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故事照亮未來》基本價值

英國大文豪卡萊爾(Thomas Carlyle)有一部傳世的重要作品,叫《英雄與英雄崇拜》,那是他在1840年代一系列演講的講稿匯編。系列演講很受歡迎,吸引了許多英國名流買票入場聆聽。

其中有一場講的是“宗教英雄”,“崇拜”的主要對象是伊斯蘭的創教先知穆罕默德。講到一半,卡萊爾拿前輩哲學家邊沁(JeremyBentham)及其信徒來做比較,以近乎不屑的口吻表示,關於人及其命運的看法,穆罕默德比邊沁高明太多了。

當時在聽眾當中,有一個人站了起來,抗議地說:“不!”隨即走出會場。在場很多人認識那個走出去的人,是另一位重要的英國思想家,寫了《論自由》的約翰?穆勒(JohnStuartMill)。很多人當下理解了穆勒抗議出走的原因:他曾經是邊沁重要的信徒、弟子。

約翰?穆勒的爸爸,是在英國社會享有令譽的詹姆斯?穆勒(JamesMill)。老穆勒很強悍很霸道,尤其在教育兒子一事上。在父親的規劃下,小穆勒三歲就開始學希臘文,七歲學拉丁文,十二歲學數理邏輯。更重要的,老穆勒早早就選定了小穆勒最主要的智識導師——主張“功利主義”、主張人生目的就在“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邊沁。

小穆勒在父親的看管、指導下,度過了緊張、痛苦的二十年。二十歲那一年,他終於精神崩潰,作為對父親最無奈、也最直接的抗議。

精神崩潰之後,邊沁的哲學顯然對小穆勒失去了說服力,一個甚至無法確保自己的精神健康、無法追求一己幸福的人,談什麽“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呢?

小穆勒轉而大量閱讀浪漫主義的詩篇。慢慢地總算從貧弱的精神狀態中恢復,艱難地重拾了理性思考的習慣。這段經驗,一方面讓他理解到“自由”的重要,埋下了後來寫《論自由》的初始種子;另一方面也讓他找出了自己未來生命的目標——他要將浪漫主義中挖掘出的種種熱情與神秘經驗,轉譯成理性的語言,讓更多人能夠了解。

這段過程之後,邊沁及其哲學,成了小穆勒身上深刻的傷痕,難怪他會在卡萊爾演講的會場失控站起來離開。

小穆勒的反應可以理解,然而對很多人來說,卡萊爾的行為就沒那麽容易理解了。卡萊爾明知約翰?穆勒和他太太就在演講會的觀眾席中,他甚至知道穆勒太太買了全系列每一場演講的入場券,更關鍵的是,沒有人比卡萊爾更了解穆勒和邊沁的關系,尤其是邊沁在穆勒生命中所代表的痛苦記憶。

卡萊爾比約翰?穆勒整整大十歲,兩人相識時,卡萊爾三十五歲、穆勒二十五歲。使得兩人一見如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穆勒正處於和父親的緊張關系中,而卡萊爾也有一個嚴厲、兇悍的爸爸,那一年他爸爸突然去世,卡萊爾也陷入特殊的父子心理問題中。

最鼓勵穆勒接觸浪漫主義的人,就是卡萊爾,穆勒自我療傷的過程中,通信最勤、最親密的對象,也是卡萊爾。

卡萊爾幫助過穆勒,穆勒對卡萊爾的幫助更多。卡萊爾的著作在倫敦找不到出版商,黯然回到蘇格蘭鄉下隱居,是穆勒反復勸說,把他再次勸到倫敦。卡萊爾在英國奠定文名最重要的作品,是《法國大革命史》,那本來是穆勒想要寫的書。穆勒不只把題目讓給了卡萊爾,還慷慨提供了自己收藏的數據與書籍。

卡萊爾完成《法國大革命史》後,還沒出版前,穆勒就先寫了一篇擲地有聲的評文。文中盛贊卡萊爾的著作是近年少見的偉大作品,是一部史詩,勢必影響往後英國所有的歷史寫作。穆勒自己承認:搶先寫評文,是為了阻止“小鼻子小眼睛的評家”隨便攻擊《法國大革命史》,而且他的重量級評文也的確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大有助於卡萊爾作品的成功。

兩個這樣關系的人,為什麽會在公開演講會場發生那樣尷尬的事?根本的理由,還是要在穆勒為《法國大革命史》寫的評文裏去找。穆勒對於卡萊爾處理“群眾”的態度,有所保留。卡萊爾不相信群眾,認為群眾不可能扮演真正推動歷史的角色。他在歷史,尤其是法國大革命史裏看到的,是個人的智慧與決心。卡萊爾否定有什麽樣的理性系統可以控制革命的血腥沖動,唯一使革命得以有所建樹的,是英雄、是偉大的個人領袖。

相反地,穆勒寄希望於代議制政府,如果革命後不能建立代議制政府,那麽“輿論上任何重大爭議都將導致內戰”。

兩位曾經再親近再要好不過的朋友,在這點政治立場上有著明確分歧。這點分歧終究使得他們無法繼續維持那樣的友誼關系了。太多事情都會觸動這條神經,提醒、乃至擴大了他們的差異。例如1865年英國殖民地牙買加工人叛變,殺害了十八位政府公務員。牙買加總督動員軍隊鎮壓,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處死了四百二十九名牙買加人。一群知識分子與士紳聯署譴責牙買加總督的行為,領銜的是穆勒;同一時間另一群知識分子和士紳聯署聲援牙買加總督,帶頭的是卡萊爾。

1873年,穆勒早於卡萊爾去世。卡萊爾聽到穆勒死訊,感慨地說:“很多次我都想寫信給他,問他:‘約翰?穆勒,到底是什麽因素將我們分隔開來呢?’然而,現在一切都結束了。”

穆勒地下有知,聽到卡萊爾這樣問,或許會回答:“是最基本的政治立場分隔了我們。”很多不同立場的人能繼續做朋友,可是在政治上相信個人英雄主義,與相信群眾政府系統,這兩種態度卻很難並存共處。這是最殘酷的事實。這兩種態度,是政治態度,卻又不只是政治態度,而是會影響個人幾乎所有是非判斷的根本價值,就連卡萊爾與穆勒都通不過這種差異的考驗。

其實,感慨地說著“然而,現在一切都結束了”時的卡萊爾,心底又何嘗真正不明白,究竟是什麽因素隔開了他和穆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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