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圖·葛文德《最好的告別》(5)

我祖父差不多110歲才過世。他從公共汽車上摔下來,傷到了頭部。當時, 他要去附近鎮上的法院辦事——這事本身就夠瘋狂的,但是,對他很重要。 在他下車的時候,公共汽車啟動了,雖然有家人陪伴,他還是摔倒了,很可能是形成了硬腦膜下血腫——顱內出血。我叔叔把他接回家,幾天以後他就去世了。他得以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一直到死,家人都陪在他身邊。


活得久了,問題來了


縱觀人類歷史,大多數時期,那些能夠活到老年的極少數人,經歷和斯塔拉姆·葛文德大體相似。在幾代人構成的體系里(通常是三代同堂),老年人得享充分的照顧。即便在核心家庭取代大家庭(在北歐,這種情況幾百年前就已經發生了)後,家人也不會丟下老年人獨自對付老齡疾病。一到成家立業的年齡,孩子們一般就會離開父母。但是,如果父母活到很老,通常會有一個孩子(往往是最小的女兒)留下。這就是19世紀中期馬薩諸塞州阿默斯特的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的命運。她哥哥離開了父母家,結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而她和她的妹妹同父母共同生活,直到他們去世。結果她父親活到71歲,那個時候,她已經40多歲了,而她的母親活得更久。她和她妹妹終身住在父母的家里。

狄金森父母在美國的生活與斯塔拉姆·葛文德在印度的生活大不相同,但是他們所依賴的系統有著共同的好處,即能輕松解決老年人的居家照顧問題,用不著攢錢買療養院床位,或者安排送餐服務。按照常理,父母若選擇生活在自己家里,其所養育的一個或者幾個子女會負責居家照顧。但在當代社會里,老齡和病弱已經從由幾代人共同扶助逐漸演變成一種個人獨力支撐的狀態,或者由醫療和養老機構協助。這種情況是怎樣發生的?我們怎麽從斯塔拉姆·葛文德的生活過渡到了愛麗絲·霍布森的生活?

答案之一是社會老齡結構本身改變了。過去,能夠活到老年的人並不多見,而那些能夠活到老年的人常常作為傳統、知識和歷史的維護者,具有特殊的作用。一直到死,他們往往維持著一家之長的地位和權威。在很多社會, 老年人不僅享有(晚輩的)尊重和順從,而且主持神聖儀式,支配政治權力。老年人倍享尊崇,以至於在報告年齡的時候,人們往往假裝比實際年齡年長,而不是年輕。

人口學家把這種現象稱為“歲數累積”,並設計了復雜的定量改變方法,以糾正人口普查中的年齡謊報情況。他們還注意到,在18世紀的美國和歐洲, 謊話的方向發生了改變。今天,人們經常對人口普查員低報他們的年齡,而對過往人口普查的研究則揭示,曾經的人們高報他們的年齡——每個人都渴求老年人享有的尊榮。

但是,高齡不再具有稀缺價值。在美國,1790年的時候,65歲以上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不到2%,今天,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14%。在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20%。現在,中國是地球上第一個老年人超過1億的國家。

如今由於信息與傳播技術(始於印刷術並擴展到互聯網)的發達,老年人不再獨有對知識和智慧的掌握,他們的地位動搖了,崇老文化瓦解了。新技術創造了新職業,要求新的專業技能,進一步破壞了經驗和人情練達的獨有價值。曾幾何時,我們會向一個老前輩求教如何認知世界,現在則直接上谷歌查詢;如果不懂電腦,我們的第一個念頭也是求助一位少年達人。

壽命的延長改變了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關系。農耕時代,長壽的父母往往為奮鬥中的年輕夫妻提供他們需要的家庭穩定、進取建議及經濟庇護。像我爺爺那樣的地主往往到死都緊緊抓住財產權,為了照顧父母而奉獻一切的子孫則可望繼承更多的家業,至少比離開父母的子孫分得更多。但是,一旦父母的壽命顯著延長,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摩擦就會加劇。對年輕人而言,傳統的家庭制度不再是安全的來源,而是對控制權(對財產、財務,甚至其生活方式的最基本的決定)的爭奪。

實際上,在我祖父斯塔拉姆的傳統家庭里,代際關系一直都很緊張。你可以想象我叔叔們的感受:他們的父親一百歲了,而他們自己也已經進入老年,卻還在苦苦等待著繼承土地,獲得經濟上的獨立。我聽說村里有些人家老年人和成年子女為土地和金錢發生激烈的鬥爭。在我祖父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和我借住其家的叔叔之間爆發了憤怒的爭吵。爭吵的起因不詳,可能是我叔叔未經祖父的同意做了一個生意上的決策;也許是我祖父想出門而家里沒人願意陪同他;也許是他喜歡開著窗戶睡覺,而他們喜歡關著窗戶睡覺。不管是什麽原因,吵架的結果(得看故事的主訴人是誰)或者是斯塔拉姆在夜深人靜之時怒氣沖沖地跑出家門,或者是他被鎖在門外。他一個人去了幾千米之外的一個親戚家,兩個月都不肯回來。

經濟全球化戲劇性地改變了年輕人的生存境遇。國家的繁榮有賴於他們逃離家庭期望的束縛,走自己的路——去任何能夠找到工作的地方,做任何喜歡的工作,同任何自己喜歡的人結婚。

這就是我父親告別印度的猶提去了美利堅俄亥俄州的道路。他先是離開祖輩居住的村子去那格浦爾上大學,然後又因為事業機會到了美國。隨著事業的成功,他往家里寄的錢越來越多,為他父親和兄弟蓋了新房子,給村里提供干凈的飲用水和電話,修建的灌溉系統使莊稼在雨水不豐沛的年份也能保證收成。他甚至在附近修建了一所以他母親名字命名的鄉村大學。但不可否認的是,他離開了村子,不會再回去。

雖然美國人對待老年人的方式讓我父親感到困擾,但是,我祖父之所以能夠維持傳統的老年生活方式,是因為父親的兄弟姊妹沒有像他那樣離鄉背井。在我們懷舊式的遐想里,祖父那樣的老年生活是值得向往的。但是,我們終歸無法擁有那樣的老年生活,原因是我們並不需要那樣的生活。歷史的發展軌跡非常清楚:一旦人們擁有告別傳統生活方式的足夠的資源和機會,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擁抱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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