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解是,宋氏兄弟在這樣一種敘述語態中建構個人的時間性。這種構建個人時間性的理由,不妨借助一下漢娜-阿倫特對瓦爾特-本雅明的觀察:“對過去本身的酷愛誕生於對現世的鄙夷”。按照馬丁-海德格爾的思路,宋氏兄弟或許也同樣在個人時間的建構中,“聆聽未完全消逝於過去卻思考著當前的傳統”(海德格爾《康德關於存在的論題》)。請注意其中“思考著當前”五個字,也就是說,聆聽傳統(歷時)乃是現時聽力,基於當下處境(及某種再生能力)考慮。從語言的色彩效果上看,宋氏兄弟的敘述並非陰翳,也不明媚。“我”,家人,家事,不是置於生活的調色板中,而是置於一個黑白世界。這個世界是中藥、書籍、記憶殘片,是世事的收斂,是無為之心。即便是《病中》寫到天真的妹妹,也沒有給一點暖色調:

 

只有天黑之前妹妹要下床推窗,

窗含山色,唉,望天的妹妹

那一刻臉色與山色相合,

一層薄雪正當冰清玉潔。

 

這個黑白世界如此清凈地對應著敘事者的心理環境。如果外部世界是彩色的,種種誘惑是彩色的,宋氏兄弟苦心經營的(語言)黑白視覺,就構成對外部世界的拒斥,對誘惑的抑制。

應對外部世界的種種紛擾展現了“家事”親歷者強大的內心掌控能力。打“無心的字牌”(《候客》)似乎已告示了這種掌控力。敘事者並未置身世俗世界之外,只不過他的世俗世界是一個洗煉的、自我宰制的世界。有必要再次提醒,寫這組詩的1987年,宋渠時年24歲,宋煒23歲,如此年輕!如此年輕又如此的洞明世事,超然於物外!其詩文本構築的偏於冷清的黑白世界,猶如隔起一道透明的時間之墻,凜然不可相侵。我的耳邊再次響起了《侯客》一詩中“刀片”的悠然互擊聲。我想,這一難以窮言的清音,隱喻著某種詩歌技法,一直回蕩在宋氏兄弟的寫作時間里,無爭又不妥協。能否可以這麽說:這對年輕人不在敘述家事,而在敘述/呈示他們對內心的掌控力,他們在敘事中表現的平衡與孤絕——對敘述本身的掌控力,以及詩歌語言特有的皈依感——即精神現實皈依於個體時間的虛構。有關這一點,我還會在討論宋煒的“紀實”系列小長詩中談及些許。

寫這篇拙文時聽重慶的友人說,宋煒一直拒絕報刊約稿,也拒絕出版個人詩集的邀約。(2016年9-10月,安徽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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