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他們二人之前十多年，已有不少人提出《西遊記》的作者是吳承恩。如1907年微廠在上海《月月小說》第6號上發表《說小說》一文提出：“（《西遊記》）本為吳承恩所撰，吳字汝忠，山陽人，嘉靖中歲貢，官長興縣丞，見丁儉卿《石亭記事》。”[1]1851922年林紓在《畏廬瑣記》“小說雜考”一條中也說：“（《西遊記》）山陽丁儉卿舍人晏，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志目，謂是其鄉明嘉靖中歲貢官長興縣丞吳承恩所作。”[1]186兩人都肯定性地轉述了更早的丁晏的結論，後者還說明了丁晏的文獻根據。

同時冒廣生的《射陽先生文存跋》說：“其所著《西遊記》平話，風靡一時，蓋振奇之士也。”並同樣引述了他人的理由，即《山陽志遺》的記載，“《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為先生著”，“天啟時去先生未遠，其言必有所本”，“書中多吾鄉方言，其出淮人無疑”云云[1]187。盡管《月月小說》為晚清四大小說刊物之一，冒廣生、林紓也都是清末民初的聞人，但他們在新思潮洶湧、新學風勃興的時代畢竟都是過氣的舊式人物，微廠的筆名也流露出作者老舊文人的跡象，況且三人都只是在論著中將所認同的觀點鏗爾而止地點了一下而已，並沒有正面展開什麼像樣的論述，所以幾乎沒有引起什麼人的注意，也未對雖屬強弩之末但信者仍眾的“丘處機道書”說產生什麼觸動。《西遊記》作者正式發現者的殊榮，似乎注定了要由魯迅、胡適這兩位新思潮、新學風的領軍人物來分享；今天看來，有關《西遊記》著作權的考訂，也成了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進入自覺時代兩位標志性人物治學方法的試金石。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丁晏他們的影響，魯迅在北京各大圖書館銳意窮搜有關中國古代小說的各種資料，所著《小說舊聞鈔》（1926年北京北新書局首版）涉及《西遊記》作者為吳承恩的資料有以下四項，皆不出上面諸人提到的范圍：


一、天啟《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與卷十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前者說，“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後者著錄吳承恩著作，於“《射陽集》四冊□卷、《春秋列傳序》”之後有“《西遊記》”。康熙《淮安府志》之《文苑傳》、《藝文志》記載相同。但此後同治《山陽縣志》和光緒《淮安府志》等方志文獻均刪去了“性敏而多慧”，“復善諧劇”等記載，亦均不再有《西遊記》之著錄。

二、《石亭記事續編》之《淮陰脞錄自序》與《書西遊記後》。前文云：“（吳承恩）明嘉靖時歲貢生，所著有《西遊記》，載康熙舊志《藝文目》。錢竹汀《潛研堂集》謂《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別自為書，小說《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而不知為吾鄉吳承恩作也。”後文云：“考吾郡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吳承恩下有《西遊記》一種。承恩字汝忠，吾鄉人，明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舊志《文苑傳》稱承恩性慧而多敏，博極群書，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西遊記》即其一也。今記中多吾鄉方言，足征其為淮人作。《西遊》雖虞初之流，然膾炙人口，其推衍五行，頗契道家之旨，故特表而出之，以見吾鄉之小說家，尚有明金丹奧旨者，豈第秋夫之針鬼，瞽仙之精算哉？”

三、《冷廬雜識》。內卷四云：“《西遊記》推衍五行之旨，視他演義書為勝。相傳出元邱真人處機之手；山陽丁儉卿舍人晏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謂是其鄉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吳承恩所作；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傳之訛。邱氏自有《西遊記》，見《道藏》。”

四、《山陽志遺》。內卷四云：“嘉靖中，吳貢生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吾淮才士也。英敏博洽，凡一時金石碑牘嘏祝贈送之詞，多出其手，縉紳臺閣諸公，皆倩為捉刀人；顧數奇不偶，僅以歲貢官長興縣丞。貧老乏嗣，遺稿多散佚失傳；邱司徒正綱收拾殘缺，……分為四卷，刻之，名曰《射陽存稿》（又有《續稿》一卷），……讀其遺集，實吾郡有明一代之冠。……擇其傑出者，各體載一二首於此，以志瓣香之意云。……《二郎搜山圖歌》……天啟舊《志》列先生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初不知雜記為何等書，及閱《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為先生著。考《西遊記》舊稱為證道書，謂其合於金丹大旨；元虞道園有序，稱此書系其國初邱長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謂出先生手，天啟時去先生未遠，其言必有所本。意長春初有此記，至先生乃為之通俗演義，如《三國志》本陳壽，而演義別稱羅貫中也。書中多吾鄉方言，其出淮人手無疑。或云有《後西遊記》，為射楊先生撰。”[11]266-270

這中間有令人費解和惋惜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種，第二、三、四種都是從第一種而來，但它明顯存在問題：天啟、康熙方志的關鍵內容，後來的方志竟然都不見了，這是因為早期的修纂不精或者觀念大膽（一般方志不最小說戲曲等俗文學名目），從而闌入了那些內容，還是因為晚期的修纂謹嚴或觀念保守，將一些錯誤或者認為有傷嚴肅的信息清除了？原因不明。第二、第三、第四種雖然采信吳承恩為《西遊記》作者，但它們仍然沒有擺脫《西遊證道書》的影響，似乎吳承恩也是一位執迷於“金丹奧旨”的人物；它們無意把這部小說從“證道”的光環中釋放出來，而僅僅是想把這種光環定位到吳承恩頭上。

魯迅在對這些資料作出采信與否的取舍同時，將它們提供給了政治傾向不同，卻對研治古典小說同樣極有興趣，同樣都在奮勉有為的胡適。胡適將吳承恩的詩文作品與這些材料相互印證，發現其中《二郎搜山圖歌》一篇“很可以表示《西遊記》的作者的胸襟和著書的態度”，對上述費解之處未加理會，遂完全信從了晚明以來在部分淮安士人中流行的吳承恩著作《西遊記》說，與他對孫悟空形象的來源與取經故事的演化考察一起，以《〈西遊記〉考證》為題發表在1924年2月4日北京《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志》上。
首先掌握資料的魯迅反倒沒有專門撰文，但他所做的工作與胡適相得益彰，幾令人猜疑兩人進行了殊途同歸的明確分工：胡適撰寫論文以集中筆墨闡述，魯迅則在專著中直接主張此一觀點，然後再將所有根據在相關資料書中攤開。於是，我們看到，在1924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下冊中有了“《西遊記》之作者為西遊記”，在1925年出版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有了“實則做這《西遊記》者，乃是江蘇山陽人吳承恩”等斬截之論，和1926年出版的《小說舊聞鈔》中的諸多材料，粲然陳列於學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