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鄭和下西洋無法讓中國成為世界帝國 (下)

我們知道,最後門閥世族把持了漢朝和魏晉的權力升遷途徑。九品中正制發展的結果是“上品無寒門”,例如我們都在體制內任職,便互相推舉對方的孩子,接班人都是紅色後代,只要是高官,就沒有一個出身低賤的。這本身就是潛規則。皇帝讓你舉孝廉,結果你舉的都是官員的孩子,他們還未必孝,未必廉。這樣就造成了門閥貴族權力的世襲化和私有化。漢跟明清最大的不同就是這一點。隋唐吸取經驗教訓,發明了科舉考試,明清進一步完善,潛規則在官員選拔方面的作用反而減弱了,公正性和平等性提高了。在這個意義上,說明清的潛規則弱於漢代,反而更有道理。

我在《潛規則》里寫過司馬直喝藥自殺故事:東漢的漢靈帝西園賣官,清官司馬直得到提升,但必須交錢。司馬直不肯搜刮百姓,就服毒自殺了。西園賣官還成了一個著名的歷史典故。由此可見,連皇帝都有“私心”,都有偏離正式規則的代理人行為,從皇帝開始,各級官員都如此行事,說明權力已經不按照正式規定方式運行了,漢代肯定存在潛規則。

順便說一句,史學界特別怕斷言“沒有什麽”。這意味著你要窮盡一切事實,只要人家拿出一條反證來,例如司馬直事件,你就得改口,至少要調整口氣。怎麽調整口氣呢?把有無問題變為大小問題。可能有時代或朝代區別的,不是潛規則的有無問題,而是潛規則支配力大小的問題。潛規則所支配的資源占多大比例,多大規模,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是不一樣的。

比如,明萬歷年間,揚州鹽商的年利潤是九百萬兩銀子,鹽商的總股本大概是三千萬兩銀子,也就是說,三千萬兩投資於壟斷行業,能得九百萬兩,利潤率30%。掙到的九百萬兩利潤怎麽分配呢?一百萬兩進國庫了,三百萬兩是各種“無妄之費”,一些莫名其妙的開銷,主要進了官府,當然也有打發黑社會和叫花子的,剩下五百萬兩是鹽商的純收入。

在晚明,潛規則對資源分配所占的比例非常清晰:正式規則,國家稅收,只收一百萬。但實際上,鹽商塞給官場上的權力代理人或者黑道的錢,合起來實際上有三百萬兩。“潛規則”、“橫規矩”,和正式規則在分配資源上的力度是三比一。可見“潛規則”比正式規則管用得多。西漢初年的情況,我沒算過這樣的賬,但我知道東漢末年“潛規則”支配的資源比例高於西漢初年。我沒法很精確地回答,“潛規則”支配的資源在哪個時代占多少比例,各自的曲線是什麽形狀,但是要說漢唐宋沒有“潛規則”是不對的。

為什麽潛規則的支配力越來越強?

鳳凰歷史:您剛才提到,“潛規則”作為官場的普遍現象,在某個朝代的初年支配力可能弱一點,到後來支配力越來越強,甚至取代正式規則,您覺得“潛規則”變得越來越強的主要的原因是什麽呢?

吳思:比如說明初,首先剛剛打完仗,人口大幅度減少,對農民來說人均土地面積多了;對官員來說,經過戰爭的錘煉,組織效率比較高,紀律比較嚴,人就比較規矩。朱元璋本人對部下管束也特別嚴,動輒成千上萬地殺官員。比如說“空印案”,是因為介紹信里填的數字和上交的皇糧不符,再回去算,來回要跑好幾個月。為了方便人家就先蓋一個印,給個空白介紹信去交皇糧,數字不對我現填現改,第二天就能給拿來改好的介紹信。朝廷後來發現改得這麽快是因為手里有空白介紹信,朱元璋一看竟然可以隨便填,那就可以做手腳,是貪汙腐敗的淵藪。然後就為這個事大規模地抓人殺人,在各地殺了上萬人。

