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圖·葛文德《最好的告別》（11）

警察到的時候，那些人已經走了。有個警察記下了愛麗絲的口述，承諾做進一步的調查。她還是不願意把事情告訴家人，但是她知道這是件麻煩事，過了一陣子，終於還是告訴了我的岳父吉姆。

吉姆同報警的鄰居進行了交談，他們表示為她擔心，獨自生活對她似乎已不再安全。想想這次事件，還有車衝進灌木叢的事。而且他們也注意到，像把垃圾放到路邊這樣平常的瑣事對她都已經是很大的困難。

警察逮到了騙子，以涉嫌盜竊為由拘捕了他們。最終，他們被判有罪入獄。這本來應該令愛麗絲感到滿意，但是，她倒真心希望忘記這件事。整個過程使得事件被反復提起，提醒人們她的脆弱。

騙子被抓獲之後，吉姆很快提出陪愛麗絲一起去看看養老院。他說，只是看看養老院是什麽樣子。但是他倆心里都明白事態發展的方向。

承認“年紀大了”才能活得自然

衰老是我們的宿命，死亡總有一天會降臨。但是在我們體內的最後一個備用系統失靈之前，醫學護理可以決定這條道路是猛然下降，還是舒展平緩地下降，使我們可以更長久地保持至關重要的生活能力。我們醫學領域中的技術專家大多不考慮這個問題。

我們擅長處理特定的、個別的問題：直腸癌、高血壓、膝關節炎。交給我們一種病，我們能夠采取一些措施。但是，給我們一個有高血壓、膝關節炎以及其他各種病痛的老婦人，一個面臨失去所喜歡的生活的危險的老婦人，我們幾乎不知道該怎麽辦，往往只會把事情搞得更加糟糕。

幾年前，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者們找到了568位70歲以上的男士和女士。這些人都獨居，而且都有慢性健康問題、新生疾病，以及認知上的變化，因此是失能的高危人群。征得他們的同意後，研究者隨機安排一半的人看老年病醫生和護士——一群致力於老年管理藝術和科學的人。

其他人則看他們平常的醫生，這些醫生知曉他們的高危狀態。18個月內，兩組各有10%的病人離世。但是，看老年病醫療組的病人失能概率降低了1/4，患抑郁症的概率降低了50%，需要家庭保健服務的概率下降了40%。

這些結果令人震驚。

如果科學家能發明一種設備（就叫它自動抗衰機吧），它不會延長你的生命，但是可以大大降低你入住療養院或者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我們肯定會為之歡呼。我們不關心醫生是否必須打開你的胸腔，把那個東西植入你的心臟。我們會發起粉紅絲帶行動，為每個75歲以上的老人安一個；國會會舉行聽證會，要求了解為什麽不給40多歲的人也安裝一個；醫學生會冒充自己是抗衰老專家；華爾街會推高這一設備生產公司的股票價格。

然而，這只是幻想，我們目前只有老年病醫學。老年病學醫療組並不做肺部活檢，或者背部手術，或者植入自動抗衰機。他們只是會簡化藥物，保證關節炎得到控制，確保腳指甲得到修剪，三餐都能吃好。他們會注意令人煩惱的孤獨跡象，讓社工檢查病人的家是否安全。

我們該如何激勵這種工作？社會似乎南轅北轍。老年病學家、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項目首席研究員查德·博爾特（Chad Boult）告訴我，在他發表研究結果（證明專業的老年病學護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人們的生活）幾個月後，醫院關閉了老年病科。

博爾特後來去了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布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the John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他在巴爾的摩告訴我：“大學的那些負責人認為它不劃算，根本連收支平衡都很難達到。”

博爾特的研究發現，醫院為每個病人提供老年病治療的花費比他們貢獻的收入平均超出1350美元，而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美國老年人的承保機構）不包含這部分支出。這是一種奇怪的雙重標準。沒有人要求25000美元的起搏器或者冠狀動脈支架為承保機構省錢，這些東西只是有可能對人們有好處。

與此同時，明尼蘇達大學那20多位治療成果已經得到證明的老年病學醫護人員，卻只得尋找新工作。全美有幾十家醫療中心縮減或者關閉了老年病科室。博爾特的許多同事不再宣揚他們的老年病學訓練背景，因為他們害怕太多的老年病人找上門。“從經濟角度來講，一切變得非常困難。”博爾特說。

但是，老年病學慘淡的財務狀況只是一個更深刻的事實的表征：人們沒有堅持要求改變優先順序。我們都喜歡新的醫學小發明，要求政策制定者承諾為此付錢。我們喜歡那些承諾能治病的醫生。但是，老年病學醫生是什麽？誰為老年病學醫生呼籲？他們所做的，包括加強老年人的身體韌性、強化經受疾病的能力，都既困難，又有限，沒有吸引力。

它要求關注身體及其變化，警惕營養、藥物及生活狀況，而且，它要求我們每個人思考我們生活中不可以治愈的情況——我們將面對的不可避免的衰老，以便作出一些必要的小小改變來重塑衰老。在長生不老的幻覺大行其道的情況下，老年病學醫生要求我們承認自己會衰老，這個舉動很不討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