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如何理解杜威的科學方法？

我們都知道，胡適首先把杜威的思想介紹到中國，也都知道胡適特別推崇杜威的思想方法，並用“五步說”推廣了杜威的實驗主義方法。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介紹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驗主義》中，胡適還提到了杜威的另一種方法，genetic method。

不過胡適將之翻譯為“歷史的態度”，使人誤以為杜威的思想方法是“五步說”，而genetic method只是一種“態度”而已。不過，胡適正確地指出，達爾文的進化論對實驗主義影響巨大，把進化論的思想應用於哲學，討論和研究哲學上的問題，就是genetic method。他的結論也是正確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實驗主義不過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1]

genetic method應被譯為“發生學方法”。這一方法是杜威把達爾文的進化論應用於哲學的直接後果，在杜威的中後期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胡適顯然低估了它的重要性，他所概括的“五步說”在詹姆士的實用主義中已有大量論述，並非杜威的獨特發明；而胡適在“五步說”中特別強調“假設”和“證明”兩個步驟（即用他自己的話所說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又使人分不清實驗主義與實證主義或操作主義之間的界限。

其實，兩者的分野十分明顯：實證主義以現代物理學的發現為思想范式，而杜威的實驗主義則以達爾文的進化論（以下簡稱進化論）為范式。杜威的哲學所依賴的主要材料，是可以用進化論解釋的生物的、心理的和歷史的經驗；在此意義上，他堅持哲學的科學標準和科學方法，但另一方面又避免了以實證主義為代表的唯科學主義。

二、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影響

杜威的哲學起步於新黑格爾主義，接著他轉向了心理學研究。在弗雷格、羅素等人用數理邏輯研究自然數的性質的同時，杜威也在研究同一問題。1895年，他與J. A. McLellan合作出版了《數的心理學》。這本書雖然從心理學角度說明自然數的性質，但卻並沒有陷入弗雷格、羅素或胡塞兒等人所批判的“心理主義”的窠臼。因為杜威不是像經驗主義者那樣研究數的“抽象性質”，而是解釋數的起源。

如果說邏輯主義者的問題是：什麽是數？自然數的定義是什麽？那麽，杜威提出的問題則是“心理學（和教育學）的問題：在什麽環境中，對什麽樣的刺激和需要作出反應，在什麽樣的心理場景中，產生了這種意義？”[2]杜威的回答是：“數字來自計數，計數來自活動的調整。”杜威解釋說，人類生活在資源有限的世界，人類的生存要求衡量獲取的生活資料與為此所耗費精力之間數量關系，“為了使用合適的手段，必須考慮到空間的距離，時間上的長短，某類東西的數量，這意味著準確的計量。”[3]人類根據計量調整行動，用不多不少的精力解決每一個生存問題。

雖然杜威關於數的起源的解釋符合進化論，但他並此時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1896年，數學家H. B. Fine和杜威在《科學》期刊上對這本書進行了批評和反批評。杜威或許在爭論中感到，他訴諸人類生存環境的解釋需要進化論的理論基礎，他在以後的著作中，越來越自覺地轉向進化論。

從1898年開始，杜威轉向倫理學研究。是年，他在《一元論者》期刊上發表的“進化論和倫理學”一文批評了赫胥黎和斯賓塞對進化論的誤解，認為正確的理解有助於科學地倫理學問題。[4]1899年之後，杜威注意利用人類學中關於早期人類道德的材料，用進化論思想解釋道德的起源和性質。在1902年發表的“進化論方法在道德中的應用”和1903年發表的“道德的科學考察的邏輯條件”等文中，杜威明確地提出了按照進化論的原則、用發生學方法對道德進行科學的研究的思路。

1909年發表的“達爾文主義對哲學的影響”一文，可以說是杜威的中後期哲學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全文凡四節，以下逐一介紹。[5]

杜威在第一節中說，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開創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它最終必定要變革知識的邏輯，由此帶來研究道德、政治和宗教的變革。”杜威還說，雖然進化論至今遭到神學的抵制和批判，但進化論與神學的對立不是科學與宗教的對立，而是新舊兩種哲學的對立。

在第二節，杜威接著說明了進化論與傳統哲學的一個根本分歧：進化論的所說的“種” 與傳統哲學的“本質”的分歧。這兩個詞在希臘哲學中都是“形式”（eidos），它表示事物不變的、永恒的規定性，最完滿地體現為事物的運動變化所要達到的“目的”。進化論用物種的演化過程代替了本質論和目的論的哲學傳統。杜威評論說，雖然從哥白尼、開普勒和伽利略以來的物理學，描述了世界不斷運動變化的圖景，但在物理世界與人的心智和政治之間有一個植物和動物的王國；由於不了解生物界的變化，傳統哲學仍然統治關於人的知識。達爾文把物種看作是與伽利略所說的地球同樣在自我運動，他“一舉解放了發生的、實驗的觀念，使之成為提出問題和尋求解釋的工具。”[6]

在第三節，杜威從因果關系的角度闡述了進化論的方法論的意義。他說，傳統哲學在說明事物的第一原因或終結原因時，總是訴諸設計代替機遇、心靈代替物質的解釋。達爾文用“自然選擇”解釋了生物進化的根本原因，克服了傳統哲學的二元對立的解釋。按照“自然選擇”的原理，物種的變異是偶然的，但“自然選擇”的作用卻是必然的，只要發現物種的變異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適應關系，就可以解釋物種進化的原因，完全不需要預先的“設計”或“心靈”的作用等非科學的、不可驗證的解釋。

在第四節，杜威說明，進化論與傳統哲學是兩種根本不同的邏輯。傳統哲學企圖一勞永逸地發現永恒不變的全部真理，包括“絕對本質”、“最高的善”、“第一原因”和“終極目的”等。進化論標志著一個根本的轉折：從全部本質轉向具體變化，從一勞永逸地規定事物的智慧轉向具體地規定現實事物的智慧，從終極的善的目標轉向公正和幸福的逐步改善。

杜威說：“哲學放棄了對絕對起源和絕對終極性的研究，才能對產生出它們的具體價值和具體條件進行探討。”傳統哲學的絕對主義不僅無用，而且這種無用的清談不負任何責任。杜威把進化論的解釋稱為“發生學和實驗的邏輯”，這是關於具體事件的發生和發展的邏輯，它能夠通過實驗，增進我們的知識，改善我們的生活，使心智活動對事實責任，對社會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