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林:歷史屬於失敗者——讀《歷史的慰藉》(上)


杜君立先生在新書《歷史的慰藉》中提出了一個觀點:“歷史是對失敗者的一種慰藉”。失敗者因其失敗,而不能擁有現在及未來。尚有一筆的歷史存在,或許是對失敗者一種冥冥中的告慰,一種無聲處的安慰,僅此而已。在閱讀《歷史的慰藉》一書的過程中,我強烈感覺到,歷史何止只是一種對失敗者的慰藉,甚至可以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失敗者的歷史。因為其失敗,所以屬於歷史。

《歷史的慰藉》是一部隨筆集,收錄了作者有關於各種邊緣史的隨記、隨感與隨想。散文的筆法,史家的態度,文筆清晰,十分好讀——除了這些純粹文體性的表面優點之外,更值得讀者閱讀這部書的,還在於作者在行文中所構建的看待歷史的態度。在全書十二篇文章中,作者分別記錄了一些貌似“故事”很少、或者不算“熱點”的地方史和邊緣史:戲曲史、饑荒史、土匪史、鹽政史、錢幣史、茶葉史等等。與動輒“某某朝那些事”那樣的雞湯史學著作相比,這部《歷史的慰藉》雖然形走於“冷”與“野”,但是卻非常“正”與“實”,是一部非常耐看的史學隨筆。

作為寫作者,杜君立有一種強烈的問題意識,一定要弄清楚他感興趣的現狀的來龍去脈。這個刨根究底的態度,使得讀者會不自覺地被卷入到作者本身的興致之中。在《曲終人亦散》中,他理清某些傳統元素消亡的必然性,解答歷史選擇的問題;在《民國十八年年饉》中,作者從自己童年時代的疑惑出發,追尋陜西關中地區的一次慘絕人寰的饑荒,追索歷史滅絕的問題;在《權力的道德》中,就“以德治國”四個字,作者拿出歷史譜系學的本領,追索“道德”在歷史和權力語境下中變遷,讓諸多“想當然”的做法變得令人疑竇叢生;在《微鹽大義》一文中,作者又拿出春秋筆法,不著一字之褒貶,直陳中國鹽政兩千年,剖析權力遊戲下的掠奪與盤剝,令人浮想聯翩……總之,強烈的“帶入感”,讓讀者既能閱史發興亡之嘆,更能閱世,對自身的處境有不由自主的體味與思考。

在我們曾經古典的中國,一直有所謂的“春秋”傳統,用歷史來論證道德“經典”,所謂的經與史的互證。經指明生存的意義和品質要求,史提供論證的途徑和正反的經驗,經史如骨骼,支持中國這個復雜的共同體向前爬行而不一朝復亡。

難說杜君立不是受這樣傳統的影響,並且在新的歷史狀況下,意欲延續這一傳統。一萬年來誰著史?官家名為修史,實為順治。讓一切歷史變成當代史,一切歷史因果變成當代政治之說辭,是官方的強項。古代扮演這個“官方”操刀手角色的是翰林院,而今是學院,體量的擴大並不意味著功能和智能的進化。有史堪讀,寫史可信的,無非心中一腔熱忱的讀書人,像陳寅恪那樣遺世獨立、以人格為寫作擔保的良史家。故而,在全書的序言中,杜君立強調了類似司馬遷公那樣獨立著史的重要性,官家貶之為“野史”,讀者信之為“個人史”。

《歷史的慰藉》算是當代一部很認真的野史雜著,然而作者所持之態度絲毫不比經院史家態度,嚴謹、周全、以證據說話的態度一點不打折扣。寫作邊緣史需要的實證功夫,往往要比寫中央史完備。是個人都會感嘆千古興亡多少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樣的史學大話套話,然而,弄清楚一個普通人在歷史沈浮中怎樣捱過來的,卻是非常難與難得的事情。

在與杜君立的交流中,他坦陳,並不太關心具體的人事,宮廷帝王將相全然不感興趣,特別是計謀之類更不以為然,他更關心的是歷史中的“現狀”,人們怎麽去京控上訪,怎麽度過“人相食”的饑荒,怎麽在權力之下彎曲自己的膝蓋,怎麽為吃一口鹽而供養一個龐大的官僚帝國……當把這些細致而微的存在故事講得清晰、透徹,我們面對浩瀚歷史的態度都會發生截然的變化。我們從何而來、為何而去,怎樣就置身於這個希望與絕望交織、現實與魔幻交織、文明與野蠻交織的東方古老文明中。

正如杜君立在序言中坦言的,歷史本身對現實或許毫無意義,或許僅僅只是一種淡淡的慰藉。已有之事,曾經不斷循環,難保說不有,失敗之人事,或許注定失敗了,也不值留戀。然而,就中國的“春秋”傳統而言,我堅信其實也是無效,甚至是失敗的。古人有說法,“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我真懷疑這是著史者給自己壯膽的。既然歷史中不斷有人大膽向未來放言“天子寧有種,兵強馬壯者為之”,證明“無所謂”的態度遠比王莽式的滿腔投入來得更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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