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句子閱讀任務中，當句子中的動詞能夠暗示其後名詞的生命性特征時(比如「警告」的賓語是生命名詞，「打開」的賓語是非生命名詞)，名詞生命性的差異能夠由被試剛讀完動詞時的腦電活動提前反映出來(Wang et al., 2020)。目前研究多關注個體在單純感知或理解生命性信息時的神經活動，而缺少記憶任務中生命性效應的認知神經表征研究。未來研究可在神經生理層面對生命性效應進一步探索，例如研究者可利用經顱磁刺激(TMS)對負責表象生成的腦區進行干擾，以檢驗心理表
象在生命性效應中的作用。

當前生命性效應的研究范式多為學習後立即測驗，即集中考察生命客體在短時間隔內的記憶優勢。

只有少數研究發現在學習結束48小時後進行測驗(即延遲測驗)，生命性效應仍然存在(Félix et al., 2019; Laurino & Kaczer, 2019)。而在更廣的時間維度上，後續的記憶整合、維持、遺忘以及重構過程中，生命性效應會有怎樣的體現，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比如，根據標簽理論(tagging theory)，在編碼階段不同記憶材料的處理優先級和隨後階段的不同記憶材料的信息整合的處理優先級之間，可以是相互獨立的(Dunsmoor et al., 2015)。因此，生命與非生命記憶材料在初次編碼之後的不同時間窗口上是否會出現優先級的波動這一問題值得未來研究的關注，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也是進一步考察生命性效應產生機制的關鍵角度之一。此外，生命性客體在記憶的修改和重構階段是否依然具有及時性或靈活性上的優勢，也應當被進一步發掘。

4.4. 生命性效應的應用價值

生命性效應的應用價值主要在體現在外語單詞學習。在配對學習實驗范式中，與生命單詞(母語詞)配對的外語詞，在之後的回憶任務中作為線索詞被呈現時，被試能夠更好地回憶起與之配對的母語詞(Popp & Serra, 2016; VanArsdall et al., 2015)。這表明，在學習外語詞匯時，指代生命實體的單詞的記憶難度更低，這一規律值得被應用於教學實踐。例如，在學習一門新語言的詞匯時，通常將新詞與對應的母語翻譯進行聯結識記，可以考慮在入門階段從生命性詞匯開始學起(Nairne et al., 2017)。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大多采用詞語序列學習任務和配對學習任務考察生命性效應，該效應能否成功遷移到其他更真實的學習材料(如閱讀文本、教學視頻)中去尚不清楚。因此，未來研究需要著重考察生命性對真實學習材料的記憶促進作用，論證其教育應用價值。

5. 結語

盡管生命性效應的研究證據正在快速累積，其在本質上是否由「生命」這一屬性所決定，仍然是一個未解的謎題。生命性效應可能是由於生命客體能夠自主運動、思考、感受、學習，以及具有求生和繁衍的動機等屬性所決定，而並非以生命這一概念本身作為根源(Meinhardt et al., 2020)。另一方面，生命性效應也可能單純緣於生命性客體與人類分享了更多的共同特征，因此也可算作自我參照效應
(self-reference effect)的一種延伸。未來研究亟需進一步釐清生命性效應的產生機制、邊界條件及應用價值。

生命何以特殊？生命性對記憶的影響及認知機制
楊格晴1*，祁新越1*，允寒琦1*，楊春亮1,2#
1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北京 / 2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發展心理研究院，北京
Email: 201711061125@mail.bnu.edu.cn, #chunliang.yang@bnu.edu.cn
*共同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文章引用: 作者1, 作者2, 作者3(2020). 文章標題. 心理學進展, 10(8), ***-***.
DOI: 10.12677/**.2020.*****  /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學進展, 2020, 10(8), **-**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doi

4.不足與展望

4.1.生命性概念的界定

相比其他理論，對編碼豐富性理論進行考察具有方法學上的優勢，因為要求被試報告其看到單詞時產生的聯想，是一種直接的行為測量方式。編碼豐富性理論值得被進一步研究確認，不過更全面的研究設計應當考慮其與注意捕獲機制之間的傳遞關系。比如，由於生命性信息吸引了更多注意，進而激活了更豐富的關聯信息，或者產生豐富關聯信息的過程消耗了更多的注意資源(Meinhardt et al., 2020)。

現有研究多將生命性界定為將生物與非生物區分開來的特質，或是生物所具有的非生物所不具備的特征。該定義盡管簡明易懂，但並不精確，由此導致了在微觀層面上對生命性的定義仍存留的兩個重要問題。其一，生命性是二分變量還是連續變量？有研究者認為它是二分的，即只存在生命和非生命兩種狀態(Yamamoto, 2006)，而來自神經科學的證據顯示，被試在看到不同的生命和非生命詞時，大腦腹側視皮層的激活呈現出梯度的特征，而非簡單的二分狀態(Sha et al., 2015)。其二，究竟什麼樣的物體是有生命的？有人認為植物應該屬於「有生命」范疇，有人則認為植物沒有能動性且不能表現出「生物運動」這一特性，因而不具有生命性。這個問題可以被進一步歸納為，生命性究竟是物理或軀體層面的「活著」，還是囊括了認知能力，如反應性、心理狀態甚至是交流能力等條件的滿足(Rakison & Poulin-Dubois, 2001)？

進一步明確生命性的定義也有助於對生命性效應的邊際條件和應用價值的探究。

4.2. 生命性效應的機制探討

如上所述，生命性效應的產生機制尚未探明，進一步釐清該效應的潛在機制將促進人們對生命性加工優勢的理解與應用(Calvillo & Hawkins, 2016; Lowder & Gordon, 2015; Popp & Serra, 2016)。未來對其機制的探討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上文討論的諸多機制之間並不相互排斥，不同機制間可能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共同促成生命性效應的產生。因此，不同機制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應當得到更多重視。例如，不同機制可能在記憶過程的不同階段發揮作用，彼此間存在承接關系。注意捕獲發生在記憶編碼的早期階段，是生命信息影響記憶的早期機制，喚起與激活水平則是從編碼加工所處的中期階段進行解釋，而加工深度則主要體現在記憶編碼的中後期階段。研究者可以通過操縱其中某個加工環節，考查其它加工過程是否受到影響。例如，未來研究可以通過指導語使被試對生命詞匯和非生命詞匯分配同等的注意資源，檢驗被試對兩種詞匯產生的心理表象和相關聯想的動態性與豐富性是否依然存在差異。

