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破壞性建設”，還是“建設性破壞”本身沒有多大意義。

幾乎所有的城鎮正經歷著量的擴張和質的變化。推土機、挖土機、打樁機，混凝土和塔吊的森林、時髦的玻璃幕墻與鋼鐵的構建，廣場噴泉雕塑和綠地……摩天大樓、立交橋，以及城鄉間低矮的棚屋、高低不平的土路，老街舊城的廢墟，構成了當代中國城市最常見、最壯麗，也最破敗的風景。

現在，中國城市化率達到了多少？

有人說還很低。只有30%～40%。

其實，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區已經達到了百分之70%～80%。北京、上海、天津的絕大數的縣已經變成了城區，鄉鎮變成了街道和社區。廣州、南京、杭州、成都、武漢等等大城市，像一個個巨大的磁場，把周圍的鄉鎮都吸為城區，西安市甚至把百里外的臨潼都吸入了城區。北京、上海取消了農業戶口，浙江即將在全省範圍內取消農業戶口。

摸著石頭過河，難免就有水流、路徑和方向的問題。

“亡其國，先亡其史”，這從來都是外來闖入者狠毒的一招。重溫歷史，不堪回首中的回望——在時間的坐標中，才能找到今天的定位參照。

兩千年的時光依稀。100多年，不算太遙遠，半個世紀，更能精確地計算與測距。城市的擴大與停滯，大躍進與大跨越，以及隨之而來的調整。一再交錯進行的變速成了中國發展的鐘擺一般的“模式”。

新中國建立後，實際上采用農村與城市兩元分隔的模式和管理方法。農村與城市發展，農村、城市的行政組織管理，農副產品與工業品的生產流通交換，農村人口與城鎮居民之間的流動，都通過計劃安排，用高度集中的行政辦法進行協調解決。戶籍與糧票——地方糧票與全國糧票——則把沒有“糧票”的農民，一年四季固定在鄉村與土地上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是領袖與詩人的理想農村田園風光。

上個世紀50年代，經濟建設高潮中，我國中西部大批工礦型城市出現了。興辦工礦企業到農村招工；城市無法解決就業問題，靠“上山下鄉”緩解失業。止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躍進，大煉鋼鐵和糧食產量“放衛星”後，國民經濟進入調整階段，城鎮首先精簡居民，動員來自農村的職工返鄉，並對全國城市規模進行了壓縮，4年中撤銷建制市40多個。對城鄉人口流動，特別是大中城市規模的擴大，實行了嚴格控制和限制。

潮漲潮落的中國經濟，在文化革命中更到了幾近崩潰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