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敬文《談中國民俗》(4)說一說民間口頭文學

我們中國由於地大物博,歷史悠久,特別由於過去讀書、寫作的事情被少數人所壟斷,廣大人民只能用口傳的形式來表達情思、傳播知識。因此,民間所產生的繼承下來的口頭文學作品,在數量上實在是太豐富了。我們這份文化財產,如果充分發掘出來並加以科學的整理,那不但是我們民族的一種榮耀,同時也是世界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的一種榮耀。我們人民的口頭創作,如果光從它的產量豐富來誇耀,那是不能夠讓人完全信服的。產量豐富是好的,但是同樣重要的是它的素質問題。在這裏我們要指出它在內容和形式上的一些基本的優點,而這些優點是跟今天所要求的思想和藝術密切關聯的。我們都說文藝是社會的反映,生活的反映。真正能夠廣泛且正確地反映出一定歷史階段中重要的社會和生活的現象及其意義的,必定是時代中的偉大作家。這類作家在我們的文學史上並不很多,過去服務於封建統治階級的大多數作家,往往把題材局限於自己的樂事閑情,或者上層階級的一般生活現象。

口頭文學的作者,是生活在廣大的民間的,是熟悉各種社會現象、關心各種實際生活的。因此在他們的故事、歌唱中,甚至三言兩語的俗諺中,大都能夠反映出比較有普遍性的世態人情。漢、魏以來,文人騷客所做的較少的社會詩、故事詩,大多取法於樂府,而所謂樂府“古辭”(即許多樂府詩題的最初詩作),卻大都是取自民間的口頭創作,這就表明這類性過去中國社會中許多具有普遍性質的不公平的、悲慘的社會現象,像官吏壓迫百姓、地主剝削佃戶和長工、男子欺侮女人、家姑(婆婆)虐待像關於“姑惡鳥”的題材,宋朝以來曾經有好多詩人歌詠過。他們大質的作品是民間歌謠的固有特色。

都用封建道德的觀點,給那位家姑辯護,有的甚至於說出這樣強詞奪理的話:“姑惡姑惡,姑蒙惡名,非姑虐婦,自厥生!”但是原來民間的口頭作者,不但鄭重地把這種封建社會中很普遍的家庭慘劇當做創作題材,而且在作品中明白地揭露了這慘劇的真實意義。被虐待而死的媳婦,冤魂不散,化作鳥兒,永遠向人間叫著“姑惡姑惡”,這不是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倫理的罪惡麽?

高爾基說過,俄國的民謠就是俄國的歷史。我們如果要寫一部比較具體的中國的社會史、生活史,舍棄了民間文學和一般民俗資料肯定是不能夠有更豐美的憑據的。

口傳文學的內容價值,不但在於廣泛且正確地反映了社會和生活的真相,尤其在於忠實地表現出人民健康的、進步的種種思想和見解。

盡管封建社會的唯心論學者,片面重視精神的價值,但是,廣大勞動人民卻充分知道“勞力”(體力勞動)的真正價值。他們的生活和勞作,自然地教給了他們這種偉大的真理。

諺語是最簡單地、直接地反映人民的思想和意見的。在這種斷片的口頭文藝裏,我們可以曉得廣大勞動人民是怎樣看重勞動和品評勞動的價值的。他們讚揚自己勞苦的行業:“三十六行,種田下地第一行。”“若要富,雞啼三聲離床 鋪。”他們看不起那些勞心的大人或坐享別人血汗果實的人。高爾基告訴過我們:原始勞動人民口頭創造(神話、傳說等)的故事中的英雄,大都是現實的勞動者的理想化。而這種理想的創造是由於現實勞動的需要——減輕苦惱和提高工作信心等。

在中國的古神話傳說裏,這種勞動人物的“神聖化”或勞動本身的“高雅化”的故事保存得並不多,但是如果詳細地探索,至少是可以撈到一些的。魯班的故事就是勞動和勞動英雄“神聖化”的一個例子。這種故事,不僅屢見於文獻,而且今天還廣泛地活在人民的口頭上:魯班是中國神話傳說中的建造大神。他是建造工匠的理想化。在口頭流傳的故事、傳說中,表明人民這種思想的例子就更舉不勝舉了。這些故事,有的從正面證明勞動的美滿成果,有的從反面指出懶惰的悲慘結局,有的用對照的結構使人領悟到勞作的重要意義,在多樣的敘述中,明確表現出一個共同主題:勞動的必要和高尚。這是口頭文學和文人文學在思想上一個明顯的對照。人民口頭文學中另一種值得註意的思想,是對於集體力量的肯定。過去的許多文人,是不怎麽肯定群眾力量的重要的。而勞動人民卻跟他們相反。在生活上——特別是在工作上,勞動人民不可能是孤立的。像建造城堡、房屋,修築河道、堤防等重要工程,固然要有群力合作,就是小規模的農業經營,某些重要的工作像蒔秧、收割、車水等,也必須有多人參加集體力量的思想。