其次，若使用詞匯記憶任務，應注意區分詞匯屬性特征及其所影響的認知過程。在檢驗心理喚起機制的研究中，研究者操縱了詞匯的喚起水平並認為它可以代表任務中被試體驗到的喚起水平；類似地，在對「感知到的威脅性」這一潛在機制進行研究時，也是通過操縱詞匯的威脅性水平來實現。的確，由於人類心智的認知加工過程難以直接測量，使用此類間接的方式來探究機制具有其優勢，但被試在實際任務中的加工體驗並不完全受到詞匯屬性操縱的影響，相關的操縱檢驗應該在任務中有所體現。同樣，未來研究在操縱喚起水平和威脅性感知等因素時，應該考慮在線檢測被試實時的心理體驗，如采集被試的心率、皮膚電數據，或收集其自我報告的心理體驗。

4.3. 生命性效應的長時可持續性

再者，除了從認知層面探討生命性效應的機制之外，生命性效應的神經機制也亟待考查。已有研究發現，生命體和非生命體在腹側顳葉皮質(VTC)的激活位置不同(Grill-Spector & Weiner, 2014)，該區域是負責類別表征的腦區。

3.3.1. 表象加工

研究者指出，生命性效應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互動表象(interactive imagery)。與非生命單詞相比，生命單詞更易激活與之相關的動作或場景的互動表象，而後者是有效的記憶促進機制之一(Bower & Winzenz, 1970; Wilton, 2006)。Bonin 等(2015)要求被試看到單詞時想象一個與之互動的情境(如，看到「叉子」時，想象自己拿著叉子用餐；看到「斑馬」時，想像自己在動物園餵斑馬)，然後進行自由回憶測試。結果表明生命性效應被心理表象大幅度削弱：與常規的單詞評分任務相比，表象互動任務提高了非生命單詞的回憶成績，而對生命單詞的回憶成績卻沒有影響。

其他研究者指出，生命單詞的記憶優勢源於更富動態性的視覺表象。已有研究表明，由單詞激發的感覺-運動體驗越豐富，單詞在認知加工過程中就越有優勢(Pexman et al., 2008; Yap et al., 2011)。相比更靜態的非生命實體，生命實體能夠自然地激發更具動態的心理表象，是其記憶優勢的重要來源(Gelin et al., 2019)。Gelin 等(2019)采用「凍結」(freezing)范式，要求被試在單詞呈現時想象其靜息態圖像，試圖降低
生命單詞的回憶成績。可結果出乎意料：「凍結」任務並沒有降低生命單詞的記憶成績，卻提高了非生命單詞的記憶成績。這或許是由於表象加工在生命單詞記憶過程中已被有效利用，因此主動要求被試形成生命單詞的視覺表象對其記憶成績並沒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視覺表象對非生命單詞的記憶成績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為了檢驗這一猜測，Gelin等(2019)要求被試在單詞呈現時構造其視覺表象，果然只有非生命單詞的回憶成績得到了顯著提高。

雖然上述證據表明，相比非生命客體，生命客體的記憶編碼過程可能涉及更具互動性或動態性的視覺表象，但這一發現並未直接揭示生命性效應的近端機制就是視覺表象。另一方面，後續研究甚至提供了表象加工理論的反駁證據。例如，被試對生命單詞和非生命單詞在生動性(vividness，即心理表象的清晰性和豐富性)上的評分並不存在顯著差異。此外，生命單詞和非生命單詞在主–客體交互(body-object interaction，即動作主體與客體進行互動的難易程度)上的評分甚至呈現出與表象加工假設相反的方向：生命單詞被評價為更難與之進行互動。實驗證據也表明，當通過施加額外的圖像記憶任務以增加視覺–空間記憶的認知負載後，生命性效應並沒有被削弱，因此生命實體的記憶優勢可能不是由表象加工所引發的(Gelin et al., 2019)。直接支持證據的欠缺和反駁證據的出現，使得表象加工機制變得逐漸不受歡迎，甚至有研究者指出未來研究無需再關注這一機制(Gelin et al., 2019)。

3.3.2. 編碼豐富性

在編碼過程中，與記憶項目相關的線索數量越豐富，這些線索越能夠促進記憶的成功提取(Moscovitch & Craik, 1976; Röer et al., 2013)。將編碼豐富性作為生命性效應的可能解釋的思路源於生存加工范式，當個體在生存情境下評價一個物品與生存的相關性時，個體會盡可能多地想到該物品的可能功用，這些自發產生的相關信息的豐富性能夠解釋生存加工優勢(Bell et al., 2015)。來自不同發展階段的研究證據表示，60~81歲的老年人在詞匯的再認記憶任務不能表現出生命性效應，這是因為老年人的執行功能明顯下降，不能充分利用生命性詞匯提供的更豐富的編碼線索(Bugaiska et al., 2016)。Meinhardt等(2020)直接對這一機制進行檢驗，在給被試呈現單詞的同時，要求被試寫下出現在腦海中的任何相關想法(related-thoughts)。

結果發現，被試在看到生命性單詞時，產生了更多的相關聯想，且被試面對單詞時產生想法的數量在單詞的生命性與回憶成績之間起中介作用。因此，編碼豐富性可能是生命性效應的一個重要機制。

3.2.2.死亡凸顯

除了心理喚起之外，死亡凸顯(mortality salience)也是從喚起角度來解釋生命性效應的理論之一(Popp & Serra, 2016)。同是喚起，心理喚起和死亡凸顯的側重不同，心理喚起強調情緒層面的喚起，而死亡凸顯指的是對死亡威脅的意識，更側重認知層面的喚起。相比無生命的物體，有生命的物體更能引起個體對死亡的感知和防御。例如，一些動物詞匯可能引發個體大腦中關於狩獵和捕食的信息激活，從而使個體處於死亡凸顯的狀態。研究表明，在這種狀態下，個體的信息搜索能力更強(Vess et al., 2009)，造成該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死亡相關的信息激活使得個體對控制感的需求和結構需求增高，因此進行更多認知搜索以明確事物的結構和組織形式。例如，在不確定的環境中，要求個體寫下與死亡相關的想法(即死亡凸顯啟動)使得被試的閱讀理解水平提高(Williams et al., 2012)。在死亡凸顯啟動條件下，相較於對照條件(如牙疼情境啟動)，被試的回憶准確率更高，並且這種啟動效應在無意學習任務和有意學習任務中均顯著存在(Hart & Burns, 2012)。Hart 和 Burns (2012)還發現，情緒和心理喚起對死亡凸顯效應並無中介作用，表明死亡凸顯並非通過情緒對記憶產生影響，從側面說明了死亡凸顯與心理喚起在生命性效應中的作用路徑不同。