像這樣為了一點貪汙腐敗的嫌疑就大開殺戒,朱元璋這麽做對當時的風氣肯定有影響。官員人人自危,比現在吃頓超標飯的感覺糟多了,那是生命的危險,不是撤職的危險。朱元璋也說,極少有一個官員順順當當做到底的。他還說,我選拔官員的時候,開始看忠貞可靠又廉潔,可是當了官沒幾年就開始貪汙腐敗,我殺一個又冒出一個,這貪官好象就殺不完。這就說明,明初的腐敗很常見,但是朱元璋打擊腐敗也很嚴厲。剛才說過,對正式規則的偏離率,取決於監督力度。朱元璋的監督如此嚴厲,潛規則的深度廣度自然比不上後來。

毛澤東都說文革前貪腐嚴重後人想象得太好

吳思:但是過了一些年,後輩的老人談起洪武年間就像現在的九零後說文革一樣,覺得文革挺好。《儒林外史》里,老園子一喝酒就說,洪武年間,一鬥米出的酒就比這個濃。後來的描述把洪武年間想象得挺好,但洪武皇帝自己卻覺得很不好。那麽,應該怎麽評價洪武年間的貪汙腐敗程度?這看你用什麽標準,是客觀標準,還是主觀感覺的標準,誰的主觀感覺,等等。朱元璋自己的主觀感覺是問題很嚴重,抱怨貪官汙吏怎麽就殺不光,但是後代百姓的主觀評價卻是:那會兒比現在好多了。其實毛澤東自己在文革前也說貪汙腐敗很嚴重,說我們的政權有多少已經不在我們手里了,被拉下水了。但那個時代的人回過頭來說,那會兒貪汙腐敗比現在少多了,但絕不敢說那時候沒有大規模的走後門。走後門算不算貪汙腐敗?程度不同,性質是一樣的。

官員腐敗動機的強弱可以通過成本和收益計算確定。貪來的錢物是收益,關進去是成本。還有一個機會成本的問題,就是我現在的工資是多少。如果我掙的錢極少,即使我丟了這官也沒什麽大不了,或者我已經過得生不如死了,關進監獄也不過這個日子。按照農民的話,蹲監獄也不過是啃窩頭。監獄的威懾力就不強。

剛才主要計算貪汙的風險成本。從貪汙獲來的收益看,因為戰爭剛剛結束,洪武年間還比較窮,到萬歷年間,日子過得很不錯了,敲詐對象都比較肥,貪汙的收益相對會高一些。反過來,從貪汙腐敗的成本來說,萬歷年間貪汙的風險比洪武年間低多了,萬歷皇帝嚴重怠工,長期不上朝,自己還派礦吏下去搜刮百姓。那麽,如果其他指標不變的話,萬歷年間當然應該更腐敗,洪武年間應該好一點。

從1368年明朝創立,到萬歷元年1573年,已經過了二百多年。我們現在建國剛多少年?建國初殺的劉青山張子善,他們貪汙人民幣在十萬級。那時候貪汙十萬,就覺得是大老虎,現在貪汙十萬會槍斃嗎?人家到年底一送卡就上萬了,你說你不要這幾萬,跟大家怎麽相處?要是拿了的話,你就快變成大老虎了。因為大家的尺度已經放寬了,你貪個五萬算不了什麽;你不貪,恐怕在這個地方就待不住了,還要損失每年十萬的收入。所以不貪的風險很大,而貪的風險在降低,貪的收益在增加。經過這樣簡單的利害計算,大概能夠算出腐敗程度的變化。官員的大規模腐敗,法不責眾,又提高的反腐的難度,懲罰的尺度被迫放寬,呈現出正式法規跟隨潛規則悄悄移動放寬的現象。這也可以算作一條歷史規律。

從意識形態角度看,毛澤東時代人們經常喊口號,比如說學雷鋒,但是真誠的程度比現在高一點。當時多數人真信共產主義,不會說那是個騙人的東西,現在則不然。國際共運是歷史性失敗導致了共產主義信仰的式微,伴隨信仰的自我約束的力度也下降了。這些內在的成本、外在的成本,內在的風險、外在的風險合起來,就可以解釋為什麽“潛規則”會變得越來越強。

本文系鳳凰網歷史頻道對話《炎黃春秋》雜志總編輯吳思,采訪:蔡信,整理:唐智誠郭良(愛思想網站201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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