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面向2：未來的教與學，會有哪些改變？

想清楚第一件事之後，就比較有機會正面看待AI，也較能進入第二個思考面向：能不能將ChatGPT視為好機會，用來幫助我們探索未來的教學跟學習，會是什麼樣態？

高為元回想，在1970、80年代時，小型計算機剛出來，那時眾人很擔心，怕孩子從此不會加減乘除了，當時還引發一番論戰，到了現在，大家也還是會加減乘除；又例如，剛有維基百科時，也有人擔心那些資訊會誤導大眾，但如今維基的認證檢核機制完整，可信度提升，已被廣泛使用。

新的科技，會變成新的工具，帶來新的學習模式，只是這個歷程需要時間。高為元說，未來會如何，他也沒有標準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老師的教學只是要學生死背知識、在考試時再吐出來，那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AI比人類還會背、回答得比人類還快。」

他分享，自己這陣子也常用ChatGPT，確實有助於資料的蒐集與彙整，他很鼓勵大家帶著開放的心態，找出讓AI「為我所用」的那條路。

思考面向3：當AI成為新常態，世界會是什麼模樣？

第三個大哉問是，有了AI之後，未來的世界會變成怎麼樣呢？

身為大學校長，高為元常被問到「未來世界的樣貌為何？」、「未來教育要怎麼辦？」、「未來人才有哪些特質？」等問題。

他的答案是：未來還沒有成形。

「可能有人認為，未來是某一個樣子，我得要怎麼準備，才能在未來有薪水可領，但不是這樣的，未來還沒有成形，我們每個人、每一天，做的每一個決定、每一個選擇，累積下來，就是我們的未來。」

也就是說，答案在我們自己身上，我們生而為人的主體性、主動性，是很重要的。

更跨領域的課程，擴大對學習的想像

未來的教與學會是什麼樣態，沒有標準答案，但有些大方向能依循，「跨領域」便是其一。

跨領域的多元學習，原本就是清大的特色，高為元去年上任後，就提出「要更跨」的主張，希望將目前約25%畢業生具備跨領域雙專長的比率，逐步提升至80%跨領域多元化學習。

為此，清大在這學期推出「X-Class」計畫，X在數學裡常代表未知數，也有跨越之義，這個計畫能讓學生「衝堂選課」，只要其中一門課提供完善的非同步線上教學，學生即可不受時空限制，修習同時段的兩門課程，如同《哈利波特》中的妙麗在校長鄧不利多的幫助下，取得時光器來達成同時修兩堂課的願望。

高為元分享，這個計畫是為了回應學生的實際需求，有愈來愈多清大學生修讀雙專長、雙主修及跨領域學分學程，想修的兩門課若落在同一時段，就會因衝堂而被擋修，打亂修課的規畫。

而在疫情之後，清大愈來愈多的課程提供錄影、助教等完善的線上資源，學生不一定要出席實體課程，也能完整學習。

養成多元能力，學習不一定要在課堂上

除了選課，學分採計及成績計算的框架也都鬆綁，大原則是要鼓勵學生自主的、彈性的學習。

有意思的是，X-Class的構想是由清大核工所碩一生陳聿邦提出，他分享，自己之前讀原科院學士班時，就曾碰到衝堂的困擾，大三時需要在本系選修課與輔系必修課中擇一堂先修、另一堂留至大四再選，很令人苦惱。

後來，陳聿邦在課堂上聽到老師分享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允許學生修習同時段兩門課的制度，學生只需提出申請、並和老師討論修課計畫即可；他進一步搜尋資料發現，美國哈佛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校也有衝堂選課的機制，便和學生議會討論後，與教務處共同提案。

高為元強調，學習不應侷限於坐在教室上課、考試、交作業，根據研究，課內學習大約僅占總體學習的15%，另外85%來自研究、實習、社團、打工、體育活動等。

「比如說，有學生準備了好幾個月，參加超級電腦大賽，得到全球冠軍；或是打造機器人、電動賽車、無人賽車等等，這算不算學習呢？我想，答案是十分清楚的。」

而且，有將近一半的職業可能會在未來20年消失，學一項技能用一輩子的時代，已不復存在，「我們必須擴大對學習的想像，更著重培養學生分析、整合、溝通、領導的能力。」

清大賽車工廠團隊即將赴歐洲參加學生方程式賽車。此團隊是全台首支研發無人車的學生車隊，今年計畫在參賽的電動車上加裝無人車系統，讓賽車在無人駕駛的情況下，也能自行演算最佳路徑並抵達終點。坐在賽車中的是高為元。

「明燈」計畫，幫助學生找到想走的路

面對未知的未來，很多人在選擇方向時，會有點茫然，對此，高為元認為，選擇「有興趣的路」走，這是永遠不會錯的，他上任後，也不斷思考該如何協助學生自我探索。

前陣子，在既有的雙軌導師及業師之外，清大再推出「明燈」計畫，由熱心校友、退休教師等擔任「引路人」，當學生面對職涯發展、自我成長等疑惑時，就可以「尋路人」身份上平台申請，並連結一位引路人，來陪伴與指引方向。

尋路人在申請時，要填寫自己關心的幾項主要議題，如選課、轉系、跨領域雙專長、申請研究所、交換、實習、海外留學、考證照、就業、創業、自我成長等，透過平台系統找到最適合的引路人。

「mentor如果翻譯成導師，好像上對下的長輩，但更貼切地說，其實就是在工作、學習、人生規畫等某件事情上有經驗的人；比方說，生過小孩的人可以給新手爸媽一些幫助及經驗談，這是看書及上網查詢難以取代的。」高為元說，把mentor翻成「明燈」，除意涵相符，讀音也相近。(下續)

（續上）很多人聽到AI的直覺反應，是害怕、恐懼，擔心AI會搶走我們的工作，甚至會凌駕於人類之上。對此，李開復說，AI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技之一，從好的方面來說，AI能讓醫療更精準，也有助於加速新藥與疫苗的開發，未來人類將愈來愈長壽、愈來愈健康。

又例如，AI能解決教育僵化的困境，為孩子提供客製化的適性教育，未來AI可以偵測到孩子的不足之處，給予適合的教育。

未來會有AI玩伴、AI教師，但「真人間的互動」仍不可取代

李開復預期，20年後的孩子，可能都會有「AI夥伴」，「孩子原本就會在主觀上把身邊的玩具、寵物等擬人化，甚至會跟假想朋友溝通交流，這是AI夥伴誕生的絕佳機會，AI夥伴會是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是孩子的老師。」在新書中，李開復也寫了相關的故事。

比方說，AI夥伴可能會在互動的過程中，發現孩子沒有搞懂某個知識點，就用很有趣的方法，例如說故事、玩遊戲等等，來巧妙的教孩子；由於這是AI夥伴透過深度學習累積出的、針對這位孩子的最佳教學方案，所以能有效提高孩子學會的機率。

AI技術也有可能讓孩子的學習更身臨其境，學歷史時直接跟拿破崙對話、學科學時由愛因斯坦來教，AI可以逼真扮演，用有趣、有效的方法，讓孩子更快學會基礎知識。

屆時，大人要扮演的角色，就是陪著孩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孩子培養非知識性的軟實力，教一些「只有人類能教人類的事情」。李開復認為，在2041年，人類教師與AI夥伴靈活協作的新型教育模式，能大幅度拓展教育的深度跟廣度。

意識到AI帶來的改變，珍視並發揮人類獨有價值

當然AI也會有負面影響，例如，大家最擔心的就是許多人類工作會被AI取代。李開復強調，AI取代的是「重複性的工作」，換個角度來看，人類未來不用做重複的工作，只要做自己愛做、對社會有價值的工作；而且AI會創造更大的產值，未來人類世界或許會更豐饒，人們或許不再需要為了生存而工作。

他之所以寫這本書，也是希望更多人意識到AI時代的來臨。年輕人，可以好好做規劃，找到不容易被取代、自己又喜歡的工作；已經進入職場的人，則要意識到有些工作未來可能會有危險，但也有些工作能得利於AI，想辦法放大自己的價值；至於父母，則要調整教育教養觀念，跟孩子一起認識AI，同時也培養孩子的軟實力。

AI其實就是一種工具，我們得認識它、運用它，「就像記者沒有word，就不能工作，會計沒有excel，也不能工作，以後我們是『沒有AI，就不能工作』，得與時俱進。」

李開復鼓勵大家，多擁抱新科技。比方說，近期因為疫情，很多人得在家工作、遠距學習，很多人也都學會了、適應了，這其實就是對人類能力的一種認可；也很多人因為疫情開始聽說mRNA、核酸檢測等，關注AI在醫療領域的應用等等，都是好的開始。

「我們要相信，AI能把我們從庸庸碌碌、日常重複中解放出來，得以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也能讓孩子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潛力，我們得引導孩子追隨本心，做最好的自己。」

2

你為什麼怕AI？清大校長高為元：
想清楚這３件事，擴大「對學習的想像」，迎接AI新常態

文/ 黃啟菱(未來Family記者)

很多人對AI有恐懼感，擔心自己被取代，更怕孩子沒工作，清大校長高為元認為，這份焦慮源自於對AI不瞭解，其實，倘若願意去理解和學習，就能讓AI「為我所用」，他很建議大家用更開放、正向的態度來面對AI新常態。

時間倒回二月中，當時，多數大學都還在放寒假時，清華大學便召開校內會議、成立專案小組，討論AI對大學的學術和教學能有哪些輔助，又會帶來什麼影響、因應之道為何。

這是ChatGPT橫空出世後，台灣第一個對此事有具體回應的大學，其後，教育部才邀集專家學者，探討AI相關議題。

「AI就是來了，我會比較傾向去鼓勵大家，把它視為『機會』，而不是『挑戰』，用正向的、開放的心態去面對，」清華大學校長高為元在接受《未來Family》專訪時說，未來的教與學，都會有新樣貌，我們每個人都要擴大對學習的想像。

在討論AI議題時，高為元認為，得先把最本質的事情想清楚，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思考點是「我們為什麼要怕AI？」

思考面向1：我們為什麼要怕AI？

AI之所以引發集體焦慮，因素很多，「最主要是我們面對新的、還不大瞭解的事物時，就容易去『幻想』，愈想愈極端，尤其，這件事在技術上是比較不好懂的，又有許多不同的資訊來源，就更讓人不安。」

而且，這類顛覆性的科技發展，會讓每一個人都得跳出熟悉的舒適圈，當然令人害怕，但高為元認為，與其擔心，不如先把最源頭的「為什麼」想清楚，然後找出自己能做的部分，例如試著去認識、理解AI，試著去想像跳出舒適圈的可能性。

心的安定，至為關鍵，「如果你認為AI可以控制你，那你就被控制了；如果你認為AI可以代替你，那你就已經認輸了。」高為元強調，去學習、去瞭解，才是最佳解。(下續)

AI 世代的教與學

《AI時代已到來》

李開復：父母得教會孩子這２件事，
讓孩子不被AI取代，不能被動旁觀

文/ 黃啟菱(未來Family記者)

AI趨勢專家李開復強調，AI時代來了，我們不能被動旁觀，而要理解AI、善用AI，尤其是父母們，得培養孩子不被AI取代，適應人類與AI共存的新社會。

AI帶來的改變是鋪天蓋地的，沒有人是局外人。究竟什麼是AI無法取代的能力呢？

李開復在接受《未來Family》採訪時指出，第一個AI無法取代的能力，是創造力，「AI並沒有真正的原創能力，也沒有辦法去構思或做戰略性規劃的能力；雖然AI很擅長執行特定任務、不斷進行優化，但它無法選擇自己的目標，也不會跨領域構思，更無法進行創造性的思考。」

第二，則是同理心。AI沒辦法「感同身受」，也無法跟人類有真正的情感互動，即便AI能「偽裝」，能透過深度學習優化聊天內容，和人類相談甚歡，「但人類很難打從骨子裡的信任機器，」李開復直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是AI無法取代的。

創造力與同理心，是迎接AI時代最重要的軟實力

因此，李開復認為，父母們得費心培養孩子的創造力，多呵護孩子的好奇心，還要鼓勵孩子做批判性思考。

也得教導孩子提高EQ，讓孩子富有同理心、善於溝通、懂得關懷，進而被人信任、被人尊重，有團隊精神、能與他人合作。他強調，這些「非知識性的軟實力」，得以讓孩子好好適應AI時代。

李開復曾任職於蘋果、微軟、Google等頂尖科技公司，之後創辦了技術型的風險投資機構創新工場，是全球人工智慧的權威，擔任好幾個國家的AI顧問，他曾在2018年出版《AI新世界》一書，主張在數位時代激增的大量數據將會推進AI的發展，如今回頭看，他在書中的描述大多已成真。

日前，李開復又推出新作《AI 2041》，描述20年後的世界，為了更生動描繪未來人類社會的生活樣態，李開復邀請多次獲得中國科幻小說銀河獎、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的中國作家陳楸帆加入創作，用小說筆法呈現了十個在2041年發生的故事。陳楸帆曾是李開復在Google的同事，他離開科技業後便投身小說創作。

AI改變製造、金融、零售、運輸、醫療…沒有人是局外人

前七篇故事，描繪了七種大量運用AI的行業，包括精準醫療及疫苗研發、自動駕駛、量子計算等等；後三個故事，則關注於AI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例如傳統行業面臨的失業潮，財富不均導致社會地位不平等加劇，以及保護個人隱私與享受技術便利之間的取捨等等。

書中的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裡面提到的AI技術與運用情況，都是基於當今的科技基礎，有邏輯地推演出來的，李開復認為，書中有八成的場景，未來都會成真。

李開復強調，他用這種手法呈現2041年，就是希望更具可讀性，讓更多人能透過閱讀理解AI，並思考AI與人類共存的新生活樣貌；他甚至希望，父母能跟比較大一點的孩子共讀此書，讓孩子也能理解AI將帶來的改變。(下續)

(續上)蔡可：人工智能時代對教師提出了數字素養新要求。面向未來的教師，需要適應教學方式和角色的轉變，了解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領域和工具，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來輔助教學、提供學習資源、評估學生的學習等。但我們不能孤立地去討論這些理念。

教育數字化轉型與以往的教育教學改革有所不同。過去，我們更新教材、完成教師培訓，教師就能走上講台，然而，數字化轉型離開產品與工具支撐無法實現，教師的數字素養需要在應用場景、產品與服務的支持中去培育，即便大模型也需要「小應用」。

風行的智能教學產品已經成為制約區域教育非常重要但又很隱性的一個要素。說它重要，是因為這些產品直接影響教學模式、課堂生態，其適切與否，決定了教師是否願意使用、能否用好；說它隱性，是因為它幾乎是「三不靠地帶」，行政決策者只有財務審計要求、缺乏采買專業依據，教師作為使用者缺少決定權，大學與科研機構則因為產品層面的「低端」而不會去投入研究。

如何發揮專業對地方的引導作用，協同政府、企業推動技術與教學的深度融合，從教育問題解決的角度（技術應用的適切性而不是技術指標的前沿性），幫助地方從教學應用、資源供給、建設運維、經費投入等方面整體考慮問題，健全智能教學產品的准入與退出機制，完善常態化應用的服務體系，這是教育數字化轉型中非常實際但又重大的挑戰。

人工智能教育要以人為核心

【人工智能在教育當中的應用，主要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教育理念和組織變革的問題，是教育內容的變革問題。人工智能教育要突出人，而不是機器。】

主持人：人工智能如何賦能教育？

倪閩景：人工智能教育要突出人，而不是機器，這是人工智能賦能教育的所有出發點。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去推進：

第一，順應潮流主動變革，立即行動。人工智能在教育方面的應用永遠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只有立即行動，只要初心是為促進教育的改革發展，哪怕是犯錯，也比不行動要強。

第二，要對技術充滿敬畏。幾年前，杭州有一所學校采用哈佛大學的技術，給學生在頭上戴一個頭箍，用來訓練注意力，後來叫停了。技術存在兩面性，如果對技術沒有敬畏感，它給教育領域帶來的結果將不堪設想。

第三，人工智能是科學，也是藝術。教育的複雜性源於人的複雜性，可以說，教育的藝術性不在於讓孩子學得更快、更多，而是要學少、學慢、學難，甚至有時會求「拙」，讓孩子的靈魂跟上。少就是多，這就是教育的藝術性。人工智能不是讓孩子做更多的題，而是讓孩子成為不一樣的人。

第四，人工智能在教育當中的應用，主要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教育理念和組織變革的問題。為什麼數據聚不起來，教育應用不起來？核心原因是我們組織觀念和教育觀念沒有改變，如果整個人工智能都往應試方面走，那肯定是沒有出路的。第五，人工智能賦能教育，核心是教育內容的變革。

