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時代著名建築師威特拉維斯（Marcus Vitruvius Pollio），留下一本經典作品，叫《建築師之書》。這部書第七冊的序言裏，威特拉維斯明白定義如何衡量一個人身上最有價值東西的標準。他主張最簡單的檢驗方式是，看哪一種東西在你遇到船難時能救你，能讓你活下去。接著威特拉維斯講了一個故事，描述一個羅馬人在海上遇難漂流到陌生的羅得島海岸，上岸後他如何憑借機巧與智慧，交到朋友、找到工作、累積財富，最終還贏得地位與尊重。

在這段故事後面，威特拉維斯寫道：“所以我感謝父母讓我受教育。”

他的意思再清楚不過。憑借教育教給我們，內化在我們身體裏的知識與能力，有朝一日就算不幸遇到海難，喪失了一切財物，到沒有一個熟人的地方，我們還是能重新自立，取回被命運作弄剝奪的一切。

因而在第七冊裏，他談的都是建築師的養成教育。依照他的規劃，建築師應該學畫圖、數學、法律、醫藥、音樂、幾何和天文學。換句話說，建築師首先應該擁有完整的人的知識與能力，然後才從事建築工作。

威特拉維斯曾經擔任過愷撒大帝的顧問，幫助他設計遠征高盧時使用的大型武器。他對當時各種最先進的機械知識，有充分掌握。所以《建築師之書》最後一冊，第十冊，講的都是機械運用，戰爭時怎麽用、平時又怎麽用。然而在大談特談各種精巧戰爭最新武器發明後，威特拉維斯又講了另一個關於羅德城的故事。羅德城被敵人團團圍住。敵軍在城內守軍弓箭射程之外，日夜趕工造了一個巨型的攻城機。那個攻城機有輪子，上面高高架起好幾層平臺，每一層都配備了強力投石弓弩，而且攻城機最前方還有金屬打造又硬又尖的長角。

攻城機即將造好了，一旦攻城機造好開過來，羅德城守軍顯然無力阻擋巨角的沖力破壞，也不可能躲得掉高高低低投石器投來的眾多飛石，羅德城就要陷落了。就在攻城機啟動的前一天晚上，羅德城內的一位建築師將大家聚攏來，要求每一個人把家裏尿壺裏的大小便、洗碗洗澡洗衣服各種用過的水，愈臟的愈好，統統交上來。然後他從城裏往外挖了一個小洞，將這些汙水穢水往外倒在城下。

第二天，威武恐怖的攻城機出動了，發出隆隆巨響朝羅德城逼近。愈靠近羅德城，地上愈是布滿了濕黏泥土和穢水的混合物。攻城機的輪子每轉一圈，就沾黏上一堆汙泥，愈沾愈多、愈沾愈多，而且輪子在泥巴裏跟著愈陷愈深，攻城機剛進入羅德城守軍弓箭射程內，攻城機的輪子完全陷死在泥巴裏了。城上守軍趕緊接連放射燃燒的火箭，攻城機停在那裏被燒成一副空架。

威特拉維斯評論：“就這樣，最棒的機巧被建築師的智慧拆解了。”

到頭來，威特拉維斯的主張再清楚明白不過：最精密最了不起的機械，是人的頭腦、人的心靈。一個畢生致力於為羅馬設計攻城機器的專家，一個設計了許多氣勢磅礴的公共建築的大師，對自己從事行業最終的結論還是回到人具備的思考與學習能力，而不是人已經學習、設計了什麽；已經學習、設計了的東西，不管再怎麽精巧了不起，都可能被新思考新發明的東西給拆解了。

威特拉維斯挑戰強烈的“恒久”錯覺。沒有什麽藝術作品比建築更堅固更耐久，所以一位建築師最容易想象自己的作品會長久一直站在那裏，成為一座永恒的傑作。威特拉維斯看透這種建築的時間尺度，意識到所有已經造成了的東西都可能被拆解，未出現未完成的永遠比已出現已完成的更重要。回到他提出的建築師教育概念，我們就能理解，那些表面上看起來和建築沒有直接關聯的科目，其實是為了準備建築師真正能建構出最精巧的機械與建築——自己的心靈。現實的建築知識與技術，只能幫建築師蓋現在的房子，卻沒辦法讓他想出拆解別人蓋起的房子的對策，不能讓他離開既有的條件，去蓋未來的房子。

這是最清楚也最明白的道理，告訴我們為什麽專家的教育養成，不能狹窄專註，而該寬廣博大。尤其是政治人才的養成，更是如此。政治不能被視為一門專門的學科，不能用政治學或法律知識培養政治人才。道理很簡單：政治學與法律，是現實當下的知識，可是政治領袖，卻必須面對各種未來變量。

光是等政治人才能培養到領袖層級，現實就已經變動不一樣了。更何況眾人之事集合累積的變量變化更多更快。國家的狀況隨時可能被從原有的軌道拋離開來，就像威特拉維斯反復講的“海難”般的情境。沒有以前既成的條件可供依循，那怎麽辦？

只好靠更深更廣的知識與能力，一種綜合性的智慧。這種智慧不可能從狹窄的專門訓練中取得，必須更根本地理解世界事物之所以然，也就是回到哲學、文學、音樂，乃至醫學、天文學的總和思考裏。

很可惜，我們早已沒有這種政治人物教育養成的管道，甚至完全失去對如此培養政治人物的方法的向往。我們以為懂一點政治學，懂一點法律，會一點領導統馭，能演講、能競選，就足以擔當政治領袖。這樣的政治領導人，只具備處理現實的一點能力，卻無法拆解現實、改革現實，也就無法想象、更不必說打造未來。到處都是這種等級的政治人物，我們也就只能在心中祈禱，不要碰到什麽大變動，需要他們來應付不同的環境變化、不同的歷史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