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電視新聞節目，以報告新聞為主，時事評論則不多見，在外國，時事評論卻佔很大的比重。很多新聞，單是讀給觀眾聽是不夠的，那只能傳達出最表面的事實，而未能給予深入的分析與研究。

例如政府票控在摩士公園參加捉葛柏運動的學生，為什麼政府要這樣做？學生們的反應如何？那是在新聞報告節目之內所不可能包括的。新聞報告是一個客觀，甚至客氣的節目，時事分析卻是個可以主觀可以不主觀、可以客氣可以不客氣的節目，性質如何，在乎主持人的作風和電視臺的保守或開放。

我想起一位紐約ABC「Eyewitness News」（目擊證人新聞）節目的主持人謝立都·韋華拉（Geraldo Rivera），他得過1971年度紐約州新聞報道員首獎。他的電視臺給他一隊工作人員，讓他去拍攝及發掘紐約市腐敗的一面，他在螢光幕上並不正襟危坐，在激動之時他會痛哭失聲或者大聲怒罵。有人批評他自己變成了新聞，而不是新聞評論者，同時他亦過分主觀，如果他贊成某人的意見，他便公開稱許他，毫無客觀成分。他說他並不要容觀，對他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快速有效地去改善社會。

如果這是他的立場，他用主觀的態度，以左右人心的姿態出現是對的。要改革社會，我們需要領袖和偶像，客觀和模稜兩可的「公平之士」，永遠掀不起熱潮。

也許他是太極端的例子，但是床頭怕鬼床尾怕賊的新聞評論，卻是有等於無。

香港輿論雖說自由，但是太過坦白，太過揭開瘡疤的論調，我卻恐怕是這個社會所不會容許的。

上周中西報章都有刊登的女報販被逼害事件，在電視新聞報道中，可能不值一提，但是在新聞評論節目中，卻不可能不提，因為它直接牽涉我們的社會狀況。

一個有牌的報販居然被一個無牌的報販逼害恐嚇，只因為那無牌報販之夫是一個警員，這件事可以拖了整年而沒有人理會，為她出頭的反而是一位外籍教師。這樣的事就應該搬上螢幕，讓香港人看清楚一下香港的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