人工智能時代的特點在於，不再是物質匱乏，而是時間匱乏；重要的不再是物質制造，而是精神制造。OECD發佈了《2030學習指南》，指出要讓學生在陌生環境中自定航向，形成強大適應能力和變革能力，聚焦創造新價值、協調矛盾困境、承擔責任三項能力，是現在教育必須要接受的挑戰，這也是人工智能賦能教育最需要考慮的方向。

李佐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優勢在於借助強大的數據模型，自動生成各種文本和問題答案，因此可以被用於教師備課、學生學習和課堂提問、教學管理，以及招生就業、語言服務行業發展多個場景，涉及整個人才培養的全過程。

它所具有的易用性和易操作特征，可以為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機會和學習體驗；它所體現的大模型范式將使教師在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的角色轉化為「導師或教練」，促使人機協同的教育新形態加速形成，不斷推動教育教學的改革與發展。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融合於人才培養的全過程，對未來人才培養體系的創新發展起到促動作用。

人工智能技術打破了課堂的時空限制，實現了在線教學、遠程輔導等，使學生可以隨時隨地學習。未來，人機協作的課堂，特別是本地教師、遠程教師、機器人教師協同工作聯合教學（Co-Teaching）的三師課堂，將成為人工智能時代的常規課堂樣態。

蔡可：從教育教學的現狀來看，人工智能賦能教育發揮了技術的獨特優勢，如跨時空、個性化、集約化等。人工智能技術通常是通過對特定問題建模來實現，追求確定性、關注結果、強調效率。因此，在知識的顯性化與細顆粒度前提下，對於薄弱地區實現教育質量從水准線以下躍升，效果非常明顯。但我們也要注意到技術的限度，人工智能的誕生並不是因教育而起，人工智能也不必然賦能教育高質量發展，「創造」不是算法邏輯，創造性人才培養關注的是默會知識，學生必須試錯（而不一定是路徑的精准）才能螺旋式上升，需要面對模糊的邊緣地帶，甚至在與悖論共處中形成批判性思維。

這些目標的達成都離不開善用技術的人。隨著高中課程標准的全面推開、義務教育新課標的頒布施行，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目標、整合式的教學內容設計、情境化的探究教學方法也在對教師能力提出新要求。當教師在思考如何設計學習體驗、開發課程資源、打通課程與生活、怎樣以評促學等問題的時候，技術就有了更大的用武空間。所以，不只是技術賦能教育，教育也在賦能技術。

（郜雲雁 人工智能時代教育的「變」與「不變」來源：2024-03-04 中國教育新聞網 [教育圓桌派]）

倪閩景：我們不必焦慮將來孩子的工作會被人工智能替代，因為人類文化進化的歷史告訴我們：新技術總是以淘汰老的生產方式來淘汰舊勞動，但同時新技術總是以創生新的人類需求來創造更多新勞動。也就是說，人工智能會替代人作為工具化的職業，也會產生許多新的我們還沒有意識到的職業。

同樣的，人工智能會替代掉教師在教學過程當中的工具性內容，比如單純的知識傳遞完全可以由人工智能來完成，但不可能替代教師職業中的非工具性內容，比如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建立。也就是說，人工智能不可能全部替代教師，但是必然會替代那些只會進行知識傳遞的教師或者那部分行為。換個說法，教師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不可能被替代，但是「教書匠」將不再被需要。

李佐文：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幫助教師完成許多機械重複性的工作，這是人工智能給教育帶來的機遇，使教師可以從簡單機械的工作中解放出來。但是人類的教育工作，最終只能由人類自己來完成。比如，情感的培養、價值觀的塑造等，都是人工智能所不能實現的。人工智能越是高歌猛進，教育越要回歸人性，因為教育是關於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積。

生成式人工智能給教育教學領域帶來的利弊，目前還無法估量，但是教育界確實應該積極應對、主動求變，並廣泛汲取智能技術帶來的紅利。教師應善於利用智能工具和教育資源，創新教學內容和方法。同時，對於語言智能的飛速發展，教育工作者要有科學理性的態度，既要熱情擁抱人工智能的新發展，讓它更好地服務人類社會，又要預防它帶來消極的影響，使其最大效能地在人才培養中發揮作用。

蔡可：對這一問題，學界有一定共識，即機器人無法取代人類教師。因為教師的角色遠不僅僅是傳授知識，還包括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人際交往能力以及情感教育等。這些領域涉及人類的情感、創造性思維、共情等獨有特質，是機器人所不具備的。學生需要被關注、包容和被理解，需要在陪伴中成長；教師通過溝通和交流，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生產生情感共鳴，完善學生的人格。所以，教師職業不會被取代，只會越來越趨向於教育的育人屬性。

然而，情感勞動也是最複雜的付出，如何通過智能技術打破課堂邊界、學校圍牆，助力泛在化學習生態建構，探討智能助學、雙師教育的可能，形成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有機會為教育服務甚至全民教育的契機，為教師減負、卸壓，分擔職能。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工智能應該能讓教師無處不在。此時，「教師」的定義、培養方向、工作時空、來源渠道也會被重新書寫。

教育的多樣化將為學生提供最大的可能性

【只有教育的多樣化，才能為學生提供最大的可能性；只有教育的多樣化，才能塑造出千百萬不一樣的大腦，其中也必然會湧現出極具創新能力的人。】

主持人：人工智能時代對教育改革和教師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和新挑戰？

倪閩景：幾千年來，教育是實現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深度連接的途徑。但是強人工智能的出現，使人類的教育拓展到物質世界、精神世界、數字世界。對教育來說：一方面，語言能力、情感能力等機器尚不可替代，學習過程中思維能力的形成過程仍沒有改變，人文、科技、數學知識依然重要，因為其中蘊含了大量價值判斷、思維工具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另一方面，學習將更多樣化、更充滿想像力。就如同汽車、飛機等，能幫助身體殘疾的人實現全球旅行一樣，有了AIGC（人工智能生成內容），一個普通人也能通過人工智能新工具，實現以前無法想象的創造力。為了創新而學，將是未來教育的基本指向。

而創新需要多樣的大腦、理解的環境和突破的能力。人工智能時代對於教育改革和教師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戰，將聚焦於人的創造力培養，而這需要不斷地推進教育的多樣化。只有教育的多樣化，才能為孩子們提供最大的可能性；只有教育的多樣化，才能塑造出千百萬不一樣的大腦，其中也必然會湧現出極具創新力的人。

李佐文：人工智能時代給教師提出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人機共生環境下培養學生自己發現問題、自己組織信息、形成自我認知能力。以讀寫能力培養為例，過去，教師可以讓學生去百科全書裡查找信息，並相信這些信息是准確和真實的。現在，互聯網會給出上百萬個答案，沒有人告訴學生什麼是對的或錯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技術允許人們搜索和獲取的知識越多，對知識的深刻理解與處理模棱兩可信息的能力就越重要。

值得關注的是，2018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簡稱PISA）閱讀能力結果顯示，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平均只有9%的15歲學生能夠在隱含線索的情況下區分事實和觀點。在人工智能時代，人類讀寫能力的進步已遠遠落後於信息本質的演變，這一事實對當今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如今，我們發現自己身處「後真相」氛圍中，感覺正確但實際上沒有任何依據的斷言會被認為是事實。

算法根據我們的興趣創建「社交媒體回聲室」，從而放大這些觀點，讓我們與可能改變自己信念的對立觀點絕緣。人工智能技術給教育帶來的首要影響，是對教育或學習目標的改變。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而不是一般技能，應該是未來教育改革的目標。無論學生還是教師，將來需要的不僅是工作能力、文本模式知識等，還要有評估和使用自動化產品所需的計算思維、創造性思維和批判性思維。

郜雲雁~人工智能時代教育的「變」與「不變」

摘要：盡管不斷進步的人工智能將如何重塑就業市場以及對於新技能的需求，仍然是一個未知的問題，但確定無疑的是，教育需要改變，從教學目標到教學內容和方式，都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教育還需要從對知識的過度追求中，重新回歸到人本身。

教育已經跟不上技術進步的步伐了嗎？在有些方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根據經合組織（OECD）對人工智能能力的測試結果表明，到2021年，人工智能已經超過人類在讀寫和算術方面的平均水平，並預測到2026年，人工智能將有可能完成所有的讀寫和算術任務。

我們特邀代表委員、教育專家和人工智能教育專家，圍繞人工智能時代教育的「變」與「不變」展開對話與討論。

主持人：

中國教育報-中國教育新聞網記者 郜雲雁

本期嘉賓：

倪閩景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科技館館長

李佐文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人工智能與人類語言重點實驗室主任

蔡 可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人腦從「知識儲存的容器」中解放出來

【人工智能將進一步解放人的大腦，讓人可以去從事更具創造性的工作。人機共生環境下的教師角色、學習場景、評價內容等，將是未來教育關注的焦點。】

主持人：人工智能對教育帶來的最核心影響是什麼？

倪閩景：所謂人工智能，就是指「能夠替代人工的智能」。從學習角度來看，它就是一種能力強大的知識工具。知識工具能把人的大腦從一個「知識儲存的容器」中解放出來，讓人類大腦有更多創造的空間，這被美國作家克萊•舍基稱為「認知盈餘」。

不必記憶的東西不再去記憶，會增加很多自由時間；不必記憶的東西不佔有大腦的過多空間，會增加很多新的腦連接空間。工具的發展是人不斷得到解放的過程。交通工具解放了人的雙腳，可以讓人去更遠的地方；自動化工具解放了人的時間，可以讓人有更多的閒暇；書本使知識儲存發生巨變，讓知識可以離開人腦而存在；信息化破解了知識傳遞的瓶頸，讓人類實現時時處處可學。

而強人工智能可以進一步解放人的大腦，讓人可以去從事更具創造性的工作。知識工具的靈活應用，已經成為當今學習變革最重要的活動，也讓學校課程更加豐富。所以，我認為人工智能對教育最核心的影響是教育內容的變革，而不是教學方式。

李佐文：近年來，隨著大語言模型的出現，人工智能發展進入密集活躍期，從ChatGPT到剛剛引爆全球的Sora，每一步突破都刷新了人們的認知。目前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具備了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特性，而未來的通用人工智能將會更強大，可以像人類一樣學習和推理，可以解決更複雜的問題。

人工智能給教育帶來的核心影響，將是對教育理念和教育生態的重塑。在知識隨處能學、隨時可學的智能時代，以知識傳授為核心的教育，必將轉向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的教育。由於教育目標的轉變，原來的教學內容、教學方式、評價手段等，都將隨之發生改變。人機共生環境下的教師角色、學習場景、評價內容等，將是未來教育關注的焦點。

蔡可：在人工智能得到廣泛應用的智能社會背景下，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和審視教育的根本目標——培養學生成為什麼樣的人。傳統教育注重傳授知識和培養基礎技能，而在人工智能時代，純技能型的工作會被自動化和機器所代替。因此，教育需要更加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問題解決、合作與溝通、適應變化、面對複雜情境的決策等人類所獨有的智能特質。最直接的變化是，教育需要培養會用、善用、妙用人工智能的人。

此外，讓人工智能解決問題，和借助人工智能教會學生解決問題，這是兩碼事；沒有任何素養與能力的達成是不依托於知識的，當然，這裡會涉及實踐知識、默會知識等更加複雜的知識類型。但無論如何，在學生發展過程中，人類傳承下來的穩定的、經典的知識仍然是最有效的「預訓練」材料，其類型與載體會更加豐富，呈現方式更加多樣，傳播與接受路徑更加多元，辨識它們的變與不變，將是人工智能時代教育的首要問題。（下續）

（原題：人工智能時代教育的「變」與「不變」; 作者：郜雲雁 來源：2024-03-04 中國教育新聞網 [教育圓桌派]）

爱垦網评注·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想象力

在中国美学史上，最早对想象力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庄子》和《文心雕龙》这两部经典。

《庄子》作为道家经典之一，注重“逍遥游”与“齐物论”中的自由想象。庄子推崇“心斋”和“坐忘”，倡导通过摆脱世俗束缚进入“无待”的境界，从而达到想象的极致自由。庄子主张打破人与万物的界限，想象力被视为通达天道、实现个体自由的重要途径。他以丰富的比喻、寓言展现了这种“无待”的超越性想象力。

《文心雕龙》作者是南北朝的刘勰，他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学创作、艺术想象等问题。在其中的《神思》篇，刘勰提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将文学创作中的想象力描述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思维活动。这种“神思”是文人的精神活动，通过想象力实现心灵的创造与升华。刘勰强调文思的飞跃与灵动，展现了想象力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地位。

这两部经典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想象力：庄子注重哲学上的自由境界与无为状态，而刘勰则侧重文学创作中的创造性思维。这些思想共同为中国美学中关于想象力的探讨奠定了基础。

现代对刘勰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一理论做出最有力研究与诠释的学者之一是王元化。作为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他深入研究了《文心雕龙》的思想，对其中“神思”篇的阐释尤为突出。

在他的作品《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王元化对“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诗学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刘勰所提到的这种想象力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活动，贯穿古今、超越现实，体现了创作者对时空的独特体验和把握。王元化还指出，这种“神思”不仅是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与思想的流动，更是个体在面对世界时的思维活动与创造力的延伸。

王元化强调，刘勰的“神思”理论揭示了中国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审美机制，也反映了古代文论中对想象力、思维活动和创作心灵的深刻理解。他的研究为当代理解刘勰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现实意义，使这一经典理论得以在现代文艺理论中获得新的诠释与拓展。

相關

日日新，又日新

史蒂格勒技术哲学教育

意识扩展·个体觉醒

人工智能時代教育的「變」與「不變」

地方文化營銷1.0 PCG

札哈哈蒂：房子能浮起來嗎？07

爱垦網评注·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神思”和“形神”

在西方学界，研究《文心雕龙》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是林顺夫（Shuen-fu Lin）。他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文心雕龙》的研究贡献卓著。

林顺夫参与了《文心雕龙》的英文翻译与注释工作，为《文心雕龙》走向国际学术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了刘勰文论的复杂性和深度，并通过注释展示了《文心雕龙》中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的精髓。他的译注使得西方学界能够更好地理解这部中国文论经典的核心思想。

林顺夫在他的研究中深入分析了《文心雕龙》中的诗学思想，尤其是关于“神思”和文学创作中“形神”关系的探讨。他的研究聚焦于刘勰如何将文学创作与道家和儒家哲学结合起来，并通过此解读展示了《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如何从哲学角度探讨文学的创造性问题。

他不仅探讨了其内部的理论架构，还试图将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他通过将《文心雕龙》中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理论等西方文学思想进行对比，帮助西方学界认识到中西文论的异同点，并推动了中国古典文论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

林顺夫的研究影响了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他通过在美国的教学和研究，将《文心雕龙》的美学、伦理学与创作理论带入西方的学术讨论之中，激发了更多学者对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兴趣。其工作不仅扩大了《文心雕龙》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还帮助构建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跨文化视野，为中西方文论的对话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对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林顺夫注重从文学创作的精神超越和想象力的时空性来解读这一概念。他结合了刘勰的诗学思想，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背景，为西方学界提供了一个既忠实于原文又易于理解的解释——

时空的超越性：林顺夫强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刘勰对于创作者想象力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高度概括。在刘勰看来，文学创作中的“神思”（精神上的想象力和灵感）可以将作者的思想穿越千年，沟通古今，超越时间的限制。同时，这种“视通万里”也意味着文学创作通过想象力，可以跨越空间障碍，延展视野，达到对远方事物的精神感知。这一理论展示了古代中国文论中对于文学创作活动的一种超时空的理解。

创造性思维的自由性：刘勰的这句话不仅是在描述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时空超越，更是在表达文学创作中的思想自由和灵感飞跃。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可以通过想象与思维的自由活动，打破现实的限制，进行无拘无束的精神游历，从而创造出超越时空的文学作品。这种自由性也是刘勰所推崇的“神思”的核心特质。

文化传承的连接：刘勰的“思接千载”不仅强调创作者的个人想象力，还体现出对文化传统的理解和承继。通过“思接千载”，作家能够与古代的文学和思想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将过去的文化、历史、思想通过创作重新带入当下。这种跨越历史的连接，表现了文学创作中对文化传承的重视，以及作家通过作品参与文化对话的过程。

