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成功讓世界感到驚嘆，也引發了世界范圍內對“中國奇跡”發生原因的強烈關注與深入探討。

也大概是從2009年下半年以來，有學者開始把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整套做法稱為“中國模式”。其實幾年前美國學者、清華大學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其撰寫的一份關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政策研究的報告中，就提出了“北京共識”這一概念，但當時中國尚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關注度，而且“北京共識”顯然是套用了“華盛頓共識”的提法，缺乏新鮮感，所以，“北京共識”沒有掀起波瀾。眼下卻不一樣了，“中國模式”一經濫觴便成潮流，從此至少在學術界成了一個出現頻率非常高的概念。

所謂“模式”，是指一系列有著固定而又緊密的邏輯聯系的、可以不斷重復的動作程序，只要嚴格按照這一動作程序行為，就可以得到完全相同的結果。每一種模式都是在經過多次試驗之後，不斷補充欠缺，不斷去掉多余，從而形成的一個最嚴密、最簡潔、最易行、實施成本最低、獲得效益最大、副作用最小的行為體系，因此，它可以成為一種標準的行為結構和樣式。

鑒於中國的許多做法尚在實驗中，並且成本與收益的真實對比還沒有最後得出，所以，我認為，現在就談“中國模式”還為時尚早，把“中國模式”改為“中國經驗”更合適一些。

盡管人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給予中國不同的關注， 但是，關於中國，我認為最應該關心也是最有意義的問題是：中國的成功原因是什麼？最基本的經驗有哪些？

中國成功原因很多，基本經驗也很多，見仁見智，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總結的方法也很多，得出的結論也是五花八門。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最根本的經驗是一條：社會主義為體，資本主義為用。避開姓“資”姓“社”這樣的敏感字眼，我們可以把中國經驗稱作“多樣性聚合”。

“多樣性”好理解。所謂“聚合”是指簡單共存，即不同類型、甚至不同性質的事物共同存在於一個“容器”中，互相間不發生“化學作用”，自說自話，各行其道，互不干預、互不影響，“井水不犯河水”。

“多樣性聚合”的政策來源是“對外開放”，中國領導人多次說過，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開放”。所謂“全方位”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四面八方”；二是“五花八門”。“四面八方”是對中國這個接受者來說的，即所有的地域，所有的領域都對外部開放，沒有死角；“五花八門”是對進入者來說的，即不區分國家，不限定文化，也不限制進入者在社會形態和國家制度中所處的區域，即不分經濟、政治、文化、科技、教育、軍事、思想、文化、國家治理、社會管理、價值觀等等，一切方面先進和優秀的東西都來者不拒，只要能為我所學，為我所用。

“全方位”對外開放不僅使中國國門大開，並且還放倒了圍欄與院墻，從而大量吸收了市場經濟的優勢和其他模式的經驗。中國學習的對象不僅包括西方發達國家，也包括亞洲各鄰國與地區。新加坡東亞問題專家馬凱碩曾總結出亞洲的“小龍”與“小虎”們的成功是吸收了西方智慧七大支柱的結果：自由市場經濟、熟練掌握科技、精英管理班子、實用主義、和平文化、法制及強調教育。反觀中國的成功，也是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西方的這幾大智慧。同時中國還學習了亞洲內部的“日本模式”、“亞洲四小龍模式”等的成功經驗。

“多樣性聚合”的另一個含義是：中國的發展一開始就沒有預先規定好的形式。其行為方面的重要特征是“摸著石頭過河”和“走著瞧”，在具體實踐中實行“試驗——修正——再試驗——再修正，直至定型”的原則，沒有先入之見，也沒有思維定式。在這樣的行為原則的指導下，雖然有時候中國給人的感覺好像是在瞎碰亂撞，但總的看，中國是在昂首闊步、很少局限、毫不拘泥、毫無拘束地前行著。

