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革命詩人·石川啄木(7)

本來打算在釧路新聞社幹上三年二年,手中有了積蓄,除還清宿債,安家度日,還可以專心致志地從事創作,甚至是積存自費出版的資金。但是,文壇上日趨繁榮的形勢,強烈地刺激了他的文學事業心。他不甘於過這種地方記者的“無目的”的空虛生活,他要實現自己的文學理想,幾經考慮,終於決定離開釧路到東京去。他“千思萬想之後,覺得首先應走的只有小說這一條路”。他要在小說創作上孤註一擲。他認識到“這次進京,實際上,是啄木一生的死活問題”。於是,在1908年4月5日,他乘船離開釧路回到函館。在函館得到宮崎郁雨的關照,將家屬由小樽遷到那里,便含淚只身渡海,再次奔向東京,結束了他在北海道的顛沛流離的生活。“我也能寫小說”

啄木搭船先到橫濱市。這里有個新詩社的同人,名叫小島烏水,是正金銀行的科長。他們一見面,就自然而然地談論起文壇的動向來。小島向他談到對自然主義文學的興盛之後,估計詩歌將被散文所壓倒。他認為“不久的將來,作為自然主義的反動,新浪漫主義一定興起”,而且,還談到了二葉亭四迷(1864—1909)的作品給文壇帶來新鮮感等等。他的這些見解對啄木很有啟發。四月二十八日傍晚,啄木到了東京。他先訪問了與謝野夫婦,也和他們談論了文藝界的現狀。最使他感慨不已的是那個曾在詩壇風靡一時,發出“虎劍調”的歌人與謝野鐵幹,他贊揚了夏目漱石(1867—1916),批評了島崎藤村(1872—1943)的小說《春》(1908),認為這是一部失敗的作品。啄木從他身上看到了年僅三十六歲的壯年人的衰老相。正像以他為首的“新詩社”的命運一樣,自從年初批判了自然主義文學以後,卻在整頓自己的陣容中引起分裂,一批青年詩人,如吉井勇(1886—1960)、北原白秋(1885—1942)、木下圶太郎(1885—1945)、長田秀雄(1885—1949)、長田幹彥(1887—1964)等七人退出了《明星》,而從此一蹶不振。他在與謝野家中,臨時幫助他做些《明星》雜志的校對、發行工作。這期間,他曾訪問過一些作家,如生田長江(1882—1936)、森田草平(1881—1949)等,接觸了一些朋友。他的朋友都勸他保持與新詩社的關系而另尋途徑。事實上,這時他已經有意識地接近新詩社所反對的自然主義文學,而且,決心從小說著手,來實現自己的文學理想了。5月2日,他曾應著名作家、詩人森鷗外(1862—1922)的邀請,出席他主持召開的“觀潮樓歌會”。這件事在石川啄木來說,應該是一個榮譽。這一“歌會”,是森鷗外邀請了“竹柏會”的佐佐木信綱(1872—1963),“新詩社”的與謝野鐵幹,和“根岸派”的伊藤左千夫(1865—1913)三人,從明治四十年(1907)三月起,於每月第一個周六召開的短歌會。他企圖通過這一活動,調停明星與根岸兩派之間的尖銳對立關系。這是一種文藝沙龍性質的集會。會上曾以“角、逃、取、壁、嗚”五字寫作短歌,啄木在會上獲得了僅次於森鷗外的好成績,在一些短歌名手當中居然名列前茅,對他確是一個有力的鼓舞。這次會後,森鷗外曾說:“石川君的歌曾是我最愛讀的。”這更是一個非同小可的鼓勵。以後,啄木曾幾次出席這個歌會。這些活動增長了他對短歌的熱愛和信心。另外,啄木還曾為“新詩社”所屬的“金星會”審閱短歌的稿件,換取些零用錢。盡管如此,他的志趣卻不在短歌方面,他一心要從自然主義小說方面打開出路。到東京以後,起初他只好寄居在與謝野夫婦和金田一京助的住處。這終究不是辦法。他只好自己租房居住。然而,這時他兩手空空,一貧如洗,怎麽付得起房費?後來,總算靠好友金田一京助的幫助,遷到他住處的樓上,才算有了立錐之地,從此開始專心致志地寫作。他很清楚,這是他打開文學出路的背水之戰。因此,他非常勤奮,在大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里,先後寫了五篇小說,估計有十二萬字左右。其中《母親》一篇,因原稿散失,內容不詳。《菊池君》和《醫院之窗》兩篇,都是以其在釧路時期的生活經歷為基礎。前者以釧路的《北東新報》的記者菊池宗武為原型,描寫了這個性格古怪的落魄者。不過,實際上在表現人與人的關系中,“我”和菊池君的關系成為小說的主要內容,而“我”的經歷,就是作者的經歷,因此,小說竟帶有濃重的自傳色彩,故事沒有一個可觀的結局就中途擱筆了。《醫院之窗》是以石川啄木在釧路的同事,報社外勤記者佐藤衣川和醫院的護士梅川操的事為基礎進行創作的。據說,這是從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島崎藤村的小說《破戒》(1906)里得到的啟發。他在這篇小說里,深刻地揭示了小說主人公野村良吉的內心斗爭,展現了他性格中的矛盾。這種寫法,在當時的自然主義小說里是不多見的。至於《天鵝絨》和《兩條血跡》這兩篇,都是以他的故鄉澀民村為背景,摻和著啄木少年時期的生活經歷,展現了那里的農村和少年們的生活面貌。這些小說,雖然在藝術性方面還存在著一些不夠成熟的弱點,如情節缺乏曲折,結構不夠緊湊,敘述平板拖沓等,但是,作者在追求表現的真實性中,著眼於現實社會中普通群眾的生活和遭遇,比較註意人們內心世界的發掘。富有社會性、思想性和生活氣息的小說內容,在當時那些只著重描寫身邊瑣事,追求庸俗猥瑣趣味的自然主義風氣中,卻是別具特色的。

為了換取活命的口糧,他將這些小說分別托金田一京助、生田長江、長谷川天溪等人奔走推薦,然而,這些作品沒有受到人們的青睞,只有那篇托森鷗外推薦的《醫院之窗》,好歹算是以低廉的稿酬賣了出去也終未發表外,其余的都無人接受。看來,這一個月的心血,幾乎付之東流了。他原以為只要認真地寫,就可以發表,就可以換得稿酬維持生活。這種天真的想法落空了。他嘗到了文筆生涯的辛酸。而且,這是背水一戰吶!一個月的窮困、失眠和疲勞,不能不促使他對自己的才能,對文學的希望產生懷疑。在一則日記里,他寫道:“黑暗中在路上走著,我怕起來了。由於好久沒有走路而踉踉蹌蹌,眼睛似乎已經凹陷。我這樣認真地寫,煙錢和稿紙都已用盡,房費當然付不起了。正想著,弦月西斜了,那副令人憎惡的樣子。從明日起,要寫也沒有紙,墨水也不多了。”賣出的小說稿酬,一時又不付給,這燃眉之急如何解決,他怎麽也沒想到竟然落到如此悲慘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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