的差異。總的來說，席勒采用歷史哲學分期的方法，將人類發展劃分成自然狀態、審美狀態、道德狀態三個階段，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進步論的底色。他的歷史進步模式建構並非橫空出世，而是受到前人的影響，但在分期上也體現出個性化色彩。他關注的焦點是自然與自由的關係，即怎樣通過自由復歸到更高層面的自然。早在卡爾學校時期的博士論文中，席勒就預設了人類文化的驅動力及發展。作為醫學院的學生，他清楚地知曉到人具有動物性。在最初階段，人和動物一樣被進食、休息、繁殖等自然本能緊緊束縛。當本能得不到滿足時，人就會同他物產生激烈衝突，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大行其道。但是，席勒同時也在初民身上看到了偉大，他們在歷史的某個決定性時刻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從這一步開始，人在“內在和積極的自然的衝動”的引導下積極思考如何更好地滿足自然需求，並開始嘗試製造工具，強化自身滿足需要的能力。（下續）…; Added by moooi at 9:48pm on October 30, 2021

Comment on: Photo '埃及古詩：亡靈書': 期」去對抗現代性的「機械周期」，這正是文化現代性思想在更深層次上對社會現代性的有力反撥。（二）人類存在的雙重面向席勒對於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思考集中於《人類美學教育書簡》和《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兩篇美學論文中，兩篇論文既各自獨立又彼此聯結。它們重新描繪、預設了時間序列中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席勒將德國當時存在的「自然史觀」（以赫爾德為代表）和「理性史觀」（以康德為代表）有機結合起來，並在觀念中尋找材料背後隱藏的必然規律。在《尼德蘭獨立史》和《三十年戰爭史》中：他看到了暴力革命在打破原有秩序、重建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革命者因（從領導者到基層民眾）自身不具備完善人格走向恐怖行徑的原因；看到了政治集權與普遍自由的深刻矛盾。這些歷史哲學觀念與席勒後來對法國大革命的思考糅在一起，成為對人類歷史發展階段劃分的重要精神資源。盡管席勒具有「反啟蒙運動」的思想特質，但他沒有像盧梭那樣呼籲人類回到孤獨的原始狀態。他意識到人類的腳步無法停滯亦無法線性後退。他在頭腦中預設了一個人類歷史進程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中，文化不僅貫穿始終而且是未來人類達致歷史最高點的決定性力量。席勒的歷史分期方法不是針對具體歷史的，而是一種抽象的歷史模式。這體現出「史學分期」和「歷史哲學分期」的差異。總的來說，席勒采用歷史哲學分期的方法，將人類發展劃分成自然狀態、審美狀態、道德狀態三個階段，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進步論的底色。他的歷史進步模式建構並非橫空出世，而是受到前人的影響，但在分期上也體現出個性化色彩。他關註的焦點是自然與自由的關系，即怎樣通過自由復歸到更高層面的自然。席勒的歷史分期方法不是針對具體歷史的，而是一種抽象的歷史模式。這體現出「史學分期」和「歷史哲學分期」的差異。總的來說，席勒采用歷史哲學分期的方法，將人類發展劃分成自然狀態、審美狀態、道德狀態三個階段，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進步論的底色。他的歷史進步模式建構並非橫空出世，而是受到前人的影響，但在分期上也體現出個性化色彩。他關註的焦點是自然與自由的關系，即怎樣通過自由復歸到更高層面的自然。早在卡爾學校時期的博士論文中，席勒就預設了人類文化的驅動力及發展。作為醫學院的學生，他清楚地知曉到人具有動物性。在最初階段，人和動物一樣被進食、休息、繁殖等自然本能緊緊束縛。當本能得不到滿足時，人就會同他物產生激烈衝突，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大行其道。但是，席勒同時也在初民身上看到了偉大，他們在歷史的某個決定性時刻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從這一步開始，人在「內在和積極的自然的衝動」的引導下積極思考如何更好地滿足自然需求，並開始嘗試製造工具，強化自身滿足需要的能力。當剩餘物質生產資料出現時，私有制又促生了新的矛盾。人群和人群衝突不斷，他們使用尚未提純的金屬工具彼此爭鬥。爭鬥中總要有某些人憑借過人的體魄或智慧成為領袖，於是產生了「冒險家、英雄和暴君」。但人類作為有理性的動物，並不滿足於彼此爭鬥。他要想辦法解決矛盾，於是產生了「國家」、「公民責任」、「律法」、「藝術」等文化事物。從席勒的表述可以看出，青年時代的他雖然對引導人類從蒙昧走向文化，從文化走向自由的根本性力量還沒有清晰的思考，但已確信人類具有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趨勢。此後的十五年間，席勒接受了古希臘文化、歷史書寫、康德哲學及現實領域現代化進程的多重洗禮，他接續起卡爾時代對人類歷史預設的思考。已處於成熟期的他，文字中少了感性的激情，多了理性的明晰。「起初，大自然對待人並不比對待它的其餘作品要好多少：在人的自主智力還無法獨立行事時，它就代行其事。但人正因此而成為人，不至停留在緊靠大自然的力量所造成的狀態，而有能力借助理性從大自然預定的道路上退回，將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變成為一件自由選擇的事情，將身體上的必要性提升為精神上的必要性。」這裏，席勒將人類的歷史原點定義為「惡」，人由於惡的本性導致爭鬥不止，因此就發展出一種「善」的需要。（盛百卉《席勒的多重時間信仰：哲學家的時間觀》2015，2015年7月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42卷第4期，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北京102249）(下續)…; Added by moooi at 6:41pm on October 22, 2021

