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事情呀？”我一把扯著茶役的袖口，睜大了眼問。

“礦井出亂子了，活埋了三四十！”

啊，活埋了三四十，我頭昏了。這些人全是我埋的！

我草草穿上衣服，也顧不得洗臉就走出房門了。同事看我恁般慌張，以為有我什麼人死在裏面了。

“嘿，你干麼著慌啊，死的都是工人，除了一個外國回來的工程師。”

外國回來的工程師？這是夢啊！一切我所擔慮的，就全為惡運證實了嗎？我直瞪著眼睛，闖進那個攔我去報告上司的同事房中。他正在安閑地刷牙，看到我，就由嘴裏拔出塗滿膏沫的牙刷。

“老常！”我嚷著，“糟了！全是我，全是我，這個兇犯！”

他愕然了。他仔細端詳一下我顫抖著的臉，就鬼鬼祟祟地趕忙關上房門。

“老常，都是你，攔我，攔我。瞧，這下我拿什麼險活下去，你說說——”我似乎在表白自己，又像推諉著殺人的罪名，向他抱怨著。

聽完我這一席悔恨的話之後，他一臉的緊張倒松開了。他漱著口，甚至微微有點笑了。他告訴我礦山不穩是人所共知的。這麼快會陷落雖然沒有料到，可是早晚也是得陷的。一年六回，誰去調查，那邊工頭也那麼囑咐。這回聘請新工程師為的就是勘察新井，好補償必然的損失。

這話能作為開脫的借口嗎？不能。可是我也覺得肩膀輕松多了。我開始省悟到自己只不過是個小職員，把偌大慘劇的責任都拉到自己頭上有些可笑。但心上總還有點什麼在絞纏著。我什麼都不敢想，特別怕記起賴飛道上的一切景物。

上午，公事房裏的電話鈴不停地響著。工人家屬殷切的打聽，新聞記者好奇的探問……但經理有話：關於這事不准泄露，只準用“真相還不清楚”來搪塞。

但這事終於被證實了，因為三十七具屍體已經挖了出來。許多哭成淚人的家屬用笨重的車輛來領取一具裝殮了屍首的薄木棺材和一張五十塊錢的支票。

年輕工程師的黑漆棺材，用紮了白綢的汽車一直載到賴飛路道旁的萬壽公墓去了。

同事商量送花圈，我也茫然地隨了一份。但追悼會和葬禮我都不曾去。我不敢去。他們一回來便學說靈柩人土前，教堂牧師禱告聲多麼沈痛，並連聲誇說那女人多麼年輕，漂亮。他們又研究起一個美麗女人嗚咽時的妙態。他們每個人似乎都很關心這小姨婦，討論了許久。

我不曾說什麼。

過了好些日子，一個黃昏，我為試試自己的勇氣，才又登上那停在紅牌下面的公共汽車。賴飛路雖仍奔馳著載了爵士音樂的汽車，但細長電桿上的燈光可昏暗多了，象哭腫了的眼睛。沿著賴飛道，我拖著沈重的腳步，撩觸著松針，麻木的手指再也感不到那針尖的刺痛。煙囪那傻家夥依然噴吐著無名的怨氣，濃黑，彌漫四周空際。學堂的圓形建築仍如一尊彌勒那麼仰天晾著肚皮。晚禱鐘聲響徹原野，水像叮囑著路人一件事。

平屋已不再有那柔和的燈光，連樓角的殘光也熄滅了。我好像聽到遠方有叮當沈重的金屬聲穿過這黑色天空，即刻有無數火花在我眼前迸發。班誕的夜，現實的裝幀者，我再不敢向前邁一步了。

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又開始在搓揉起聽眾的神經了，許多只手又響朗地嘩喇起骨牌來。我木然地呆立一下，就匆匆地逃了回來。

一九三五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