超越现实的文学想象：“视通万里”不仅是对现实中景物的想象延展，还是对更广阔的人类经验和世界观的探索。在创作中，作家通过想象，可以感知到那些远离日常生活的情感、思想或事物，从而使作品具有更广泛的审美和思想内涵。林顺夫在这里与西方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理论作了比较，认为《文心雕龙》中的“视通万里”与浪漫主义中的诗意想象存在相似性，即文学创作能够让作家打破现实的局限，进入到更高层次的思想境界。

爱垦網评注·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感性能量

AI处理背景资料的能力，为社区成员（包括学生和新一代）提供了大量信息和灵感，而通过“情动转折”理论，他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感受这些资料，将其转化为增强感性能力的过程。通过情感共鸣、反思、沉浸式体验、情感生成和情感动员等方式，进一步发展自身的感性能力，创造出符合现代社区需求的文化产品。AI不仅是信息处理的工具，还可以作为情感与文化创意的协作伙伴，推动社区文创的感性深化与创新。

从情感共鸣中激发创造力

“情动转折”强调情感在知识形成和社会行动中的关键作用。社区成员可以通过情感共鸣，将古典文化与当代情感体验相结合。AI处理过的古典文本如《诗经》或《文心雕龙》提供了丰富的情感素材，而社区成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其内化并创作出新的内容。情感连接与创作：学生或年轻创作者可以从古典文学中找到与自己生活或社会现状相呼应的情感元素。例如，《诗经》中的爱情、自然或社会困境可以引发对现代生活的感悟，进而产生艺术或文创作品。情感表达训练：在AI提供的辅助文本中，社区成员可以模拟不同的情感状态，通过写作、绘画、表演等方式表达出来。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熟悉情感的多样性，还可以增强对他人情感的敏锐感知。

情感反思与感知深化

通过“情动转折”的视角，AI生成的内容可以作为情感反思的基础，帮助学生和社区成员提高对情感和感性体验的意识和理解：情感分析与讨论：社区成员可以基于AI处理的背景资料，进行集体讨论，探讨情感如何影响古今社会的文化表达。例如，讨论《文心雕龙》中的“风骨”概念，如何体现古代文人的情感态度，进而思考现代人应如何构建自己的“风骨”。情感的跨代传递：通过分析AI整理出的文化资料，年轻人可以意识到情感不仅仅是个人体验，还是跨代际、跨文化的集体体验。通过对前人的情感表达方式的理解，他们可以更好地将这种情感传递到当代生活中。

沉浸式体验与感性发展

AI技术可以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工具，帮助社区成员通过沉浸式体验感知情感和文化的交织。这种体验可以加深他们的感性能力：虚拟文创体验：通过数字化的沉浸式体验，AI可以将《诗经》或《文心雕龙》的情感场景再现出来。学生或社区成员通过与这些场景的互动，直观地感受到古典文化中的情感氛围，从而增强对这些文化内容的情感理解。情感体验工作坊：社区可以组织基于AI生成内容的情感体验工作坊，让参与者通过体验式学习，感受到“情动转折”如何通过情感的移动与变革影响个人和集体的文化创造力。比如，年轻人可以在这些活动中通过模拟不同的情感情境，提高对自己情感反应的认识和表达能力。

情感生成与情感技术结合

AI不仅可以帮助处理和分析情感信息，还可以生成新的情感内容。在“情动转折”的框架下，社区成员可以借助AI的情感生成能力，创作出富有情感张力的文化产品。协同创作与情感表达：AI生成的内容可以成为情感表达的起点或灵感。学生或创作者可以基于AI生成的诗句或故事，进行二次创作，赋予这些情感内容新的生命。这种协作不仅能加深他们对情感表达的理解，还能训练他们的创造力。
情感设计与创新：社区文创项目可以借助AI的情感分析能力，设计出能够引发特定情感反应的文创产品或文化活动。通过理解受众的情感需求，年轻创作者可以更好地设计出与人们生活经验相关联的感性文创作品。

情感动员与社群参与

通过“情动转折”，社区成员可以通过情感动员，调动社群的力量，形成文化共创的局面。AI可以通过分析情感动态，帮助社区设计出更具情感吸引力的文创活动：情感驱动的社区活动：利用AI分析社群的情感需求和兴趣，社区可以设计出符合当地文化与情感特质的文创活动。例如，组织基于《诗经》的现代诗歌创作竞赛，或者通过情感体验项目加强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情感共创与集体记忆：通过让社区成员参与AI辅助的情感共创过程，他们不仅能增强对文创的归属感，还能通过情感记忆塑造社区的集体认同。这样的共创过程不仅是对古典文化的情感传承，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感性回应。

Understanding User Roles and Identities (Vocation Function)

Contextual Awareness: Recognizing the vocation function allows AI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user’s role, profession, or calling, enabling more relevant and contextaware responses. For example, an AI interacting with a doctor might prioritize medical language and ethics, while with an artist, it might focus on creativity and expression.

Personalized Content: By understanding the vocational context, AI can tailor content to align with the user’s professional or personal interests, providing more meaningful and valuable interactions. This might include career advice, personalized learning recommendations, or rolespecific tools and resources.

PPT Iconada：The Unification of Vocative, Conative & Vocation

[A: Affects P: Percepts P: Powers]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oncepts "vocative," "conative," and "vocation" through linguistic theories like those of Roman Jakobson and Edward Sapir can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pragmatics of AI technology. These implications can be explored in several areas, such as how AI systems interact with users, understand and influence behavior, and adapt to various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爱垦APP: 情动转折·德勒兹·语言漂移

（有关）“语言或文化实践随着时间的演变可能会从边缘走向主流，或者从主流走向边缘。”这一观点符合德勒兹的的“游牧思维”和“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等概念。

德勒兹的“游牧思维”与文化实践的流动性

游牧思维（Nomadology）

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千高原》中提出了“游牧思维”的概念，强调思想和实践不应被固定在某一中心或权力结构中，而是应保持流动、变动的特性。文化和语言实践的边缘化或主流化可以被看作是游牧思维的体现。边缘化的实践可能会因其游牧性而逃避主流权力的控制，进而在某一时刻重新进入主流文化。这种不断移动和重新定位的过程与德勒兹的游牧思维高度一致。

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

德勒兹强调的去中心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中心化（R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可以解释文化和语言实践的流动性。当一种文化实践从主流走向边缘时，它经历了去中心化的过程，而当边缘文化实践进入主流时，则是再中心化的过程。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与德勒兹所描述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中的权力流动有着直接的联系。

权力、知识与文化实践的流动

权力与知识的关系

德勒兹深受福柯的影响，他也关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文化和语言实践的边缘化或主流化可以看作是权力和知识之间博弈的结果。某些实践被边缘化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当时的权力结构或主流意识形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权力和知识关系的转变，这些实践可能会重新获得认可，甚至成为主流。

文化实践的创造性与生成

德勒兹重视创造性和生成（Becoming）的概念，认为文化和语言实践始终处于生成和变动的过程中。文化实践从边缘走向主流或从主流走向边缘的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成的表现，是文化在不断自我创造和再创造的动态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转变。

将“语言或文化实践随着时间的演变可能会从边缘走向主流，或者从主流走向边缘”这一观点与德勒兹的理论相结合，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文化流动性、权力关系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德勒兹的去中心化、游牧思维和生成概念为理解文化实践的流动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使我们能够看到文化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重新定位自己。

爱垦APP: 拉康的鏡像階段和佛洛伊德的潜意识

拉康（Jacques Lacan）的“鏡像階段”（stade du miroir）和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潜意识（das Unbewusste）是兩位精神分析學家對於人類心理發展與結構的不同解釋。雖然兩者都強調了無意識在心理中的重要性，但它們涉及的概念和理論框架有所不同。以下是兩者的比較：

拉康的“鏡像階段”

概念介紹：鏡像階段是拉康提出的一個關鍵概念，指的是嬰兒在6到18個月大時，第一次在鏡子中認出自己並形成自我形象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嬰兒認識到鏡子中的影像是自己的反映，這種認識標誌著嬰兒自我意識的萌芽。

心理發展：在鏡像階段，嬰兒將自己的身體統一成一個整體，並將這個整體視為「自我」。然而，這個自我形象是一個理想化的、虛幻的整體，與嬰兒實際的身體經驗不完全吻合。這種對自我形象的誤認構成了自我意識的基礎，也是日後主體進入象徵界（語言和文化）的關鍵一步。

象徵意義：鏡像階段不僅是對個體心理發展的描述，也是拉康理解人類主體性、分裂自我和無意識運作的基礎。拉康認為，鏡像階段反映了人類自我與他人、內在與外在世界之間的根本分裂，這一分裂將伴隨著個體的一生。

佛洛伊德的潜意识

概念介紹：佛洛伊德的潜意识是指那些未被意識到的、卻深刻影響個體思想、情感和行為的心理內容。這些內容包括被壓抑的欲望、衝動、創傷記憶和焦慮等。

心理結構：佛洛伊德將心理結構分為本我（id）、自我（ego）和超（superego）。本我包含了潛意識中的原始欲望和衝動，自我則在意識層面上管理這些衝動，而超我代表內化的社會和道德規範。潛意識主要與本我相關，是個體衝動和欲望的儲存庫。

壓抑與潛意識：佛洛伊德認為，潛意識中的內容往往是由於壓抑而進入無意識的，這些被壓抑的內容通過夢境、口誤、症狀和藝術創作等方式表現出來。治療的目標就是將這些潛意識內容帶入意識，使個體能夠更好地理解和處理自己的內心衝突。

自我與主體性

拉康：在拉康的理論中，鏡像階段標誌著自我形象的形成，但這個自我並不是穩固的，而是由於錯誤認同而產生的虛幻的整體感。拉康認為，主體的自我意識本質上是分裂的，永遠處於欲望和象徵界的張力之中。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則強調自我是本我、超我之間的調解者。雖然自我受到潛意識的深刻影響，但它努力保持心理平衡，避免衝突和焦慮的浮現。自我在這裡是潛意識衝動的管理者，並非徹底的分裂狀態。

語言與象徵系統

拉康：拉康將鏡像階段與後來的語言發展聯繫起來，認為個體通過鏡像階段進入象徵界，即語言和文化的領域。在象徵界中，主體的身份和欲望被語言所構建和限制。對拉康而言，無意識本質上是“像語言一樣運作的”。

佛洛伊德：雖然佛洛伊德也認識到語言在潛意識表達中的重要性，例如夢的解析中，符號和隱喻的使用，但他並未像拉康那樣將語言視為結構主體和無意識的核心要素。佛洛伊德更多地強調個體潛意識的動力學，以及欲望如何通過無意識的途徑表現出來。

無意識的動力

拉康：拉康認為無意識的形成與鏡像階段的錯認以及後來的語言和象徵系統的結構有關。無意識中的內容是被語言所塑造和規定的，並且與主體的分裂自我和持續的欲望密切相關。

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潛意識則更多地與壓抑機制有關，無意識中的衝動和欲望是被壓抑和排除出意識的，這些衝動試圖在不同的途徑中重新浮現並得到滿足。

拉康的“鏡像階段”與佛洛伊德的“潛意識”，雖然都涉及無意識的運作和自我形成，但它們基於不同的理論框架。鏡像階段強調自我意識的形成過程及其本質上的分裂，與後來的語言和象徵系統密切相關；而佛洛伊德的潛意識則側重於壓抑的內容和欲望的無意識表達，以及它們對個體心理的動力性影響。這兩個概念都對精神分析理論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它們的焦點和方法論有所不同。

Cultural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Vico and Cultural Universality: Vico’s notion that poetic wisdom is a universal aspect of human culture resonates with Jakobson’s idea that the poetic function of language can transcend cultural boundaries by focusing on the universal aspects of human experience, such as emotions, symbols, and shared myths.

Evocative Objects and Vocative Texts: Both can be seen as modern expressions of this universal poetic wisdom, where creators (whether translators, designers, or writers) tap into cultural symbols and shared human experiences to create objects or texts that resonate with audiences on a deeper, more emotional level.

愛墾APP:布萊恩·馬蘇米時間概念~~布萊恩·馬蘇米的時間概念與捕捉瞬間的理論，在夢、存在、情動之間的作用，建立在他對「情動」（affect）作為一種超越語言和認知的、即時的、未定義的力量的獨特理解上。以下是夢、存在和情動如何通過馬蘇米的時間理論相互作用的探討——

時間的瞬間性與情動

馬蘇米(Brian Massumi)將情動視為一種瞬間性體驗，它超越了傳統的情感分類，甚至超越了認知層面的感知。他強調情動具有「即刻性」和「前語言性」（pre-linguistic），即情動發生在我們意識能夠捕捉和分類之前。在這一點上，情動類似於時間的瞬間性，尤其是他所提出的「時間的沉降」或「時間中的洞」的概念。

馬蘇米的時間觀不限於線性或連續的時間流動，而是強調時間在情動中產生裂隙或中斷，這種瞬間性打開了某種超越時間的虛擬空間。在這種瞬間中，情動打破了現實與非現實的界限，構成了一種類似於夢境般的狀態。夢作為一種非線性時間和未被意識捕捉的體驗，與情動在這一瞬間的突破性時刻產生共鳴。

夢與情動：虛擬性與未成形的潛能

夢境是虛擬時間的典型表現形式，在夢中，時間不再按照現實的因果律運作，而是通過情感、感知和記憶的碎片在一種潛在性或虛擬性中流動。夢的時間概念不是線性、現實的時間，而是一種不斷生成的時間場域。在這一點上，馬蘇米的情動理論為我們理解夢境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夢境作為一種虛擬性的事件，在其瞬時的情感爆發中，展現了情動的無意識維度。

在夢境中，個體無法完全掌控情動的流動，而這種不可控的情動恰恰展示了馬蘇米所說的「未成形的潛能」，即在事件發生之前或超出事件的時刻，情感和感知如何以一種跨越邏輯和線性時間的方式展現。這種「虛擬時間」的體驗和夢境的流動狀態相似，都體現了時間的潛能和未被實際化的狀態。

存在與情動：非主體性的共鳴

在馬蘇米的理論中，情動是一種非主體性的力量，它超越了個體的主觀感受和意識層面的控制。這種非主體性的情動，直接指向了存在的某種原始性。與海德格爾的「此在」不同，馬蘇米關注的是情動如何在身體中運作，如何超越主體的思維框架，並在非自覺的層次上展開。因此，情動成為一種存在論層次的體驗，它揭示了個體如何通過瞬間性的情動接觸到某種「更深層次」的存在體驗。

馬蘇米認為，情動不是個體內部的一種封閉體驗，而是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網絡中的瞬間爆發，類似於存在本身在某個瞬間的生成。存在不是通過線性的時間發展被展現出來的，而是在事件的中斷和瞬時反應中浮現出來。這個過程可以看作是通過夢境或情感波動來體驗的，它揭示了情感如何在時間的裂隙中生成存在的意義。

情動與事件：夢境、存在、情感的瞬時流動

馬蘇米的理論強調事件和情動是瞬時的，是一種在時間的中斷中突然發生的現象。夢境則恰恰是這種情動在虛擬時間中表現的典型形式。夢中沒有明確的因果關係和邏輯聯系，而情感、感知和記憶以一種非線性的方式被重新編排和塑造。正如馬蘇米所言，情動是瞬時的，是一股跨越時空、打破認知框架的力量，夢境也是如此，它在意識邊界之外的虛擬領域生成情感的意義。

情動在這種瞬時的事件中，發揮著打破現實時間流動的作用。它將主體從連續的時間流動中帶出，並將主體置於一種類似夢境的時空中。在這一瞬間，情動打破了因果和時間的限制，夢、存在和情感的界限變得模糊。這種模糊正是馬蘇米所關注的時間「沉降」的瞬間，在這種時刻，主體處在既是夢境又是現實的交界處。

夢-存在-情動的三重交織

夢：馬蘇米的時間觀念與夢境的虛擬性有著緊密聯系。夢作為一種非線性的、潛在性的時間經驗，體現了情動如何在時間的瞬間中展開，而不是在連續的時間流動中展現。

存在：馬蘇米的情動理論不僅揭示了身體層面的情感爆發，還暗示了情動如何在瞬間生成存在的意義。這種存在不是通過認知和語言表達的，而是在情感的即時反應中顯現，類似於海德格爾討論的「此在」在時間中的展開。

情動：馬蘇米強調情動的瞬時性和非主體性，情動通過打破時間的連續性而生成事件。在這一點上，情動既是夢境的生成力量，也是存在意義的即時浮現。

馬蘇米的時間概念因此不僅僅是物理時間的反映，而是情感、夢境和存在之間的動態交織，在瞬間的爆發中生成新的體驗和意義。

個性化學習路徑與數據反饋

愛墾APP: 無器官身體の新媒體～～當教育體系在去中心化，新媒體至關重要，可成為教育資源的傳播、交互和創新平台。通過整合多種媒體形式（社交媒體、視頻平台、播客、在線社區等），新媒體也能夠重塑教育內容的傳遞方式，拓展學習的渠道和體驗，並推動更廣泛的學習者參與——

