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白了，我們今天在作為“焦慮—認同—自信”的因果鏈條中人的時候，尤其應當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這種“個體性”定位，時刻警醒自己僅僅是在代表自己這個特定的人說話，避免以某種集體性的身份高傲自居。說穿了，非要把某種特定的觀點、理念、思想、主義說成是“集體性”的智慧結晶，大都自覺不自覺地帶有忽悠糊弄的意向，試圖給人留下這樣一種扭曲的印象，仿佛身後還有無數的同道同仁在做自己的堅實靠山，鬥起嘴打起架來也會擁有“人多力量大”的強勁勢頭。說破了，像“國學”“某家思潮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這類讓人聽得耳朵起老繭的說法，從實然性的認知描述角度看，實際上也潛含著“集體性主語”往往具有的規范性誤導效應，仿佛你要是不認同“國學”、不對“某家思潮”懷有自信，就沒有資格成為“國人”“中華民族”里的一個成員似的。

更嚴重的是，諸如此類把“個體”淹沒在“集體”之中的做法，最終還會抹煞或推卸只能是擁有“自由意志”和“自我人格”的每個個體才有資格承擔起來的那種“自主責任”，結果無論是“焦慮—認同—自信”的因果鏈條生成了怎樣可歌可泣或不可接受的重大後果，都很難找到因此值得贊譽或應當譴責的“主體”，就像堂而皇之的“集體負責制”往往走向了“誰都不負責”的虛無縹緲那樣。舉例來說，要是我們今天宣布儒家思想是歷代儒生集體智慧的結晶，雖然聽起來似乎是無所不包包羅萬象地開放公平一視同“儒”，卻不僅一筆抹煞了孔孟荀董、程朱陸王、黃戴康熊這些大師級人物首倡的那些標志性理念的繞不過去的原創新意，而且也同時取消了極大多數有名無名的儒者們做出的那些各有特色的參與奉獻，結果無論是其中的“優秀精華”還是“不良糟粕”，全都一鍋煮似地沒人需要為此承擔自己的自主責任了。應該說這才是本真意義上的“歷史虛無主義”吧。

當然，為了避免劍走偏鋒的偏激誤解，在此也要小心謹慎地聲明一點：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在討論“焦慮—認同—自信”的因果鏈條時，“我們”“你們”“他們”之類的“集體性主語”就沒有任何立錐之地了，應當從詞典里不留痕跡地完全抹去。這樣說僅僅試圖指出：哪怕在運用“我們”“你們”“他們”之類的“集體性主語”時，“我們”也有必要充分意識到它們統統建立在“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諸衛”這些原子式的前提之上；只是因為這一夥那一撥的“個體性主體”在某個問題上達成了有限相對的“基本共識”，足以借此抱成一團的“們”之緣故，它們才會一不留神在“我們”的話語中冒將出來。有鑒於此，“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理由拿這些“集體性主語”來顯擺自己這一邊的“人多勢眾”，用它們構成自己這一邊“聲勢浩大，理直氣壯”的規范性盾牌。

二、不同文化的高低優劣

回答了“文化主體”是誰的問題，現在來看看為啥會出現聽起來很嚴重的“文化焦慮”。原因不複雜：與“文化無高低”這種“政治正確”的流行說法截然相反，筆者認為，“文化（文明）”這東西不但包含著“高低”之分，而且還存在“優劣”之別；也正是由於這種規范性層面上的“等級差異”及其引發的“文化沖突”，才導致許多個體陷入到了苦惱憂煩的“文化焦慮”之中，並且進一步試圖找到自己的“文化認同”特別是“文化自信”，以求擺脫這種“文化焦慮”。

眾所周知，按照“文化無高低”的說法，在人類歷史上形成的各種不同的文化傳統之間，並不存在某種文化更高級更優越更先進、其他文化較低級較差勁較落後的“好壞對錯”之別；所以，我們今天也理應對它們等同看待一視同“文”，不可以按照某種普遍絕對的評判標準，提出弘揚某種文化卻貶抑其他文化的規范性訴求。這種帶有“文化相對主義”色彩的見解在20世紀初葉開始出現，盡管也受到了這樣那樣的質疑批駁，卻仍然在西方學界乃至國際范圍內中流砥柱似地堅挺不倒，以致聯合國的某些組織也在一些宣言或文件里把它當成“政治正確”的口號大力倡導。在中國學界，至少從2004年某些學者發起簽署的《甲申文化宣言》起，它也逐步得到了認同和傳播，現在更是影響深遠乃至成為主流了。可是，深究一下會發現，這個命題本身在分析性的意義上就包含著某些難以自圓其說的內在悖論，根本沒有理由看成是板上釘釘的自明公理。

首先要澄清的一點是，“文化無高低”這五個字雖然可以說簡明扼要，卻至少包藏著兩層相互關聯卻又微妙有別的意思。第一層涉及到實然性維度上的“事實性之是”：不同的文化之間本來就“不存在”任何好壞對錯、高低優劣的等級性差異，彼此“是”完全等同或大體類似的。第二層則涉及到應然性維度上的“價值性訴求”：無論不同的文化之間“有沒有”好壞對錯的等級性差異，我們都“不應當”對它們做出高低優劣的等級性評判，相反倒“必須”一視同“文”不加區分地對待它們。這樣的辨析無疑有點咬文嚼字，但對於解答這個話題卻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