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碩:清代《西遊記》道家評本解讀(下)

同樣的情況還有第二十三回“四聖試禪心”,考驗取經師徒之意也極明白。評語仍然要揭出其“言外”所寓“丹法”,說四位神仙“化女以試之,即如架火以煉之”,一母三女共九十九歲,為“陽數之極”,應“老陽化陰化女之理”,如“四爐之烈火,諸物遇之,無不銷鑠”,“為金丹之最要之火功,足以鍛煉成真者”。接著又不惜繁瑣地從婦人是丁亥年生喻“生火之木”,其家有田產牲畜、綾羅錦繡喻“火之光焰”,三少女之美姿喻“火之精神”,堂中銀燭輝煌喻“火之閃爍”等等。一段極平常的情節,附會出如此多的喻意,為應合其小說為演繹“金丹大旨”之主觀意向,深文周納,竟不顧其解說是如何牽強而無聊。

《西遊真詮》逐回做解說,牽合道家教理、法術自然要依小說情節內容而附會之,而有的連續二三回敘述一段故事者,則做了更為玄虛的附會。如第七十五到七十七回,寫取經人過獅駝嶺,孫悟空與獅、象、大鵬三魔鬥法,變化騰挪,再加上與豬八戒逗趣,情趣盎然。這三回的評語卻解作道家修煉的三個層次,前一回是“伏獅魔之心”,為“明煉精化氣之妙用,施為變化之初乘”;中間一回是“伏象魔之性”,為“明煉精化氣之妙用,施為變化之中乘”,後一回是“伏鵬魔之氣,而得上乘”。即便是“伏心”“伏性”“伏氣”可以分得清楚,又與道家的所謂“煉精化氣之妙用”有什麼聯系?所以評語中對具體情節的解說,便成了東拉西扯,沒有個清楚明白的理路。取經人過火焰山,孫悟空三調芭蕉扇,是小說中的名段。評語雜用陰陽五行八卦中的套語,解說三調之“妙旨”,竟將牛魔王也說成是少女,謂孫悟空“三索而生三陰”,“三陰現而真扇獻焉”,“濟火炎而育萬物,總離不了先天真乙之氣為之”。意思是全歸功於孫悟空。這種解說簡直是一套故作玄妙,實則荒唐的多余的話。


《西遊真詮》中的評語也有些意思比較明白的話語,這大都是涉及到實際的事情的時候。譬如小說里寫了一些化為道士的妖魔,如車遲國里三個以女色迷惑國王的三仙等,自然是有損道教的名聲,評語便說他們是傍門邪道。第六十四回取經人過荊棘嶺,評語由荊棘而附會人事,說佛徒“忘本參禪,妄求佛果”,猶如竹籃打水一場空;儒家之徒“舍性命之實功,而空談道德,作無益之詩文”。第六十六回的評語更由假雷音假佛祖一節,聲討所謂“俗儒偽學”,說六經本為“治心治世之法物”,俗儒“莫不剽竊其說,攝取功名,其立心起念,止為榮肥之計”,“甚至托名假義,敗壞綱常,行奸作亂,至是救世之書,而反為禍世之資,罪可勝誅哉!”抑佛,貶儒,謂儒家六經已失去治心治世之功用,佛門禪理又無實際作用,實際意義自然是為了將書中宣揚的道家修煉金丹之說推尊為世人修身之正路,而個中的意思更在於自尊其書。


小說最後三回的評語就歸到作此《西遊真詮》之意旨上,謂《西遊記》是“專為仙家金丹大道而發”,“慮當日祖師(當指作《周易參同契》的魏伯陽和作《悟真篇》的張伯端)制金丹之心不傳,仙師(指丘處機)代祖師制《西遊》度世之心終不傳,使庸人下士,茫茫苦海無處著腳,凡夫俗子汩汩輪回”,“不知金丹之術蓋為中人設法,腳踏實地工夫”。最後說:“全部立言,總惟舍妄求真而已。此予所以著《真詮》之志也。”意思很清楚,陳士斌著《西遊真詮》就是為了傳布道家修煉理法,即所謂“金丹大道”。


《西遊真詮》名之曰“真詮”,實際上並非詮釋《西遊記》小說,而是取其中存在的少量的道家的修煉理念、術語,加以附會性的牽合、發揮,硬是將小說情節曲解為演繹其修煉理法的圖象,這樣也就成為假小說推銷其修煉理法了。所以,此書出來受到了道士們的贊揚,在它的啟示下,又先後出現了幾部解說不盡相同,而內容和作法都基本沒有跳出其窠臼的評本。


