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失敗之書》午夜之門(2)

拉馬拉在阿拉伯語的意思是“神的高地”。其實它沒多高,海拔不到九百米,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北十六公里處,比那兒高出六十米,居高臨下。它周圍是山,泉源充足,是約旦河西岸的避暑勝地。拉馬拉是拉馬拉和比拉兩城市的合稱。拉馬拉建於十二世紀十字軍佔領時期,而比拉城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迦南時代。《聖經》中曾七十六次提到比拉城,傳說聖母馬利亞曾多次在此停留。拉馬拉以前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一九四八年戰爭後,巴勒斯坦難民大量湧入並定居。五○年拉馬拉歸屬約旦,而六七年六日戰爭落入以色列手中,八八年約旦把主權歸還給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但實際上仍由以色列統治。直到九六年以色列撤軍,拉馬拉成為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首府。

夜色中的拉馬拉像座死城。街上無人,車少,建築物大都黑燈瞎火。到達花園大酒店(Grand Park Hotel)差一刻七點。主人們在旅館門口迎候。領頭的是達維什(Mahmoud Darwish),巴勒斯坦當代最優秀的詩人。我們是應他的邀請而來的。在記者問及我們巴勒斯坦之行的目的時,索因卡答得好:“這很簡單,我是應被圍困的同事巴勒斯坦作家達維什之邀。大家兩度盼著他去領取美國大學的一個重要獎金,並和其他作家交流。這相聚因九一一事件推遲,然後被取消了。依我看,他失去這次翻越邊境的機會是大遺憾。由於達維什不能來,我們應該去找他,就這麽簡單。”

花園大酒店相當豪華,大理石光可鑒人,侍者彬彬有禮,在圍城拉馬拉多少帶有某種超現實意味。達維什圍了塊白絲巾。他是那種很難判斷年齡的人。我想苦難多半加速衰老,但有時也會抹去歲月的痕跡。他有個樂觀的鼻子,看起來總是笑瞇瞇的。他生於一九四一年。七歲那年,他們村受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襲擊。達維什逃到了黎巴嫩時和家人失散,成了孤兒。一年後他回到故鄉,那兒已夷為廢墟,色列人建起他們的定居點。他在小學開始寫詩,由於“政審”不合格,不能上中學。他蹲過班房,並多次被軟禁在家中。

稍事休息,我們一起步行去參加巴勒斯坦文化部的晚宴。出門略有涼意,明月升起來,滿地清輝。遠處是燈火通明的耶路撒冷。這三大宗教的聖城,歷史上招來多少災難,且都是以神的名義。說來宗教作為一種想像活動,恐怕源於對死亡和未知世界的恐懼。與詩歌不同,那是源於集體的想像,勢必與權力發生關係,從而被權威化制度化甚至軍事化,一旦和另一種集體想像遭遇,非鬧得兵戎相見,血流成河不可。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從不為宗教打仗,大概因佛教道教重個人體驗,“道不同不相與謀”,不行乾脆就“立地成佛”。再說,想像需要空間,這空間在中東特別是在聖城極有限。而想像的傳播和反饋往往導致更複雜的局面。比如八次十字軍東征中的頭一次,如鬧劇。那想像首先和企圖統一天主教和東正教的羅馬教皇的野心掛鉤,又把一個法國修道院打瞌睡的隱士喚醒。他煽風於地下,點火於基層,在萊茵河畔糾集起八萬貧農,向東進發。那盲目的仇恨和升天的承諾是動力,可他們連聖城在哪兒都鬧不清,又沒補給,沿途打家劫舍,最後慘敗於突厥人手下,幸存者不到三千??

晚宴是自助式的。巴勒斯坦人流亡多年,其飯菜顯然帶有兼容性,豐富味重且細膩。讓我吃驚的是,上好的葡萄酒竟是本地產的。我端著酒杯,在落地窗前看拉馬拉夜景。一位優雅的中年婦女走過來,她叫塔妮婭(Tania)。她說她是女高音,是業餘的;我說我是詩人,也是業餘的。她笑了。她講到她母親,講到圍困中的日常生活。她指指山上那帶圍墻的建築物,告訴我那就是以色列的定居點,它不斷擴張,常無緣無故向這邊開槍,打死了不少孩子。就在一個禮拜前,這兒滿街都是坦克。達維什插話說,在拉馬拉總共有一百四十輛坦克。塔妮婭在坦克的轟鳴中練聲。不知為什麽,這個意象一直糾纏著我。

早上醒來,不知身在何處。一縷陽光從窗簾後溜進來。記得我去舊金山以色列領事館辦簽證時,一個猶太小夥兒在門口盤查我。我說我去巴勒斯坦。他說沒有巴勒斯坦。那口氣平靜自然不容置疑。他一看就是那種受過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識不到這種否認的悲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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