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西子湖畔,每到春季,所謂桃紅柳綠的時候,六橋三竺之間,來來往往,擁擁擠擠的總有許多紅男綠女黃布袋。黃布袋上大書“朝山進香”,多半來自嘉湖兩舊日府屬的農村。他們種桑養蠶,以為背著黃布袋到“佛地”來進香以後,就可以蠶養得大,絲抽得多。相信菩薩,無非以為菩薩能夠使他們獲利。不惜破費買香買蠟燭,而且“孝敬”和尚,原有“拋本”之意。杭州固然沒有像故都的“先農壇”,也沒有像成都舉行“花會”的二仙庵和青羊宮,他們見到塑像便拜;雙膝跪下,接連的叩頭,為著求子得福,顯得至誠恭敬。在釋迦牟尼塑像面前這個樣子,在觀世音塑像面前也是這個樣子,在嶽飛和關羽等塑像面前都是這個樣子。以為泥塑木雕的偶像可以使你們生子得福,所以一見著,連忙雙膝跪下,接連的叩頭,顯得十分至誠而且恭恭敬敬。風雨不辭,黎明即起而步行遠道的精神很可佩服;闊大的步子,壯健的體態更可以羨慕。同時徘徊於蘇堤白堤,靈隱韜光,虎跑龍井和三潭印月之間的,有頭戴銅盆帽,手提司的克,西裝筆挺,或穿大袖子,偕著燙發革履的女郎的是舟子車夫、旅社菜館“刨黃瓜”的對象,叫做“上海人”,據說多半是“洋場闊少”。被“刨黃瓜兒”,猶如在上海的做“豬頭三”、“阿木林”。不但多花了錢,而且有點被玩弄。可是坐在車中、轎上,別人汗流浹背,腰酸腳痛,他們欣賞風景,談談笑笑。吃的是西湖醋魚,炸溜鮭魚,春筍炒鮫魚,火絲雞汁蒓菜湯。他們有的是錢,多花點何妨,這就維持了四季靠一春的“杭州人”。

左錢江,右西湖,城隍山的風景是可觀的。便於人而適於野,遊人香客、星相家、摸骨僧,湊成功了城隍山上的熱鬧。今年又有了新人物,叫做“流亡學生”。他們,男男女女的一大群青年;家鄉開火,逃難出來;戰事未停,有家歸不得。住的是破舊的廟宇祠堂——完整的廟宇要供泥塑木雕的偶像;睡的是泥地,鋪上些稻草,不久就會黴爛的,吃的是稀飯。走廊、門兜、戲臺邊旁,鋪些稻草就是眠床。坐在床頭,站上捏著書本的教員,就成了教室。站上兩位教員,就成了兩個教室。按照時間上課,起居飲食也有規定的時候。聚集在一起,他們過著團體的生活。散落在街頭的是難胞,年青的該叫做難童。“告地狀”早已無用,“老爺太太”的呼救也不見得有什麽用。病倒在路旁,凍餓幾天,呻吟幾天,慘叫幾天,個別死亡。

以前在成都,經過茶店茶攤,總可以聽到鏗鏘之聲,由於指頭撥動“大二百”的銀元。那無非是好玩。銀元放在手上,撥動撞擊,發出鏗鏘之聲,也就成了三十八年——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西湖春景之一。這不是玩弄,所謂銀牛的銀元販子,成了一種新的職業。他們聚集在清泰路眾安橋,鏗鏗鏘鏘的你也“大頭要麽?”我也“大頭要麽?”,或者:“大頭賣出!”“鷹龍洋賣出!”“大頭我要!”“大小頭我都要!”鬧嚷嚷的馬路上面擠滿了人,弄得車子都通不過,警察走來趕一陣,也只有幾分鐘可以過。有時抓到幾個關幾天,曾經沒收過大小頭。可是愈抓愈多,愈趕愈熱鬧。實在因為銀元已為大家所註意。無論機關的辦公廳裏,學校的教員休息室中,以及街頭巷尾,熟人相見,“大頭多少?”猶如西人的“Good morning”!一般公教人員總是天天盼望發薪水。偶然得到了點金圓券,趕快去買大頭。大頭不夠買小頭,小頭不夠鷹龍洋。並非用過有余,為的是明天還要做人。如今西子湖畔,許多住宅的臺門上,還都貼著蓋有紅印的紙條,“本部職員住宅”、“本部職員家眷住宅”。無以名之,名之日門牌罷。這用處在於省卻麻煩,免得有人硬要來租屋。由此所見,硬要租屋者多了。今年的西子湖畔,還有一種特別現象,就是耶穌基督和天主,傳教者的“熱心”、“努力”。到了黃昏,經過西浣紗路,還可以聽到大聲呼嚷的“上帝賜我福”一類的話。“我們人是上帝給我們做的,泥塑木雕的菩薩有什麽聯系?”在馬路上隨時可以聽到這樣的話,宣傳的對象大概是背著黃布袋的香客。

載第176期(1949年5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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