劉一明是干嘉時期全真龍門派宗師,平生作有《修真辨難》等十二部道書,堪稱道教的大理論家。他竟然也不惜筆墨作了一部評語幾乎與小說正文相埒的《西遊正旨》,可見他非常看重這部通俗小說。在書的序言里,他批評《西遊證道書》“妄議私猜”,“多戲謔之語,狂妄之詞”,稱贊《西遊真詮》一出,“諸偽盡顯,數百年埋沒之《西遊》,至此方得釋然”。[6](《西遊原旨》)他自謂是由於《西遊真詮》“其解雖精,其理雖明,而於次第間,仍未貫通,使當年原旨,不能盡彰,未免盡美而未盡善”,所以再作解說。就其解說看,一是重提《西遊記》是“闡三教一家之理,性命雙修之道”,與其所作《三教辨》的說法是一致的,評語里不再有《西遊真詮》里那種菲薄儒、釋的話語。二是他玄學修養較高,逐回解說小說增加了道家修煉理法的內容,增強了理念性的說明,減少了過分牽強武斷地附會小說細節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顯得比較從容流暢,不像《西遊真詮》那樣支離荒唐。然而,其內容仍然是依附《西遊記》演說道家的修煉理法,鼓吹為世人“性命雙修”之道,其解說的方法也依然是同《西遊真詮》一樣的牽合附會。


張含章也是一位有學養的道士,頗通《周易》,著有《道學薪傳》、《原易篇》等書。[6](《西遊原旨》)他認為《西遊記》是“以《周易》作骨,以金丹作脈絡,以瑜珈之教作無窮妙相”,所以其評本題名為《通易西遊正旨》。(《通易西遊正旨》道光何氏刊本卷首何廷椿序中稱:張含章“博涉群籍,探源溯流”,“所著有《原易篇》、《遵經易注》。又以道經龐雜,學者罔識所歸,故為手輯《道學薪傳》四卷,並行於世”)他是就《西遊真銓》所謂“托相”演繹“金丹大旨”增加了《周易》的成分。道教徒早已以《周易》的爻象為喻表述其煉丹的理法,《西遊真詮》、《西遊原旨》的解說中也時而用了八卦之象。《周易西遊正旨》中只不過是由偶用變為多用,解說的內容仍然歸屬到煉丹理法上,如謂小說“開首七回,於孫悟空身上,明金丹至妙,非師莫度之旨”;“自十三回至二十六回,則於玄奘四眾身上,演出攢簇五行以成丹,由人希天,天上地下只有此一法”;“七十八回至八十八回,乃細論還丹與金丹不同,先氣後液,非僅神化,其溫養之功亦異”。《周易》卦象是一種圖象符號,用以解說小說的故事情節,實則是將生動形象的內容化做了極抽象的符號性的理念,也就更加遠離作品文本,更加玄虛了,其中自然也更多莫須有的莫名其妙的附會之談。


含晶子的《丘真人西遊記(評注)》,更是依傍《西遊真詮》而作。自序謂《西遊記》“探源《參同》,節取《悟真》,所言系親歷之境,所敘皆性命之符”,除第三句是混說,基本與《西遊真詮》是一致的。他還稱自己所做的詮解,“與悟一子之詮,若合若離”,而更加確切、易曉,可知內容沒有什麼改變。





道家者流紛紛將《西遊記》解說為“托相”演繹道家煉丹道法的書,並非完全沒有文本的根據。小說前七回孫悟空的出世、學道、鬧天宮,其中出現的玉皇、老君等神仙,都是由道教的思想材料虛構出來的。小說的一些回目、情節中插入的詩贊韻語,用了道家修煉金丹的理念、術語,如“靈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心猿識得丹頭,姹女還歸本性”;“真鉛若煉須真水,真水調和真汞干,真汞真鉛無母氣,靈妙靈藥是仙丹”;“古來妙合《參同契》,毫發差殊不結丹”。[9](卷首)一般讀者著眼於故事情節,不注意孫悟空學道必求長生之術之類的情節生成的內蘊,也不太注意粘貼於情節外面的回目、詩贊里的那些術語的特殊內涵。而熟悉道教典籍的道家者流,便自然會心領神會,成為他們解說小說的緣機和根據,由之肆力向道家修煉理法去附會。