內容生產與傳播平台

新媒體可以通過其靈活性和多樣性，成為教育內容的核心傳播平台，打破傳統教育內容傳遞的時空限制。它不僅能夠將教育內容以更生動和吸引人的方式展示，還能使學習者隨時隨地接觸到教育資源。

視頻平台：如YouTube、B站等視頻平台可以成為教育課程、講座、演示的傳播工具，提供圖文並茂的課程體驗。通過短視頻和直播等形式，教育資源可以以一種更直觀和互動的方式呈現。例如：科技公司可以通過制作編程課程視頻，NGO可以錄制環境治理的實地教學視頻，使學習者能夠實時獲取與實際操作相關的知識。

播客與音頻內容：通過播客等音頻形式，學習者可以在通勤、運動等碎片化時間里獲取教育資源。尤其是在語言學習、哲學思考等領域，音頻教育形式更為便捷。例如：社會創新類組織可以通過播客傳播有關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的深度討論，為學習者提供思想啟發。

社交媒體：通過微博、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平台，民間團體可以快速發佈課程內容、活動公告等信息，吸引不同群體參與。社交媒體的即時性和互動性也為師生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一個社區發展項目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發布成功案例和活動動態，吸引更多學習者和志願者加入。

互動式學習平台

新媒體的交互性使得學習過程不再是單向的知識傳遞，而是學習者與內容、與他人之間的多向互動。它能夠推動以互動為核心的教育方式，幫助學習者通過參與討論、答疑解惑、分享經驗等方式深度參與學習過程。

在線論壇與社區：新媒體可以支持教育類論壇和在線社區的建立，供學習者在課程之外繼續交流、討論問題和分享見解。這種模式不僅可以加強同儕之間的互動，還能夠促成跨區域、跨文化的學習者共同體。例如：一個開設環保、意念科學、地方智慧、鄉土文創等課程的NGO，可以通過論壇或社交平台組建學習社區，讓學習者交流環境保護中的挑戰與解決方案，從而在實踐中相互學習。

問答平台與即時互動：像Quora、知乎這樣的問答平台可以作為學習者解答疑問的補充工具，促進知識共享。而通過直播、即時通訊工具（如Slack、Discord）等，新媒體還可以實現實時的師生互動和項目協作。例如：技術課程的教師可以通過即時互動平台解答編程中的疑難問題，幫助學生在動手實踐中快速獲得反饋。

愛墾APP: 意念科學與時間研究～～在「意念科學」領域，研究時間（時間感知、時間與意識的關係等）問題的科學家們包括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物理學家和哲學家等。他們從不同學科的視角探討了時間與意識的關係，揭示時間如何影響我們的知覺、認知和現實體驗：

丹·拉克爾（Dan Lloyd）

丹·拉克爾是認知科學家，專注於時間和意識的關係，尤其是如何通過時間體驗來理解人類的意識和知覺，嘗試解答我們為何能夠感知連續時間流動的問題。

庫爾特·弗里斯（Karl Friston）

弗里斯頓是神經科學界領軍人物，提出「自由能原理」（Free Energy Principle），其中涉及時間的預測處理和感知；大腦如何在時間線上預測未來事件以維持其有序的認知狀態。

埃爾恩斯特·波皮爾（Ernst Pöppel）

波皮爾是德國神經科學家，專門研究人類的時間感知，特別是在微觀時間尺度上的感知能力，如我們如何在毫秒級別上處理感官輸入。他探討了時間窗對認知和意識的作用。

卡洛·羅韋利（Carlo Rovelli）

身為理論物理學家，羅韋利專注於量子引力與時間的關係。他的書《時間的秩序》（The Order of Time）探討了時間的本質和它在宇宙中的角色，提出時間在微觀和宏觀上的表現差異可能為理解意識與現實提供線索。

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懷特海是20世紀初的哲學家，他提出的「過程哲學」影響了很多關於時間、意識和現實的研究。他認為時間是動態過程，世界是由事件（而非靜止物體）構成的，這種思想影響了現代時間與意識研究的框架。

肖恩·卡羅爾（Sean Carroll）

理論物理學家卡羅爾研究時間的箭頭問題（時間為何單向流動），探討了時間與意識在量子力學框架下的聯系，提出量子世界中的時間可能與我們直觀感知的時間不同。

大衛·伊格爾曼（David Eagleman）

神經科學家伊格爾曼以時間感知研究聞名。他結合神經科學、認知心理學和哲學，探討了大腦如何處理時間，特別是在極端情況下，如瀕死體驗、夢境等。他的著作《時間的腦》（The Brain and Time）揭示了時間在意識中的塑造方式。認為時間感知並非固定或客觀的，而是由大腦根據環境、情境和經驗靈活調控的現象——

主觀時間 vs. 客觀時間：伊格爾曼強調主觀時間與物理學中的客觀時間不同，主觀時間因環境變化、情緒狀態、活動參與等因素而顯著改變。舉例來說，危險情境會讓時間「放慢」，而熟悉或無聊的情境則可能讓時間「加快」。

大腦對時間的構建：時間感並不像我們直接感知光或聲音那樣具體存在，而是大腦通過處理感官信息、記憶、預測等多種認知功能共同構建的。大腦會通過整合各種信息，如運動、視覺、聽覺等，產生對時間的感知。

記憶和時間感知：伊格爾曼探討了記憶與時間的關係，認為回憶豐富和細節多的事件讓人感到時間流逝緩慢，而單調無聊的生活節奏會讓我們感覺時間「飛逝」。因此，時間的主觀體驗與記憶的深度密切相關。

時間感知的神經基礎：書中分析了大腦中與時間感知有關的神經元活動，如基底神經節、額葉和小腦的作用，展示了它們如何通過協調動作和預測時間來管理我們的時序感知。

「時間的扭曲」（Time Dilation）：伊格爾曼詳細描述了為什麼在某些情境下（如應急情況或極度集中時）我們會感覺時間變慢。這一現象被稱為時間膨脹（time dilation），背後的原理是大腦在危急時刻會加速信息處理，使得我們感受到更多的細節，從而感覺時間被拉長。

「錯覺與時間感知」（Illusions of Time）：在此章節，伊格爾曼展示了時間感知的錯覺現象。例如，著名的「運動誘發時間錯覺」（chronostasis）——我們在快速轉頭時，瞬間會感覺時間似乎短暫靜止了一下。這一錯覺揭示了大腦如何在不連續的信息流中生成連續的時間感知。

「記憶與時間流逝的感知」（Memory and the Perception of Time Passing）：伊格爾曼解釋道，記憶是時間感知的關鍵。當我們的記憶充滿新鮮和細節時，我們的時間體驗往往更慢；相反，當生活變得重復且缺乏新鮮感時，時間似乎加速流逝。

通過對這些主題的探索，伊格爾曼的《時間的腦》帶領讀者理解了時間不僅僅是外界客觀存在的概念，而是人類大腦創造的主觀體驗。時間感知的複雜性，既依賴於神經機制，又受情境和心理狀態的強烈影響。

「實存論」（existentialism）與「實有論」（substantialist realism 或 Vorhandenheit，根據語境不同可能翻譯略有差異）在哲學中有不同的側重點和基本關切。兩者的核心差別在於對存在的理解方式以及所關注的哲學問題。

定義與重點

實存論（Existentialism）

核心概念：  強調個體存在（existence）的優先性，注重人類自由、選擇、情感體驗以及對自身存在意義的探尋。在海德格爾哲學中，實存論集中於「此在」（Dasein）作為對存在意義的敞開。海德格爾的存在論（ontology）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對實存論的深化。

關鍵詞：自由、選擇、意義、時間性。

哲學背景：受薩特、海德格爾、加繆等影響，實存論反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本質優先於存在」的觀念，轉而主張「存在優先於本質」。

關注的問題：  人如何面對存在的荒謬、不確定性和自由的責任？如何通過具體的選擇賦予自身存在以意義？

實有論（Substantialist Realism / Vorhandenheit）

核心概念：關注存在物作為客觀實體的「實有性」或「在場性」（presence）。在海德格爾的語境中，「實有」（Vorhandenheit）指的是一種對事物的傳統認識方式——即事物作為獨立於人的、可被客觀研究的存在狀態。

關鍵詞：客體、獨立存在、物質性。

哲學背景：實有論多見於傳統形而上學和科學哲學，認為存在物具有本質性特征，與人類的認知和經驗無關。 海德格爾批評這種觀念過於狹隘，因為它忽略了人與存在物之間的關係和互動。

關注的問題：事物是否獨立存在於人類認知之外？事物的本質是否可以通過科學或理性揭示？

主要區別
文創領域的應用與意義

實存論的應用

強調人類個體的感受與選擇，適用於以體驗和意義生成為核心的文創設計。例子：沉浸式體驗設計、個性化敘事的文化產品，這些通過呼喚人的情感和選擇，為用戶提供深層次的意義感。

實有論的應用

強調文化產品的客觀性、材料性和功能性，適用於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產品開發等領域。例子：設計中的工藝品分析、地方性文創的物理特性研究，如竹制品或陶器的制作技藝。

實存論偏重「人如何存在」，強調時間性、情感和選擇，是創造性設計中探尋意義生成的重要工具。實有論偏重「事物如何存在」，強調獨立性和功能性，適合對文化資產的物質和技術屬性進行分析。兩者結合可以在文創領域找到平衡：既關注產品的物質屬性，也關注其引發的存在體驗，從而創造出兼具功能性與情感吸引力的文化產品。

兩者的共鳴

愛墾APP:元現代主義～～Timotheus Vermeulen 和 Robin van den Akker 提出的「元現代主義」（Meta-modernism），與「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在學術背景上有一些交叉點和共鳴。盡管它們的起源和關注點有所不同，但兩者都回應了當代文化中對情感、主體性和意義生成的再思考——

元現代主義的學術淵源

Vermeulen 和 van den Akker 在 2010 年提出的「元現代主義」，試圖超越後現代主義的虛無主義和解構主義，回應 21 世紀初全球化、氣候危機、經濟不平等和技術變革的復雜情境。他們的理論受到以下思想的影響：

後現代主義的批判：繼承了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後現代主義文化分析，但批評後現代主義過於強調諷刺與懷疑，忽視了對未來的想像和建設。

批判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元敘事死亡」論點，認為人們重新追求一種有機的、但不完全確定的意義。

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回歸：強調「元現代主義」中的情感起伏（oscillation），如同浪漫主義中對感性與理性的張力。借鑑現代主義的理想主義，但拒絕其單向度的烏托邦。

情動轉折的學術淵源

「情動轉折」起源於 1990 年代，關注主體在情感、物質性與社會交互中的動態變化。它的學術淵源包括：

情感理論：受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對意識形態「感受性」的關注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對情感與文化邊緣化的討論影響。借鑑阿梅德（Sara Ahmed）對情感流動與「附著」（attachment）的分析。

物質主義與身體性：來自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身體表演理論及其對情感性的重視。受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對「情感密度」（affective intensities）的討論影響。

女性主義與現象學：借鑑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體存在」哲學。

女性主義學者（如 Lauren Berlant 和 Eve Kosofsky Sedgwick）強調情感如何構建社會連結和政治。

愛墾App：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在其著作《美感》（The Sense of Beauty）中探討了價值與人類意識、感覺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在一個純粹機械的世界中，價值的存在依賴於人類的意識和感覺。如果拋棄了意識和感覺，價值也將不復存在。這體現了他對美學和價值觀的自然主義立場，強調人類主觀體驗在確定價值中的核心作用。

在《美感》一書中，桑塔亞納首次提出了美是一種「客觀化的快感」（Beauty is pleasure objectified）的觀點。 他遵循經驗主義的方法，認為美的本質在於人類對愉悅的感受被投射到外部對象上，從而賦予這些對象以美的價值。因此，離開了人類的意識和感覺，價值將失去其基礎。

桑塔亞納的這一觀點強調了人類主觀體驗在價值判斷中的重要性，認為價值並非客觀存在於世界之中，而是通過人類的意識和感覺被感知和賦予的。這與他對美學的自然主義理解相一致，強調了人類在認識和創造價值過程中的主動性和中心地位。

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箴言

此外，在句子閱讀任務中，當句子中的動詞能夠暗示其後名詞的生命性特征時(比如「警告」的賓語是生命名詞，「打開」的賓語是非生命名詞)，名詞生命性的差異能夠由被試剛讀完動詞時的腦電活動提前反映出來(Wang et al., 2020)。目前研究多關注個體在單純感知或理解生命性信息時的神經活動，而缺少記憶任務中生命性效應的認知神經表征研究。未來研究可在神經生理層面對生命性效應進一步探索，例如研究者可利用經顱磁刺激(TMS)對負責表象生成的腦區進行干擾，以檢驗心理表
象在生命性效應中的作用。

當前生命性效應的研究范式多為學習後立即測驗，即集中考察生命客體在短時間隔內的記憶優勢。

只有少數研究發現在學習結束48小時後進行測驗(即延遲測驗)，生命性效應仍然存在(Félix et al., 2019; Laurino & Kaczer, 2019)。而在更廣的時間維度上，後續的記憶整合、維持、遺忘以及重構過程中，生命性效應會有怎樣的體現，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比如，根據標簽理論(tagging theory)，在編碼階段不同記憶材料的處理優先級和隨後階段的不同記憶材料的信息整合的處理優先級之間，可以是相互獨立的(Dunsmoor et al., 2015)。因此，生命與非生命記憶材料在初次編碼之後的不同時間窗口上是否會出現優先級的波動這一問題值得未來研究的關注，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也是進一步考察生命性效應產生機制的關鍵角度之一。此外，生命性客體在記憶的修改和重構階段是否依然具有及時性或靈活性上的優勢，也應當被進一步發掘。

4.4. 生命性效應的應用價值

生命性效應的應用價值主要在體現在外語單詞學習。在配對學習實驗范式中，與生命單詞(母語詞)配對的外語詞，在之後的回憶任務中作為線索詞被呈現時，被試能夠更好地回憶起與之配對的母語詞(Popp & Serra, 2016; VanArsdall et al., 2015)。這表明，在學習外語詞匯時，指代生命實體的單詞的記憶難度更低，這一規律值得被應用於教學實踐。例如，在學習一門新語言的詞匯時，通常將新詞與對應的母語翻譯進行聯結識記，可以考慮在入門階段從生命性詞匯開始學起(Nairne et al., 2017)。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大多采用詞語序列學習任務和配對學習任務考察生命性效應，該效應能否成功遷移到其他更真實的學習材料(如閱讀文本、教學視頻)中去尚不清楚。因此，未來研究需要著重考察生命性對真實學習材料的記憶促進作用，論證其教育應用價值。

5. 結語

盡管生命性效應的研究證據正在快速累積，其在本質上是否由「生命」這一屬性所決定，仍然是一個未解的謎題。生命性效應可能是由於生命客體能夠自主運動、思考、感受、學習，以及具有求生和繁衍的動機等屬性所決定，而並非以生命這一概念本身作為根源(Meinhardt et al., 2020)。另一方面，生命性效應也可能單純緣於生命性客體與人類分享了更多的共同特征，因此也可算作自我參照效應
(self-reference effect)的一種延伸。未來研究亟需進一步釐清生命性效應的產生機制、邊界條件及應用價值。

生命何以特殊？生命性對記憶的影響及認知機制
楊格晴1*，祁新越1*，允寒琦1*，楊春亮1,2#
1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北京 / 2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發展心理研究院，北京
Email: 201711061125@mail.bnu.edu.cn, #chunliang.yang@bnu.edu.cn
*共同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文章引用: 作者1, 作者2, 作者3(2020). 文章標題. 心理學進展, 10(8), ***-***.
DOI: 10.12677/**.2020.*****  /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學進展, 2020, 10(8), **-**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doi

4.不足與展望

4.1.生命性概念的界定

相比其他理論，對編碼豐富性理論進行考察具有方法學上的優勢，因為要求被試報告其看到單詞時產生的聯想，是一種直接的行為測量方式。編碼豐富性理論值得被進一步研究確認，不過更全面的研究設計應當考慮其與注意捕獲機制之間的傳遞關系。比如，由於生命性信息吸引了更多注意，進而激活了更豐富的關聯信息，或者產生豐富關聯信息的過程消耗了更多的注意資源(Meinhardt et al., 2020)。

