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5年3月
問：姜廣平
答：鄭小瓊

關於鄭小瓊

鄭小瓊：女，1980年6月生，四川南充人，2001年南下打工，有作品散見於《人民文學》《詩刊》《獨立》《活塞》等，出版詩集《女工記》《黃麻嶺》《鄭小瓊詩選》等十部，有作品譯成德、英、法、日、韓、西班牙語、土耳其語等語種。作品入選年度最佳詩歌、年度最佳散文詩、年度散文等選本，曾獲2006中國年度先鋒詩歌獎、華語傳媒獎年度新人提名、莊重文文學獎等獎項。

導語：

有論者曾經發問：究竟是誰“制造了鄭小瓊”？並進而分析了自新時期以來的中國詩歌現場，認為北島、海子、汪國真、鄭小瓊這幾個名字足以構成三十年來中國詩歌史敘事的不同章節，只是這些名字的象征意義是截然如此地不同：北島是文化思潮激蕩的大海中飛奔而出的“波塞冬的駿馬”；海子是生命與言語中的“短命王子”；汪國真是轉向淺薄商業時代的“並不美麗的錯誤”；而鄭小瓊，則是當下社會出現病變時的“不安的炎癥”。論者認為：鄭小瓊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一個民工，這一點是她符號化的根本，想想她被社會“挑中”的元素吧：女性、民工、詩人、濟經發達地區，這幾個元素就已構成一部社會學著作的關鍵詞，而這些關鍵詞一個也不可以變換，如果把女性換成男性，或者民工換成技工，或者詩人換成小說家，或者經濟發達地區換成內地，這個符號就會失效。因為社會身份的“典型性”，鄭小瓊必然會成為社會敘事的一個合適對象。

但誠如鄭小瓊所言：“我的詩歌灰，因為我的世界是灰的。”“我不斷地試圖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寫出來／它的尖銳總是那樣的明亮／像燒灼著的鐵一樣／不斷地燒烤著肉體與靈魂。”我們必須正視偏激與怨憤是打工文學的基色這一點，並進而正視鄭小瓊現象。有人讚揚鄭小瓊的詩是“近年中國詩壇的曠世傑作”固然有過譽之嫌，但鄭小瓊的職業身份是流水線工人，“打工的疼痛感讓我寫詩”，她的詩，既是對個體生命微弱尊嚴的艱難維護，也是對自我、世界和工業制度的深刻反省。

一

姜廣平（以下簡稱姜）：很多年前，應該是在2008年，評論家張莉那時候還在博士後點上，給我發來過關於你的詩歌評論。那時候，張莉便論定你為南中國土地上的當代優秀詩人。當然，現在，我也這麽看了。我不得不這麽看，在讀了你幾本非常厚重的詩集之後，我同樣認定，中國又一位傑出的女詩人誕生了。

鄭小瓊（以下簡稱鄭）：我前幾天去奧地利交流時還找到了張莉的那篇文章，感受頗深，奧地利那邊要我找一個能表達我對社會對現實的看法的詩歌，我首先想到的便是這首《內心的坡度》，張莉有一個評論重點提及那首詩歌，在之前，我跟何言宏老師有一個對話提及了為何寫這首詩。這首詩寫於2004年左右，有一次在公共汽車站，我看到了很多擦鞋女工，她們一天收入大約是二十塊錢左右，在中國很多地方，上一次公共廁所需要交費一塊錢，一個正常的人一天大約是三到五次的排泄，如果她每次交錢上廁所的話，差不多是她一天收入的20%了.我在另一份資料中看到中國的GDP百分之二十左右都讓招待費這一項花掉了，兩者在百分比的數目差不多相同，還有一則是電視新聞上某地擦鞋女工在公共綠化帶叢中拉尿，遭到很多人的譴責，當時的新聞有很多關於中國各地修豪華高檔廁所的。於是我想寫一首詩表達我對社會，對現實，對生活，對詩歌的看法，我寫了《內心的坡度》。我對傑出的女詩人或者別的什麽頭銜一直懷有警惕，我只是在詩歌中努力地表達自己，一個小人物的內心，比如在《內心的坡度》這樣的詩歌中，很微小的廁所問題會喚起我對社會的看法，盡管微小，但卻糾纏著一個平民的日常生活，公廁漲價，她們要麽忍住，要麽拉到綠化帶中，在我看來，這是相當大的問題了。在詩歌中，我提及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公款吃喝的招待費，當浪費的公款招待與擦鞋女工的上廁所難的問題糾纏在一起，這也許構成了我們時代的一個隱喻。我跟張莉的交流中也提及了這個，很感謝她在評論中提及它們。

姜：像你這樣的詩人，讓我再一次想到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曾經有一大批傑出的詩人，唯歌生民病，歌吟著多難的民族，歌唱著滿目瘡痍的土地。你的詩，給予勞動者以形象、以尊嚴，給予勞作本身以詩意，有的就像《詩經》里的，就像杜甫筆下的，就像七月詩派、九葉詩派那些詩人的作品。有的，譬如你寫的都市與天橋的作品，甚至與波德萊爾有著驚人的相似。你的詩讓我聯想到他們，你的詩讓我對詩歌有了新的認識與理解。

鄭：現代派詩歌與城市是相依相生的，它是建立在工業時代發展的基礎之上。現代派詩歌的鼻祖波德萊爾，是我十分喜歡的詩人，我曾讀到波德萊爾寫給雨果的一首《天鵝》，這首詩的第一句是“巴黎在變，而我的憂郁沒有減退分毫!”波德萊爾生活在巴黎巨變的年代，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始，大量的農村人口擁向巴黎，老巴黎城是屬於田園時代的小城市，街道狹小、擁擠、臟亂，1852年開始，豪斯曼主持了對巴黎的改建，拓寬街道、修建大型建築、修繕下水道和城市供水系統等。巴黎在這個年代由中世紀的小城變成了工業時代的都市。波德萊爾在變的巴黎讓我想起在變的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有大量的農村人口擁向了都市。在這三十年里，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在變，像當時的巴黎一樣在變。我自己正是由農村擁向城市的一員，面對與當年波德萊爾相同的場景，我的詩歌中就不難感受到波德萊爾的存在。

我詩歌中有很多實際呈現的是“田園鄉村”到“工業城市”的主題，它不僅僅只是地理上的“鄉村”與“城市”，更是價值觀的改變、精神無根與失落產生的疼痛感。工業城市的勞動者大部分都是由農村擁向都市，他們不僅僅變成城市的陌生人，同時也變成了故鄉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