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蓬勃，從來不是一時所為，不是公眾制造出來的。不要以為我們是文化制造大國，不能以為我們正在實現“大國文化崛起”，其實我們如今還是很沒文化。回顧2006年文化的度過，瞻望2007年文化的行進，我們期待文化的挺拔勃興。 

一、狹義的“惡搞”是一種“反文化”、“負文化” 

2006年倏忽間就過去了，朋友在一本新書序言里的一句話給我印象深刻：“似乎就是幾個人惡搞了一把，一年就過去了。”以網絡為主要載體的“惡搞”，漸入高潮。

胡戈在2006年初惡搞了一把《無極》，沒承想竟然就開啟了“惡搞年”。從電影《無極》那“一個饅頭的故事”，到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那“一堆饅頭的故事”，所映照的“惡搞年”倒很完整。從大片到名人到文化經典，都成了惡搞對象。有些名人則在博客里相互惡搞。相信下一版《現代漢語詞典》一定會收入“惡搞”這一新詞。

其實我們不能將一切“搞笑”都看成是“惡搞”。有的所謂“惡搞”，其實是“善搞”，是諷刺幽默、批評批判，可惜搞得不錯的“善搞”太過稀少。“惡搞”的無邊際發展，就弄成了“搞惡”。對民族文化經典的惡搞，將《紅樓夢》搞成了“林妹妹穿三點式、寶姐姐陷入婚外戀”的“現代版”；對紅色經典的惡搞，《閃閃的紅星》中的潘冬子成了做明星夢、希望“走穴”掙大錢的富家子弟。

網絡不是流水線，但網絡確是集裝箱，體積巨大，容量無比，惡搞成了“網絡文化制造”，甚至從制造變成了競賽，長勢如雨後蘑菇。更誇張的是，網絡惡搞的“文化制造”很快就“下載”到了現實生活中，商業惡搞開始大行其道。雷鋒上了安全套包裝盒、屈原成了豬飼料“品牌代言人”、“姚明”牌衛生巾也出籠了……“文化制造”變成了“商業制造”。文化為商業服務本來也不壞，問題是沒心沒肺的“文化商業化”，是對民族人文精神的蠶食和摧毀。

在一種扭曲的環境中，文化必然以扭曲的形態出現。“惡搞”就是這樣的一種社會心理、文化心態的表現。“惡搞”與“善搞”之間如果沒有相對清晰的邊界，那是可怕的。“善搞”與“惡搞”的區別是：“善搞”是草根們話語權利的體現，它同樣可以帶有“娛樂至死”的黑色幽默，但與“惡搞”不同，“惡搞”不僅是侵害真善美，而且是對他人合法權利的赤裸裸的損害。

在我看來，狹義的“惡搞”就是一種“反文化”或者“負文化”。冀望將“善搞”從如今籠里籠統的“惡搞”概念里獨立出來，分水嶺就是是否侵害他人的權利。在文化共同體中，人人都是平等的，誰也沒有侵害他人權利的權利。或許，我們不必誇大“惡搞”對人文精神方面的損害程度，如若在現實層面損害了他人的利益，則需要讓法律來調整、由法庭來辨是非。重要的是，我們並不需要法庭之外的“文化裁判所”。

龍應臺曾說：“文化的核心就是對別人的態度。”美國《時代》周刊2006的年度人物是互聯網上的“你”——網民。冀望聰明的網民在2007年多一點“善搞”而少一點“惡搞”，去解構、去批判、去諷刺假醜惡，而不是拿真善美尋開心。這，就是一種文化責任。 

二、比“文藝復興”更重要的是“文化復興” 

這是一個沒能出現文化大師的時代。如今在我們的“文化制造”領域，已經不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而大抵是“山中無猴子，蛤蟆稱大王”了。

學者許紀霖比較了張藝謀、陳凱歌和李安三位華人導演，分析說，他們三人都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橫掃歐洲影壇，而目前只有李安笑傲江湖；“高手之間的較量，比的是背後的文化底蘊”；關公不能翻跟斗，因為他是儒雅的，關公之像，“沒有瞪著眼睛拿刀亂砍的，他一定是在讀《春秋》”。相比於李安，張藝謀、陳凱歌確實太沒文化，若讓他倆來導演“關公”，那保不準又要搞出一個或一堆饅頭的。