與心理喚起相似，另一個常與生命性伴隨出現的變量是威脅性感知。與非生命客體相比，生命客體攜帶的威脅性信息更多(Leding, 2018)。威脅性感知與注意捕獲、心理喚起和死亡凸顯均存在關聯。通過眼動追蹤發現，相比於在一組危險動物圖像(分心刺激)中定位出非危險動物圖像(目標刺激)，被試能夠更快地在一組非危險動物圖像中定位出危險動物圖像，表明危險動物作為具有威脅性特征的客體，在捕獲與維持注意上更有優勢(Yorzinski et al., 2014)。此外，威脅性客體可分為在進化中具有威脅意義的、古老的威脅性物體(如蟒蛇)，或更為現代化的威脅性物體(如手槍)，前者比後者更易激活恐懼情緒加工腦區(Dhum et al., 2017)。由於生命性物體常常被認為是更具有威脅性的，Leding (2018, 2019)在研究中分開考慮物體的生命性和威脅性特征，發現無論物體的威脅性如何，生命性效應均顯著存在。以上研究結果表明，生命性和威脅性對記憶的促進效應可能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與詞匯的喚起屬性一樣，在不加以嚴格控制的條件下，威脅性也會對生命性效應產生干擾並引起混淆。因此，未來研究在考查生命性效應的同時，也應當考慮控制刺激材料的威脅性。

3.3. 加工深度

生命性效應的另一種解釋角度是個體在編碼過程中對記憶材料的加工深度，加工深度是預測記憶成績的重要因素，對材料加工越深則記憶成績越好(Craik & Lockhart, 1972)。生命性材料能夠引發個體進行精細的記憶編碼，具體表現為：1) 形成更富動態性的心理表象和2)產生出更豐富的與記憶材料相關的其它信息(e.g., Bonin et al., 2015; Meinhardt et al., 2020)。

（續上）注意捕獲機制也可以為其他研究結果提供合理解釋。例如，Popp和Serra (2016)使用了與VanArsdall 等(2015)不同形式的配對聯想測驗：使用的詞對均為母語詞。結果發現在4種詞對(分別為生命詞-非生命詞、生命詞–生命詞、非生命詞–生命詞、非生命詞–非生命詞)中，被試對於「非生命詞–非生命詞」詞對的記憶效果更好，即詞匯的生命性削弱了母語詞對記憶。該現象可以通過注意捕獲機制進行解釋：

由於被試對生命詞匯分配了更多注意，導致對與之配對的詞匯的注意資源分配不足，因此對於詞對關聯性的記憶效果更差。換而言之，在全為母語詞的詞對學習中，詞匯生命性對於詞對關聯性記憶有不利影響；而在Van Arsdall等(2015)的實驗中，使用的是母語詞與外語詞的聯結詞對，且母語詞為回憶目標詞，外語詞為線索詞。在此情況下，具有生命屬性的母語詞吸引更多注意資源，是有利於詞對關聯性記憶的(Popp & Serra, 2016)。此外，近期研究表明，相較於有意學習(intentional learning)條件，在無意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條件下，生命性效應更強(Félix et al., 2019)。研究者認為可能原因是，在無意學習條件下，生命性材料由於比非生命性材料，能夠更多地捕獲個體的注意，因而導致了更好的記憶效果；而在有意學習條件下，雖然生命性材料也能捕獲到更多注意，但被試有意施加的編碼策略可能削弱，或掩蓋了生命性對記憶的促進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注意捕獲機制也正在面臨著一些挑戰。例如，根據注意捕獲理論，相比於生命詞匯和非生命詞匯分開羅列的主題詞表(themed list)，兩種詞匯摻雜在一起的混合詞表(mixed list)中的生命詞匯吸引的注意資源應該更多，生命性效應理應更大。然而實際結果表明，對於兩種詞表來說，生命性效應的效應量相等，即詞表的呈現方式(主題詞表 vs. 混合詞表)對生命性效應無顯著的調節作用(Popp & Serra, 2016)。因此，注意捕獲理論並不是生命性效應的唯一解釋。

3.2. 喚起與激活

相比於無生命性的信息，有生命性的信息可能導致個體處於一種更高的喚醒狀態，有利於個體對信息的編碼與存儲。以實驗室研究中看到「蟒蛇」這一詞語為例，它有可能誘發更強的生理喚起(如心率增加)，也有可能激起更高的情緒喚起(如視覺表象蟒蛇而引發恐懼感)，還可能引起更高的認知激活(如由於蟒蛇的危險性，而激發的個體關於生存與死亡的想法)。以往研究主要關注生命性效應的心理喚起和死亡凸顯兩類解釋(Meinhardt et al., 2018; Popp & Serra, 2018)。

3.2.1. 心理喚起 心理喚起(mental arousal)不同於單純的生理喚起，是指個體對自己身心激活狀態的一種主觀體驗，可概念化為由刺激引發的情緒體驗強度(Warriner et al., 2013)。對於心理喚起機制的驗證大多從情緒體驗強度的角度出發進行研究，因為情緒喚起是認知過程中較為優先觸發的因素，並且情緒刺激比中性刺激容易被識記(Kensinger & Corkin, 2003)。研究表明，情緒喚起水平越高的刺激在認知加工中處於越優先的地位(Kensinger & Corkin, 2003)。

與生存相關的刺激往往令人難以忘記，因為這會誘發更為強烈的情緒反應，並進一步通過情緒處理腦區(如杏仁核)和記憶腦區之間的相互作用對記憶產生影響(Kensinger, 2007)。與非生命詞匯相比，生命詞匯常會引起更高的心理喚起，詞匯的喚起程度與其回憶正確率呈正相關(Meinhardt et al., 2018)。不同於注意捕獲機制，心理喚起不僅屬於認知加工過程的一部分，還可以作為一種影響記憶的詞匯屬性(與詞匯的習得年齡、具體性、詞頻等屬性類似)。在沒有嚴格控制這一變量的情況下，生命性更高的詞匯的喚起水平也更高，從而導致生命性效應與情緒效應相混淆。近期研究通過預先的材料評定控制了生命單詞與非生命單詞的心理喚起水平，並比較了對這兩類單詞的自由回憶成績(Popp & Serra, 2018; Meinhardt et al., 2018)，記憶的生命性效應依然存在。由此可知，心理喚起理論至少不能完全解釋生命性效應。這也提示未來研究在考查生命性效應的同時，應將心理喚起作為控制變量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僅簡單地將詞匯的喚起屬性進行匹配，而未對被試的心理喚起水平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測量，未來研究可考慮采用生理或行為指標對被試在任務中的心理喚起狀態進行在線測量，更嚴謹地檢驗心理喚起理論。此外，任務情境也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同樣的刺激材料在不同情境下引起的心理喚起水平可能不同。如果情境發生改變，心理喚起水平也將隨之改變，進而影響生命性效應的表現(Popp & Serra, 2018)。Gelin 等(2017)對不同加工情境下的生命性效應進行考察，發現不論在生存情境下還是與生存無關的對照情境下，生命性效應均顯著存在，但可以合理推測在生存條件下，帶有生存色彩的記憶材料(如水源)引起的心理喚起水平是更高的。（下續）

