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幼棣《後望書》追尋中國城市的血脈(下)

中國傳統城鎮的凋蔽,與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農業商業和手工業經濟的衰落同步。

隨之而來的是,在炮火、煙塵和殘垣斷壁中,在五光十色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對城市規劃和建築的自信喪失和迷失。

令人可悲的是——正如梁思成幾十年前在《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一文中所說的,“純中國式之秀美或壯偉的舊市容,或破壞無遺,或僅餘大略,市民毫不覺可惜。雄峙已數百年的古建築,充滿藝術特殊趣味的街市,為一民族文化之顯著表現著,亦常在改善的旗幟下完全犧牲……這與戰爭炮火被毀者同樣令人傷心,國人多熟視無睹。蓋這種破壞,30餘年來已成為習慣也。”

19世紀末,對傳統文化的疑問與否定,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峰。

和北京一樣,中國的許多城市建設並不缺規劃,有的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已經制訂。我不清楚歷屆政府作過多少次調整、修改和重新制定。據調查,目前中國一些大城市制定城市規劃的“壽命”,平均不到12年。

城市規劃的“短命”,反映了決策者、制訂者的知識、觀念和眼光。規劃的思想脈絡是什麼?規劃本身是否科學合理?有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和執行?

規劃是人制定的,人既可以制定,當然能夠修改調整。但在商品經濟中,現在修改或調整規劃,充滿了其他不確定因素,規劃部門成了最有權力的行政機關。幾位老鄉,準備在城南建一座商城,看中了一家工廠的倉庫,雙方達成了聯合開發的協議。後來到規劃部門一看,這片土地在規劃圖上卻畫著一個劃藍汪汪的大湖,廠長也不知有此規劃。這里根本沒有水,只有一條臭水溝從倉庫墻外流過,20年了,汙染未曾治理。可規劃上是水上公園,商城肯定不能建。好在現在有專門辦批文的公司,花了100萬元委托他們,搞到規劃部門批文,允許建臨時建築。而這些錢是如何分配的,流經誰的腰包,就不得而知了。

良田改工業用地,工業廠區改建小區和商品房,預留的綠地變別墅,其前提都要有規劃——而這里的潛規則,都需要花錢。

某一省會城市的規劃局長空缺,幾個地方官員爭著到京城活動跑官,請上頭的相關領導或秘書“發話”,有的帶了幾十萬“活動”經費,“同夥”的有一個是我的熟人。在賓館喝茶的時候,我問,這個職位值那麼多錢?他說,與市公安局長差不多吧,可能還更實惠一點,一年掙個200萬沒問題。我不禁啞然。

有的地方換一屆領導就出一個規劃。城市規劃往往交給設計研究單位,只要拿錢就幹活,領導要怎樣制定規劃就怎樣制定。貪大求洋,翻來覆去。一紙規劃實施起來有多少約束力?能約束的也就是一些小商小販和居民的違章建築了。

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大學建築工程設計教育的悲哀——“現在是業主教育設計師的年代”。

同樣到具體的建築物設計也是如此。這是給一些官員組成的出國考察團編的順口溜:“上車睡覺,下車撒尿,參觀拍照”。一些單位的官員、公司老板往往拿著出國時拍攝的某個歐式建築照片,讓建築部門按此模樣建造。建設設計單位為了掙到錢,業主單位怎麼說,設計人員就怎麼畫,施工單位當然也就怎麼做。

急功近利、粗制濫造、時尚跟風、弄雅成俗是必然的結果,因為很難指望業主對建築文化有多少文化上的理解。還有些專家學者,在洋風勁吹之下,“雖然對新輸入之西方工藝的鑒別還沒有標準,對於本國的舊工藝,已懷鄙棄厭惡之心理”,他們把這種“鄙棄厭惡”上升和包裝成學問,是遲早的事情。

外來的“和尚”念的自然是真經。對外國設計師高報酬,言聽計從;對國內建築師壓級壓價,頤指氣使。在重大工程的招標,國內建築設計單位與外國建築設計單位聯合,實際上僅為了給他人搭建一個平臺,中國建築師的設計僅作陪襯,他們的創造與創新的機會一次次被無情地剝奪。這無形中加劇了一些國內建築師隨波逐流的心態。

在惡劣無序的建築市場角逐中,為數不多的建築精英們無暇集中精力創造出更多的好作品,而是把精力和智慧放在談判桌內外,放在“開拓”市場上。只有獲取足夠的訂單才能求生存,才能過好日子。他們不像教授學者,而更像遊走叫賣的商人小販。建築師文化思想和獨立精神之流失,是中國當代建築也是城市的悲哀!

於是,拆、建;拆、建。一座座城市終於把“生米煮成了熟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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