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隆門的公司以為改變局面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他們不相信英國當局會給拉惹假以援手。公司對拉惹的政府也深感不滿。由於鴉片的入口繼續下降，政府的一名稽查員奉命到石隆門巡察。他發覺該地的華人人口大量增加，乃通知收稅官。後來，政府即根據所獲得的證據，認定該公司走私鴉片，宣布罰款一百五十英鎊，而且恫言如果公司繼續私運鴉片，政府將采取更嚴厲的措施對付。1857 年1月，該公司繳了罰款，但卻毫不隱瞞內心的憤怒。不到一個月，公司便造反了。造反行動旋被敉平。結果是，布魯克政府對華人社區猜疑更深。上述事件似乎證明馬來人和達雅克人，有理由對華人懷著厭惡的心理。但另一方面，當局仍然了解到華人可成為砂勞越社會有用的成員。事實盡管如此，華人仍須經過不少歲月，才覺得本身在砂勞越受歡迎。

為了對華人移居砂勞越的歷史有所了解起見，筆者想在此略述詔安人、潮洲人和福建人群體當年來到砂勞越的情形。

福建人的先驅是王有海。他在第一位白人拉惹抵步後不久便來到砂勞越。在王友海的領導下，福建人蒞砂後，幾乎清一色從事商業活動。韶安人的第一位先驅是田考。他抵步的年份，有1850年和1851年二說。他是田家的第四子，雖然家境貧困，卻胸懷大志。他聽過關於馬來亞如何富裕和容易發跡的故事。於是，他到一艘小帆船上當水手。這艘小帆船從中國運載白鹽到砂勞越。他一抵達砂勞越，便到石隆門投靠一位同姓客家人，並受雇為勞工。但他同時擁有一個菜園。有一天，他在菜園里發現金礦的蹤跡。發現金礦之後，他開了一間小店鋪，售賣香煙和雜貨，刻苦經營，終於變得頗為富有。

第一位到砂勞越的潮州人是劉建發。他是在1840年代南來的。不久，他獲得拉惹的允准，從中國家鄉帶來一批潮籍農夫，以便在現今的朋里遜路(Penrisson Road) 一帶開辟甘蜜園。

以上三位先賢──即福建人王有海、詔安人田考、潮州人劉建發──旋成為拉惹賴於管制華人的“三巨頭”。

華人是基於許多原因來到砂勞越的。他們也根據其他許多緣由而定居下來。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追溯他們南來的歷史，而是要嘗試了解當代砂勞越政府對華人所持態度的背景。

1857年石隆門華起事後，華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英國殖民地官員對華人繼續所持的態度，可以從各種政府出版物中反映出來。其中《砂勞越憲報》(Sarawak Gazette) 是探索政府對華人社會態度演變的最佳資料。筆者曾經嘗試翻閱該官報於1870年創刊後的每一期內容。

1870年，砂勞越當局對華人社會所抱的猜疑態度仍未消除。在《砂勞越憲報》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列的片段：

1870年9月10日──
“市面上謠傳在廣州的歐洲人全遭殺害。一般人並不相信這些謠言。但傳聞中國當局在天津麇集大批武裝人員。”

1870年10月15日──
“我們在砂勞越有過這樣的經驗，即敵視歐洲人的情緒隨時可能被激起，從而導致最殘暴的罪行發生”。

1871年3月12日──
“中國孩童所接受的傳統讀書方法，與此事會有某種關聯。他們的讀書方法，似乎包括不斷重復誦讀課文，一齊到能背誦為上。一個中國佬盡管能夠輕松誦讀一段書本文章，但如果你問起文章的意義，他往往會告訴你說，除非再誦 讀五、六遍，否則無以相告。這是缺乏理解力的表現。當然，你教導他們學習另一種語文時，需要對他們重新來個訓練。克服上述缺點，應該是教師的首要目標”。

以上這些引文，反映出砂勞越英國殖民地官員，基本上對華人所抱的輕視和容忍態度。當我們繼續翻閱《砂勞越憲報》時，會發現這種對華人反感的情緒，在字里行間頻頻出現。

1871年4月28日──
“我們很高興聽到有關方面正努力促使中國佬定居在武梭(Busau) 和打占拉(Tagora) 周圍的地區，並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稻來種植，其種植規模之大為前所未見者”。

“凡是中國佬落戶之處，總出現華人與達雅克人混血的後代。此等混血兒將成為最佳的試驗材料，而且應當會取得成功。毫無疑問，凡是華人耕種的稻米，其產量與質地，都遠遠超過達雅克人所種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