除了生命性材料本身，生命性效應也能延伸到其他相關的記憶材料和范疇上。例如，個體對於生命性客體的來源信息(如，初始呈現在屏幕上時的空間位置和時間順序)的記憶同樣具有優勢(Gelin et al., 2018; Mieth et al., 2019)。生命性效應還能溢出到與生命性客體有物理接觸的其它物品上(Nairne et al., 2017)。另外，在動作序列記憶任務中，如果動作所施加的對象是生命客體(如用棍子敲打小狗三次)，相比於動作所施加的對象為非生命客體(如用棍子敲打磚頭三次)，被試對動作序列的記憶更准確(Loucks et al., 2020)。對陌生詞進行學習時，具有生命性意義的新詞比非生命新詞的學習效果更好(Laurino & Kaczer, 2019)。除此以外，新近研究還發現，生命性效應也能夠成功遷移到高級認知中的元記憶(Li et al., 2016)和工作記憶(Daley et al., 2020)。

與生命性效應相關的一種記憶現象是「生存加工優勢」(survival processing advantage)，後者比前者更早被發現且得到了更為深入的研究(Nairne et al., 2008; Nairne et al., 2007)。兩者都為適應性記憶提供了堅實的證據支持，即證明了人類的記憶系統，更容易記住對個體生存有利的信息，但這兩種現象的本質並不相同。在對生存加工優勢的研究中，被試需要想象自己被困於大草原，為了生存需要尋找食物、水源和躲避猛獸等，被試的任務是評價實驗刺激(單詞或圖片)所指代的事物與在這種情境下生存的相關程度。

在這種預設的情境下，與生存相關的主觀判斷能夠促進記憶編碼——這一現象被稱作為生存加工優勢(于睿，毛偉賓，賈喆，2011)。如上所述，生存加工優勢是由學習情境中的生存條件信息所引起的，而生命性效應的產生則主要源於記憶材料自身的生命屬性。

3.生命性效應的認知機制

生命性如何影響記憶的形成與保持？從進化或適應性角度出發的解釋其實是一種終極解釋(ultimate explanation; Nairne et al., 2013)，它主要回答的是「生命性為何影響記憶」這一問題。但要進一步明確「生命性如何影響記憶」，則需要對生命性影響記憶的近端機制(proximate mechanism)進行探究。研究者普遍認為，生命性對記憶的影響並不是直接的(Félix et al., 2019; Nairne et al., 2013; Popp & Serra, 2016)，兩者之間應該存在某種間接的認知加工機制。盡管研究者們仍然在不斷嘗試對生命性效應的潛在機制做出猜測，但較少有研究直接探討是何種認知機制促成了生命性效應的產生，因此這一問題仍存在較大的爭議。

3.1. 注意捕獲

注意捕獲(attention capture)是最受研究者認可的解釋之一。該理論認為，生命性信息在編碼的最初階段更多地捕獲注意，進而得到更有效的編碼並被更穩固地存儲於記憶系統中(e.g., Bonin et al., 2014; Popp & Serra, 2016)。早在生命性效應被發現之前，「生命性信息更容易捕獲注意」這一觀點就已得到廣泛驗證。以往研究采用視覺搜索任務發現，保持運動狀態的靶刺激並不會使視覺搜索變快，而剛開始運動的靶刺激則能夠很快被探測到，即運動的起始(onset of motion)是捕獲注意的關鍵線索(Abrams & Christ, 2003)。其原因就在於，運動的起始傳遞了一種生命性信息，個體傾向於假設能夠自行開始運動而不是由外物觸發才運動的物體具有內部能量源，並將之視為生命體(Abrams & Christ, 2003)。此外，在變化識別任務中，相比於非生物，個體能夠更快、更准確地監測到人類和動物的變化，並且個體對非生物的變化察覺會因生物信息的出現而受到干擾(New et al., 2007)。來自非注意盲視和注意瞬脫任務的研究證據也表明生命體相比於非生命體在注意捕獲上具有顯著的優勢(Calvillo & Hawkins, 2016; Calvillo & Jackson, 2014; Guerrero & Calvillo, 2016)。基於以上研究結果，New 等(2007)提出了「生命體監控假說」(animate monitoring hypothesis)，認為人類的注意和知覺系統對環境中的生命體具高度的探測敏感性。

為了驗證生命性通過早期注意捕獲機制對記憶產生作用這一觀點，Bugaiska 等(2019)在經典的「詞色斯特魯普任務」(word-color Stroop task)的基礎上進行改編，發展出「生命性斯特魯普任務」(animacy Stroop task)。該任務使用生命詞匯和非生命詞匯代替以往的顏色詞，並要求被試盡可能快速命名單詞顏色而忽略其意義。結果發現被試對於生命詞匯的顏色命名的反應時更長，表明生命詞匯能夠更多更快地捕獲認知資源，進而干擾顏色命名任務。以上研究結果為生命性效應的注意捕獲理論提供了支持證據。

Nairne 等(2013)首次通過詞表記憶實驗證明了有生命的記憶材料更容易被識記，此後生命性與記憶之間關係得到了更多的研究(e.g. Bonin et al., 2014; VanArsdall et al., 2015)。這些研究表明，生命性對於記憶的促進作用是一種穩定且普遍存在的效應，這種現象被命名為「生命性效應」(animacy effect)。關於生命性效應的研究是「適應性記憶」(adaptive memory；即人類更容易記住對生存有利的信息)

這一領域下的一個重要的子話題。「適應性記憶」領域從認知的功能主義取向對記憶進行研究，認為人類的記憶系統服務於生存，是進化和自然選擇過程中逐漸形成的(Nairne, 2010)，而對生命性效應的研究則拓展了適應性記憶的理論解釋和研究視角(Bonin et al., 2014; Nairne et al., 2013)。然而，盡管生命性效應的研究證據正在快速累積，相關的系統綜述卻很匱乏，且部分重要研究結論尚未得到重復驗證。

人類對於生命性信息和非生命性信息的加工有何不同？生命性是如何影響記憶的？在怎樣的條件下，生命性對於記憶的促進效應才能顯現？這些問題亟待進一步探索。本文旨在系統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重點探討生命性效應的內在產生機制，明確該主題下的核心研究問題，並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以望為未來研究提供參考。