現有研究多將生命性界定為將生物與非生物區分開來的特質，或是生物所具有的非生物所不具備的特征。該定義盡管簡明易懂，但並不精確，由此導致了在微觀層面上對生命性的定義仍存留的兩個重要問題。其一，生命性是二分變量還是連續變量？有研究者認為它是二分的，即只存在生命和非生命兩種狀態(Yamamoto, 2006)，而來自神經科學的證據顯示，被試在看到不同的生命和非生命詞時，大腦腹側視皮層的激活呈現出梯度的特征，而非簡單的二分狀態(Sha et al., 2015)。其二，究竟什麼樣的物體是有生命的？有人認為植物應該屬於「有生命」范疇，有人則認為植物沒有能動性且不能表現出「生物運動」這一特性，因而不具有生命性。這個問題可以被進一步歸納為，生命性究竟是物理或軀體層面的「活著」，還是囊括了認知能力，如反應性、心理狀態甚至是交流能力等條件的滿足(Rakison & Poulin-Dubois, 2001)？

進一步明確生命性的定義也有助於對生命性效應的邊際條件和應用價值的探究。

4.2. 生命性效應的機制探討

如上所述，生命性效應的產生機制尚未探明，進一步釐清該效應的潛在機制將促進人們對生命性加工優勢的理解與應用(Calvillo & Hawkins, 2016; Lowder & Gordon, 2015; Popp & Serra, 2016)。未來對其機制的探討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上文討論的諸多機制之間並不相互排斥，不同機制間可能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共同促成生命性效應的產生。因此，不同機制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應當得到更多重視。例如，不同機制可能在記憶過程的不同階段發揮作用，彼此間存在承接關系。注意捕獲發生在記憶編碼的早期階段，是生命信息影響記憶的早期機制，喚起與激活水平則是從編碼加工所處的中期階段進行解釋，而加工深度則主要體現在記憶編碼的中後期階段。研究者可以通過操縱其中某個加工環節，考查其它加工過程是否受到影響。例如，未來研究可以通過指導語使被試對生命詞匯和非生命詞匯分配同等的注意資源，檢驗被試對兩種詞匯產生的心理表象和相關聯想的動態性與豐富性是否依然存在差異。

其次，若使用詞匯記憶任務，應注意區分詞匯屬性特征及其所影響的認知過程。在檢驗心理喚起機制的研究中，研究者操縱了詞匯的喚起水平並認為它可以代表任務中被試體驗到的喚起水平；類似地，在對「感知到的威脅性」這一潛在機制進行研究時，也是通過操縱詞匯的威脅性水平來實現。的確，由於人類心智的認知加工過程難以直接測量，使用此類間接的方式來探究機制具有其優勢，但被試在實際任務中的加工體驗並不完全受到詞匯屬性操縱的影響，相關的操縱檢驗應該在任務中有所體現。同樣，未來研究在操縱喚起水平和威脅性感知等因素時，應該考慮在線檢測被試實時的心理體驗，如采集被試的心率、皮膚電數據，或收集其自我報告的心理體驗。

4.3. 生命性效應的長時可持續性

再者，除了從認知層面探討生命性效應的機制之外，生命性效應的神經機制也亟待考查。已有研究發現，生命體和非生命體在腹側顳葉皮質(VTC)的激活位置不同(Grill-Spector & Weiner, 2014)，該區域是負責類別表征的腦區。

3.3.1. 表象加工

研究者指出，生命性效應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互動表象(interactive imagery)。與非生命單詞相比，生命單詞更易激活與之相關的動作或場景的互動表象，而後者是有效的記憶促進機制之一(Bower & Winzenz, 1970; Wilton, 2006)。Bonin 等(2015)要求被試看到單詞時想象一個與之互動的情境(如，看到「叉子」時，想象自己拿著叉子用餐；看到「斑馬」時，想像自己在動物園餵斑馬)，然後進行自由回憶測試。結果表明生命性效應被心理表象大幅度削弱：與常規的單詞評分任務相比，表象互動任務提高了非生命單詞的回憶成績，而對生命單詞的回憶成績卻沒有影響。

其他研究者指出，生命單詞的記憶優勢源於更富動態性的視覺表象。已有研究表明，由單詞激發的感覺-運動體驗越豐富，單詞在認知加工過程中就越有優勢(Pexman et al., 2008; Yap et al., 2011)。相比更靜態的非生命實體，生命實體能夠自然地激發更具動態的心理表象，是其記憶優勢的重要來源(Gelin et al., 2019)。Gelin 等(2019)采用「凍結」(freezing)范式，要求被試在單詞呈現時想象其靜息態圖像，試圖降低
生命單詞的回憶成績。可結果出乎意料：「凍結」任務並沒有降低生命單詞的記憶成績，卻提高了非生命單詞的記憶成績。這或許是由於表象加工在生命單詞記憶過程中已被有效利用，因此主動要求被試形成生命單詞的視覺表象對其記憶成績並沒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視覺表象對非生命單詞的記憶成績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為了檢驗這一猜測，Gelin等(2019)要求被試在單詞呈現時構造其視覺表象，果然只有非生命單詞的回憶成績得到了顯著提高。

雖然上述證據表明，相比非生命客體，生命客體的記憶編碼過程可能涉及更具互動性或動態性的視覺表象，但這一發現並未直接揭示生命性效應的近端機制就是視覺表象。另一方面，後續研究甚至提供了表象加工理論的反駁證據。例如，被試對生命單詞和非生命單詞在生動性(vividness，即心理表象的清晰性和豐富性)上的評分並不存在顯著差異。此外，生命單詞和非生命單詞在主–客體交互(body-object interaction，即動作主體與客體進行互動的難易程度)上的評分甚至呈現出與表象加工假設相反的方向：生命單詞被評價為更難與之進行互動。實驗證據也表明，當通過施加額外的圖像記憶任務以增加視覺–空間記憶的認知負載後，生命性效應並沒有被削弱，因此生命實體的記憶優勢可能不是由表象加工所引發的(Gelin et al., 2019)。直接支持證據的欠缺和反駁證據的出現，使得表象加工機制變得逐漸不受歡迎，甚至有研究者指出未來研究無需再關注這一機制(Gelin et al., 2019)。

3.3.2. 編碼豐富性

在編碼過程中，與記憶項目相關的線索數量越豐富，這些線索越能夠促進記憶的成功提取(Moscovitch & Craik, 1976; Röer et al., 2013)。將編碼豐富性作為生命性效應的可能解釋的思路源於生存加工范式，當個體在生存情境下評價一個物品與生存的相關性時，個體會盡可能多地想到該物品的可能功用，這些自發產生的相關信息的豐富性能夠解釋生存加工優勢(Bell et al., 2015)。來自不同發展階段的研究證據表示，60~81歲的老年人在詞匯的再認記憶任務不能表現出生命性效應，這是因為老年人的執行功能明顯下降，不能充分利用生命性詞匯提供的更豐富的編碼線索(Bugaiska et al., 2016)。Meinhardt等(2020)直接對這一機制進行檢驗，在給被試呈現單詞的同時，要求被試寫下出現在腦海中的任何相關想法(related-thoughts)。

結果發現，被試在看到生命性單詞時，產生了更多的相關聯想，且被試面對單詞時產生想法的數量在單詞的生命性與回憶成績之間起中介作用。因此，編碼豐富性可能是生命性效應的一個重要機制。

3.2.2.死亡凸顯

除了心理喚起之外，死亡凸顯(mortality salience)也是從喚起角度來解釋生命性效應的理論之一(Popp&Serra, 2016)。同是喚起，心理喚起和死亡凸顯的側重不同，心理喚起強調情緒層面的喚起，而死亡凸顯指的是對死亡威脅的意識，更側重認知層面的喚起。相比無生命的物體，有生命的物體更能引起個體對死亡的感知和防御。例如，一些動物詞匯可能引發個體大腦中關於狩獵和捕食的信息激活，從而使個體處於死亡凸顯的狀態。研究表明，在這種狀態下，個體的信息搜索能力更強(Vess et al., 2009)，造成該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死亡相關的信息激活使得個體對控制感的需求和結構需求增高，因此進行更多認知搜索以明確事物的結構和組織形式。例如，在不確定的環境中，要求個體寫下與死亡相關的想法(即死亡凸顯啟動)使得被試的閱讀理解水平提高(Williams et al., 2012)。在死亡凸顯啟動條件下，相較於對照條件(如牙疼情境啟動)，被試的回憶准確率更高，並且這種啟動效應在無意學習任務和有意學習任務中均顯著存在(Hart & Burns, 2012)。Hart 和 Burns (2012)還發現，情緒和心理喚起對死亡凸顯效應並無中介作用，表明死亡凸顯並非通過情緒對記憶產生影響，從側面說明了死亡凸顯與心理喚起在生命性效應中的作用路徑不同。

與心理喚起相似，另一個常與生命性伴隨出現的變量是威脅性感知。與非生命客體相比，生命客體攜帶的威脅性信息更多(Leding, 2018)。威脅性感知與注意捕獲、心理喚起和死亡凸顯均存在關聯。通過眼動追蹤發現，相比於在一組危險動物圖像(分心刺激)中定位出非危險動物圖像(目標刺激)，被試能夠更快地在一組非危險動物圖像中定位出危險動物圖像，表明危險動物作為具有威脅性特征的客體，在捕獲與維持注意上更有優勢(Yorzinski et al., 2014)。此外，威脅性客體可分為在進化中具有威脅意義的、古老的威脅性物體(如蟒蛇)，或更為現代化的威脅性物體(如手槍)，前者比後者更易激活恐懼情緒加工腦區(Dhum et al., 2017)。由於生命性物體常常被認為是更具有威脅性的，Leding (2018, 2019)在研究中分開考慮物體的生命性和威脅性特征，發現無論物體的威脅性如何，生命性效應均顯著存在。以上研究結果表明，生命性和威脅性對記憶的促進效應可能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與詞匯的喚起屬性一樣，在不加以嚴格控制的條件下，威脅性也會對生命性效應產生干擾並引起混淆。因此，未來研究在考查生命性效應的同時，也應當考慮控制刺激材料的威脅性。

3.3. 加工深度

生命性效應的另一種解釋角度是個體在編碼過程中對記憶材料的加工深度，加工深度是預測記憶成績的重要因素，對材料加工越深則記憶成績越好(Craik & Lockhart, 1972)。生命性材料能夠引發個體進行精細的記憶編碼，具體表現為：1) 形成更富動態性的心理表象和2)產生出更豐富的與記憶材料相關的其它信息(e.g., Bonin et al., 2015; Meinhardt et al., 2020)。

（續上）注意捕獲機制也可以為其他研究結果提供合理解釋。例如，Popp和Serra (2016)使用了與VanArsdall 等(2015)不同形式的配對聯想測驗：使用的詞對均為母語詞。結果發現在4種詞對(分別為生命詞-非生命詞、生命詞–生命詞、非生命詞–生命詞、非生命詞–非生命詞)中，被試對於「非生命詞–非生命詞」詞對的記憶效果更好，即詞匯的生命性削弱了母語詞對記憶。該現象可以通過注意捕獲機制進行解釋：

由於被試對生命詞匯分配了更多注意，導致對與之配對的詞匯的注意資源分配不足，因此對於詞對關聯性的記憶效果更差。換而言之，在全為母語詞的詞對學習中，詞匯生命性對於詞對關聯性記憶有不利影響；而在Van Arsdall等(2015)的實驗中，使用的是母語詞與外語詞的聯結詞對，且母語詞為回憶目標詞，外語詞為線索詞。在此情況下，具有生命屬性的母語詞吸引更多注意資源，是有利於詞對關聯性記憶的(Popp & Serra, 2016)。此外，近期研究表明，相較於有意學習(intentional learning)條件，在無意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條件下，生命性效應更強(Félix et al., 2019)。研究者認為可能原因是，在無意學習條件下，生命性材料由於比非生命性材料，能夠更多地捕獲個體的注意，因而導致了更好的記憶效果；而在有意學習條件下，雖然生命性材料也能捕獲到更多注意，但被試有意施加的編碼策略可能削弱，或掩蓋了生命性對記憶的促進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注意捕獲機制也正在面臨著一些挑戰。例如，根據注意捕獲理論，相比於生命詞匯和非生命詞匯分開羅列的主題詞表(themed list)，兩種詞匯摻雜在一起的混合詞表(mixed list)中的生命詞匯吸引的注意資源應該更多，生命性效應理應更大。然而實際結果表明，對於兩種詞表來說，生命性效應的效應量相等，即詞表的呈現方式(主題詞表 vs. 混合詞表)對生命性效應無顯著的調節作用(Popp & Serra, 2016)。因此，注意捕獲理論並不是生命性效應的唯一解釋。

3.2. 喚起與激活

相比於無生命性的信息，有生命性的信息可能導致個體處於一種更高的喚醒狀態，有利於個體對信息的編碼與存儲。以實驗室研究中看到「蟒蛇」這一詞語為例，它有可能誘發更強的生理喚起(如心率增加)，也有可能激起更高的情緒喚起(如視覺表象蟒蛇而引發恐懼感)，還可能引起更高的認知激活(如由於蟒蛇的危險性，而激發的個體關於生存與死亡的想法)。以往研究主要關注生命性效應的心理喚起和死亡凸顯兩類解釋(Meinhardt et al., 2018; Popp & Serra, 2018)。

3.2.1. 心理喚起 心理喚起(mental arousal)不同於單純的生理喚起，是指個體對自己身心激活狀態的一種主觀體驗，可概念化為由刺激引發的情緒體驗強度(Warriner et al., 2013)。對於心理喚起機制的驗證大多從情緒體驗強度的角度出發進行研究，因為情緒喚起是認知過程中較為優先觸發的因素，並且情緒刺激比中性刺激容易被識記(Kensinger & Corkin, 2003)。研究表明，情緒喚起水平越高的刺激在認知加工中處於越優先的地位(Kensinger & Corkin, 2003)。

與生存相關的刺激往往令人難以忘記，因為這會誘發更為強烈的情緒反應，並進一步通過情緒處理腦區(如杏仁核)和記憶腦區之間的相互作用對記憶產生影響(Kensinger, 2007)。與非生命詞匯相比，生命詞匯常會引起更高的心理喚起，詞匯的喚起程度與其回憶正確率呈正相關(Meinhardt et al., 2018)。不同於注意捕獲機制，心理喚起不僅屬於認知加工過程的一部分，還可以作為一種影響記憶的詞匯屬性(與詞匯的習得年齡、具體性、詞頻等屬性類似)。在沒有嚴格控制這一變量的情況下，生命性更高的詞匯的喚起水平也更高，從而導致生命性效應與情緒效應相混淆。近期研究通過預先的材料評定控制了生命單詞與非生命單詞的心理喚起水平，並比較了對這兩類單詞的自由回憶成績(Popp & Serra, 2018; Meinhardt et al., 2018)，記憶的生命性效應依然存在。由此可知，心理喚起理論至少不能完全解釋生命性效應。這也提示未來研究在考查生命性效應的同時，應將心理喚起作為控制變量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僅簡單地將詞匯的喚起屬性進行匹配，而未對被試的心理喚起水平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測量，未來研究可考慮采用生理或行為指標對被試在任務中的心理喚起狀態進行在線測量，更嚴謹地檢驗心理喚起理論。此外，任務情境也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同樣的刺激材料在不同情境下引起的心理喚起水平可能不同。如果情境發生改變，心理喚起水平也將隨之改變，進而影響生命性效應的表現(Popp & Serra, 2018)。Gelin 等(2017)對不同加工情境下的生命性效應進行考察，發現不論在生存情境下還是與生存無關的對照情境下，生命性效應均顯著存在，但可以合理推測在生存條件下，帶有生存色彩的記憶材料(如水源)引起的心理喚起水平是更高的。（下續）

除了生命性材料本身，生命性效應也能延伸到其他相關的記憶材料和范疇上。例如，個體對於生命性客體的來源信息(如，初始呈現在屏幕上時的空間位置和時間順序)的記憶同樣具有優勢(Gelin et al., 2018; Mieth et al., 2019)。生命性效應還能溢出到與生命性客體有物理接觸的其它物品上(Nairne et al., 2017)。另外，在動作序列記憶任務中，如果動作所施加的對象是生命客體(如用棍子敲打小狗三次)，相比於動作所施加的對象為非生命客體(如用棍子敲打磚頭三次)，被試對動作序列的記憶更准確(Loucks et al., 2020)。對陌生詞進行學習時，具有生命性意義的新詞比非生命新詞的學習效果更好(Laurino & Kaczer, 2019)。除此以外，新近研究還發現，生命性效應也能夠成功遷移到高級認知中的元記憶(Li et al., 2016)和工作記憶(Daley et al., 2020)。

