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  世紀30  年代是中國旅遊業開始興盛發展的時代，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動旅遊產業，另一方面出版業也主動出擊，旅遊雜誌和旅遊書籍紛紛問世。現代作家也以風景遊記的書寫應和著以旅遊文化為表征之一的消費時代。本文以旅遊手冊《富春江遊覽誌》、風景遊記《黃山攬勝集》以及郁達夫的《屐痕處處》為中心研究對象，探討旅遊產業與現代出版以及遊記寫作之間的關係，並著重討論郁達夫1930 年代的遊記書寫。山水紀遊不僅構成郁達夫自覺的寫作形式，而且一度有資本和政府介入，遊記寫作成為地方政府有意識策劃的結果，也是文人與資本的結合催生出的產物，證明了在消費主義時代，風景的發現與文學藝術出版媒介之間的密切關聯性。文章最後分析郁達夫筆下的風景描寫所顯示出的風景與權力的內在關係，揭示郁達夫風景意識的復雜性甚至悖論性。

世紀 年代是中國現代旅遊業開始興盛發展的時代，旅遊雜誌也應運而生。文人雅士的文學書寫由此進一步與旅遊業建立了關聯性，也印證了一個以旅遊文化為表征之一的消費主義時代的逐漸形成。其中郁達夫20 世紀   30年代的遊記書寫最具有典型性，山水紀遊不僅構成了他更自覺的寫作形式，而且一度有了資本和政府的介入，1933    年秋，杭江鐵路即將通車，從錢塘江起，經過蕭山、諸暨、義烏、金華、江山等地，最終到江西的玉山，全長333  公里。杭江鐵路局邀請郁達夫先乘為快，沿著新開辟的鐵路在浙東遍遊，最後寫出遊記由杭江鐵路局出版，算作“杭江鐵路導遊叢書”的一種。按郁達夫事後比較謙虛的說法，自己“雖在旅行，實際上卻是在替鐵路辦公，是一個行旅的靈魂叫賣者的身分”（1），遊記寫作成為地方政府有意識策劃的結果，也是文人與資本的結合催生出的產物。對鐵路局來說，這是非常有眼光的舉措，文學中對於風景的描繪往往是最好的旅遊廣告，也證明了在消費主義時代，風景的發現與文學藝術媒介之間有著不同尋常的密切關係。

一

郁達夫在出版於1934年的遊記《屐痕處處》自序中說：“近年來，四海升平，交通大便，像我這樣的一垛糞土之墻，也居然成了一個做做遊記的專家—— 最近的京滬杭各新聞紙上，曾有過遊記作家這一個名詞，——於是乎去年秋天， 就有了浙東之行，今年春天，又有了浙西安徽之役。”  這段話中有一個值得關注的信息：30年代初“遊記作家這一個名詞”在“京滬杭”的報紙上一度很流行，透露出當時形成了一個旅遊熱，也催生了“遊記作家”的流行，或者反過來 說也許同樣成立，“遊記作家”的出現，給旅遊熱推波助瀾，兩者間有內在的同一性關係。杭江鐵路局獨具慧眼地看到了這種旅遊與作家之間的關係，於是，讀到《屐痕處處》中《杭江小歷紀程》的開頭，讀者就對郁達夫浙東之行的起因有了更明晰的了解：“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星期四，晴爽。”“前數日，   杭江鐵路車務主任曾蔭千氏，介友人來談；意欲邀我去浙東遍遊一次，將耳聞目見的景物，詳告中外之來浙行旅者，並且通至玉山之路軌，已完全接就，將於十二月底通車，同時路局刊行旅行指掌之類的書時，亦可將遊記收入，以資救濟式的旅行指南之乾燥。我因來杭枯住日久，正想乘這秋高氣爽的暇時，出去轉換轉換空氣，有此良機，自然不肯輕易放過，所以就約定於十一月九日渡江，坐夜車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