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間點，離得遠些，我們才能知道它在某個進程裏的位置。或許十年之後再看中國電影在二〇一五年發生的一些狀況，我們會發現有很多信號原來如此強烈，而當時並沒有太當一回事；很多當時自以為是的熱鬧討論，其實倒不過是過眼雲煙。

當我們對一個時間點評頭論足的時候，其實是認為中國電影的生產和消費似乎有個坐標系可以參考。當然，這裏還包含著一個更大的假設，就是我們能夠為“某個進程”找出一個演進的脈絡。其實，只不過是我們選擇了一個歷史發展的動力模式，並以之對未來抱有強烈的自我預期。即使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我們找出了今天的一個潛在的脈絡，也仍然和今天梳理出過去發生的事情的內在邏輯一樣，都在於我們希望明天會更好。

二〇一五年我們不必要被所謂“票房增長井噴”、“科幻元年”、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和原創之爭、“輕時代”等概念牽著走。試圖跳出這些熱詞之後，也不必被大詞所左右，討論一些可能存在於經濟新常態之後的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的內在邏輯。筆者在這裏的論述肯定沒有總結的意思，也不太可能預見未來。而且，未來也許恰恰是現在的混亂體驗，只不過轉換成了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多元倫理，而混沌則正好揭示了未來快感合理性的多元相處的安靜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