有一個流傳相當廣泛的民間故事,說有個窮苦人家,生了10個孩子,他們各有一種特殊的本領。他們憑著這種多樣的集體的本領,不斷克服了許多困難,並且最後收拾了他們的敵人。我又記得過去的小學教科書裏,曾經載過一個傳說。大意說,吐谷渾的首領將死的時候,怕他的20個兒子們不知道合作,容易被消滅,就用折箭竿的事實(單支易折,多支難斷)告誡他們。這本來是一個世界性的傳說,我們的古文獻上也不止一次地記載過。這傳說之所以流傳廣泛且長久,就因為所表現的真理是各處人民容易共同體驗到的。離群獨立的生活,雖然過去被好多知識分子在作品裏歌頌過,但到底不是普通的生活現象,而是一種病態。過去我們常聽到一些人說,民眾是保守的。他們對於新事物的興趣和理解遠不如對於舊事物的懷念。但是它到底不是很正確、很周全的判斷。過去,廣大的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由於他們在經濟、政治上的受壓榨,很少有發展的機會,因此,在文化上、生活習慣上存在著相當的保守性。這是事實。但是,這是在一定歷史階段中的有限制性的社會事實。它不是在什麽情況下都不變的。人民是很現實的,因此,他們也相當敏感和容易改變。雖然在社會比較穩定的時期中,他們的思想和行動,一般遵循著傳統的觀念和形式,但在社會急遽變革的時候,他們的思想、態度等就會有重大的變更。這種情形自然要在文學上表現出來。口頭文學的創作中,過去有許多題旨、題材、結構和形式,長期地被反覆用來表現新的思想、題材等,這並不是沒有,但是那些因襲的作品好像總占著很大的位置。然而,到社會起巨大變革的時候,人民不但是新人物、新事件和新制度的見證者,而且他們當中許多人就是擔當者或創造者。在這樣的景況中,他們怎麽會反對新的事物呢?他們怎能夠不在自己創造的文學裏,明顯地表白他們對於新人物、新制度的愛好和擁護呢?

在我們人民革命的過程中,人民的口頭創作反映著現實的情況,也同樣產生了許多歌頌新人物、新事件等的作品。比較早的,有像江 西中央蘇區所產生的歌謠,紅軍北上抗日時所經地區對於紅軍的傳說。抗日以來,這類歌頌革命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賀龍將軍……),讚揚新事件、新制度(土地改革、民主 選舉、變工互助、婚姻自主、學習 文化……)的口頭作品就更加豐富了。我們的人民不但是勤勞、勇敢的,而且是進步的。他們用無數的實際行動證明了這一點,他們無數的口頭創作也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上面簡要地例舉了口頭文學中所蘊含的幾種有價值的思想、見解,就是看重勞動,肯定集體力量,反抗壓迫者、剝削者並諷刺他們的妖形鬼狀,反對異族的侵略,歌頌新事物的思想、見解,這些多少帶有樸素性。它未必都是完整、精純的,但是,這些思想、見解,無疑是優越的思想、見解,是我們今天和明天都急切需要的東西。口頭文學,除了這些思想上的優良素質之外,還有藝術上的優點。口頭的創作,單從表現技巧的角度看,也都有其不可企及的成就。民間的散文作品像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等,大多數是虛構性的。但是,它從現實的深處取來重要的題旨,取來人物、情節的素材,用靈活的想象和有力的結構、語言把它表現出來,在流傳過程中,又經過千萬人的增刪和錘煉,因此,能夠創造出那些優秀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在故事型的創作中,有一種喜劇性的作品(笑話或寓言),它在諷刺的簡短尖銳上,往往達到不能比擬的程度,這是統治者文藝的武庫裏所缺少的匕首。至於一般韻文的抒情作品,很多是簡練、和諧,富於天然的風韻和情味的。有位明朝批評家對古代民謠推崇得很到家。他說它們“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這種頌詞,不但他所指的漢代樂府歌謠可以承當,就是一切優秀的民間歌謠承受起來也是不會臉紅的。

從一方面看,民謠雖然大都是幼稚的、原始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它往往又是成熟的、美好的。你以為這是一種矛盾的說法麽?是的,這是矛盾的,但是它的實際情形卻正是這樣。如果我們要引用一句經典的話來說,這種幼稚而又美好的作品,就是一種“早熟的兒童”。兒童是幼稚的,但是“早熟的兒童”卻具有一種永不能夠回覆、永使人羨慕的“天真”。如果容我進一步說,我認為優秀的民間口頭創作在藝術的完美程度上,並不完全只是些早熟的兒童,有的還是身心都相當發達的青年或壯年。它是可以列入健康的成人 行列的。總之,民間文學在藝術上的成就,並不比它在內容思想上的成就來得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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