2 生命性效應

生命性效應是一種穩定的記憶現象，且記憶材料的生命性對記憶效果的促進作用甚至與記憶材料熟悉程度的作用一樣強(Nairne et al., 2013)。在不同形式的記憶測驗任務(包括自由回憶、再認和線索回憶)中，研究者均發現了生命性效應的存在。

其中，自由回憶是最常使用的測試形式，被試首先對一系列生命單詞(如獅子)和非生命單詞(如粉筆)進行識記，在自由回憶階段需盡可能多地回憶出所學的詞語(e.g., Nairne et al., 2013)。線索回憶范式中，在學習階段對應的任務為配對學習，將外語新詞與母語單詞進行隨機配對，母語單詞中一半為生命詞匯，一半為非生命詞匯(VanArsdall et al., 2015)。在學習階段，被試首先學習外語-母語詞對；在測試階段，被試需要根據外語新詞(即線索詞)回憶出與之配對的母語詞(目標詞)。結果表明，被試對生命目標詞的回憶正確率顯著高於非生命目標詞(VanArsdall et al., 2015)。另外，生命性效應不僅存在於成人被試中，也存在於4~11歲兒童中，並且其效應量大小與成人被試並無顯著差異(Aslan & John, 2016)。而以老年人為被試的研究卻沒有發現該效應的存在(Bugaiska et al., 2016)，研究者將其歸因為年齡增長引起的執行功能下降。 

單詞、圖片，甚至是運動的幾何形狀，都可以作為實驗室研究中用於表徵生命性的載體。自 Nairne等(2013)開創「詞表法」研究范式後，研究者們大多承襲了這一范式，使用動物名詞作為生命刺激，人造物名詞作為非生命刺激，而不使用生命屬性模糊的植物類詞匯。詞表法是研究生命性與記憶之間關係的最常用的方法。除了使用詞匯作為生命性的載體之外，也有研究使用圖片作為實驗刺激(Bonin et al., 2014)。

此外，還有一類實驗刺激，雖其自身沒有生命，卻能給被試帶來生命性感知(animacy perception)，即通過一定的空間運動來表征生命性(Heider & Simmel, 1944)。例如，研究者發現，當簡單的幾何形狀以一定模式運動起來時，個體便傾向於將其知覺為有生命的客體(Heider & Simmel, 1944)。其中，自行運動(self-propelled motion)是引起生命性感知的重要線索(Bassili, 1976)，與之相對應的實驗任務則是空間位置記憶任務(Van Buren & Scholl, 2017)。

楊格晴等:生命何以特殊？生命性對記憶的影響及認知機制

摘要:生命性效應是人類的一種記憶現象，指生命實體比無生命實體更容易被識記。該效應是人類記憶系統在進化過程中被賦予功能性的體現，主要由記憶材料自身的生命屬性所引發，並且在不同的實驗范式、刺激材料和記憶范疇中均穩定存在。生命性對記憶的影響可以從注意捕獲、喚起與激活、加工深度等不同的認知加工過程進行解釋。未來研究應在進一步界定生命性概念的基礎上，關注不同認知機制間的傳遞關係，采用更嚴謹、多樣化的任務范式，探究生命性效應的長時可持續性，考察生命性效應的神經機制及其在外語學習中的應用價值。

關鍵詞:生命性效應，注意捕獲，心理喚起，死亡凸顯，表象加工

1.引言

生命性(animacy)是區分生物與非生物的重要特質，對於生命性的感知是人類個體發展早期出現的基本認知能力之一。人類在嬰兒早期階段就已經能夠區分出生物與非生物客體(Opfer & Gelman, 2011)，這幾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從進化的視角來看，由於環境中的生命體可能是對個體生存構成威脅的天敵或競爭者，也可能是對生存有利的食物或配偶，對環境中存在的生命體保持敏感性有助於個體的生存與繁衍(Barrett et al., 2005; Fukuda & Ueda, 2010; Popp & Serra, 2016)。

研究表明，人類的知覺系統具有對生命性信息優先進行感知和加工的特性(Barrett et al., 2005; Fukuda & Ueda, 2010; Pratt et al., 2010)。但是，僅僅對生命性信息進行探測和知覺並不足以幫助人類適應環境，真正體現出適應價值的，是受知覺影響的後續的認知加工過程和行為反應(Van Buren & Scholl, 2017)，其中記憶是一個核心成分。近年來進化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表明，人類記憶系統的進化就是為了更好地記住有生命的事物(Bonin et al., 2014; VanArsdall et al., 2013)。

(本文作者：楊格晴1*，祁新越1*，允寒琦1*，楊春亮1,2#；1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北京；2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發展心理研究院，北京；Email: 201711061125@mail.bnu.edu.cn, #chunliang.yang@bnu.edu.cn *共同第一作者。#通訊作者。文章引用: 作者1, 作者2, 作者3(2020). 文章標題. 心理學進展, 10(8), ***-***. DOI: 10.12677/**.2020.*****）

克瑙斯高:創造之前不存在的東西

應付的反面是創造，建造、添加之前不存在的東西。比如你，你過去壓根就不存在。（引自第5頁）

但是無條件的愛是永恆的，它會在人的一生中發出微弱的光。我希望你能知道，你也出生在愛的氛圍中，不論發生什麼，只要你媽媽和我還活著，愛就會包圍你。

或許有一天你不想知道它，或許你想遠離它。有一天你會明白，這並不重要，因為什麼都不會改變，無條件的愛是唯一不受束縛但卻讓人自由的愛。

束縛你的是另一種東西，是另一種形式的愛，不那麼純粹的愛，與你愛的糾纏在一起的愛，那種愛的力量更大，大到遮蓋其他的一切，甚至毀滅一切。那樣，就必須要對付這種愛了。（引自第7頁）

（摘自《在春天》；作者: [挪威] 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Knausgård]；上海三聯書店；沈贇璐譯；2024-1； 240頁； 克瑙斯高「四季」系列）

At the time when I first saw Liv Ullmann's movie and read Ingmar Bergman's books, I began to think that academic knowledge, academic experience, intellectual insights were nothing but a form of protection against the naked life. And that most books, films and works of art were too.（引自第87页)

[神經不正常]……一部純正的音樂作品本來就不包含任何邏輯關係，言語中邏輯關係的錯表明說話的人神經不正常，但他總認為在一首奏鳴曲中顯示出來的錯亂卻是跟一條狗或者一匹馬的精神錯亂（盡管當真可以觀察出來）同樣神秘的東西。

