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義:《西遊記》:中國神話文化的大器晚成(3)

這種個性具有神話思維所擅長的滲透性,滲透到其描寫對象的肖像形體的各個部分,滲透到其心理行為的枝枝節節。孫悟空已經被描寫成闖蕩天地、降伏妖魔、具有極大法力的“鬥戰勝佛”,或者最終修成佛門正果的鬥戰勝神了。但他不是橫眉怒目的金剛,而是一派猴模猴樣、猴腔猴性,渾身散發著令人開心一笑的喜劇氣味。他那雙能夠識別妖魔的“火眼金睛”,那把吹一口氣會變成百十個化身的毫毛,都與猴子的毛頭毛身、紅瞼黃瞳相關。猴性甚至傳染給他的法寶和法術,比如那瞬間十萬八千里的筋鬥雲,那“幌一幌碗口來粗”、要它小就小得如繡花針、“可以揌在耳朵上面”的如意金箍棒,無不令人聯想到猴子身上如孩童一般的頑皮。

人們也許會說,孫悟空大鬧天宮時與二郎神的變化鬥法,其後在借芭蕉扇時與牛魔王的變化鬥法,是受了佛教文學,比如《降魔變文》中舍利弗和六師設壇鬥法的影響。但是,在六師變化成寶山、水牛、水池、毒龍、惡鬼、大樹,舍利弗變化成執寶杵的金剛、獅子、白象之王、金翅鳥王、毗沙門天王和風神而摧毀之的鬥法場面中,除了能感受到佛法廣大之外,是感受不到鬥法者的個性的。而孫悟空變化的特點,不僅在於變得千姿萬態,令人眼花繚亂,而且在於變得有個性,令人對猴頭的狡黠又嗔又喜。當他變作花鴇,被二郎神一彈弓打下山崖時,又就地變作土地廟,張口作廟門,牙齒變門扇,舌頭當菩薩,眼睛為窗欞,想騙二郎神進來,一口咬住。“只有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後面,變做一根旗竿”,露出了猴性猴相的破綻。

神的個性,是在神話境界中融合著人間趣味。中國自古流行猴戲,這為猴神的創造增添了不少民間感。《禮•樂記》說:“獶雜子女,不知父子”。鄭玄注:“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這種猴戲擾亂尊卑,沖犯禮防,是帶有宣泄性情的喜劇色彩的。宋代畢仲詢《幕府燕聞錄》記載:“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俳袍,號‘孫供奉’。故羅隱有詩雲:‘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這里的猴戲主角也姓起孫來了。孫悟空個性中的天國、林野、人間的錯綜,以及神性、獸性、人性的融合,不僅表現在日常行為中,比如他偷吃王母的蟠桃後,變作二寸長的小人兒在枝葉濃處睡覺,偷老君葫蘆里的金丹嘗新,“如吃炒豆相似”;而且表現在他作為鬥戰勝神,在險象叢生的相鬥相戰中,也不改猴的脾氣、猴的心計、猴的促狹、猴的瀟灑。在平頂山蓮花洞一難中,孫悟空在事隔二十余回之後,又與這只金丹葫蘆相遇,這一回可沒有那種吃金丹如吃炒豆的寫意,而是他一回答出自己的姓名,就會被吸進葫蘆內化成膿汁。他請天帝把天關閉半個時辰,拔一根毫毛冒充“裝天葫蘆”,騙取了這件寶貝。被妖魔奪回後,他即便顛倒姓名為“者行孫”、“行者孫”,也難逃吸進葫蘆之災。其後總算用毫毛變假葫蘆行了掉包之計,自稱手中的真葫蘆是雄性,妖魔手中的假葫蘆是雌性,害得妖魔跌腳捶胸地感嘆:“天那!只說世情不改變哩!這樣個寶貝,也怕老公,雌見了雄,就不敢裝了!”猴的心計和促狹在這場死活交關的鬥法中表現得何其淋漓盡致:又是“裝天葫蘆”,又是“者行孫”、“行者孫”,又是“寶貝怕老公”,把惡戰當遊戲,奇思妙想,舉重若輕,在匪夷所思的神話變幻中滲透著濃厚的民間幽默。