與生命性效應相關的一種記憶現象是「生存加工優勢」(survival processing advantage)，後者比前者更早被發現且得到了更為深入的研究(Nairne et al., 2008; Nairne et al., 2007)。兩者都為適應性記憶提供了堅實的證據支持，即證明了人類的記憶系統，更容易記住對個體生存有利的信息，但這兩種現象的本質並不相同。在對生存加工優勢的研究中，被試需要想象自己被困於大草原，為了生存需要尋找食物、水源和躲避猛獸等，被試的任務是評價實驗刺激(單詞或圖片)所指代的事物與在這種情境下生存的相關程度。

在這種預設的情境下，與生存相關的主觀判斷能夠促進記憶編碼——這一現象被稱作為生存加工優勢(于睿，毛偉賓，賈喆，2011)。如上所述，生存加工優勢是由學習情境中的生存條件信息所引起的，而生命性效應的產生則主要源於記憶材料自身的生命屬性。

3.生命性效應的認知機制

生命性如何影響記憶的形成與保持？從進化或適應性角度出發的解釋其實是一種終極解釋(ultimate explanation; Nairne et al., 2013)，它主要回答的是「生命性為何影響記憶」這一問題。但要進一步明確「生命性如何影響記憶」，則需要對生命性影響記憶的近端機制(proximate mechanism)進行探究。研究者普遍認為，生命性對記憶的影響並不是直接的(Félix et al., 2019; Nairne et al., 2013; Popp & Serra, 2016)，兩者之間應該存在某種間接的認知加工機制。盡管研究者們仍然在不斷嘗試對生命性效應的潛在機制做出猜測，但較少有研究直接探討是何種認知機制促成了生命性效應的產生，因此這一問題仍存在較大的爭議。

3.1. 注意捕獲

注意捕獲(attention capture)是最受研究者認可的解釋之一。該理論認為，生命性信息在編碼的最初階段更多地捕獲注意，進而得到更有效的編碼並被更穩固地存儲於記憶系統中(e.g., Bonin et al., 2014; Popp & Serra, 2016)。早在生命性效應被發現之前，「生命性信息更容易捕獲注意」這一觀點就已得到廣泛驗證。以往研究采用視覺搜索任務發現，保持運動狀態的靶刺激並不會使視覺搜索變快，而剛開始運動的靶刺激則能夠很快被探測到，即運動的起始(onset of motion)是捕獲注意的關鍵線索(Abrams & Christ, 2003)。其原因就在於，運動的起始傳遞了一種生命性信息，個體傾向於假設能夠自行開始運動而不是由外物觸發才運動的物體具有內部能量源，並將之視為生命體(Abrams & Christ, 2003)。此外，在變化識別任務中，相比於非生物，個體能夠更快、更准確地監測到人類和動物的變化，並且個體對非生物的變化察覺會因生物信息的出現而受到干擾(New et al., 2007)。來自非注意盲視和注意瞬脫任務的研究證據也表明生命體相比於非生命體在注意捕獲上具有顯著的優勢(Calvillo & Hawkins, 2016; Calvillo & Jackson, 2014; Guerrero & Calvillo, 2016)。基於以上研究結果，New 等(2007)提出了「生命體監控假說」(animate monitoring hypothesis)，認為人類的注意和知覺系統對環境中的生命體具高度的探測敏感性。

為了驗證生命性通過早期注意捕獲機制對記憶產生作用這一觀點，Bugaiska 等(2019)在經典的「詞色斯特魯普任務」(word-color Stroop task)的基礎上進行改編，發展出「生命性斯特魯普任務」(animacy Stroop task)。該任務使用生命詞匯和非生命詞匯代替以往的顏色詞，並要求被試盡可能快速命名單詞顏色而忽略其意義。結果發現被試對於生命詞匯的顏色命名的反應時更長，表明生命詞匯能夠更多更快地捕獲認知資源，進而干擾顏色命名任務。以上研究結果為生命性效應的注意捕獲理論提供了支持證據。

Nairne 等(2013)首次通過詞表記憶實驗證明了有生命的記憶材料更容易被識記，此後生命性與記憶之間關係得到了更多的研究(e.g. Bonin et al., 2014; VanArsdall et al., 2015)。這些研究表明，生命性對於記憶的促進作用是一種穩定且普遍存在的效應，這種現象被命名為「生命性效應」(animacy effect)。關於生命性效應的研究是「適應性記憶」(adaptive memory；即人類更容易記住對生存有利的信息)

這一領域下的一個重要的子話題。「適應性記憶」領域從認知的功能主義取向對記憶進行研究，認為人類的記憶系統服務於生存，是進化和自然選擇過程中逐漸形成的(Nairne, 2010)，而對生命性效應的研究則拓展了適應性記憶的理論解釋和研究視角(Bonin et al., 2014; Nairne et al., 2013)。然而，盡管生命性效應的研究證據正在快速累積，相關的系統綜述卻很匱乏，且部分重要研究結論尚未得到重復驗證。

人類對於生命性信息和非生命性信息的加工有何不同？生命性是如何影響記憶的？在怎樣的條件下，生命性對於記憶的促進效應才能顯現？這些問題亟待進一步探索。本文旨在系統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重點探討生命性效應的內在產生機制，明確該主題下的核心研究問題，並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以望為未來研究提供參考。

2 生命性效應

生命性效應是一種穩定的記憶現象，且記憶材料的生命性對記憶效果的促進作用甚至與記憶材料熟悉程度的作用一樣強(Nairne et al., 2013)。在不同形式的記憶測驗任務(包括自由回憶、再認和線索回憶)中，研究者均發現了生命性效應的存在。

其中，自由回憶是最常使用的測試形式，被試首先對一系列生命單詞(如獅子)和非生命單詞(如粉筆)進行識記，在自由回憶階段需盡可能多地回憶出所學的詞語(e.g., Nairne et al., 2013)。線索回憶范式中，在學習階段對應的任務為配對學習，將外語新詞與母語單詞進行隨機配對，母語單詞中一半為生命詞匯，一半為非生命詞匯(VanArsdall et al., 2015)。在學習階段，被試首先學習外語-母語詞對；在測試階段，被試需要根據外語新詞(即線索詞)回憶出與之配對的母語詞(目標詞)。結果表明，被試對生命目標詞的回憶正確率顯著高於非生命目標詞(VanArsdall et al., 2015)。另外，生命性效應不僅存在於成人被試中，也存在於4~11歲兒童中，並且其效應量大小與成人被試並無顯著差異(Aslan & John, 2016)。而以老年人為被試的研究卻沒有發現該效應的存在(Bugaiska et al., 2016)，研究者將其歸因為年齡增長引起的執行功能下降。 

單詞、圖片，甚至是運動的幾何形狀，都可以作為實驗室研究中用於表徵生命性的載體。自 Nairne等(2013)開創「詞表法」研究范式後，研究者們大多承襲了這一范式，使用動物名詞作為生命刺激，人造物名詞作為非生命刺激，而不使用生命屬性模糊的植物類詞匯。詞表法是研究生命性與記憶之間關係的最常用的方法。除了使用詞匯作為生命性的載體之外，也有研究使用圖片作為實驗刺激(Bonin et al., 2014)。

此外，還有一類實驗刺激，雖其自身沒有生命，卻能給被試帶來生命性感知(animacy perception)，即通過一定的空間運動來表征生命性(Heider & Simmel, 1944)。例如，研究者發現，當簡單的幾何形狀以一定模式運動起來時，個體便傾向於將其知覺為有生命的客體(Heider & Simmel, 1944)。其中，自行運動(self-propelled motion)是引起生命性感知的重要線索(Bassili, 1976)，與之相對應的實驗任務則是空間位置記憶任務(Van Buren & Scholl, 2017)。

楊格晴等:生命何以特殊？生命性對記憶的影響及認知機制

摘要:生命性效應是人類的一種記憶現象，指生命實體比無生命實體更容易被識記。該效應是人類記憶系統在進化過程中被賦予功能性的體現，主要由記憶材料自身的生命屬性所引發，並且在不同的實驗范式、刺激材料和記憶范疇中均穩定存在。生命性對記憶的影響可以從注意捕獲、喚起與激活、加工深度等不同的認知加工過程進行解釋。未來研究應在進一步界定生命性概念的基礎上，關注不同認知機制間的傳遞關係，采用更嚴謹、多樣化的任務范式，探究生命性效應的長時可持續性，考察生命性效應的神經機制及其在外語學習中的應用價值。

關鍵詞:生命性效應，注意捕獲，心理喚起，死亡凸顯，表象加工

1.引言

生命性(animacy)是區分生物與非生物的重要特質，對於生命性的感知是人類個體發展早期出現的基本認知能力之一。人類在嬰兒早期階段就已經能夠區分出生物與非生物客體(Opfer & Gelman, 2011)，這幾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從進化的視角來看，由於環境中的生命體可能是對個體生存構成威脅的天敵或競爭者，也可能是對生存有利的食物或配偶，對環境中存在的生命體保持敏感性有助於個體的生存與繁衍(Barrett et al., 2005; Fukuda & Ueda, 2010; Popp & Serra, 2016)。

研究表明，人類的知覺系統具有對生命性信息優先進行感知和加工的特性(Barrett et al., 2005; Fukuda & Ueda, 2010; Pratt et al., 2010)。但是，僅僅對生命性信息進行探測和知覺並不足以幫助人類適應環境，真正體現出適應價值的，是受知覺影響的後續的認知加工過程和行為反應(Van Buren & Scholl, 2017)，其中記憶是一個核心成分。近年來進化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表明，人類記憶系統的進化就是為了更好地記住有生命的事物(Bonin et al., 2014; VanArsdall et al., 2013)。

(本文作者：楊格晴1*，祁新越1*，允寒琦1*，楊春亮1,2#；1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北京；2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發展心理研究院，北京；Email: 201711061125@mail.bnu.edu.cn, #chunliang.yang@bnu.edu.cn *共同第一作者。#通訊作者。文章引用: 作者1, 作者2, 作者3(2020). 文章標題. 心理學進展, 10(8), ***-***. DOI: 10.12677/**.2020.*****）

陳明發〈濾思場〉254

AI能回答所有問題。叫它〈分析林青霞的演技和牛頓定律的關係〉，寫個三五千字，也是一分鐘内的事。可是，我們首先得知道，林青霞跟演技有關係，而牛頓定律又是怎麼回事，才可能判斷其分析可不可接受。最重要的，本身得清楚，這項分析是不是有意義。（23.4.2025）
ChatGPT's reply~

這是一個腦洞大開又富有創意的問題！林青霞的演技和牛頓定律，本來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領域：一個屬於藝術與情感的表達，一個則是自然科學的理性定律。但如果我們從抽象的角度來思考，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對應關係： 

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 

牛頓說：若無外力作用，物體將保持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 

林青霞的對應：她在電影中的角色常常帶著一種「被命運牽引的慣性」，像是《東方不敗》中的不敗東方，她原本不是壞人，但因權力與愛情的「外力」，才轉變成了後來那樣複雜又矛盾的角色。她的表演就像角色的慣性——初始設定清楚，然後根據劇情中的「外力」慢慢轉變，極具層次。

第二運動定律（F = ma） 

牛頓說：力量 = 質量 × 加速度。 

林青霞的對應：這可以看作是演技的「爆發力」。林青霞的「質量」是她深厚的演技基礎與角色的內在張力，「加速度」是情感爆發的速度與強度。當她在戲中突然情緒轉折（像《窗外》那種情緒崩潰場面），就是一個 F 值超大的瞬間，觀眾會被那股力量擊中，久久不能平復。

第三運動定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牛頓說：每個作用力都會有一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林青霞的對應：她在對戲時的「互動力」非常強。她不是獨角戲的那種演員，而是能夠激發對手戲的演技，像她與張國榮、梁家輝合作時，你可以感受到一種表演上的「張力回饋」——她給對手戲壓力，對手戲再反饋給她，兩者互相激盪，就像第三定律裡的動作與反動。

小結：牛頓用三條定律解釋了物理世界的運動，而林青霞用她的演技詮釋了人性中的複雜情感。看似科學與藝術無法連結，但若從「動態」、「張力」、「情感的力學」來理解，她的表演也是一場感情世界中的物理實驗。

如果把這個比喻寫成一篇論文，標題可以叫做：  「從牛頓力學看林青霞的情感動力學 —— 論演技中的力與反力」

李彦宏：DeepSeek非萬能；幻覺率高尤叫人憂慮——2025年4月25日，百度在武漢舉行Create 2025百度AI開發者大會，百度創始人李彥宏就「模型的世界，應用的天下」主題發表了近60分鐘的演講。

百度創建人李彥宏稱百度各業務線都在積極接入Deep-Seek的模型，文小言、百度搜索、百度地圖等都接入了DeepSeek滿血版，在很多內外部應用場景都產生了非常不錯的效果，但他同時強調「DeepSeek也不是萬能的」。

他表示，DeepSeek目前只能處理文本，還不能理解和生成圖片、音頻、視頻等多媒體內容，幻覺率較高，更大的問題則是慢和貴。

以下為李彥宏在演講時就DeepSeek相關的內容實錄：

當然DeepSeek也不是萬能的，比如它只能處理文本，還不能理解和生成圖片、音頻、視頻等多媒體內容，而我們的很多百度智能雲客戶，都需要這種多模理解和生成能力。

比如它幻覺率比較高，在很多場合不能放心使用，如果在電商直播中幻覺出來一個買一送一的優惠，那商家就要賠慘了。

當然它更大的問題是慢和貴，中國市場上絕大多數的大模型API調用價格都比DeepSeek滿血版要低，速度要更快，而今天我們要隆重發布的文心大模型的4.5 Turbo和X1 Turbo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的。

今天，我們正式發布文心大模型4.5 Turbo和文心大模型X1 Turbo，主打三大特性：多模態、強推理、低成本。

多模態是未來基礎模型的標配，純文本模型的市場會越變越小，多模態模型的市場會越來越大。

文心大模型4.5 Turbo每百萬token輸入價格僅為0.8元，輸出價格3.2元，相比文心4.5，速度更快，價格下降80%；文心大模型X1 Turbo每百萬token輸入價格1元，輸出價格4元，相比文心X1，性能提升的同時，價格再降50%。

為什麼我們要不斷把大模型的成本降下來？因為開發者做AI應用的一個很大阻礙就是成本高，用不起。而創新的本質往往就是成本下降。

成本降低後，開發者和創業者們才可以放心大膽地做開發，企業才能夠低成本地部署大模型，最終推動各行各業應用的爆發。

（原題：李彦宏：DeepSeek不是万能的 存在幻觉多、速度慢等痛点；原載：25.4.2025 快科技）

愛墾註：在人工智能（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如ChatGPT、Bard、Claude）中，「幻覺（hallucination）」指的是：AI生成了表面看起來合理、語法正確，但實際上虛構、不正確、甚至不存在的內容。

這種虛構內容可能涉及虛構的文獻、錯誤的事實、杜撰的人名、編造的案例、捏造的數據等。

簡單說，就是AI「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七個著名的AI幻覺個案

下面列出實際發生過且引發討論的七個案例：

1. ChatGPT編造虛假的法律案例（Mata v. Avianca案，2023年）

紐約一名律師使用ChatGPT輔助撰寫訴訟文件。ChatGPT提供了虛構的6個法律案例作為引用依據，這些案例根本不存在。法官要求核對後，確認這些案例全是假造的，該律師遭到法院紀律處分。詳細新聞：[BBC報導]

2.Meta的Galactica模型虛構科學文獻（2022年）

Meta（Facebook母公司）發佈了科學文獻生成AI「Galactica」。公開測試時，Galactica寫出格式正確但科學內容虛假的論文，如虛構物理理論與假冒數據。因為幻覺太多，Meta被迫48小時內下架Galactica。詳細新聞：[The Verge報導]

3. Google Bard發佈錯誤天文資訊（2023年）

Google Bard在產品發表會中被問到「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的發現」。Bard回答：「該望遠鏡拍下了第一張系外行星的照片」，事實上那是歐洲南方天文台（ESO）在2004年拍的。因回應錯誤導致Google母公司股價一度暴跌7%。詳細新聞：[Reuters報導]

4.Bing Chat捏造餐廳評論（2023年）

微軟新版Bing AI（基於GPT-4）在推薦餐廳時，生成了不存在的評論文字與用戶心得。有記者查證後發現，Bing列出的好評全是自己虛構的，而非來源於真實顧客評論。詳細新聞：[The New York Times報導]