愛墾APP:愛無形式，但創造了新境遇～～愛是與另一個人的相遇，從而為我們開啟一個可能的世界。這個概念並沒有采取愛的某種形式——一對夫婦——然後說這就是愛。愛的概念意味著「與他者的可能的遭遇構成了整個嶄新的世界」，它讓我們去思考愛那尚未給定的形式，不是現實的而是潛在的形式。對德勒茲來說，概念就是這種超越我們的已知和經驗的力量，就是去思考經驗可能拓展到的領域。（《導讀德勒兹》第一章·思考的力量：哲學、藝術與科學,第20頁)

德勒茲描述了思考的三種權力，分別是科學、藝術與哲學。科學將世界確定為可以觀測的「事物的狀態」。哲學創造概念，這些概念不是對世界貼標簽也不是再現世界，而是產生一種新的思考和回應問題的方式。藝術創造感受和感知。感受和知覺落實到具體的人或視角，但是感受和感知則是一種從感興趣的事物，或組織化的主體之中解放出來的感覺或意象。我們不能將我們從哲學和科學中所獲知的東西，和我們從藝術之中所感知到的東西歸諸某種先前既有的理論。

所有的語言，恰好因為它作為語言，而具有創造性。然而，我們卻產生了這樣一種幻覺，即認為在語言的背後存在著某種真理，我們想像有多種言說和寫作的方式（例如科學寫作）可以讓我們脫離隱喻而重返「真實」的世界。但是在表象的背後並不存在什麼「真實的」世界，只有進一步的表象。不存在什麼高於或超越於那可感的流動的生命的本質性的「真理」。如果一旦有這種東西出現，它就已經是被某種特定的視角予以組織化的東西，而我們又陷阱會固有的領域。

（《導讀德勒茲》，原作名: Gilles Deleuze；作者: (英)克萊爾· 科勒布魯克；出版社: 重慶大學出版社；出品方: 拜德雅；副標題: 導讀德勒茲；譯者: 廖鴻飛；出版年: 2014-7）

[勾引]

這一幕並不真正滑稽可笑，其中還含有怪誕的成分，如果願意，或者可以說其中含有真實自然的東西，自有美不勝收之處。

德·夏呂斯先生縱然擺出滿不在乎的神態，心不在焉地垂下眼簾，但他還是不時抬起眼睛，朝絮比安投去一束出神的目光（也許他想到，這此種場合，這樣一出啞劇不能無休止地演下去，或者出於某種下面就明白的原因，或許是出於對世間萬物轉瞬即逝的感嘆，促使人們希望彈無虛發，一舉命中，致使一切愛戀的表演都變得無比動人心弦）。

德·夏呂斯先生每瞅絮比安一眼，都要設法讓自己的目光伴隨著一聲話語，與平常人們投向不太熟悉或素昧平生的人的目光迥異。

他望著絮比安，那直勾勾的奇特的眼神分明在說：「恕我冒昧，可您後背掛著一根長長的白線。」

或對您說：「我可能不會搞錯，您大概也是蘇黎世人吧，我好像在古玩商家里常遇見你。」

就這樣，每過兩分鐘，德·夏呂斯先生的媚眼秋波好似強烈地向絮比安提出同一個問題，猶如貝多芬探詢的短句，按同一間隔，反覆出現——配以過分華麗到前奏曲——用以引出新的動機、變調和「主題再現」曲。

然而，與之恰恰相反，德·夏呂斯先生和絮比安的目光美就美在他們似乎並不意欲達到某種目的，至少暫時如此。我平生第一回看到男爵和絮比安表現出這種驚人之美。在彼此的眼睛里，浮現的不是蘇黎世的藍天，而是某一我尚不知其名的東方都市的熹微晨光。

無論是哪一點有力地吸引住了德·夏呂斯先生和裁縫，他們似乎早已達成協議，那多餘的對視不過是禮儀的前奏曲，就好比成婚前的訂婚宴。

更為接近自然的是——這一連串比擬本身就十分自然，何況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同一個男子，若仔細打量他幾分鐘，他會先後變成一個普通人，一隻人鳥，一條人魚，一隻人蟲——眼前仿佛出現了两隻鳥，一隻雄的，一隻雌的，雄鳥設法往前湊，可雌鳥——絮比安，他對此類把戲無動於衷，只顧梳理自己的羽毛，毫不驚奇地望著新朋友，目光發呆，漫不經心，既然雄鳥先主動邁了幾步，那麼大概唯有這種目光最能奏效，更能勾魂。……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邂逅]

……有幾次，我們在晚間帶上點香檳酒去桑特比森林，她的聲音突然起了變化，帶著挑逗的意味，熱烈的情緒使她臉色發白，兩頰卻抹上了一層紅暈，車內太黑暗我看不清她，便讓她把臉靠近月光，此時此刻，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我試圖追憶她那發紅的顴頰卻枉費力氣，我再也看不見了。

由此可見我應該在我心里消除的並不是一個，而是無數的阿爾貝蒂娜。每一個阿爾貝蒂娜都附著於某一天的某一個時辰，我在重見那個阿爾貝蒂娜時便重新置身於那個日子了。而過去的那些時刻也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在我們的記憶里它們總是朝未來運動著——朝那本身也變成了過去的未來——而且把我們自己也帶進這個未來。

……有些晚上她仿佛自我獻身地請我做愛，由於害怕她變壞我一直裝作不理解她的要求，沒有我的響應，她恐怕也就不會去要求別人了，而此刻這個要求卻激起了我瘋狂的性慾，在別的女人身上我也許根本不可能體驗到同樣的做愛的快樂，然而能貢獻給我這種快樂的女人，我即使走遍天涯也再難以邂逅了，因為阿爾貝蒂娜已經辭世了……

我對她的愛情並不簡單：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夾雜著肉慾，類似居家的甜蜜感情忽而與冷漠相融合，忽而又伴之以瘋狂的嫉妒。我不是一個單一的男人，而是一支由熱戀者、冷漠的人和嫉妒的人混合組成的大軍——這些嫉妒者中沒有一個只為同一個女人嫉妒。

無疑正由於此，我雖不情願，總有一天我的心會痊愈的。其中一個群體里，各個組成分子可以不知不覺地一個被一個代替，代替者還會被淘汰，因此到最後會發生變化，但如果不是群體而是單一體，這種變化是難以設想的。

我的愛情和我本身的複雜性使我的痛苦成倍增長而且變得五花八門。不過這些痛苦總還使可以排列成兩組，兩組之間的交替便構成了我對阿爾貝蒂娜的全部愛情史，我對她的愛情不是耽於自信就是流於猜忌。（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第1856頁）