寫神而重個性的傾向,深刻地影響了取經師徒四眾的組合結構。那些把《西遊記》看作談禪修仙的“證道書”的前人沒有著眼於此,多把取經群體的結構附會於陰陽五行。比如西陵殘夢道人汪淡漪箋評《西遊證道書》,認為“取經以三藏為主,則三藏為中心之土無疑矣;土非火不生,故出門即首收心猿,是為南神之火;火無水不能濟,故次收意馬,是為北精之水;水旺則能生木,故次收八戒,是為東魂之木;木旺必須金制,故又次收沙僧,是為西魄之金。”④以五行分指師徒四眾及白馬,可在行文中不時找到,具體所指雖不一定與評點家契合,但它畢竟給四眾一騎的取經群體的組合,蒙上一層與陰陽五行的宇宙結構模式相呼應的神秘主義色彩。

然而作為個性神話文化,這個取經群體結構最有活力的地方,卻在於四眾的特征各異,優勢互補,隱伏著矛盾。卻又能在相互制約中合作到底。觀音菩薩奉命從西天到長安,於千山萬水之中挑中了這四眾一騎,大概由於他們是取經群體的最佳組合。這個組合包含著三條原則:

(一)主弱從強。這條原則也見於《三國》中劉備與諸葛亮、五虎將的群體,以及《水滸》中宋江一百單八將的群體,為章回小說寫群體形象的常見的模式。因為位與智、德與力的分離,可以給描寫留下許多回旋的余地。假若沒有唐僧端莊的儀表和那身據說吃了可以長生不老的肉,就不會引起那麽多妖魔的垂涎,就不可能出現八十一難,又假若沒有唐僧仁慈而不辨人妖,堅心求道而缺乏法力的性格特點,假若他總是相信孫悟空的火眼金睛和如意金箍棒,就不可能在每次遇難時出現那麽多的曲折和驚險,也不可能顯示出孫悟空那種出生入死、化險為夷的大智大勇。“主弱”是招難之由,“從強”是破厄之術,正是在這一招一破之中,使整個取經行程波瀾起伏,險象叢生、奇境叠出,增加了描寫的曲折性和力度。

(二)對比原則。四眾取經目標雖一,而修煉程度各殊,或是墮入凡胎的金身,或是攪亂天國的野神,或是貶離上界的天將,身世、性情、脾氣相當懸殊,是四處牽合來的雜神群體。而豬八戒則是雜神中的最雜者,在他身上雜糅了俗世諸多情欲和人性的各種弱點。他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帥,根據中國方術書,天蓬乃是北鬥七星和輔佐二星組成的“九星”之首⑤,在神國的品位相當高。但是一經在群體中與孫悟空相對照,令人頓然明白聖徒中也有俗子。野神和俗神的個性對比和碰撞,給漫長的取經行程增添了無窮的諧趣,那些激烈的降妖戰役和沈悶的山水行程,加進了孫猴與八戒相互捉弄打趣的佐料,便奇跡般地把各種味道都提升出來了。不過,物極必反。如果只有個性碰撞,一但唐僧被攝走和孫悟空不明下落,豬八戒很可能早就回高老莊當回爐女婿了。為取經事業不致半途而廢,必須在群體性格結構中加進:

(三)調節原則。不要看輕沙僧這個為唐僧牽馬、並不滿街賣嘴的角色。他不僅是降妖的好幫手,而且善於在二位師兄的沖突中周旋、撫慰、調解,講話在理,處事穩重,是這個群體不可缺少的潤滑劑。小說的匠心,就在於他不張揚個性的個性中,確定了他的價值和位置。

《西遊記》堪稱獨步的地方,是在個性神話中增加了“哲理—心理”的復調。它發掘著個性深層的精神意蘊,借神話故事思考著人的主體。思考著人的心性,思考著人的信仰、意志和生命力。即是說,它尋找著人的精神歷程的神話原型,使神話形象描繪成了精神哲學(或心學)的隱喻。前人讀《西遊記》有過一種迷惑:既然孫悟空是大鬧天宮的造反派,何以又成了皈衣佛門的投降派?過分簡單化的社會圖解,勢必造成對神話文化深層精神密碼的誤譯。從精神現象的角度來看,大鬧天宮隱喻著野性生命力的爆發和宣泄,西天取經則隱喻著為了特定的信仰和理想,排除邪魔而進行心性的修煉和意志的磨煉。它們代表著生命進程的兩個階段、兩個層面。野性無休無止地發泄,並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只有把這種蓬蓬勃勃的活力引向對人生理想信仰的百折不撓的追求,才是生命的成熟,才能最終達到生命的輝煌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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