5. CNET網站使用AI寫財經文章爆出錯誤（2023年）

CNET新聞網站秘密使用AI寫了數十篇財經知識文章。
外界發現這些文章中，有大量基本財務計算錯誤（如錯算年化利率、誤解負債與資產概念）。最後CNET被迫撤下多篇文章，並對外道歉。詳細新聞：[The Verge報導]

6. AI生成的「不存在的學術引文」（多次案例）

學界中多次出現研究者或學生用ChatGPT尋找參考文獻，結果收到根本不存在的學術論文、虛假的期刊文章。比如，查找「社會心理學中的情動轉折理論」時，GPT-3會杜撰出聽起來學術正確但根本沒出版過的文獻。詳細說明：[Nature文章]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2081-4)

7.AI誤判醫療資訊（2023年多起）

在醫療應用中，當要求AI提供病症診斷建議時，出現了：編造不存在的藥物療法、建議過時或已被禁止的治療手段。如，有一次AI建議使用已被FDA禁用的某種減肥藥物，導致嚴重誤導問題。詳細報導：[STAT News分析]

幻覺（Hallucination）不是小失誤，而是AI系統內建結構性風險。在開發和應用AI（尤其是生成式AI）時，必須認識到：

「生成語言」不等於「生成事實」；AI看似有邏輯，實則只是「湧現概率的語言流」；需設置強大的「驗證、追溯、標記幻覺」機制來保障使用安全。

目前，有些「防幻覺技術」正在開發，比如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Hallucination Detectors 等。

愛墾APP:AI「幻覺現象（Hallucination）」

在人工智能（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如ChatGPT、Bard、Claude）中，「幻覺（hallucination）」指的是：

AI生成了表面看起來合理、語法正確，但實際上虛構、不正確、甚至不存在的內容。這種虛構內容可能涉及虛構的文獻、錯誤的事實、杜撰的人名、編造的案例、捏造的數據等。

簡單說，就是AI「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包括：

模型是基於概率預測下一個最可能的詞或句子，而非真正理解。

訓練數據中的矛盾資訊或資料不完整。

使用者輸入模糊或暗示性的提示，迫使模型「補齊」答案。

可以理解成：AI的本質是善於「模仿」語言，但它自己不具備「驗證真實性」的能力。

參考資料：

[Anthropic on AI Hallucinations]
[OpenAI Technical Report on GPT-4 Limitations]

（延續閱讀）

愛墾APP:萊布尼茨個體精神性的後現代主義基礎～～莱布尼茨的單子有機論，與後現代思維的主體有機論，整體上有互相互呼應之處。但最大的矛盾在於，前者的單子之間不存在互動，而依靠先前（自然的、神義的）和諧來聯系，而後者則具有開放性、主動性，彼此之間的互動是複雜的、變動的，而且，沒有終極的實在、實體。

這裏要觀察的是，萊布尼茲的單子論與後現代主體觀之間的哲學張力，它同時也觸及了當代哲學如何重新思考“實體”與“關係”的問題。

兩者的相通之處（呼應)

愛墾APP：德勒兹·藝術、哲學和科學的地位～～所有的思考都是生命中的一種藝術和事件。德勒茲認為這些思考有三種模式：藝術、科學和哲學，它們分別是三種轉變生命的力量。

每一個藝術、科學和哲學的行動本身，就是生命的一個事件和轉變，而且每一個轉變都以其自身的特殊性或特異的方式轉變了生命。

在《什麼是哲學？》裡面，他和加塔利明確地將哲學視為對概念的創造，將藝術視為對知覺和感受（affect）的創造，將科學視為對功能的創造。

為什麼是德勒茲（頁8）: 我們不要試圖去發現那些表達在文學著作之中的理念或內容，我們也不應該將文學當作某種文獻的形式、範例或歷史、哲學或心理學觀點的支持證據。

與結構主義者將生命置於一個封閉系統中來研究所不同的是，後結構主義者著眼於開放、過剩或不穩定的系統：語言、有機體、文化和政治系統必要的變異或變化。

實際上，對於德勒茲來說，思考和寫作的挑戰就是生成的多樣化(diversity of becoming),因此一種語言的生成能夠被其他生成的模式所影響，例如有機體或社會系統的生成。（設想一下我們的語言由於科技發明影響而已經改變的方式：我們使用計算機科學的術語去思辨。）

生命就是差異，即別樣地思考的權力、去變得不一樣的權力和去創造差異的權力。哲學是所有思想的傾向。常識和陳詞濫調的概括只能是糟糕的哲學，因為當訴諸常識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形成一個關於如何去思考的總體性概念。

如果我們將思想局限在再現和認知的簡單行為上——「這是一張椅子」「這是一張桌子」——那麼我們就是在將教條和規則強加於思想至上。

在《什麼是哲學？》裡面，他和加塔利明確地將哲學視為對概念的發明。

初讀書單：《普魯斯特與符號》Proust and Signs 論述文學的文集：《批評與臨床》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Daniel Smith譯本《卡夫卡：走向一種少數文學》Kafka: Towards a Minor Literature《差異與重覆》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百科全書式 《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可先讀「精神分裂分析引論」 《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可先讀「生成-女人」 《什麼是哲學》

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茲和加塔利創造了一套全新的語匯和構成模態。這是因為，通過反對精神分析，他們反對那種認為有任何類似「心靈」的東西的想法。不存在能夠成為研究客體或者治療目標的那種標凖的個體、個人或自身。更確切地說，他們創造了「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這個術語來描述他們自己的方法和目標：不存在原初的心靈而只有原初的部件，「精神分裂」或非人的、可移動的碎片。與一開始就假定存在例如語言或規範的客體。

（《導讀德勒茲》，原作名: Gilles Deleuze；作者: (英)克萊爾· 科勒布魯克；出版社: 重慶大學出版社；出品方: 拜德雅；副標題: 導讀德勒茲；譯者: 廖鴻飛；出版年: 2014-7）

愛墾APP:先驗的經驗主義將思想從任何終極的形而上學基礎上解放出來，堅稱生命絕不是某種現實的基礎，而是潛在的多樣性，不是事物和代理者，而是沉思和收縮、事件和回應。並不是先有人或存在者，然後他們沉思這個世界；而是存在著被動的和非人的沉思。這些沉思創造了可區分的人類身體或器官。 這意味著不是先有世界（現實的世界），然後再由佔有優先權的人類（主體）心靈來以影像（潛在的影像）再現它。生命正是這種現實—潛在的影像互動。

哲學為我們的時代而創造概念，從而轉變我們的時代。藝術將經驗撕裂，是為了創造那未曾在線性時間內被綜合的知覺和感受。德勒茲的時間—影像這個電影概念就是一個哲學行動，是為了回應一種特定的藝術事件。這個概念讓我們去別樣地考察電影；我們去電影院看電影的時候就不僅僅是追隨敘事和認同於角色。我們能夠讓電影去作用於我們，改變我們。時間—影像將不協調的聲音加諸不調和的視覺影像之上，從而將影像與影像、聲音與聲音相分離，消解了我們觀看世界時候的單一時間視野。

（《導讀德勒茲》，原作名: Gilles Deleuze；第四章 先驗的經驗主義，作者: (英)克萊爾· 科勒布魯克；出版社: 重慶大學出版社；出品方: 拜德雅；副標題: 導讀德勒茲；譯者: 廖鴻飛；出版年: 2014-7））

三、塔可夫斯基：雕刻時間

與布列松的「間隙與懸置」不同，塔可夫斯基的時間影像是一種連續流動的、質地厚重的時間場，德勒茲稱之為：

「時間的物質性——純粹時間的雕刻（sculpture du temps）」

1. 長鏡頭與時間密度

塔可夫斯基以他著名的長鏡頭風格，讓影像本身承載「時間的厚度」。在如《潛行者》（Stalker）、《犧牲》（Sacrifice）或《鏡子》（The Mirror）中，時間不再是由剪輯控制的節奏，而是被攝影機注視的空間之內部節奏。

例如：

• 水的流動、風的吹拂、塵埃的漂浮、人物的遲緩步行……這些「幾乎沒有劇情的畫面」，正是時間自身在影像中的展現。

• 空間成為承載時間的容器，並非舞台。這種關係與「時間即事件本身」的觀點一致。

德勒茲寫道：

「塔可夫斯基讓時間穿越影像，使空間不再是承載動作的容器，而是時間自身在其中得以顯現的平面。」

2. 記憶、夢境與時間的裂縫

塔可夫斯基的電影經常處理夢境、記憶與歷史的模糊地帶。這些夢境不是主觀內在心理的表達，而是一種去主體化的記憶運動。他不斷讓過去「滲入」當下，使時間不是線性的，而是充滿裂縫、折返、共存。

這與德勒茲所說的「晶體影像」（l'image-cristal）概念密切相關：

• 現在與過去不再是連續，而是被複數的時間表面所折射。

• 記憶不是回顧，而是內部時間的自我折疊。

• 現實與虛構、夢與清醒、現在與過去開始「共時化」。

四、布列松與塔可夫斯基的對照：間隙 vs 流動

五、時間影像的哲學意義

對德勒茲來說，布列松與塔可夫斯基的共同點是，他們使電影擺脫了時間作為敘事工具的功能，轉而成為時間本身的展現形式。他們不是讓我們觀看時間的敘述，而是與時間本身共同生成經驗。

這樣的影像挑戰我們觀看的慣性，讓我們暴露於非人稱、非劇情、非心理的時間狀況中。觀影者不再是觀察者，而是被時間「穿越」的場域。

若你想更深入讀這一部分的原文，建議直接查閱：

• 《時間-影像》第五章〈光學與聲學狀況〉（Les situations optiques et sonores pures）

• 第六章〈時間影像的晶體〉（L’image cristalline）

• 相關導演章節中對布列松與塔可夫斯基的專節

愛墾APP:德勒兹在《時間-影像》（L'image-temps）第二部分中，德勒茲對布列松（Robert Bresson）與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分析，是他整體電影哲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段落之一。在這一部分，德勒茲揭示出「時間影像」的結構與張力，並通過這兩位導演的作品闡釋非動作主導的時間如何在影像中顯現。

一、時間影像的誕生背景（導論）

首先，德勒茲區分了「運動影像」（l'image-mouvement）與「時間影像」（l'image-temps）：

運動影像（源自古典電影如好萊塢、希區考克、甚至黑澤明等）依賴感知-動作-情感三聯的連貫鏈條，是柏格森意義上的「感知—運動圖式」。

時間影像則是在這條鏈條崩潰後出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電影的斷裂與再生，呈現「純粹時間」而非動作的過程。這種影像主要展現在導演如布列松、塔可夫斯基、安東尼奧尼、侯麥等人的作品中。

布列松：間隙與行動的懸置

去心理學化、去戲劇化的主體

德勒茲將布列松的電影視為「行動與情感的懸置機器」。他的人物幾乎總是內向、沉默、動作極簡，他們的選擇既非自由也非命運，而是處於兩者之間的某種「等待」（attente）或懸置。這是時間影像的起點：當動作失效，角色只能承受時間。


例如，在《扒手》（Pickpocket）中：

主角的手成為影像的焦點。這些手的動作既非表演也非象徵，而是一種純粹機械的節奏。

時間不再由行動推進，而是由遲疑、重複與空白所構成。

這種延遲與懸置製造出「空白的間隙」（interstice vide）：觀眾被迫與影像一起等待某種尚未到來的變化。

「布列松創造了一種純粹的光學與聲學狀況，一種脫離行動的知覺模式。」——德勒茲

2. 反表演與反心理劇

德勒茲強調布列松的演員是「模特兒」（modèles），而不是角色或演員。他們的表情和肢體不再是內心狀態的象徵，而是純粹的外部機械節奏。

這種「去心理學」的處理方式，使角色變得無法被心理學理解，反而凸顯出他們與時間的純粹關係——不是作為歷史時間的主體，而是作為「時間的承受者」。

愛墾APP:當我們談論「哲學」、「藝術」與「科學」，我們往往會將它們視為三種截然不同的活動：哲學屬於思想的殿堂，藝術是情感的流動，科學則是對世界的精確描述。但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所帶來的觀點，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這三者之間的深刻關聯：它們其實是三種不同形式的「創造力」。

哲學、藝術與科學：三種創造的模式

德勒茲認為，哲學是概念的創造，藝術是感覺的創造，科學則是功能的創造。這三者皆是思考世界的不同方式，不是以模仿現實為目的，而是在於拓展現實的邊界，發掘潛藏其中的可能性。

在哲學中，「概念」不是對世界的抽象命名，而是一種創造性的組合與切入方式。哲學不是解釋「什麼是事物」，而是提出「可以如何去思考某個問題」。例如，德勒茲提出的「特異性」（singularities）概念，就是試圖去思考那些未被命名、未被注意到的差異。這與科學試圖穩定一個事實、一個現象的功能完全不同。

科學創造的是功能。它建構理論來描述現實世界的運作，例如物理定律、生物演化、基因遺傳等。在這個過程中，科學並不試圖問「為何存在」，而是提出「如何運作」的系統模型。它給出了我們如何應對世界的工具和架構。

藝術則完全不同。它不創造知識，也不建構功能。藝術是一種對知覺和感受的創造，它以非理性、非智性的方式使人思考。藝術的本質不在於提供資訊或道德寓意，而是在於它的「可感性力量」：一幅畫、一首樂曲或一部電影之所以觸動人心，不是因為它告訴了我們什麼，而是因為它讓我們「感覺到了某種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願意花兩個小時去看一部電影，即使我們早已知道故事的大致發展。電影的畫面、聲音、節奏、氣氛——這些非語言的感官元素構成了藝術的「風格」，它們在心靈上激起我們難以言說的波動，提供了思想無法達到的感性體驗。

思想不是資訊的儲存，而是新可能性的創造

德勒茲對藝術的看法具有強烈的革命性。他認為，藝術不是一種裝飾性的娛樂，而是一種思想方式的擴展。它探索的是思想的邊界，提供創造新可能的機會。在這裡，藝術與哲學的關係並不是對立的，而是一種共同追求「差異與可能性」的行動。

德勒茲反對傳統意義上「重覆」的觀念。對他而言，重覆不是一個相同事件的不斷發生，而是每一次都在重新發問、重新開始。這種重覆是對常識的拒絕，是對既定形式的不滿，是對「差異」的肯定。這也正是思想的力量——不是遵循、不是修正常識，而是敢於跳出常識，去創造屬於我們自己的觀看與思考方式。

科學與潛在世界：從事實到可能性

雖然科學以事實為基礎，但德勒茲認為，哲學擁有理解「潛在世界」的力量。這個潛在世界並不是指未來世界或虛構世界，而是那個超越特定觀察和經驗的、生命的可能性之世界。

換句話說，科學描述的是「此刻的真實」，而哲學追問的是「可能的真實」。生命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而是一種差異的展現，是「變得不一樣的能力」。德勒茲強調：生命就是差異。正是在差異中，我們擁有了重新理解自己的可能性，擁有了不再受限於既有規則與角色的自由。

這種觀點有助於我們以更快樂、更積極的方式生活。不是為了服從某種常識而活，而是去追求那些尚未被說出、尚未被想像的可能。

慾望的積極力量：生命流動而非匱乏

德勒茲最有名的理論之一，是他與瓜達里（Guattari）共同發展的「慾望哲學」。他們反對佛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學，尤其反對那種將慾望視為「匱乏」的思想——即我們渴望某物，因為我們缺少它。

相反地，德勒茲認為，慾望是積極的生產力。慾望不是因為缺，而是因為生命的連結與流動。生命是一股能量流（intense germinal influx），在身體之間穿梭、流動、連結、增強自身。這種慾望不是封閉的、有機的、被動的，而是開放的、創造性的、積極的。

這也改變了我們對「身體」的理解。身體不是一個被固定定義的容器，而是在無數連接與關係中產生的。當一個身體與其他慾望連接，它不只是被形塑，更是在形塑自身。這樣的觀點，讓身體變成一個充滿生成性與可能性的場域。

把哲學家請進企業董事會～～哲學和企業都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來搞清楚人的滿足感從何而來，因而也都必須搞清楚人為什麼而活。

乍一看，哲學和企業似乎全無關係。企業關心的是，如何在規定的時間內實現一些明確的目標、實現收入最大化，以及以計謀打敗競爭對手。哲學關心的則是一些與生活意義有關的宏大而絲毫不切實際的問題，它不為自己設定任何目標，也不會產生任何現實結果。