《心經》五蘊皆空觀自在～～「照見五蘊皆空」法門出自《心經》――佛教大乘經典中，文字最少，詮理最深奧微妙的經典。二百六十字經文，濃縮了六百卷大般若經的要義，闡明宇宙人生緣起性空的原理，是整個大乘佛教的心要，也是大乘佛法中般若思想的中心。

《心經》一開頭即開宗明義地說：「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般若，意為智慧。五蘊，是構成人的生命的五個要素，即色、受、想、行、識。色蘊是指生理的、物質的現象；受、想、行、識是心理的、精神的活動，也就是物質的身體、心理和精神現象的因緣和合。

「五蘊皆空」如何照見？聖嚴師父將觀的方法分為「觀身」與「觀心」兩個層次。觀身體在「受」的狀況，也觀「心」在「受」時的感覺。

聖嚴師父以咖啡作為譬喻，喝到一杯香濃的咖啡，在還沒喝之前可能已經先聞到咖啡的味道「好香！」引發想喝的欲望，這是一種感受。接著喝到咖啡後的反應，喜歡、執著、貪欲、占有等種種心態以極快的速度串聯。類似這樣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隨時經驗、做覺觀的練習，如果心很粗，可藉由打坐來觀。這些心的狀態，是五蘊中的「受、想、行」，當我們能這樣觀察時，已經是在「觀五蘊」。

觀「心」，是更進一步的層次，在動態中通常難以察覺到心理活動的現象，一旦安靜下來，例如在禪坐中，身體的觸受淡去，僅餘觀念上的感受，如感受生命的存在或內心湧現的思考活動。當進到深層的禪坐時，身心產生安定、寧靜、明晰的輕安，這樣的感覺仍是在「受、想、行」中，若要放下就得「觀空」。即便是清淨與安定的覺受，仍是心理的一種反應，也要練習不去在乎、執取。在不斷反覆練習捨去自我中心的執著時，智慧自然會顯現。

在生活中待人接物、與人相處，若能如實觀照五蘊本空，就不再受五蘊現象的變化而起煩惱情緒。也因為了解緣起性空，人生有許多努力空間，雖然有身心的現象，也能夠活得解脫自在。(文: 釋演曉 2020.06.09；轉載自法鼓雜誌第366期)

凡塵〈識蘊與潛意識〉識蘊[下]

五、從「識蘊」開展的「第七及第八識」與當代「潛意識」之關係

人，心理的功能和狀態，以及由心理產生的問題和影響等等課題，其實在人類有文明以來一直受到關注。「“意識”、潛意識、無意識」的心理狀態（精神分析）就這樣在19世紀的西方社會中發展出來，至今還在不斷的開展與詮釋中。（按：精神分析和佛教都有意識一詞，且以標點符號為作區分：「意識」代表佛教所說，而“意識”即是精神學派之用詞。）

這裡姑且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之女安娜、榮格及阿德勒對「潛意識」的說法來一窺其與「第七末那識」及「第八阿賴耶識」的關係。

「冰山理論」是精神分析學家對「心理層面」最常提到的說明方式，認為人的心理整體猶如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大冰山——水面上看得到的冰，屬於“意識”。從唯識的「八識」來說，精神學派所說的“意識”實包括了「前五識」及「第六意識」。

潛藏在水面下的冰，即是「潛意識」及「無意識」的部份。「無意識」由於過於深邃，加上各學派取捨及定義不一，所以本文不加探討。

至於「潛意識」，弗洛伊德認為其有「能動作用」，對人的性格與行為會施加壓力，或可說為「生存本能」的「心理防禦機制／抑制」。這些「心理防禦機制」，弗洛伊德之女——安娜，有顯著的研究（詳見圖表2）。

若以「壓抑、投射、合理化、理智化」等等不自覺的心理狀態來說，其實與第七末那識的非刻意之微細煩惱（我見、我愛、我慢、我癡）非常相近。曾是弗洛伊德的學生的阿德勒，於老師分道揚鑣後，其中一個異於其老師的學說就是「自卑感」和「優越感」的提出，這也與第七末那識相近。

曾經追隨弗洛伊德的榮格，後來也是因為對「潛意識」具有不同看法而關係決裂。榮格所提的「潛意識」分為兩大類——「個人潛意識」及「集體潛意識」。若如榮格所述，「集體潛意識」包括了世世代代的活動方式和經驗庫存，這樣的說法就含有唯識所提的「第八阿賴耶識」的部份心理功能——如記憶、庫存與業。

「第七末那識」和「第八阿賴耶識」都是從「識蘊」按「心理功能」分別安立的，至於19世紀所提出的「潛意識」由於部份的「心理功能／狀態」相近於唯識的第七識與第八識，如此一來，而將「潛意識」之說納於「識蘊」並不為過。

六、內心清淨無染的功能是否也需要安立一個心識呢？

首先應知，如果刻意培養的清淨，那是屬於「善心所（良善心理）」，這是「行蘊」與「識蘊」所攝的，是含攝在「前六識」的範圍內。

此處所提的「清淨無染」，不論是「本來具足」或後來透過「修證」而「功行圓滿」的清淨心，在佛教部份的派系中，給這樣最極清淨的心之狀態與功能安立名稱——稱為某識或稱為某心——都是有跡可循的。

比如說，大乘有宗發展到後期，也有論師主張「九識論」，在原有的「八識說」安立「阿摩羅識（amala-vijñāna）」作為「第九識」。「阿摩羅識」意思是清淨識、無垢識，主旨同樣在說明「心」，只不過此時的心，已經因為福慧圓滿而展現清淨無垢的功能／狀態。

另外，把「識蘊」別為「89心」的上座部佛教，其實也有類似清淨無染的心。當修行用功到將心導向脫離生死輪迴及證入涅槃之時，心的功能與狀態即別為「四類道心」和「四類果心」的八種出世間心。

七、結說

有情是「身」與「心」的和合體。心，本來是極簡的，然其功能繁雜，而因此有了「受想行識——非色蘊」的說法，「識蘊」又可按其根門及所對境而別說為「六識」。後來，為了歸納一些「非刻意的心理、記憶、儲存、輪迴、生命延續」乃至「清淨無垢」的心理狀態，學派中開展出「八識」、「九識」、「89心」甚至「121心」的種種說法。然而，不論法數多寡，當知都是根源於「心／識蘊」，數目——只是為說明心識的各項功能或狀態而安立之。

[Con't]The stories told can actually help human life and humanity, encouraging empathy, mobilizing support for social change, and supporting social movements (Fernandes, 2017, p. 5). George Landow (1997) and Michael Joyce (1995) mention hypertext as a storytelling machine that produces different narratives in each program. Each reading becomes a new text, and the hypertext narrative therefore becomes a virtual storyteller (Joyce, 1995, p. 193).

