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志明·歷史的轉向: 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7)

在《番頭家》的寫作上,除了歷史敘事的第一部外,還有個比較接近一般社會科學習見之討論方式的第二部:故事在先,非故事過程在後。在第二部裡我從事了概念的分析並通過演繹將其彼此關連起來,明確交代了該書的理論架構,同時也提出了可供檢證的命題及使用經驗證據檢證了其他學者的對立命題。就《番頭家》的例子而言, 在第一部歷史敘事裡所提供的詮釋是作為邵式柏詮釋的對立說。兩套詮釋均能自圓其說,但卻在關鍵性的命題與證據上有所扞格。把競爭性的詮釋付諸檢證,看哪一套詮釋更能經得起經驗證據的考驗,勢所難免,也無妨跟從敘事理論大師Ricoeur (1991a: 159-160) 將之類比於Karl Popper 的否證(falsification)。8 

「因果敘事容許我們使用諸多真實發生的事件來檢測一系列的『情節假設』」(Somers and Gibson 1994: 59)。就此,敘事或許可以被視為使用一種特定證明方式的論述 (discourse of proof),目的在提供一種頗具說服力的說法,使得結局在總合考量先後發生的各個事件下, 看起來就是個合理的結果。雖然與社會科學的證明有差,但不妨跟隨Abrams 將敘事視為解釋類型中的一種,並以深刻的理論自覺將其納入歷史解釋裡成為重要的一部份,跟傳統社會科學的解釋方法穿插,用以尋求更令人信服的說理。

 

七、解釋愈多,理解愈深

講得好的故事可以頗具說服力:不管故事進行中的各個場幕(episodes)多麼令人驚訝,整個情節事後看起來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如果讀者過於一廂情願(毫不反省,unreflective)地跟隨故事, 幾乎任何故事都可以自圓其說。在這個意義上,故事是可以自我解釋的(self-explanation)。可是,真正令人信服的故事很少可以單純仰賴作者說故事的能力。迫不及待想要知道最後結果的天真讀者,為「然後呢」的問題所驅使,只要聽來有理,就可以繼續跟隨故事,不暇細究每個環節的考證與銜接。但這並不是說,所有的讀者都同樣缺乏懷疑精神願意照單全收,更不用說,專業的同行基於批判的職責早已虎視眈眈。在讀者缺席的情況下,《番頭家》第一部歷史敘事裡把有可能招致質疑而打斷故事進行的那些問題暫時擱置,留待後頭第二部社會科學的論證裡解決。這是種寫作的策略,但並不表示敘事可以免除質疑。故事進行當中,講者隨時等候深思熟慮的聽眾發出「為什麼」、「可是…」這類的問題。如果過不了關,故事的進展就會被阻斷,「卡住了」。正如檢察官對嫌犯的說詞發出質疑,並使用證據與科學的分析技巧去推翻其意圖脫罪的說詞,社會科學的分析與檢證在這裡扮演了重要的功能性角色。社會科學幫故事解決懸而不決的問題,排除了繼續進展的障礙,而可以繼續跟隨下去;當然同時也排除了一些過不了關的故事。

8 此處提及 Popper 主要指涉的是他素樸的否證主義(falsificationist)立場(作為證明主義 (justificationist) 的對立立場):理論是臆測的產物,科學無法證明(prove)理論,但卻能反證(disprove),即能基於經驗事實以充分的邏輯確定性來否定錯誤的理論(Popper 1968)。一個理論的推翻或許不像自然科學實驗那麼戲劇化地來自一個決定性的證據, 而通常是來自一個替代性理論所組織起來的一連串難以招架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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