事實上，企業和哲學有很大的關係。企業為追求利潤而不得不考慮的那個問題，正是如何讓客戶感到滿意——這是一個充滿矛盾而又複雜無比的主題。而在其悠久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哲學研究的恰恰就是幸福生活的各項要素，即亞里士多德所說的「eudaimonia」——這是一個希臘語單詞，翻譯過來就是「德性的繁榮」或「生命的圓滿」。哲學和企業都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來搞清楚人的滿足感從何而來，因而也都必須搞清楚人為什麼而活。

在被要求對一家企業進行分析時，一位哲學家通常首先會問：企業的深層次目標是什麼？也就是說，企業關於提高客戶滿足感的承諾包含哪些部分。接下來，這位哲學家會研究這家企業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這項承諾，然後才會從如何更緊密地貼合企業對客戶的隱含承諾出發，就應該推出何種新產品或新服務、如何改變品牌形象向企業提出建議。

假設有一家志向遠大的豪華酒店正努力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生存，酒店往往會認為自己知道需要為其客戶做什麼，難題只在於如何做到。然而，人們往往未能仔細思索的一個問題是，完美酒店之夜究竟該如何定義。被單和迷你酒吧冰箱在完美酒店之夜中扮演何種角色？肥皂和房間服務又扮演何種角色？如果回歸原點、重新思考酒店的本質是什麼，我們會有何發現？

有許多問題可能毀掉一個完美酒店之夜。以下是人們往往想不到的部分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太哲學化了）：有的客人或許會感到焦慮或迷惑；有的或許會感到孤獨；有的或許剛剛與伴侶發生爭吵；還有的或許會覺得與周圍的文化格格不入。通常而言，酒店不認為這類問題跟自己有什麼關係。它們將關注的重點局限於為客人凖備怎樣的肥皂和床。換言之，它們忘記了自己對顧客做出的那項隱含的宏大承諾：你在這里會感到幸福。

一家非常重視客戶滿足感的酒店或許會從這一點出發，開發一系列新服務和新產品。與眾多企業一樣，酒店仍剛剛開始理解客戶的真正需求，因為它們對幸福的定義過於狹窄。

類似的問題也困擾著金融服務業。以財富管理企業為例，表面看來，這種企業對客戶的承諾是，讓他們的投資組合每年獲得一定的投資收益。但財富管理企業更深層次的隱含承諾是：「把錢交給我們，你會生活得很幸福。」然而，很少有公司把這種豪言壯語當回事，這讓他們在面對競爭和財務業績下降時很容易受到沖擊。一家受到哲學理念指引的財富管理公司不僅會繼續按照常規方式管理客戶的財富，而且還會思考如何才能適當地利用金錢增進客戶的福祉。客戶的孩子們在金錢方面是否感到滿意？金錢對客戶的友誼有什麼影響？慈善活動的意義是什麼？客戶們一直以來生活的意義是什麼？

把古怪的哲學家請進企業中並無不當。這樣做將有助於管理層更深入地思考一家企業應如何適當地改善客戶的生活。（阿蘭·德波頓，英國哲學家、作家，見：2014年01月27日 湖北日報））

二、商業攝影與靈光的消逝

然而，攝影並未停留在「靈光」閃耀的階段。本雅明在文章第二部分迅速轉向對商業攝影——尤其是照相館攝影——的批判與焦慮。他指出，靈光正在從照片中逐漸消失，而這一消失的根本原因，來自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明亮鏡頭」的使用與曝光時間的大幅縮短。

攝影技術的進步，從某種角度來說，是在「壓制黑暗」，也就是說，它摒棄了那些帶有神秘性與模糊感的影像特質，轉而追求極致清晰與精確。大光圈、短曝光的技術讓拍攝成為一瞬間的捕捉，而非一種「醞釀」。靈光正是在這種「醞釀」之中得以生成的，因此也就不再存在。

在這裡，本雅明提醒我們：藝術與技術並非天然對立，但當技術凌駕於藝術的節奏與感知之上時，藝術本身的特質就可能遭到侵蝕。

不過，本雅明並不全然否定新攝影技術。他以阿特熱（尤金·阿傑，Eugène Atget, 1857～1927）為例，指出其作品雖無靈光，卻具有另一種突破性的價值。阿特熱鏡頭下的巴黎街道、空無一人的都市景觀，呈現出一種奇異的陌生感與超現實效果。這正是本雅明所說的：「將對象從靈光中解放出來」，使其赤裸呈現在觀者面前。

這種超現實的美學不是對靈光的繼承，而是其消解後的重建，是新藝術形式對現實的再加工。觀者不再是靜靜凝視一幅充滿神韻的圖像，而是被迫面對現實的異化與疏離，這是一種深具現代性的視覺體驗。

因此，在這部分，本雅明以攝影技術的發展為線索，展開對「藝術如何變化」的鋪陳。攝影不僅改變了藝術的呈現方式，更改變了觀者與藝術之間的關係。

三、藝術的終結與新形態的誕生——電影的時代

在《攝影小史》的第三部分，本雅明的視野進一步延伸至電影。他將電影視為一種藝術的新形態，一種「靈光」完全消解後的時代產物。電影徹底拋棄了藝術的「原作性」，轉而以大量複製的形式流通，完全服膺於技術的生產與社會制度的分配之中。

這種藝術的變化，不只是形式的革新，更是一種哲學與價值觀的轉換。過去藝術作品之所以「崇高」，往往來自其唯一性與祭祀性（如宗教畫作、儀式用具等）；而電影則是以公眾娛樂的方式，呈現在大眾面前，藝術與生活的邊界因此變得模糊。

在這裡，本雅明並非完全否定電影。相反，他認為這種「去靈光化」的藝術形式，是現代社會中民主與社會進步的象徵。他甚至提到，電影的群眾性與技術性，有可能打破資本主義藝術的壟斷邏輯，成為共產主義文藝的一部分。

這樣的論述不難讓人聯想到他之後的名著《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其中更全面地探討了技術複製如何顛覆藝術的本質，並指出藝術將逐漸從「儀式」走向「政治」。

因此，《攝影小史》的第三部分既是結語，也是對未來藝術形態的預言——一種不再仰賴神秘感與崇高性，而是嵌入於日常、政治與技術網絡中的藝術。

結語：攝影作為觀察未來的窗口

縱觀《攝影小史》全篇，我們會驚訝於本雅明如何以攝影這一新興技術為切入點，建構出一套宏大的藝術史觀與文化批判理論。他討論的從來不只是攝影的技術變革，而是藝術在技術時代如何自我更新，甚至自我瓦解。

攝影，從「靈光」的遺跡到「靈光」的消解，見證了藝術從神秘、崇高走向平凡與政治的過程。這不僅是藝術的演變史，也是現代性的發展軌跡。

對我們當代的攝影師與觀眾而言，《攝影小史》不僅是一份歷史文獻，更是一面鏡子。當我們拿起手機隨手拍攝、當影像在社交媒體中瘋狂流通，我們是否還記得那種原初的、帶有「靈光」的凝視？或許，我們也正如阿特熱那樣，無意中打開了另一扇觀看世界的窗戶。

最終，本雅明留給我們的問題是：在這個圖像泛濫的時代，我們如何重新理解「藝術」？攝影是否還能承載某種真實？或者說——我們能否從攝影中，再度看到那微弱卻持久閃爍的火光？

這，也許就是《攝影小史》最深的啟示所在。

愛墾APP:導讀本雅明的“靈光”

當我們翻開瓦爾特·本雅明的《攝影小史》（Kleine Geschichte der Photographie），迎面撲來的不僅是一篇關於攝影技術與藝術的歷史回顧，更是一場對「藝術」本質、歷史變遷乃至時代精神的深刻反思。這篇發表於1931年的短文，表面上是談攝影，實則談藝術的命運、靈光（Aura）的消逝與技術時代的來臨。透過三段嚴密鋪陳的結構，本雅明不僅重新定義了攝影的價值與功能，也為我們思考當代影像文化和藝術的未來打開了另一扇門。

一、攝影的誕生與「靈光」的殘影

本雅明的討論起點，是對攝影發明初期的禮讚。他特別指出1850年前後為攝影史的黃金時期。在這個階段，攝影家對技術的掌握達到極高水準，作品中蘊藏著一種無法言喻、充滿吸引力的氛圍，讓觀者產生一種「此時此地」不可複製的凝視與想像。這種攝影作品中閃現的「極微小的火光」，正是本雅明後文稱之為「靈光」的線索。

「靈光」這一概念，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具有核心地位。雖然語義看似神秘，但如果從中國藝術語境理解，可將之理解為「神韻」、「氣韻」，即某種藝術品特有的不可言傳卻能感知的氛圍與氣場。這種靈光，是藝術作品與觀者之間的時空聯繫，是原創性與獨一無二的現場經驗。

攝影初創期，由於技術限制，例如需要長時間曝光、對光線的精密控制等，反而保留了這種「靈光」。攝影作品不是快速複製的結果，而是與藝術家創作過程密切相關的時間凝固。那時的照片如同一幅畫，不僅記錄現實，更承載著藝術家與拍攝對象在場域中的互動與精神共鳴。

本雅明的這一點觀察十分敏銳，他看見了一個時代技術條件所造就的偶然藝術性，也即——攝影雖為機械操作，但在早期，它還是一種帶有手工藝精神的創作活動，並未完全脫離藝術的語境。

百度百科：volition～英語單詞，表示意志或決斷力。volition是英語中的名詞，正式用語，核心含義為「通過自主意志做出選擇或決定的能力」。該詞常用於短語of one's own volition（出於自願），如「He left the firm of his own volition」。在語言學、哲學及倫理學等領域，volition 被用於描述有意識的行為決策，例如討論神聖意志（divine volitions）或倫理界限。此外，其形容詞形式volitional表示「與意志相關的」，如「volitional behavior」（意志行為）。

詞源:源自拉丁語volitio（意願）

相關詞匯
volitional（形容詞）、volitionally（副詞）

領域應用:哲學、語言學、心理學。

中文翻譯：決斷能力/意志力。

1.核心含義：指個體基於自身意志進行選擇或行動的能力，如「She left on her own volition」（她自願離開）。

2.正式用法：常見於正式語境，強調自主決策，區別於外部強制行為。例如在倫理學中，用於描述「由信念與意志定義的界限」。

近義詞：will（意志）、choice（選擇）。

反義詞：compulsion（強迫）、involuntariness（非自願）。

易混淆詞：violation（違反），兩者拼寫相近但含義不同。

1.語言學：在句法結構中，過量結構僅允許有意志性的施事者，如「volitional agent」（有意志的行為者）。

2.心理學：意志調控可增強學習者的主觀能動性，例如聲樂學習中的自我調節。

3.哲學與倫理學：用於探討神聖意志（divine volitions）及理性選擇作為人類行為的最高原則。

故事的敘述實際上可以幫助人類生活與人性，鼓勵同理心、動員對社會變革的支持，以及支持社會運動（Fernandes，2017，第5頁）。George Landow（1997）與 Michael Joyce（1995）提到，超文本是一種敘事機器，每個程式都會產生不同的敘事。每一次閱讀都會成為一篇新文本，因此，超文本敘事成為一位虛擬的說書人（Joyce，1995，第193頁）。

Ryan（2011，第47頁）指出，數位世界提供了更多互動式的故事，並允許使用者直接參與情節的揭露與發展。Ferrari（2017，第viii頁）則認為，說故事是一種溝通形式，既是藝術，也是藝術之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且具有特定目的。

Polletta（2006，第4頁）表示，說故事的運用可追溯至16世紀法國的稅收爭議時期，一直延續到20世紀美國的民權運動。Heir（2018，第1頁）認為，說故事的運用與組織在知識管理、品牌管理、品質管理與衝突管理等方面的利益息息相關。

說故事不僅是一種用於達成目標和作為政治籌碼的介入技巧（Colvin，2018），也是表達身份政治的方式（Pullen，2009），或是一種依靠敘事作為政治行動來建構政治論述的方法（Bowles，2010）。民主需要透過故事來辨識我們是誰、我們認為自己想要什麼、我們對政治人物的看法，以及我們認為政治人物對我們的看法（Coleman，2015，第168-169頁）。說故事是一種支持聲望與建構政治領導神話的工具（Hanska，2012）；它也能幫助人們理解政治敘事是否具有說服力（Tily，2003）。

Arendt（1994，第225頁）認為，說故事為觀眾提供了想像的空間。透過故事，觀眾可以學習與詮釋，並傾向於傳達真相，而事實真相總是與特定人物、事件以及涉及眾多人的環境相關，這些在政治中都是自然存在的事情（Arendt，1993，第238頁）。

[Copyright © 2021 The Contestation of Political Storytelling i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uring the 2019 Federal Election Andika Hendra Mustaqim.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Arendt（1994，第225頁）強調，敘事為受眾提供了想像與詮釋的空間，並傾向於呈現與人物、事件及社會環境緊密相關的事實真相，而這些真相在政治領域中具有天然的重要性（Arendt，1993，第238頁）。

三、數位媒介與政治敘事的競爭

在當代，政治敘事透過電視、廣播、線上媒體、雜誌與報紙等傳統大眾媒體傳播，同時廣泛滲透至 YouTube、Instagram、Facebook、Twitter 等社群平台與串流服務，公眾因此能隨時接觸到強化其政治選擇信念的訊息。

政治敘事的競爭並非新興現象，不同國家的政治傳播史皆有類似經驗。例如，Polletta 與 Callahan（2019）研究了川普時代的深度報導、懷舊敘事與假新聞，Richardson Jr.（2002）則分析了 2000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競選廣告的視覺敘事策略，結果均表明政治廣告能有效促進政治人物與選民的互動。同樣，Page 與 Duffy（2016）針對共和黨初選四位總統候選人在 Facebook 與 Twitter 上的視覺敘事研究，揭示了數位平台對政治傳播的戰略價值。

Gupta-Carlson（2016）主張，數位敘事在總統選戰中具有關鍵性地位，應透過影像、音樂與演講等多模態方式強化訊息傳遞。Smith 與 Golden（1988）則以隱喻與軼事分析方法回顧了 1984 年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選舉的電視廣告，凸顯了敘事策略與媒體表達形式之間的互動關係。

四、結論

綜上所述，敘事不僅是保存歷史與傳遞價值的文化機制，更是在數位時代中競逐民意、塑造政治形象與動員群眾的重要工具。隨著數位媒介的滲透，政治敘事的傳播途徑與表現形式愈加多元，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需同時關注其內容、載體與受眾互動模式，方能全面理解其在當代民主政治與社會運動中的影響力。

五、反思與平衡：群眾覺知在政治敘事中的角色

前述研究多著眼於敘事在政治傳播與社會動員中的正面功能，然而，敘事並非總是中立的意義建構過程。當傳播媒介準確報導掌握話語權的公眾人物言論時，所呈現的往往只是一種「版本真相」（the official narrative）——屬於特定權力主體的敘事版本。這種版本可能是精心策劃的政治產物，試圖透過媒介傳播取代或掩蓋客觀事實。

在此情境下，媒體的「忠實記錄」只能保證言辭與事件經過的形式完整，卻無法自動驗證其內容的真實性。嚴格來說，記錄與真相之間存在顯著落差。尤其在政治語境中，發言者的陳述未必是基於事實——其動機可能源於黨派立場、權力算計，或經過包裝的政治利益，而非真誠的信念。這種「話語建構」與「敘事操控」的核心目的，恰恰在於遮蔽與扭曲真相。

權力主體憑藉龐大的支持群體與媒體曝光率，能夠挾持話語權與詮釋權，將謊言經過反覆強化、情感操控與邏輯偽裝，塑造成「真理」與「正義」，並進一步催眠公眾，使之被接受為「事實」。正如美國《華盛頓郵報》前執行總編、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所言：「即便是最優秀的報紙，也從未學會如何應對那些面不改色撒謊的公眾人物……我們只是刊印他們告訴我們的。」這揭示了新聞專業的制度困境，也映照出受眾在信息環境中的脆弱處境。

在當代資訊過載與假新聞泛濫的背景下，群眾覺知的重要性愈加凸顯。唯有透過提升媒體素養、培養批判性思維，以及建立多元資訊來源的驗證機制，公眾方能在政治敘事的洪流中維持相對的判斷力與自主性。這種平衡，不僅是資訊消費者的自我防衛，更是民主政治健康運作的基礎。換言之，面對精心建構的「版本真相」，群眾的主動覺知與理性辨析，是避免被動接受與集體沉淪的唯一出路。

参考：Copyright © 2021 The Contestation of Political Storytelling i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uring the 2019 Federal Election Andika Hendra Mustaqim.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