Ryan (2011, p. 47) revealed that digital world offers more interactive stories and allows users to contribute directly to the disclosure and development of plots. Ferrari (2017, p. viii) states that storytelling is part of communication that becomes art and everyday life outside of art with a specific purpose.

Polleta (2006, p. 4) states that storytelling has been used since the 16th century in France during tensions over taxes up until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use of storytelling in ’heir's view (2018, p. 1) is relevant to the interests of organizations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purpose, brand management, quality manage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Storytelling is not only an intervention technique used to achieve goals and political currency (Colvin, 2018), to express identity politics (Pullen, 2009), or to build political discourse by relying on narrative as a political act (Bowles, 2010). Democracy requires the use of stories to identify who we are, what we think we want, what we think about politicians, and who we think about us (Coleman, 2015, p. 168-169). Storytelling is a tool to support popularity and build political leadership myths (Hanska, 2012); it can als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how political narratives are persuasive or not (Tily, 2003).

Storytelling, Arendt (1994, p. 225) argues, provides space for the audience to imagine. Through stories, the audience can learn and interpret and tend to convey truths where factual truths are always related to that person related to event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many people are involved, all of which are natural things in politics (Arendt, 1993, p. 238)

[Copyright © 2021 The Contestation of Political Storytelling i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uring the 2019 Federal Election Andika Hendra Mustaqim.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Political narratives～～Political narratives are delivered via mass media,both television, radio, online media,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Storytelling is also scattered on variou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streaming sites such YouTube, Instagram, Facebook, and Twitter. The public can at all times access stories that strengthen their confidence in their choices.

The battle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storytelling is not new. This has also been experienced in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research conducted about in-depth stories, nostalgic, and fake news narratives in the era of President Trump (Polleta and Callahan, 2019) and visual storytelling in 2000 election campaign advertis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son Jr., 2002), advertising campaigns build 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politicians and voters. Likewise, visual storytelling research carried out by Page and Duffy (2016) examined four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in the Republican preliminary elections on Facebook and Twitter accounts.

Gupta-Carlson (2016) describes digital stories as vital in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supports the notion that they should be told through visual images, music, and speeches that carry their message. Smith and Golden (1988) also reviewed television advertising in the 1984 election of the North Carolina senate with a metaphorical approach and anecdotal analysis

四、心理後果與文化意涵

心理健康風險：受害者的長期FOMO會帶來：

• 慢性焦慮與孤獨感；
• 自尊心受損與社交退縮；
• 憂鬱傾向與自傷行為。

這些後果與傳統霸凌的效應相疊加，造成心理健康的雙重威脅。

青少年文化的兩難

值得注意的是，FOMO 與另一種「及時行樂」文化相互矛盾：一方面青少年渴望「隨時參與」（Fear of Missing Out），另一方面他們又習慣用「來都來了」的態度自我安慰。這種矛盾正反映了後現代青少年文化的張力：渴望被認同，但又害怕失敗與被忽略。

五、干預與預防策略

媒體素養教育：提升學生對社交媒體「選擇性呈現」的認知，幫助他們理解「缺席」並不代表價值低落，減輕 FOMO 焦慮。

更新反霸凌政策：學校的反霸凌策略應涵蓋數位行為。建立舉報機制，將「刻意排除」與「網絡排擠」納入正式定義。

強化同儕支持文化：鼓勵學生建立互助群體，並賦權旁觀者，減少因 FOMO 而被迫沉默的情況。研究指出，「旁觀者介入」是減少霸凌的重要途徑（Polanin et al., 2012）。

心理輔導與家庭角色：提供受害者心理支持，並教育家長理解社交媒體對孩子心理健康的影響。家庭的情感支持可緩衝 FOMO 對心理的衝擊。

六、結論

校園霸凌與 FOMO 並非兩個獨立現象，而是數位時代下相互交織的心理與文化結構。霸凌加劇了受害者的 FOMO，而 FOMO 反過來又使得霸凌更難被挑戰。若要有效防治校園霸凌，必須將青少年在數位空間的心理需求與焦慮納入考量，將教育、政策與心理干預結合，才能真正減少霸凌的發生與影響。

參考文獻

Baker, Z. G., Krieger, H., & LeRoy, A. S. (2016). Fear of missing out: Relationships with depression, mindfulness, and physical symptoms. Translational Issu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275–282.

Hunt, M. G., Marx, R., Lipson, C., & Young, J. (2018). No more FOMO: Limiting social media decreases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7(10), 751–768.

Olweus, D. (1993).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Oxford: Blackwell.

Polanin, J. R., Espelage, D. L., & Pigott, T. D. (2012). A meta-analysis of school-based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s' effects 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behavior.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41(1), 47–65.

Przybylski, A. K., Murayama, K., DeHaan, C. R., & Gladwell, V. (2013). Motivation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4), 1841–1848.

Salmivalli, C. (2010). Bullying and the peer group: A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5(2), 112–120.

延續閱讀：

有關校園霸凌的泰國影劇

盤點11部「校園霸凌」韓劇

愛墾主張：校園霸凌與「錯失恐懼」（FOMO）的心理互動關係～～隨著數位媒介滲透青少年生活，校園霸凌已經不僅是校園空間中的身體或語言攻擊，更呈現跨越虛實邊界的複合樣貌。與此同時，「錯失恐懼」（Fear of Missing Out, FOMO）逐漸成為描述青少年社交焦慮的核心概念。

[浮想觸發式的追憶]他（编註：主角男孩西蒙）的追憶是浮想觸發式的，不同時間點上的場景和印象是隨機切換鏈接的。事實上，納道什·彼得正是根據男孩西蒙紛繁無序的追憶狀態，創造了這部小說的結構及行文方式。尤其是每章均無序號且不分段的這種呈現方式，準確對應了西蒙那男孩式彌漫而又跳躍的意識狀態。這種方式營造了一種奇特的效果：表面上看那些不分段的文字是不斷彌漫綿延的狀態，但細讀起來，就會發現每個句子都是簡短朴素的，每個場景都是異常清晰的，而生成它們的每個字句都有著露珠般的晶瑩剔透和純淨。摘自：趙松·關於納道什·彼得的《故事終結》，刊發於《北京日報》2024年10月11日）

註釋：納道什·彼得（Nádas Péter，1942—）長篇小說《故事終結》（The End of a Family Story，1977）

愛墾評註：對比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