“多樣性聚合”的前提是包容。今天的中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也在盡量地容忍多樣性，並且在逐步、謹慎地推行民主政治的一些政治技術，民主選舉在基層已經開始逐步實行；中國的政權雖然還是稱作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這樣的專政與改革開放前相比已經有了天壤之別。經濟上，計劃與市場並存；自由經濟已經有了很大空間，但仍然保留了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強大干預能力；多種所有制並存，國民經濟中國有、民營、外資各有其份（當然國有經濟依然居於絕對的壟斷地位）。國民信仰、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共產主義依然是主流，但自由主義、社民主義、國家主義……各種理論，都沒有絕對排斥，宗教信仰也越來越自由，如今的中國，古今中外多種思想文化現象都能找到生存空間，並占有一席之地。

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政策來說，也沒有嚴格遵循任何一種理論或樣板的范式，綜合了多種理論與樣板，各取其有益於中國發展的部分。在今日中國現實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任何單一的力量或價值，而是多種力量、價值之綜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無不如此。中國呈現一種“多樣性聚合”，這是中國成功最關鍵、也是最根本的經驗。

人人都心知肚明的是，說“多樣”，其實主要還是兩樣：按地域劃分可以分為東方的和西方的，按意識形態劃分可以劃分為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這種劃分當然是粗略的，但按人們自冷戰以來沿襲下來的認識習慣，特別是今天多數中國人仍然持有的認識習慣，基本還是為大家認同的。多樣性中，受思想障礙，難以接受的主要是姓“資”的那些東西。現實中，兩樣的地位也並不是均等的，　主流話語中起定性作用的是“社”，所以，社會主義是“體”；但在經濟發展的手段和工具方面則更多地使用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創造的、已經為實踐所證明行之有效的那些東西，因此，資本主義是“用”。

“多樣性聚合”會產生一種任何單一形態都無法想象的“互補效應”。這種互補效應使得中國在發展政策方面變得非常靈活，靈活又使國家獲得了超強的適應能力。比如，自由市場經濟顯然能夠盡可能地發揮經濟的活力，而政府則在風險規避和危機治理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優勢。市場與政府都有局限，都有“失靈”和“失效”的時候，這樣，最好的選擇就是政府與市場共存，“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兩手並用。在既有自由市場又有政府控制即所謂的“有限市場經濟”或“有限政府控制”的狀況下，政府與市場能夠實現功能“互補”：在政府“失靈”的地方由市場來補充；而市場力所不能及之處則由政府來“表現”。在“看不見的手”玩不轉的時候，馬上伸出“看得見的手”來替換；在“看得見的手”作用過度或施展不開之時，則及時縮回“看得見的手”，讓“看不見的手”去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

政府與市場的這種互補作用的優勢在這次世界各國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應對和處理中充分地顯現了出來，已得到越來越多的人們的認同。中國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表現較其他國家好，其重要原因就在於在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這種互補作用發揮得好，而政府與市場的這種互補作用發揮得好，則歸功於中國的決策者在發展方面采用了“多樣性聚合”的方針：既通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政府壟斷和政府控制，盡可能地改變了完全計劃經濟狀態下那種對經濟統得過死，極大地遏止了國家經濟發展活力的狀態，又在建立市場經濟的同時沒有簡單的否定政府的作用，完全取消政府的調控與監管，從而能夠盡量地避免整個經濟陷於失控與混亂。這當然很不容易做到，但這只是技術問題。如果政府中吸納了足夠的專業人員，並且這些專業人員在制定具體政策方面能夠真正起到決定作用，同時在制定具體政策時能夠真正排除意識形態的干擾而只從功能主義的立場出發，做到這一點並不難。

需要指出的是，從中國30年來的發展看，計劃經濟不能簡單否定。人和一般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能夠理性的支配自己的行為並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改造自然，而動物則完全依賴自然，受制於自然，任自然力量擺布。計劃經濟和民主政治是人類創造的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最能體現人類理性的行為模式。市場經濟崇尚“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認為人的無意識的行為產生的客觀效果比有意識的主觀追求行為得到的效果更好，盡管這得到了大量的經驗事實的證明，但從根本上講，市場經濟是非理性的，是不可知論，在市場狀態下，人完全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一種客觀的運動，完全受自然力量的支配，這不符合人的本性，也很危險。此外，與民主相對立的專制和極權不允許絕大多數人說話，甚至不允許絕大多數人思考，等於是把大量的人類智慧和理性棄之不用，造成人類智慧和理性的極大浪費，這也不符合理性原則，也很危險。所以，如果崇尚理性就應該崇尚計劃經濟與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