正是由於這樣,陳士斌、劉一明、張含章諸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很重視小說的回目,目之為“提綱”,以解題為由,將那些術語所隱喻的“玄門妙諦”引入他們的解說中。

《西遊記》是部神魔小說,主體是佛家的玄奘取經的故事。它在長時期的流傳中,不斷豐富,受到社會上多種思想的浸洗,到最後成為一部百回小說,其中摻入了道教的材料、明代心學思潮的因素,所以連菩薩、佛祖也受到了輕謾、揶揄,而基本性質卻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小說回目、詩贊韻語里不僅有道家的有特殊內涵的話語,也有佛家的禪語,如“心猿”之喻,《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就直接引錄進正文中。晚清學者俞樾就曾對將《西遊記》說成是道家的丹經提出質疑:“今俗有《西遊記》演義,托之丘長春,不如托之宗瀝(明初曾往西域取經的一位和尚),尚是釋家本色。雖“金公木母”,意近丹經,然“意馬心猿”,“未始不可附會梵典也”。[10](《九九消夏錄》)道家者流獨執《西遊記》中的並非主體的部分,妄自生發開去,謂小說演繹的是道家的“金丹大旨”,至少也該算是一種偏私。

《西遊記》是部小說,小說的本體是故事情節,故事情節自然是蘊含著一定的思想意義。評論者固然要闡釋故事情節的內蘊,揭出所寓之意,但卻不能附會出故事情節所沒有的意思。《西遊記》里包含了一些道家的理念、術語,但故事情節仍然不是演繹其修煉道法的。即便是用道家的思想材料構造的前七回,孫悟空桀驁不馴的犯上行動及被制伏的故事,包括“八卦爐中逃大聖”、“五行山下定心猿”的情節,無疑帶有道家傳說的色彩,但卻沒有隱含那幾部評本所說的“明金丹之至妙”的種種意思。小說的回目一般是那一回故事情節的最簡要表述,《西遊記》也多是這樣,如“四聖試禪心”,“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孫悟空一調芭蕉扇”。其中有一些回目用了道家的理念、術語,如“法身元運逢車力,心正妖邪度脊關”。前面已經分析過,該回敘述的故事情節中根本沒有隱喻煉丹道術中所謂“合車”、“夾脊雙關”之特殊含義的地方,只是字面上有點牽合,小說寫定者在回目中搞了玄虛,陳士斌、劉一明等人純系望文生義,硬是要向那個方面去附會。至於回目中沒有寫進道家煉丹理念、術語的故事情節,敘述中更沒有隱喻那種意思,如“四聖試禪心”、“三調芭蕉扇”等,也都說成是寓有“金丹妙旨”的“火功”、“火候”、“陰陽相濟”的意思,更是無中生有的附會。這幾部道家者流的評本名曰“真詮”、“原旨”,實際上已不是對《西遊記》小說的解說,性質變為假借《西遊記》推銷其教的修煉之道了。有清一代,有許多位道士或奉道文人,其中竟有道教的宗師,先後作了幾部評本,一致地將《西遊記》附會為一部演繹其教的修煉之道的道書,可見不是一種個人的行為。道教由來以久,宋元時期最為興盛。明代以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文意識的張揚,西學的輸入,經世致用之學的昌盛,道教日益衰微。

道家奉為正宗經典的丹經《參同契》、《悟真篇》,原本就取喻於陰陽五行、《周易》爻象表述養身之道,玄奧難懂,後來人的箋注解釋,也難以說得明白,從來就有“可以口訣,難以書傳”之說,除了少數有文化的上層道士和信道文人,很少有人去閱讀它們,更不要說信奉其道了。陳士斌在評語中攻擊“今之儒者,以拾掇時藝,希蔔青紫,其發端起念止以賈名謀利榮肥為計,不知性命為何物,康濟為何功”,以及在表明他做解說的動因的一段文字中“慮當日祖師制金丹之心不傳”之語,[6](《西遊真詮》96回評語)就透露出道徒們對其教的衰微、道書的不傳的憂憤心態。在傳世的為人們愛讀的小說中,《西遊記》包含著道家的些許成分,可以就之進行廣泛的附會,便借以廣布其道術,引導讀小說者知之信之,以重新光大其教。這大概就是清代道家者流競說《西遊記》的文化動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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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春在堂全書[C].清刻本.(愛思想網站2016-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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