如果說沒有“文化大師”還不可怕，那麽沒有“文化”是很可怕的。歌德曾說：“在文化水準最低的地方，你隨處可見強烈殘暴的仇恨行為。”盡管這是歌德兩個世紀前所說的，今天依然基本如此，你看看新聞里多少滅門案件、動不動連殺十來人的兇案，就知一二。而不少影視劇組在拍攝過程中，恣意踐踏自然、毀壞文物，則更是典型的弄文化的人“沒文化”。

文化是文明的寄托，“沒文化”何談“有文明”。文化的面積與沙漠的面積成反比，文化的深度與大海的深度成正比。美國學者威爾 \"杜蘭曾把文明比作殺戮之河的兩岸，在兩岸“人們建築房屋、溫暖做愛、撫養孩童、寫詩歌詠、雕刻銅像——文明的故事即發生在河兩岸的事跡”。

歲末年初，學者劉軍寧《中國，你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寫在即將到來的新人文運動前夜》一文，引發了一輪中國如何能夠“文藝復興”的熱烈討論。“新人文運動”是否“即將到來”？這個似乎也沒必要深究，就像季羨林老先生提出“21世紀東方文化將再領風騷”的觀點，有人反對，他則高掛免戰牌，其態度就是“不爭論”。

相比“文藝復興”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場“文化復興”，當然，也可以把“文藝復興”理解為文化復興與觀念創新。“文化復興”的本質在“康復”與“創新”兩個關節點上。今天，面對我們“缺大師”、“沒文化”的現實，面對既有“外傷”、又有“內傷”的文化，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文化康復”，在康復的基礎上，才談得上發展與興盛。“康復”就是修復好“內外傷”，它不能是“鋸箭行動”——只將露在外頭的箭干鋸下就完事；康復之後才能求得“重生”或“新生”、求得“創新”與“振興”。

在全球化時代，一個民族的文化復興，必然要求走出創新之路，創新之路也就是從“文化制造”到“文化創造”的必由之路。然而，“創舊容易創新難”。如果說胡戈那第一回以“善搞”為本質的“惡搞”算是一個“創新”的話，隨後跟風的一切“惡搞”，都是“創舊”。張藝謀“商片”《滿城盡帶黃金甲》被稱為“《雷雨》加大型團體操”，那故事是從話劇《雷雨》里偷來的，這也是“創舊”而非創新。

如果只有“文化制造”而沒有文化創造、文化創新，就沒有文化復興。“文化復興”是廣義的，它要求跨國家、跨時代、跨文化，作為人文精神，文化如果不能跨文化就不成其文化。文化復興更不是復古，也不是“‘中華文化’的復興”，它必須具有世界眼光。 

三、以“保護主義”善待文化遺產、用“拿來主義”對待傳統文化

 2006年可看成是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元年”，因為這一年里設立了“文化遺產日”，從今以後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就是保護文化遺產的節日。

文化遺產的保護，從來比開發重要。所以當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建議把某皇帝陵墓“開發”出來的時候，被公眾當作外行嘲笑了一把。在2006年，我國的安陽殷墟遺址申遺成功，至此中國距離第一次成功申遺已有20周年。“申遺”的目的更不是開發而是保護。我們必須以“保護主義”來善待我們的文化遺產，站在2007年的門檻上看未來文化遺產的保護，一定是“知易行難”。許多人“開發遺產”，就是一種“文化制造”，終極目的是旅遊商業、產出鈔票，這永遠值得我們警惕。

而“知難行亦難”的是，我們如何對待傳統文化。2006年“國學”成了一個熱議的焦點，褒貶不一、眾說紛紜——當然，沒有人認為文藝復興是文化復古。貶者雲：“中國傳統文化”是什麽呢？它是反人文、反正義、反理性、反科學、反道德、反規則、反開放和反革新的。而褒者認為傳統文化是國寶。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渺就說，面對民族歷史文化，我們萬萬不能丟了“溫情與敬意”。