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僵持中，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一場群眾聚會中，尤金·德柏斯（EugeneDebs）對著底下大部分是勞工的群眾說：“總是那些上層階級在宣戰，卻總是由下層階級真正上戰場打仗！”

群眾聚會結束後，德柏斯遭到逮捕，罪名是違犯了“唆使叛亂法”，依照前一年才通過的“唆使叛亂法”，德柏斯因阻礙動員被起訴，隨後被法院判處長達十年的徒刑。

那一年德柏斯六十三歲，而且有病在身，沒有人有把握他可以坐滿十年監牢活著出獄。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宣布給予德柏斯特赦，德柏斯卻拒絕接受。戰爭結束前，威爾遜又特赦過德柏斯一次，德柏斯還是沒有接受。戰爭結束了一年、兩年，威爾遜總統一再頒布特赦，德柏斯卻堅持繼續待在牢裏。一直到1921年，德柏斯才願意接受總統特赦出獄，因為那個時候威爾遜已經卸任，換上了共和黨的哈定擔任總統。

德柏斯是誰？為什麽前後兩任總統都急切想把他從牢中放出來呢？又為什麽他寧可忍受身體狀況急速惡化的風險，就是不肯讓威爾遜特赦他？

這得話說從頭。德柏斯是個很有群眾魅力的工運領袖，美國鐵路工人工會就是在他手上成立的。最早他支持民主黨，還曾幫克裏夫蘭競選總統。然而就在克裏夫蘭當總統時，德柏斯帶領鐵路工人罷工，抗議一家臥鋪公司惡劣的工作條件，沒想到總統竟然下令動用軍隊對付罷工工人，德柏斯還被抓到牢裏待了半年。

這樣的轉折讓德柏斯省悟，不能靠民主黨來追求工人的福祉，於是他自己跳出來直接參與政治。1900年，美國社會黨提名德柏斯競選總統，他一共得到了十萬票。1904年，德柏斯再度代表社會黨出馬，這回他的選票竟然比上次成長了三倍，拿下令人不敢小看的四十萬票。四年後，社會黨的總統候選人還是他，他再一次在大選中得到四十萬票。

四十萬票當然不足以選出一個社會黨的總統，不過連續兩次獲得四十萬票的表現卻可以讓美國社會黨成為一個具備基層實力的政黨。1911年時，社會黨在全美有四百五十個民選公職人員，包括五十六個市長和一個聯邦眾議員。靠這樣的實力，美國社會黨可以在各地一共發行五份日報和兩百二十六份周刊。

1912年，總統大選又來了，社會黨當然不會放棄競選機會，提名的，還是德柏斯。這次選舉，可熱鬧了。當時的總統塔夫脫爭取連任，在自家共和黨內卻碰到前總統老羅斯福東山再起的挑戰。老羅斯福氣勢如虹，在各州初選一路領先塔夫脫，甚至在自己的家鄉俄亥俄州，塔夫脫都敗給了老羅斯福。然而在關鍵的黨代表大會上，黨內大老控制的黨代表票，卻一面倒投給了塔夫脫。塔夫脫拿下兩百三十五票，老羅斯福竟然只有十九票！靠這樣明顯的操作，塔夫脫驚險出線，老羅斯福咽不下這口氣，宣布成立自己的政黨——進步黨，參選到底。

民主黨方面則是由出身南方，代表舊南方勢力的威爾遜出馬。再加上德柏斯，這四個人不只各具政治資歷與政治魅力，更重要的，他們的政治主張構成了清楚卻又復雜的交錯網絡。

擺在四個人面前最大的問題，四個人都勇敢負責提出看法的，是美國資本勢力何去何從。塔夫脫的背後，就是美國的大資本家，所以他認為政府別管太多，資本家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麽。相對地，威爾遜認為政府應該有更大的權力，要拿聯邦政府的權力打破大資本的建制與壟斷，讓中小企業有競爭的空間，那就是他的“新自由”政策。

老羅斯福同意威爾遜政府應該管、應該多管的態度，不過他對威爾遜希望讓中小企業創造競爭活力的看法，嗤之以鼻。他認為現代工業發展使得大企業成為必然趨勢，所以政府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打擊拆解大企業，而是訂定嚴格規範看管大企業，讓他們不得壟斷、不能為非作歹。

至於德柏斯呢？他秉持社會黨的立場，當然根本反對資本主義，權力應該從資本家手中轉移到工人身上，創造一個超越階級壁壘的平等社會。

選戰結果，從選舉人團票上看，威爾遜贏得壓倒性大勝。他贏了四十州囊括四百三十五張選舉人票，老羅斯福只拿下六州八十八票，塔夫脫更可憐，只贏了佛蒙特和猶他兩個小州。不過如果看普選票，分布就平均多了。威爾遜六百三十萬票，老羅斯福四百一十萬票，塔夫脫三百五十萬票，共和黨分裂效果明顯，才讓威爾遜漁翁得利。還有，德柏斯也取得了九十萬票，比他四年前成績又成長了超過一倍！

這是一場意義非凡的選舉，因為四個人都沒有逃避真正的國家前途問題，他們都提出明確立場，而且各自立場都不一樣，絕無渾水摸魚、模棱兩可的部分。威爾遜除了“新自由”之外，也在選舉中提出讓美國積極加入國際社會的主張，而他當選後，也的確按照這樣的立場，在1917年讓美國參戰。為了應付戰時需要，他才要求國會通過了“教唆叛亂法”對付戰爭異議者。

德柏斯連用革命手段創造工人天堂都不贊成，當然更反對戰爭。基於立場原則，他必定挑戰威爾遜的戰時法律，寧可因而被捕坐牢。威爾遜當然不能讓一個參選過四次總統大選的人，這樣坐十年牢，所以反復頒布特赦，希望德柏斯出獄，而忠於原則的德柏斯卻也一再拒絕，直到跟他在反戰態度上較為一致的共和黨上臺，才願意接受特赦。

別懷疑，不是所有選舉都像我們這裏的一樣，沒有真正的議題、更沒有信念立場。1912年的美國大選就是很好的歷史例證，告訴我們選舉的混亂墮落，不是民主必然的現象，換句話說，別怪民主，應該要怪我們自己，要從自己的政治體制上去檢討，去尋找具有真正信念與關鍵議題的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