Comment on: Photo '故事人心靈素質（6）福柯 + 德里達': 席勒向前推進了一步，他指出美在於客觀性與主觀性的完美結合，但也同時強調自然的美也並不僅僅因為自然本身符合美的原則，而在於其中蘊含的人類自由的投射。這種觀點後來被黑格爾發展為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關於席勒對康德思想的繼承，學界還有一種較新的觀點。這種觀點指出了二者在時間問題上的思想的淵源。無論在《人的美學教育書簡》還是在《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中，“時間”字眼高頻率地出現，顯示出置身新舊交替時代的席勒對於時間、包括與之相關的文化現代性問題的密切關注。總的來說，1781—1792年是席勒時間思考的能量累積階段。在這一時期，古希臘文化、尼德蘭革命史、三十年戰爭史及康德哲學漸次走入他的視野，構築起其時間思考的寬廣地平線，為1793—1797年的爆發期做了大量材料及思想上的準備。二、爆發期：1793—1797年自1793至1797年是席勒對時間進行哲學思考的爆發期。這一時期，他延續了年輕時所持的關於“永恒”和“短暫浮生”的等級的觀念，但已更為成熟。其代表性美學論文《人類美學教育書簡》《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均發表於這一時期。同時，席勒還接續起一度中斷了七年的詩歌創作，《理想和生活》《播種者》《不死》和《孔夫子的箴言》均創作於1795年。可以說，經過十餘年的能量累積，席勒對時間問題的見解集中爆發出來。他的思考緊密圍繞兩個問題展開：一是如何理解個體精神與肉體的關係。二是如何理解人類歷史進步與倒退的關係。（一）個體存在的二元等級並不是徹底的無神論者。他意識到，人無論作為“個體存在”還是“類的存在”都應具有文化屬性，因此畢生都在尋找精神與物質之間的聯結點。在沙夫茨伯里和柏格森的啟發下，他始終堅信人性本善，早在卡爾學校時期就已初步嘗試將“愛”作為物質與精神的聯結點。在時間思考的爆發期，他更是將世界看作造物主“愛”的流溢，個體生命的持存是因為有“愛”，個體生命的消逝亦不影響“愛”的能量守恒，個體死亡後，能量將在類的存在中繼續流轉。 1791年的瀕死體驗再度激發了席勒對“死亡”的哲學思考，在1795年的哲理詩《不死》中，他寫道：“你對死感到害怕？你想要永生不死？／去活在整體中！你去世，它還永存。”詩中延續了他在卡爾學校時代對個體持存的看法。盡管人有“必死性”，但個體生命將進入到人類生命的大循環，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就達致了精神層面的不朽。這正是循環時間觀對線性時間觀的勝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席勒頭腦中的循環時間觀使他對自然界的周期性運動感到親切。當現代化的進程與自然節奏漸行漸遠時，他卻敏感地發現了前現代社會文化節奏與自然節奏的親和性。譬如：“沈默的自然找到言辭，／回報我以熱愛的親吻，／了解我內心的意思；／那時，由我生命的反響，／無靈魂者也有了感情，／我聽到銀泉淙淙的歌唱，／樹木、薔薇也栩栩如生。”［7］77“可是，虔敬的自然，你總是恪遵古法，／永遠年輕，你的美不斷變化！／孩提時代、青年時代對你的信任，／你都替成人保持在可靠的手裏，／不同的年齡，都受到你同樣的哺育；／在同樣的碧空下，同樣的綠野上，／遠遠近近的世代的人們都聯袂同遊，／荷馬的太陽，也對著我們微笑。”［7］85在上述詩作中，高頻率地出現了太陽、大地、河流、綠野、樹木、花朵、落葉、新芽等自然意象，它們身上體現出的循環時間讓席勒豁然開朗。個體生命不僅存在、死亡，更會新生。不同於片面支持線性時間觀的人，席勒在自然物中找到了共鳴。造物主在人和其他物種身上都安裝了這種時間機製，“冥河”將與“大地”共同發揮力量。個體真實經歷的時間可以部分擺脫線性時間的束縛，葬禮上的喪鐘雖然能夠宣告塵世時間的死亡，但在自然中，“普遍的時間是由動物和植物的一代又一代的種系繁衍、由歡樂上生出歡樂來計數的”［7］。人在生物性的持存中衍生出的偉大精神力量將與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交相應和。在席勒看來，生存與死亡、虛幻與實在不斷相互轉化，生命由此成為一個永不停滯的超級循環。因此，“死亡”就從一種純粹的生理現象，上升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也許當時的席勒還沒有意識到，當他用從自然物中體悟到的、浸潤了人類情感的“循環時間”對抗冰冷無情的“線性時間”時，他亦是用自然的“有機周期”去對抗現代性的“機械周期”，這正是文化現代性思想在更深層次上對社會現代性的有力反撥。（下續）…; Added by Host Workshop at 8:36pm on December 6,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